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人口渐繁，衣食住三者，常虞不给，所以自古国内外就有控制人口的思想主张。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马尔萨斯等；在国内，其代表人物有韩非子、洪亮吉、汪士铎等。然而令人瞩目的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一股“生育节制”思潮。这股思潮的出现是由1922年美国桑格夫人来华后引发的。
一
美国节育运动发起者，生育节制的实际运动家和理论家桑格夫人（1883—1966）1922年3月赴伦敦参加第五次国际生育节制大会， 途经中国，于4月到北京，受到了各方人士的热烈欢迎。 当时一些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介绍了这位为热烈倡导生育节制而“曾经入了狱”的先驱者。桑格夫人由于全身心致力于生育节制的宣传与实践活动，“终于影响了国内外”〔1〕，也受到中国进步人士的青睐， 并“欢迎这位产儿节制实际运动的健将桑格夫人到我们中国来”〔2〕。 桑格夫人来华后在《妇女评论》上发表了她的长文《生育节制底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面阐述了生育节制的理论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桑格夫人还在北京大学作了《生育节制底什么与怎样》的讲演，与北大青年学生共同探讨“生育节制是什么？怎样实行？”的问题。讲演开始就指出了“生育节制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新社会哲学中一个中心问题，是精神和文化的要求的表征。”“如果世界各国里都没有‘生育节制’的政策，便都不能算是文明国”〔3〕。在讲演中， 桑格夫人详细传授了近代西方的节育理论和方法。在这次演讲会上，“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有爬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儿都要给挤坏了”〔4〕，可见当时知识青年对节育问题的热烈关注。桑格夫人在北京停留几天后又转赴上海。在上海，许多团体和组织纷纷请她作“生育节制”的讲演。4月30 日她在上海职工教育馆作了《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的讲演，讲演稿在《妇女评论》第三十九期第二张上公开发表。在上海期间，桑格夫人还主动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贫穷愚弱正是中国实行“生育节制”的根据和社会条件。她还与各方人士会晤磋商在中国实施“生育节制”的具体办法，主张在中国召集进步人士，组织“生育节制”的团体并创办刊物，宣传节育，通过设立节育指导所，授予有志节育者以必要的知识和方法。
由于桑格夫人来华进行了广泛的讲演和宣传，由于国人对“生育节制”问题的特别关注，一时间，国内的知识界、舆论界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言论参与了这场“生育节制”的大讨论，形成了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巅峰期。很多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有关文章，象《妇女评论》、《学灯》、《妇女杂志》、《医事月刊》、《家庭研究》月刊等都辟有节育问题专号，形成了当时舆论宣传的一个热点。象这样大规模有意识、有目的地并从近代科学的意义上全面阐述节育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译文和国人自撰的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诸如生育节制的理论，西方节育运动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实行节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节育与政治、经济、道德、生理的关系等。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为什么要节育”和“怎样节育”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宣传和讨论最多的两个问题。
为什么要节育，显然是生育太繁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当时有人撰文勾画了一幅市井图：“试观于衢市，肩摩趾错而过者，若男子、若妇人、若小儿，流汗喘息、奔走以竞生活；然而病容满面，疮痂被体，一望而知其为不健全者，盖十人而七也。乞人之多，不可以数计，此辈是否真为乞丐抑或伪饰欺人以丐为常业，不可得而知。然观于褴褛之母亲，拥病儿而横卧于路旁，已足动人惊恐不快之感。此种现象，决非民族之利。盖令习见为常，则人类最细密之情感，皆将化为强硬而无情也。苟观察中国之情形，自北京而汉口而上海，再一设想中国所享受二千年来之文明，则未有不深思默考以究其原因者，夫中国果何为而内乱外患至于此极如今日乎？就吾人以原因论解释历史者观之，则中国文明之耗蚀，与西洋同其源，一言以蔽之，即不健全不配生存之分子急剧蕃殖太过其量之故也。”〔5 〕笔者虽然不同意把内乱外患的原因完全归于蕃殖太过，但人口过多的确造成了诸多社会弊害。当时论者把它具体归纳为如下方面。⒈母亲的“康健和生命因妊娠过密蒙著可惊的损害”〔6〕，使她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受绝大的影响”〔7〕， 以至“身虚体弱”〔8〕，甚或“因生殖抱病而死”〔9〕。⒉所生子女，不克强壮，“因禀赋不全而羸瘠”〔10〕，“因营养不够而夭殇”〔11〕，甚有畸型者“贻害子孙，为害不浅”〔12〕。⒊因家长无暇教育，子女成长以后，“因教养不周而愚蠢”〔13〕，“既无知识以抉择迎受善良习惯，而恶的习惯就变成固定的后得性”〔14〕。正象“五四”时期鲁迅所讥讽的那样：“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15〕⒋子女过多，家累即重，使生活水准下降，害得家长“疲于奔走衣食”〔16〕。因生产的有限，导致“人浮于食的恐慌”〔17〕，进而，“风俗弊”、“盗贼众”，偷抢盗掠，肆意行虐，而民风大败。官宦也因要养家糊口，而营私舞弊，百务不举。⒌“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人不在病夫之列”〔18〕，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使“国力衰弱，武风不振”〔19〕，“不免令人有种族淘汰的杞忧”〔20〕。⒍在家庭内，除了经常起“堕胎底罪恶”〔21〕，而且“青年男女有因子女的牵累，终身丧失愉快的幸福”〔22〕。精神的颓丧，“两性间底情绪，也日就衰颓，毕竟波及于恋爱方面”〔23〕。生育的不加节制，小则损害个人的身心健康，大则危及种族的存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时一些先进分子能如此深刻的认识问题，是发现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它理应为立志改造中国的英杰们所重视。
节育如此重要，它与堕胎和溺婴不同，它应当更符合于科学的技术和方法，那么应当如何节育，这是生育节制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本来生育是性的归宿，要限制生育，最为自然的方法当属限制欲念，但这是违背人性的行为，究竟不是一般人所能遵行的，所以这种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终为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工避孕法所替代。来华宣传生育节制的桑格夫人和国内主张节育的先进分子遵照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认为“要以科学的方法来使之不孕”〔24〕，其具体方法包括：⒈了解女性生理，运用安全期法；⒉X光绝育法，用X光照射，使之虽存欲念能力却失生育能力；⒊用于男女双方的切割精囊或卵巢的外科手术法；⒋男女双方的机械节育法。上述四点是当时宣传生育节制的主要方法。此外，当时人们认为通过美感的陶冶，对生育节制大有益处，“即明白结婚不是专为生育，此外还有恋爱即男女间人格的陶冶的高尚价值”〔25〕，使男女双方更倾心于精神的爱恋，而不专限于色欲。值得提及的是，有人从优生善种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有些人要绝育的，“身体上的疾病如梅毒、结核、酒精中毒，精神上的疾病如疯癫、色情狂，都可害及子孙，更由子孙害及社会，人种改良学中，对于有这种疾病的男女，有主张用国家的权力，禁止其生殖的。男女双方或一方，如果患这样的疾病，应该自认没有做父母的资格”〔26〕。本来传种、生殖、延续后代是人类固有的本能，但人类也同时具有优生和要求支配自己繁殖力自由的愿望。这愿望便是人类和动物的差异之处。在野蛮蒙昧时代，人类用堕胎、溺婴、弃儿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人类便用科学的节育法和理性的情感去代替以往的窳劣手段。这替代的发明，便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它同时也是区分社会的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
二
生育节制学说传到中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震撼了社会上各界人士，一方面受到有识人士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恐慌。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出现了怀疑的论调和诬蔑的言辞，社会上的反对观点随处可以听到。两者的冲突在当时直接引发了一场伦理思想文化上的大论战。
已被公认的无可怀疑的学说，到了某些素来崇尚伪道德的中国人那里，总要引起莫大的惊骇。“生育节制”学说也遭同样命运，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反对“生育节制”的论点包括：⒈民族之自灭。认为生育节制，“人口必将减少，种族及国家将因此衰弱以至灭亡”〔27〕。或曰，“避妊盛行，将招民族自灭之灾祸”〔28〕，以至有人产生“生育节制说盛行将使人有灭绝之忧”〔29〕。⒉道德之沦丧。认为男女间性的交际的目的是生育，除以生育为目的以外的任何交往，“便是纵欲无度，便是禽兽之行”〔30〕，认为不能公开谈论生育问题。旧道德一直视生育一事为不纯不净的，一向对此抱着缄默的态度，“他们专爱讲那对于生育成果即对儿女的威严与权利，而对于生育本身，却都装满了一肚子不纯的思想，以生育为一桩大羞耻的事，只许大家在秘密里进行”〔31〕。虽然不乏有人在私下谈此为乐，“但在严肃的公开讨论间，却必比严肃的更为严肃”〔32〕；他们还认为“生育节制说输入将使道德有沦丧之惧”〔33〕，“于贞操定有危险”〔34〕，“不仅及于已婚之妇女，凡处女寡妇等，皆可任意妄为，无所忌惮，大足以坏风化”〔35〕。有人说：“娠妊是性的行为结果，有这结果，男女性的生活，才不至于放纵。如果提倡避免这自然的结果，人们就将陷为刹那的快乐底奴隶，在正当的配偶间，足以酿成人性的堕落，在非正当的配偶间，在非正当的配偶间，且足以酿成不伦的行为。”〔36〕或曰：“试放眼观看四周环境，伊们现今须得冒险‘打胎’，尚且要结不正的男女关系，如更有了节制生育之科学的方法，得在无痕迹无危难中过去，那将更无忌避，风化凌夷而人道的光明也几乎熄灭了”〔37〕。⒊违背自然法。认为天生地就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祖先的传统一定要遵从，生育孩子是上天注定的，生孩子的数量也是无法预测的，所以“男女交合之结果而受胎，乃循乎自然之法则，以人为限制之，则生理上将受神经过敏等之疾病”〔38〕，也是“背叛‘自然’的罪人”〔39〕。此外，反对节育者还认为：“国际间免不了有战争，要战争便须人民多，如节制生育，那便是减少人民的罪行、危害国家的阴谋，国家断难容恕。”〔40〕
反对节育者的上述观点遭到主张节育者的反驳，其论点包括：⒈节育无碍于道德。他们认为：“防止男女间性的道德的放纵，决不是法律名誉等消极的外来制裁所能奏效；必须积极的从根本上入手，如实施青年男女的性教育，提倡恋爱的神圣，尊重女子的人格，都是维持贞操上最切要的事情。否则如果一方面存了玩弄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又造成了片面贞操论，使妇女为了怕失贞以后所生的结果而不敢失贞，这是完全无效的。”〔41〕况且即使是没有生育节制，也未必完全不出现道德沦丧之事，所以节制生育与道德问题，“可说一点没有关系”〔42〕。⒉生育不任天行。与节制生育为背逆自然的观念相反，主张节育者认为，“文明人类，件件不任天行，既莳花种木，饲畜喂禽，也知用科学的方法，倘于人类自己，却任天行，毫不知节制，这不算是一件不知自爱的极羞辱的事么”〔43〕。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不要事事顺其自然，任天而行。⒊恋爱重于生育。认为“单为生育而缔结两性关系，那是下等动物缔结雌雄关系的目的；若在人类，此外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素。这便是和生育一样重要的恋爱。据我们看来，这恋爱很是重要，人类——这进化的动物——的两性关系和下等动物两性关系底重要的区别，全在这一点上。下等动物原也不无类乎恋爱一类的东西，但决不甚明显。只有在人类，却有时几乎只知恋爱不顾其余的一切。象这样发达的精神，他们也竟忽略不知，只知下等动物所具的雌雄本能么？如照他们底话，单许以生育而有男女关系，那么，下等动物是如此的，下等动物便该是最道德的了。如依他们底话，年老不会生育的，应律令佢们解散夫妇的关系了。如依他们底话，无生男育女希望的夫妇，也该劝告佢们解散夫妇底关系了。这不是几句极滑稽的话么？然而依他们底话，却必要到了这样滑稽的地步”〔44〕。⒋节育未必导致国衰种亡。主张节育者认为，生育节制不至于引起国家衰败和人种灭亡的恐慌，种族的强盛，并不在于人的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素质的优良。“如果说人口数繁多，种族便会强盛，那么，我国人口之多，号称冠于全世界，早该做了全球的盟主了，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有国之名而无国之实，国民到处都要受人欺侮呢？为什么称雄于今日世界如英法诸强国，倒反是人口很少的民族呢？”〔45〕事实证明，种族的量多质弱，并非免于被淘汰的可能。而实行生育节制，“更能讲求卫生，改良医药，那么，民族的质地，一定可以改良得许多，而人口的数量，也未必会因此减少”〔46〕。主张节育者在阐明上述观点的同时，又进一步论述了生育节制将带来的重大社会意义：其一，根绝乞丐娼妓、溺女鬻儿、堕胎杀婴等社会病状之现象，以求“社会底安宁”〔47〕；其二，“消除饥馑、灾荒、战争、疾病、疠疫的祸殃”〔48〕，以“限止人类痛苦”〔49〕；其三，“教育可期彻底之普及”〔50〕，提高种族的文化程度，“一般社会之程度，自然增进”〔51〕；其四，“限制生育，则对于产出之儿童，可以充分抚养，幼孩之死亡减少，可得健全之壮丁”〔52〕，“少生少死，少生多教”，实为子孙后辈之幸福；其五，以求“母性自决”〔53〕和“图谋妇女的解放”〔54〕。
三
在生育节制问题上，主张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激烈的文化思想斗争，通过双方的思想交锋， 生育节制观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自桑格夫人1922年到中国，“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避孕工具开始引进〔55〕。生育节制的舆论宣传开始发展成为深入的理论探索，自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法》一书译成中文出版后，从1922年至1929年又先后出版了《生育节制论》、《节制生育问题》、《节育主义》、《限制生育的理论与实践》、《节育实施》、《产儿制限ABC》等书目。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人提出组织“生育节制会”和“节育研究会”，使生育节制尽早地实施并进一步加深学理研究。人们对组织团体的理由、宗旨及组织办法，人员数目、地点、事务、任务等都曾作了具体的构思和设想”〔56〕。1922年5 月在苏州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节育的学术团体“中华节育研究社”，该社通过刊行《现代妇女》，发表文章，来宣传生育节制知识；并回答要求节育者提出的问题，以及给予方法上的指导，帮助代购药品和用具等；同时还从事节育理论的研究、编著和翻译有关节育问题的文章。1930年5月上海成立的“节育研究社”，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育研究团体。1930年以后，节育运动由理论宣传逐渐走向实践，其标志是原北平妇婴保健会的成立。会员包括有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社会服务人员和社会学家等，如杨崇瑞、雷洁琼、晏阳初、周励秋、许士廉、张鸿钧、陈达、袁贻瑾、于汝麟等。该会还设立了节育指导所，进行节育研究和宣传，传授节育方法，为愿节育者进行体格检查，视体格与健康情形面授节育方法〔57〕。妇婴保健会自1930年至1934年，共施行节育547例〔58〕。节育者大多属于知识分子阶层。 节育者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达50%以上，受过中等教育的占20%左右，未受教育者仅占3%。与此相联，节育者的职业也以教育、 学术界人员为多，其次为行政公务人员，一般民众的比例极小〔59〕。出现这样一种状况，除了节育药品昂贵，非下层平民所能承受这一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个根本性原因，即中国教育的落后，大多数人没有文化，缺乏文化素养的中国人继续生活在闭塞与愚昧之中，他们缺乏悟性，难以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而束缚人们较重的文化观念主要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累世同堂”、“多子多福”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民众的生育心理有深刻影响，如儒家的“忠”、“孝”思想就包含着蕃衍子孙的内容，并把“无后”视为最大的“不孝”，把多育视为善行，视为道德。又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国家机器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维护和宣扬，就更增进了民众多育心理的强度。这种多育观念又与中国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小生产要求“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结构中，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发展步伐极为缓慢，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力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生产能力的大小，所以要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只有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根子即在于此。久而久之，形成民众的习惯和风尚，加之舆论对多育行为的赞许，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生育上的高频率，人口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种状况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又得以持续，使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中生活，以满足“尊天”、“尊祖”、“光宗耀祖”、“香火旺盛”的心理。所以国人都在“努力地制造后代，不管品质底好不好，只要数目多，就以为对得住祖宗”〔60〕。这种心理状态正是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生育节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如当时人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骤然听见这生育节制的名词，似乎惊奇得了不得，然而这是受‘多子多孙’的毒太深的缘故，一毫也不足怪”〔61〕。
“生育节制”思想作为改造近代社会生育陋俗文化的一种手段，对消除社会某些丑恶习俗，对优生善种意义重大，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在近代中国，把生育节制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要手段，视为“中国命运之决定”〔62〕的关键，让它承担社会改造运动“主帅”、“先锋”的重任，显然失之偏颇。近代社会的症结“不在生产不足，而在分配不均”〔63〕，近代中国“不是受人多的害，却是受政治的害”〔64〕，中国的病根“固然是在政治上”，“也有在财产制度上的”〔65〕，所以要“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还得从铲除资本主义着想，要产除资本主义，还得从劳动革命入手”〔66〕。这才是救国的根本出路，但是这又绝不意味着“生育节制”不能充当改造社会的一种辅助手段，“泰山不弃土壤，社会改造运动中未尝不可有这一枝来助成大功”〔67〕。正如上海“节育研究会”成立时自称的那样，“救国之道很多，没有单独的一个方法可以完全办得到，生育节制是救国方法之一”〔68〕。这是一种远见卓识。中国社会的综合改造，的确少不了“生育节制”这“助成大功”的重要一环。
注释：
〔1〕《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39页。
〔2〕《介绍桑格夫人》，《觉悟》1922年4月21日。
〔3〕《生育节制底什么与怎样》，《妇女评论》第43期。
〔4〕《中国经济年鉴》1935年版，续编。
〔5〕〔14〕〔22〕《生育节制运动与中国》，《妇女评论》第39期第1张。
〔6〕〔21〕《美国生育节制会底原理和目的》，《妇女评论》第39期第2张。
〔7〕〔17〕〔20〕〔23〕《生育节制和恋爱》，《妇女评论》第40期。
〔8〕〔10〕〔13〕〔16〕《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 《妇女评论》第39期第2张。
〔9〕〔11〕《生育节制和母体》，《妇女评论》第41期。
〔12〕《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5〕《随感录二十五》，《新青年》第5卷，第3期。
〔18〕《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12—113页。
〔19〕《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
〔24〕《生育节制底什么与怎样》，《妇女评论》第43期。
〔25〕《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妇女评论》第39期第2张。
〔26〕《生殖的节制》，《妇女评论》第38期。
〔27〕〔34〕《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
〔28〕〔35〕《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
〔29〕〔33〕《生育节制释疑》，《妇女评论》第39期第1张。
〔30〕〔31〕〔32〕《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48页。
〔36〕《生殖的节制》，《妇女评论》第38期。
〔37〕《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48页。
〔38〕《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
〔39〕〔40〕《生育节制问题》，《妇女评论》第39期第1张。
〔41〕〔42〕《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
〔43〕《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妇女评论》第39期第2张。
〔44〕《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49页。
〔45〕〔46〕《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
〔47〕《生殖的节制》，《妇女评论》第38期。
〔48〕《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
〔49〕《生育节制》，《妇女评论》第42期。
〔50〕《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
〔51〕《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
〔52〕《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
〔53〕《生育节制》，《妇女评论》第45期。
〔54〕《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
〔55〕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56〕《一个临时的动议》，《妇女评论》第41期。
〔57〕〔58〕《中国经济年鉴》1935年版，续编。
〔59〕《生育节制》，《妇女评论》第42期。
〔60〕《生育的节制》，《妇女评论》第38期。
〔61〕《生育节制和恋爱》，《妇女评论》第40期。
〔62〕《生育节制运动与中国》，《妇女评论》第39期第1张。
〔63〕〔66〕〔67〕《“生育节制”底正价》，《妇女评论》第40期。
〔64〕〔65〕《廖促恺集》第24—27页。
〔68〕《中国经济年鉴》，1935年版，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