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①
王政达
【内容提要】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关键词】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性；经济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对话与合作机制
战略稳定理论是冷战期间主要起源于美苏核关系、建立在双方核力量相互脆弱性基础上的经典军控理论。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后，美苏/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一直都建立在双方核力量均势之上，战略稳定性一直是维持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主要模式。受两国力量对比、中美关系发展阶段和美苏/俄战略稳定性理论的影响，直到 21世纪初期，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主要建立在双方非对称核威慑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双方政治、军事、文化合作与交流关系密切，为中美双方的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增加了新的内涵。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从单一战略稳定关系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演化，中美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这是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模式。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21世纪初开始，学界特别是中国学界对在新的国际环境条件下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这一议题的探讨逐渐增多。除了从技术角度研究军控问题的学者继续从经典军控理论出发对中美战略稳定性进行探讨外，学界已经开始对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进行研究。鉴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持中美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新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建构依据、基本框架和实现途径进行深入探讨，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既有研究文献回顾
虽然研究战略稳定关系的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单一战略稳定关系和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但他们实际上分别是从单一与复合两个角度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进行研究的。这类研究以中国学者为主。
（一）基于单一战略稳定视角的研究
单一战略稳定关系研究从经典战略稳定性理论出发，对在新的国际格局条件下，战略稳定性的分析框架、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武器化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实现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彬、聂弘毅从国家行为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对中美战略稳定性进行考察，提出了在新的国际格局条件下中美战略稳定性新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以一般攻防理论为基础，包括战略失衡转化为核威压的可能性、战略武器发展的正相关性、核禁忌的稳定程度和核战略互信与沟通等四个方面。① 李彬、聂弘毅：《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吴日强和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把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纳入到中美战略稳定性考察之中，认为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的战略力量实施拦截，以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对中国战略威慑能力构成长期挑战。为了维护战略稳定，防止军备竞赛，中美对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采取克制态度十分重要。若中美以战略稳定为基础进行对话，双方均可从中获益。② 吴日强、[美]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构建中美核武器领域战略稳定》，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第49-50页。
俞倩倩、吴挺对太空武器化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俞倩倩认为，采用不同的方式发展、部署和使用不同类型的反卫星武器，战略稳定性受到的影响不完全相同。如果对反卫星武器和国家行为进行限制，并通过国际机制有效规范反卫星武器和国家行为，即可减少反卫星武器对战略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冷战期间，美苏的反卫星技术损害了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稳定性，但并没有危及双方的战略稳定性。为了重新恢复冷战后遭到破坏的战略平衡，发展反卫星武器可使中国获得新的有效威慑手段，扭转中美战略稳定性失衡的局面，增加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③ 俞倩倩：《从战略稳定性看反卫星武器的发展》，复旦大学 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2、28、33页。 吴挺认为，一旦美国在取得科技突破的情况下部署太空武器，将对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带来挑战，中美之间不对称性战略稳定性将遭到破坏。建立长期和可持续的战略稳定性，必须同时采用权力与合作相结合的方法，这就要求中美相互合作以达成太空和太空武器化的国际协议。同时，中国应发展最低限度的太空威慑能力，通过发展和展示太空力量实现中美战略稳定性。④ 吴挺：《从中美战略稳定性看太空武器的发展》，复旦大学 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47、50页。
徐纬地认为，战略武器只是战略稳定关系建构的关键要素之一，战略力量平衡不一定自动形成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关系是核与网络、空间力量等多种战略力量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⑤ 徐纬地：《战略稳定及其与核、网络和外空的关系》，载《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8年第9期，第21页。 这种认识虽然突破了把核力量作为战略稳定关系唯一构成要素的狭义框架，但仍没有突破把军事安全因素作为战略稳定关系唯一构成要素的局限性。李德顺把相互依赖因素融入战略稳定性分析，发展了战略稳定性理论，这一分析方法已经涉及对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考察。他认为，中美在
经济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可以降低大规模核战争或地区性核冲突的风险。在小数量核武器情况下，经济相互依赖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稳定性分析的主要变量。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双方战略稳定性也会相应增强。① 李德顺：《战略稳定性中的相互依赖因素》，清华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2-136页。 胡豫闵等认为，当今中美核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核关系在面临的战略环境、建立核信任措施的战略需求和双方核态势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中美应从两国关系的客观现实出发采取建立战略互信的措施。② 胡豫闵、马英杰：《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与美俄核信任问题研究》，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65-73页。
有学者对经典战略稳定性概念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提出了异议。罗拉·萨尔曼（Lora Saalman）认为，两极格局结束后，不应把经典战略稳定性这一概念运用于中美关系，因为这一概念原本适用于两极对称结构中的美苏关系，但中美核关系并不具有对称性，因此经典战略稳定性概念不能用来分析中美关系。③ Lora Saalman, “China ＆ The U.S. Nuclear Posture Review,” The Carnegie Papers, February 2011, p. 33. 此外，战略稳定性这一概念存在诸多问题，不能作为分析中美核关系的适当框架。④ “Nuclear Weapons and U.S. - China Relations: A Way Forward,” A Report of the Poni Working Group on U.S.-China Nuclear Dynamics, March 2013, p.14.
虽然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从单一战略稳定性发展到复合战略稳定关系，但经典战略稳定性作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分析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仍然是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分析的基础；中国军控专业领域的学者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理解也并非完全集中在经典战略稳定性上，有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单一战略稳定性分析框架，融入了其他因素并且拓展了传统分析框架，因而具有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分析的特点。
（二）基于复合战略稳定视角的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深入考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研究者均把战略互信作为建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变量。
不过这场“抵制塑料吸管”的社会运动，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响应，甚至遭到了某些群体的反对和质疑。比如，有残疾人权益群体表示，塑料吸管，特别是可弯曲的那种，是某些残障人士不可或缺的生活辅助用品。
战略互信问题是影响中美战略稳定的关键问题，对于中美化解结构性矛盾、防止危机发生意义重大。⑤ 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0-38页。 夏立平认为，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其理论基础也不再适用。因此，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构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已是大势所趋。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应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新安全观为理论基础，其基本框架包括安全领域的协调合作机制和危机预防机制。① 夏立平：《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2期，第50-54页。 达巍强调，中美战略稳定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武器的均衡与稳定，其框架包括高层对话机制、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以及中美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捆绑。② 达巍：《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第7-8页。 鹿音在考察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演进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经典战略稳定性和军事安全互信对于中美战略稳定意义重大，经典战略稳定性和广义的中美战略稳定，都与双方军事与安全关系的互动水平密切关联。在建立新型战略稳定框架的过程中，中美既对经典战略稳定框架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③ 鹿音：《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演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2期，第37-38页。 中美新型战略稳定框架是一种“大战略稳定性”概念，以中国式思维方式为指导，以战略武器关系为基础，同时包括双方深度相互依存、现有的两国官方共识与沟通渠道以及与战略武器关系密切相关的国家间军事与安全关系。中美应探索实现双方战略稳定的新道路，建构基于长期合作而非对抗性的战略稳定框架。④ 鹿音：《对战略稳定性的思考》，载李彬、赵通主编：《理解中国核思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5-98页。 托马斯·芬加（Thomas Fenga）和樊吉社在考察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缘起与发展的基础上，把中美双方各自的核力量、共同的敌人或共同利益、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以及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维持中美战略稳定的构成要素。⑤ [美] 托马斯·芬加、樊吉社：《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问题》，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47页。
总之，就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研究而言，虽然学界在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基本框架的内容方面存在差别，但对于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复杂、深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在构建复合战略稳定框架以促进中美战略稳定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为构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与模式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进行界定；通过历史归纳，我们可以对战略稳定关系的建构模式进行总结。
（一）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传统的战略稳定关系单指战略稳定性。曾担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谈判代表的爱德华·华纳（Edward L.Warner）认为，最狭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国家间没有使用核武器的动机，也没有建设一支核力量的动机；稍为广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是指有核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的状态；最为广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是指国家之间处于和平、和谐关系的区域和国际安全环境之中。① James M.Acton, “Reclaim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lbridge A. Colby, Michael S. Gerson,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 C.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 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p. 117-118.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认为，战略稳定关系是指除在极端情形下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外，核国家不具有使用核武器的意愿。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把战略稳定关系界定为一种核国家间稳定的威慑关系，如果在危机中任何一方都不担心对手可能首先发动核打击从而具有或感到具有改变力量态势的动机，那么核国家间的相互威慑就处于稳定状态。② Elbridge A. Colby and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 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p. 55, 128.原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罗戈夫（Sergei Rogov）认为，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关系是狭义的，主要是指美苏战略核力量之间的关系。③ 2010 Strategic Deterrence Symposium, Omaha, Neb, August 12, 2010, http:/ /www. stratcom.mil/Media/Speeches/Article/986409/2010-strategic-deterrence-symposium-panel-5-21st-century-securityenvironment-a/.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复杂，狭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概念已不适应国家间关系的客观现实。借鉴经典战略稳定性概念，本文认为，战略稳定关系是表征国际格局中战略角色之间关系态势的概念，是指国际关系体系内存在重大战略利益分歧的战略角色之间客观上处于力量均衡状态，且主观上均认为难以打破力量均衡，如果强行打破则代价高昂，因而默认力量均衡状态的存在，或通过条约或协定确认力量均衡状态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达成战略妥协并通过建立维持力量均衡的机制，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保持非战争状态的关系态势。战略稳定性可单独支撑战略稳定关系的形成，也可以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支撑战略稳定关系的建构。如果战略稳定关系只有战略稳定性这一单一支撑要素，这时战略稳定关系和战略稳定性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重合的。如果战略稳定关系的支撑因素除战略稳定性外还有其他要素，这时的战略稳定关系和战略稳定性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不重合，战略稳定性只是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支撑要素。
战略稳定关系的主体是战略角色，即在国际格局中发挥主要或主导作用的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国家集团，战略角色与中小国家之间不存在战略稳定关系问题。在核时代条件下，战略稳定关系的主体是拥有核力量的大国或其主导的国家集团。战略稳定关系包括四个构成要件：第一，存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这是战略稳定关系的存在依托。第二，客观存在的力量均衡，这是战略稳定关系的客观要件。第三，主观认知因素，这是战略稳定关系的主观要件。如果战略角色之间客观上处于力量均衡状态，但如各方或其中一方并不认同这种关系态势并且试图打破这种关系态势以谋求战略优势，那么战略稳定关系就会遭到破坏。第
四，战略稳定机制，这是战略稳定关系的维持与运行机制。
战略稳定关系存在与否的衡量标准是战略力量间是否处于非战争状态。在战略稳定状态下，战略力量间即使存在竞争或摩擦，也不会进入战争状态。存在战略稳定关系的战略角色之间的战略竞争通过和平方式或通过代理人进行，彼此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但可能存在冲突甚至是严重的冲突，因为危机管控机制的存在，因而冲突不会升级为战争。一旦危机不能得到有效管控而升级为战争，战略稳定关系则不复存在。
战略稳定关系表现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随着战略角色之间力量对比变化，战略稳定关系就会向着实力较强的一方倾斜，但在实力差距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特别是在战略稳定机制对战略稳定关系的维持和运行进行调节的情况下，战略稳定关系依然存在。战略角色之间实力差距越小，战略稳定关系越强；反之，则较弱。在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状态下，由于维持战略稳定关系的力量是多维的，因此，即使战略角色之间实力差距较大，彼此间仍可维持战略稳定关系。事实上，由于实力差距的存在，战略角色之间的实力对比不可能绝对均衡，实力相对均衡才是战略稳定关系的常态。
（二）战略稳定关系的模式
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发现，对体育舞蹈协调性与灵敏素质的相关研究仅有11篇，且大多是以体育、舞蹈专业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以普通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实验研究较少。
无论是单一战略稳定关系还是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性都是其存在的主要支撑要素。在单一战略稳定关系状态下，战略稳定性是战略稳定关系的唯一支撑要素。在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状态下，除了战略稳定性这一支撑要素外，还存在其他支撑要素，但战略稳定性是最主要的支撑要素。从稳固程度来看，核力量大体均衡的单一战略稳定关系较为稳固，而单纯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单一战略稳定关系稳固性较差，因而有必要寻求其他支撑要素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发展。美苏/俄战略稳定关系主要建立在战略稳定性之上，虽然存在战略稳定机制，但主要是围绕着相互间核威慑而建立的核军控机制，并无除军事安全关系以外的其他支撑要素，属于单纯的威慑型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支撑要素除军事安全关系外，还增加了经济相互依存和交流与合作机制等支撑要素，属于威慑型与互利型并存的战略稳定关系，其运行机理是战略威慑、利益捆绑和机制协调共同发挥支撑作用，因而比单一战略稳定关系更具韧性。
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模式，比战略稳定性的内涵更为丰富，支撑要素更为多元。这一概念突破了把军事力量和技术发展作为战略稳定关系唯一构成要素的局限性，而把战略力量间的政治稳定共识和政治稳定机制包含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建构要素中，可有效解决工具理性主义单纯依靠技术和力量的路径实现战略稳定性却无法缓解政治困境的难题，走向真正的政治和战略稳定，是客观的国际战略稳定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是一种国家间关于大国关系稳定化的战略观。① 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第65页。 有鉴于此，建构在复合战略稳定框架基础上的战略角色之间关系的稳固性较强。如果战略角色之间能够建构起成熟的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则其关系的良性发展就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三 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依据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历史是从单一战略稳定关系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演化的历史，中美复合战略稳定框架使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获得了更广泛的力量支撑。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核力量不对称、美国提高核武器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一面上升以及中美存在经济相互依存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存在的地理范围来看，战略稳定关系分为区域性战略稳定关系和全球性战略稳定关系。区域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在某一确定的区域范围内存在的战略稳定关系，全球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战略稳定关系。从支撑要素来看，战略稳定关系存在单一型和复合型两种模式。所谓单一战略稳定关系即狭义战略稳定关系或消极战略稳定关系，是有核国家之间主要建立在经典战略稳定性这一单一军事安全基础上的战略稳定关系。所谓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即广义战略稳定关系或积极战略稳定关系，是从战略体系稳定和大战略的角度出发，以经典战略稳定性为基础，以经济相互依存、政治和军事安全互信以及战略稳定机制共同作为支撑要素的战略稳定关系。
（一）美国加剧与中国战略竞争的现实使然
大国战略竞争是常态，但在竞争过程中，必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进行良性竞争，而不能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目前，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中美战略竞争焦点集中在南海问题、朝核问题上，台湾问题也有可能重新成为中美斗争的焦点。其中，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朝核问题事关中国周边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中国不会容许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在南海问题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航行自由问题，南海局势之所以一再紧张，是与美国选边站队、幕后推动、袒护其他争议方激化分歧的言论和行动以及美军一再在南海进行舰机巡航、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分不开的。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不希望自己周边生战、生乱，不希望外来势力借机增加在中国周边的战略武器部署，从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军事现代化已取得重大进展，外来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成本不断增大。解决上述问题，美国需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与中国一道探索新的安全共识，在安全问题上制订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明确双方在政治、军事、领土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建立战略互信等方面必须遵守的规则，以维护两国战略关系总体稳定。
农业机械是一种技术含量高、结构相对复杂的专门化生产工具，一般进行作业的工作条件比较恶劣，操作人员的使用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素质差别较大。同时，作为一种生产工具，随着使用期限的延长，机械零部件也会因正常磨损而引起使用性能下降，影响到正常使用。所以，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中缺少不了维修保养这个环节。本文就农业机械维修保养中过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美国已把中国视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最具备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主导地位的实力与潜力。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chael Pompeo）宣称，中国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特朗普政府正在各条战线与中国进行对抗。⑤ 《蓬佩奥称中国是美最大安全挑战 中方：美主流民意不这么看》，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1102/2347610.shtml。 在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以及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的背景下，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精英已达成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中战略竞争与遏制的一面加强。⑥ 朱锋：《全球政治正在遭遇“特朗普困境”》，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8年8月2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012?adchannelID=&full=y。 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在政治、经贸、军事安全等领域展开，并进行制度规范与话语权的争夺，在涉及南海、台海、朝鲜、印太等军事安全和经贸和网络等战略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施压的力度。总体来看，在把中国设定为“假想敌”和战略竞争者的情况下，美国在议事日程、资源配置和战略重心方面均在朝着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方向调整。
我一直在想：猫的身子那么胖，为什么它抓老鼠的时候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呢？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它的脚下有一层厚厚的肉垫，即使从高处扑向地面的老鼠也能做到悄无声息，所以老鼠才会猝不及防，最终成为猫的口中食。
（二）中国的核战略使然
中国一直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自卫防御性核战略，目的在于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发展原则，对发展核力量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国防部网站，2011年1月6日，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8.htm。 核力量一直维持着满足自卫防御需要的较小数量规模。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建立在双方核力量非均势核威慑的基础上，中国不追求第一次打击能力，不谋求核战争对抗能力，② 孙向丽：《中国核战略研究》，载张沱生主编，李彬、樊吉社副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而是以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给对手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的方式慑止核攻击。与美苏/俄战略稳定性相比，由于中美核力量的巨大差距，中美战略稳定性具有随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变化而摆动的特点。
苏联的核武器数量在 20世纪 60年代末与美国形成大体上的均势后，美苏/俄就以核力量的均势状态维持着战略稳定性。这种战略稳定性一直处于稳固状态，并没有随着国际格局和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出现摇摆，即使在冷战后国际格局处于一超独霸状态时，国际核秩序中的美俄两极格局也一直维持至今。目前，美国国内对美俄在核武器领域的战略稳定性和相互脆弱性这一点没有分歧。在国力下降的情况下，俄罗斯以其与美国的核力量均势维持着大国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核力量比较弱小，与美国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因此，建立在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而非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就容易出现摆动。20世纪70年代初至 80年代末，由于中美政治关系的改善和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发展，中美形成相互威慑关系，为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中美战略稳定性框架主要由核力量与政治安全关系构成，而且政治安全关系是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主要因素。③ 鹿音：《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演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2期，第31页。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降低，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心理加剧，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进而导致双方军事安全互信程度降低，中美关系出现新变数。在中国核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核政策却出现了新变化。美国增强了针对中国的核力量部署，特别是远程常规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和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破坏了中美建立在核力量相互脆弱性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虽然奥巴马政府承认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并愿意维持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但由于中国海基核力量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美国拒绝把中国的海基核力量纳入中美核力量相互脆弱性总体框架。美国国内部分学者主张利用军事和核武器的数量优势抵消中国的核威慑,① L. Pfaltzgraff, Jr., “China-U. S. Strategic Stability,” presentation prepared for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The Nuclear Order - Build or Break , April 2009.这对中美战略稳定性带来挑战。
总之，中美非均势核威慑条件下的战略稳定性具有随着国际格局和国家关系变化而发生摇摆的可能，使得中国不能像苏联或俄罗斯那样单凭与美国的核均势就可以稳固地维持与美国的持续战略稳定关系。美国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威压，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其实，即使俄罗斯以其强大的核力量维持着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但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美国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的背景下，俄美战略稳定的天平也在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微妙倾斜。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建立在单一军事力量之上的战略稳定关系是不可靠的，战略稳定关系必须建立在多维力量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战略稳定结构必然是脆弱的，最终必然坍塌。乔治·凯南（George Kanna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为，单纯依靠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局面。② 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第85-87页。 所以，中国除了以非均势核威慑维持与美国的战略稳定关系外，还必须依靠其他要素支撑中美战略稳定关系。
（三）美国对中国的核态势使然
由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防建设的投入逐步增多。近年来中国常规军力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与美国的常规军力差距不断缩小。冷战后，核武器在美国总体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一度有所下降，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具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常规军力优势，这使得美国对其常规军力充满自信，相信依靠常规军力就可以击败对手。虽然中国的核力量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但中国常规军事力量的进步使得美国担心其常规军事优势逐步丧失，可能失去对自身常规军力的信心，中国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成为决定美国核武器在其亚太安全战略中地位高低的核心因素。③ Elbridge Colby, “Asia Goes Nuclear,” National Interest , January/February 2015; Paul Bracken,The Second Nuclear Age: Strategy, Danger, and the New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2012, pp. 189-213.如果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能够维持对中国的不对称优势，那么核武器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就会相对较低；如果随着中国常规军事力量的进步导致中美常规军力失衡甚至局部反转，那么美国就会把核武器置于其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甚至会主要依赖核武器保持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当中国在战场上用常规军事力量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和以核报复力量对美国造成的损失相当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核讹诈。① 刘冲：《核武器与常规军事冲突的关系》，载李彬、赵通主编：《理解中国核思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中国的核战略决定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主要依赖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认为核武器不能轻易用作战场作战工具，只是用来慑止他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二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历史经验对本国的常规军力有着高度自信，相信仅凭常规军力即可击败对手。② 刘冲：《核武器与常规军事冲突的关系》，载李彬、赵通主编：《理解中国核思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军事安全思想，中国十分重视常规军力的建设。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常规军力的投入必然会持续增加，中国常规军力的增强和中美常规军力差距逐步缩小是必然趋势。虽然美国并不认为中国近期即可形成对其常规军力的整体反超，但却担心中国在局部区域形成对美军的常规优势。③ 赵通：《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7页。 因此，美国战略界出现了更加重视核力量以抵消中国常规军事优势的主张，部分战略学者建议重新思考美国的核政策，停止大幅削减核武器，发展灵活可用的非战略核武器，实行更灵活的核力量部署和使用政策。④ 赵通：《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7页。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列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来的核政策来看，其加速核武器现代计划进程、进行新型核航弹空投试验、研发低当量核武器等举措，均表明了特朗普政府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强化核武器实战部署的政策倾向。美国国防部2018年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试图说明中国通过发展核与非核能力来挑战美国霸权，宣布美国要用量身定做的核战略应对中国的挑战，要用核武器威慑中国的核与非核进攻，⑤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018, pp. 31-32,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虽然美国宣称用核武器威慑小规模常规进攻不具有可信性，但也反映了美国对核武器的重视程度，表明它要继续以核武器作为维护霸权的工具。美国国防部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认为，随着冷战核对抗的减轻和美国常规军力与导弹防御能力的增强，美国减轻了对核武器的依赖，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 April 2010, pp. 5-6,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但特朗普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对美国常规军力自信的表述消失了，这反映了美国对其常规军力优势逐步丧失的担忧。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表示，奥巴马政府要维持与中国的战略稳定性，但在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维持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表述不见了。特朗普上台后，对核与反导领域的政策调整表明，未来美国对于战略稳定性的重视程度将会降低，给中美战略稳定性带来挑战。
（四）中美维持国际体系的共同责任使然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逐渐深化对美关系的过程，中美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存在广泛共识。在经济上，中美双方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一直是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强大支撑力量。但是，特朗普政府却在中美经贸关系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情况下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削弱了中美经贸关系在维护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期间，美苏除了为争夺霸权保持军事安全对抗与合作关系外，双方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人员往来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较少，相互依存关系无从谈起。因此，双方的战略稳定关系只能建立在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的战略稳定性之上，双方的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就只有军事安全关系这个单一构成要素。中美关系则与之不同。中美虽有战略竞争，但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环境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且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交流合作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深度相互依存关系，这就在客观上具备了建立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良好条件。
从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角度看，中国和美国一样，对现有国际体系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维护者。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创立者、主导者和维护者，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符合美国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从现有国际体系的游离者、反对者逐步成为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实现的，受益于这一国际体系。因此，中国虽然主张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以适应当今世界力量消长变化和全球治理任务繁重的现实，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总体来说，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而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构性保障。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载郑永年、杨丽君：《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内政、外交十大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与应对之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中美经济已经深度捆绑，任何一方针对另一方采取的经济对抗措施都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非理性的双输行为，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严重伤害双方均从中受益的国际经济体系，恶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国际经济环境。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来看，中美在经贸领域有可能形成合作与竞争、冲突长期并存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敢于对中国发动贸易争端，是因为美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处于历史新低，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指数走高，美国经济基本面较好。中美贸易争端的胜负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强劲，但它是周期性的，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长期趋势；一旦美国经济增长结束进入衰退期，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① 赵红岩、盛柳钢：《量化分析：美国2 000亿关税清单影响多大？》，载 [英]《金融时报》（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732?adchannelID=&full=y。 美国经济实力虽强于中国，但也存在软肋，主要表现在产业空心化造成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项目下的持续赤字和资本项目下的持续外债积累；贫富高度分化造成国民的低储蓄；美国深陷全球化陷阱导致其联邦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愈益明显；普选制和民粹主义导致的美国政府目标短期化。美国的这些软肋成为其出现贸易和财政赤字的深层原因，因此贸易争端无法实质性地解决其双赤字问题。② 潘英丽：《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软肋、诉求与对策》，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A4MTUwNA==&mid=2652352958&idx=4&sn=be9b0ae9c6d975083324d4 d60c2831f9&chksm=80f1cf31b78646279c4f6d259f2707c34cccb0ff99e38b413e2dd0f79d67b5a8c64f8 7abdc22&scene=0#rd。 虽然美国经济实力强于中国，但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持续缩小，而且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远小于中美核武器实力差距。中美核力量不在一个量级上，但经济实力却属于同一个量级，由此，中美经济实力的大致均衡和相互依存就成为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坚实基础。因此，今后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将会处于波动状态，但鉴于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双方经济相互需求刚性，双方经贸关系很难脱钩。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定位和战略走势看，经贸关系依然可以在稳定中美关系方面发挥“压舱石”作用，③ 《宋国友：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澎湃网，2019年1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16_1。 仍然可以作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一根支柱继续发挥作用。
从经济上看，中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美之间存在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两国都从双方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从美国方面来看，中国是美国除北美以外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已成为美国许多产品特别是大宗农产品和高端制成品的重要出口市场。由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中国处于中低端，因此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取了绝大部分利润。美国在对华服务贸易方面占有优势，长期处于顺差地位。美国从对华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国市场已成为美国企业的重要增长点和利润中心。中美经贸往来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提高了其国民福利，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其产业转型升级。对中国来说，中美货物贸易数量巨大，美国提供了中国20%的外部需求，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也是中国许多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中美贸易具有高度互补性，可助力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国内企业产业升级。美国是中国第五大投资来源地，中国对美投资也迅速增长，双方已经形成了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合作对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引进资金和先进管理经验，增加就业，提高关税和税收收入，促进经济繁荣。②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22-41页。 但是，特朗普政府却在中美经济深度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动摇了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 “压舱石”与“稳定器”作用，这一“压舱石”与“稳定器”甚至有可能失效或缺失，是对中美关系稳定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既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事关中美关系全局。如果因为贸易争端造成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就会带来中美冲突风险上升、成本下降的后果，③ 徐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http://www.ciis.org.cn/gyzz/2018-07/25/content_40434341.htm。 两国结构性矛盾的风险管控就会更加困难，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就会走向弱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如果陷入持续的贸易争端，稳定、开放的世界贸易秩序和世界经济稳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建构、强化中美复合战略稳定框架以维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四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框架与实现途径
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既是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使然，又是保持大国战略力量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现实逻辑使然，具有客观必然性。成功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要在达成战略共识的基础上搭建新型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框架，探索实现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的新途径。鉴于客观上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远弱于美国，主观上中国不追求美苏/俄建立在核恐怖平衡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因此，中美新型复合战略稳定框架不同于美苏/俄核力量大体均衡基础上的单一战略稳定关系，而是从大战略的角度出发，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发展模式各异、军事实力不对称、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① 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6页。 以中美非均势核威慑条件下的战略稳定性为基础而又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充分发挥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手段的合力作用，形成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模式。
（一）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核威慑能力
二战后，虽然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终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更没有启用核武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核威慑的存在。② 奚启新：《朱光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75页。 因此，维持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对于维持双方的战略稳定性发挥着其他战略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美建立在非对称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是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与核心支撑要素。美国是一个崇尚、敬畏实力的国家，没有可靠的核报复力量对美国构成有效核威慑，美国就不会承认并接受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建构中美新型战略稳定框架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这已为美苏、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屈辱感和挫折感促使苏联大力发展核力量。1970年后，苏联战略核力量和海基核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得到提升，逐渐与美国形成核均势，③ 孙向丽：《苏联/俄罗斯核战略研究》，载张沱生主编，李彬、樊吉社副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美国遂于1972年承认了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其标志就是美苏在1972年5月26日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T）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SALT）。在中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战略学界并不认可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它们从实力角度看待中美核关系，认为中国不具备战略威慑能力，多数人认为中美不存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形成战略稳定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核武器生存能力、机动能力和突防能力等战技指标的快速提高，美国战略学界开始出现认可中国核武器的可靠生存能力和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声音。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认为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并不具备可靠的报复能力，美国应该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核优势。虽然奥巴马政府认可了中美战略稳定性，但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核武器作用的做法，损害了中美战略稳定性。在特朗普政府起草《核态势评估》报告期间，又有美国学者提出了激进的核政策建议，包括重建全面核威慑能力、发展先进的新型核弹头和研发新型战略武器以替代现有武器系统等，① 胡高辰：《美国战略界提激进核政策建议，中国应警惕中美战略稳定受损》，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3435。 这些政策建议在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均有所体现。
近年来，美国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看法不再仅仅从实力角度出发，而是综合了多种复杂战略考量，如政治因素、盟友关系和地区安全战略等因素。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存在将会鼓励中国在对日关系特别是在常规军力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对中国更大胆的对日行为的考量是影响中美战略稳定性的突出因素之一。② James L. Schof and Li Bin, “A Precarious Triangle: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Janpan,” November 7, 20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11/07/precarious-triangle-u.s.-chinastrategic-stability-and-japan-pub-74628. 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认知分歧以及第三方因素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影响，在美苏/俄核关系中并不存在，其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地缘战略和中国日益强大的常规军力等战略考量外，中美核力量的巨大差距是主要原因。因此，增强中国核力量的可靠报复能力就成为构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
首先，进一步提高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保持中国可靠的核报复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需加大对核武器隐蔽性、机动能力、突防能力、对导弹防御系统的穿透能力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美国持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使中国核报复能力受到威胁。为此，中国除进一步提高战略核力量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穿透能力外，还要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部署数量的增加和其预警、探测、跟踪、分辨和拦截能力的提高，适当增加核武器数量，弥补因美国导弹拦截能力增强而遭到削弱的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能力，维持中国可靠的核报复能力。目前，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斯加州共部署了44枚地基中段拦截弹，因其可靠性和目标识别能力较低，尚不能对中美稳定的核关系构成较大威胁。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可靠性和目标识别能力的提高，美国的地基中段拦截系统将会逐步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① 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46页。 美国精确打击能力的快速发展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持续部署，促使中国核威慑所需的最低规模水平和技术指标不得不相应提高。中国核力量保持有限规模并不意味着核武器数量固定不变，它应是一个与核武器生存和突防等能力密切相关的动态数量。② 孙向丽：《中国核战略研究》，载张沱生主编，李彬、樊吉社副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如果中美进行进攻性导弹和拦截弹数量的博弈，中美两国所需投入之比为1∶3.5。③ 刘志伟：《进攻性导弹与导弹防御竞争的经济后果》，载李彬、吴日强主编：《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科学技术的视角》，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按照美元汇率计算，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13.6万亿美元，美国 GDP总量为20.5亿美元，④ 任泽平、罗志恒、华炎雪：《中美差距：经济实力的对比》，国政学人网，2019年6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TYzMzE5Mw==&mid=2247489815&idx=1&sn=33be09174e04a75608cdae14c0dde7af&chksm=eb3f8751dc480e47daf43a21e97af83220f0d377bfe9778 dc2748efba81bbf5b61d16c53ce70&scene=0&xtrack=1#rd。 二者之比约为1∶1.5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中国的GDP总量为25.2亿国际元，美国的GDP总量为20.4万亿国际元，⑤ 任泽平、罗志恒、华炎雪：《中美差距：经济实力的对比》，国政学人网，2019年6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TYzMzE5Mw==&mid=2247489815&idx=1&sn=33be09174e04a75608cdae14c0dde7af&chksm=eb3f8751dc480e47daf43a21e97af83220f0d377bfe9778 dc2748efba81bbf5b61d16c53ce70&scene=0&xtrack=1#rd。 二者之比为1∶0.81。可以看出，无论是按美元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经济实力之比都高于两国增加进攻性导弹和拦截弹数量成本之比，这说明中国以增加进攻性导弹数量的方式应对美国增加拦截弹数量的威胁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今后，中美经济差距还将持续缩小，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
其次，发展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维持中美战略平衡。近年来，美国战略防御系统的部署呈现出陆海并重、海陆联动的特点，其只针对伊朗、朝鲜，不针对中国的说法只是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借口。美国在中国周边强化反导系统的部署，旨在加速形成对中国的压倒性战略优势，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具有导弹拦截能力，而且具有进攻能力，是攻防兼备的战略遏制系统。目前，美国利用美日韩和美日澳两组三边同盟打造地区反导系统，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正在研发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可以和反导防御系统相互配合，承担战略核力量所担负的任务，对中国空防系统构成严峻挑战。为取得与美战略平衡，中国有必要打造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中国已于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27日和2018年2月5日进行了3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而且均获得成功，表明中国反导技术日趋成熟，实战部署后将为构建中美战略平衡关系提供有力支撑。中国需要在重点战略方向强化战略武器的部署，以积极防御态势对美国部署在中国周边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战略威慑，以自身战略力量和反导系统相互配合，形成对美战略威慑。中国应积极发展自己的太空、网络、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武器等战略力量，在上述领域对美国形成有效威慑，与核威慑一起以自己的综合战略实力倒逼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巩固。
再次，鉴于美国在战略反潜领域相对于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且对中国具有进攻性意图，① 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56页。 中国应适当增加战略核潜艇数量，增大潜射导弹的射程，增强其突防能力，提高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尽快形成更为可靠的核报复能力，弥补海基核力量的短板。
最后，积极进行与核武器相关的二轨或一点五轨或一轨形式的中美核对话，为双方了解对方的核战略、政策和项目以及其他战略能力提供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以使双方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减少战略互疑和防止战略误判。
（二）维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中美已经形成了深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攸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经贸关系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牢固纽带，始终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压舱石”和“推进器”的关键作用。中美关系的每一次峰回路转、每一个进步都与愈益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密切相关。因此，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美双边关系中，经贸合作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为持久的积极推动力量。② 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国商务部网， 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708/20170822160323414.pdf。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两国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因此，深化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成为维护中美战略稳定的有效手段，中国应极力避免美国通过贸易争端实现与中国经贸关系脱钩，从而失去限制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制约力量。
虽然中美经济深度相互依存，但也存在着弱化双方经济相互依存的消极因素。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争端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对美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是事实，但要客观分析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是市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也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和美国的低储蓄消费模式有关。从根本上说，美国的长期对外贸易逆差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世界贸易关系基本状况的反映，① 傅莹：《全球化进退中的中国选择》，爱思想网，2018年3月5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672-4. html。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对其经济信用卡效应的充分利用，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成为必然，这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和美国长期推行美元霸权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停止保持贸易逆差国地位，那么美国“绿纸换财富”的循环就要停止，美元霸权就要终结，而这是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就不能为自己的贸易逆差国地位一味指责别国，因为贸易逆差国地位是维持美元霸权所必需，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美国为促进全球发展长期承受贸易赤字。② [美] 史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樊吉社译，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63页。 美国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向他国收取铸币税、国际通货膨胀税，规避了汇率变动风险，③ 田大瑜：《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9页。 贸易逆差是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事实上，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事关双方经贸博弈，更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美国精英认为中国采取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造成中美贸易失衡。④ 李巍：《贸易对抗无助于美国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载《光明日报》2018年1月24日，第12版。
社会和人文交流有利于拉近中美两国民众的距离，增进彼此了解，培植民间互信，提升两国在对方民众中的形象，为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社会和民意基础。中美已举行了首次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在反恐、禁毒、打击网络犯罪、跨国追赃追逃和遣返非法移民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网络空间是一个权力主导的无政府的虚拟空间，依然无法摆脱安全困境的困扰，虽然中美在关键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导致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存在对抗性，但两国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又为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提供了合作空间。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实要求双方通过网络安全对话增进共识、制定规则、管控风险、防止误判，① 张伶、徐纬地：《中美网络安全中的威胁、风险与机遇》，载《中国信息安全》2015年第9期，第32-35页。 增进战略互信。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存在于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则处于顺差地位。所以，美国可充分发挥其服务业的优势，通过对中国的服务业出口顺差冲抵其货物贸易逆差，从总体上减少其对华贸易逆差。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其限制向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造成的。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可通过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增加向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办法减少贸易逆差。美国高科技产品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治原因和严格的出口管制，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存在巨大障碍。如果美国适当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可大幅减少。据有关专家研究，如果按照2004～2009年的水平，美国把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严厉程度分别降低到对法国、巴西或印度的水平，美国可分别增加对中国出口595亿美元、362亿美元和283亿美元，相应增加对华出口比例为108%、65%和51%，可减少对华贸易逆差26%、16%和13%。① 李彬、杨霄：《美国对华出口的政治壁垒有多高？》，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7/04/06/zh-pub-68648。 美国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② 《商务部部长钟山等就“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商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答记者问》，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80311/56646585_0.shtml。
在核心数据库中，每个元数据都对应了一个数据模式，刚开始创建数据集的时候，应该先把相同的文件模式进行解析，并把获得的数据加入到数据元库中。在入库的过程中还应该提供详细的日志信息，对数据的类型、格式以及时间等内容进行统计，达到大幅度提高数据录入的效率和准确性[4]。
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经贸问题，但这一问题可通过双方各自国内政策的调整、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争端的深层次原因是企图维持其世界超级技术大国的地位，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原摩根士丹利总经理和首席经济学家、现耶鲁大学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教授分析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政策和网络黑客等领域对中国的指控。他认为创新不是博弈，各国都需要创新，中国进行创新的同时也是为全球生产力的提高作出贡献，而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的一系列指控证据不足。罗奇教授通过对中国、日本、德国和美国产业政策的比较，认为各个国家都有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中国制定《中国制造 2025》也不例外，与其他国家产业振兴的路径差别不大。中国虽然存在网络黑客问题，但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在中国国内和海外技术转让方面，罗奇教授认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如美方宣称的那样是在中方的强迫下进行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指控不足以成为增加关税和开启贸易争端的根据。中美两国都有需要实现的国家梦想，但冲突和对抗无法成为实现梦想的途径。③ [美] 斯蒂芬·罗奇：《中国成为美国的现实威胁——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指控底气不足》，斯蒂芬·罗奇教授2018年12月16日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授课课件。
（2）建立监测预警等岗位责任制、设备设施运行管理制度、设备设施维护制度等，以制度化保证工作有效、长期地开展
（三）加强中美战略互信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有利于双方战略稳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朝鲜战争开始至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前这一时期，中国多次遭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由于中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中美之间还谈不上存在战略稳定关系问题。在中国拥有核武器之前，美国曾计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中国拥有核武器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缺少战略核力量，尚不具备核报复能力，因此曾多次遭受美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初，共同抗苏的战略需要使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缓和，形成中美战略互信。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力量获得长足发展，中美形成了非均势核威慑关系，为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美相互核威慑关系的形成和战略互信的建立，共同成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大支柱，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初步形成。在这一复合战略稳定框架中，核力量发挥的作用较小，而战略互信则发挥了较大的作用。① 鹿音：《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演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31页。 但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共同抗苏的战略需要不复存在，而且21世纪初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导致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进入不确定时期。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核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中美战略互信对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因此，发展中美战略互信应成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支柱。
李宁是唐宪宗长子，母亲为纪美人。“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进封邓王。四年闰三月，立为皇太子，改名宙，寻复今名。其年有司将行册礼，以孟夏、孟秋再卜日，临事皆以雨罢，至十月方行册礼。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废朝十三日。”李宁的生平史籍记载较少，是唐朝病逝于太子之位的皇子。
目前，国际格局向着两极多强的方向演进，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加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成为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主要障碍。为此，中美两国应清晰表明自己对未来国际格局和两国关系的愿景，在相互了解对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建立战略互信。在中美关系中，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是两国战略互疑的根源，这种来源于战略利益和政治理念等根本性差异的战略互疑短期之内难以消除，② 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6页。 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消除。既然根源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战略互信难以建立，中美两国不妨对源于实力对比基础上的战略互信的建立作出切实的努力。
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由于美国霸权惯性作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重，战略焦虑感逐渐上升，美国国内冷战对抗、大国竞争的思维逐渐回潮，对中国的防范、遏制力度有所加大。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防范、遏制中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国情咨文》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基调基本一致，均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和利益，试图损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ge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真正“威胁”，把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把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视为美国安全和繁荣面临的核心挑战，④ 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4196/71/national-defense-strategy-a-good-fit-for-our-times-mattis-says/。 并要与中国进行“战略性竞争”。客观形势要求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以利于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和国际局势的稳定。
中美战略互疑问题更多地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这一领域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风向标。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对中国的担忧在于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快速上升的疑虑。美国担心中国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目的是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及其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但是，美国应该理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是中国利益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维护自己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资产安全问题凸显，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快速拓展客观上需要中国加大对自身海外利益的保护力度。① 傅莹：《全球化进退中的中国选择》，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672-3.html。 首先，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问题。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力逐步增强，经济利益加速向全球拓展。自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达1 982.9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比重的11.1%；对外投资存量为18 090.4亿美元，占全球投资存量的5.9%。中国对外投资区位广泛，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内投资方在全球80%多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3.92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6万亿美元。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其次，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中国对外交往持续扩大，中国公民以旅游、留学、居住和务工等形式出入境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2017年，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7.9万人。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902.2万人次。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报告2017-2018》，第8-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zhzcj/tzhz/upload/dwlwhz2017-2018.pdf。 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比2017年增长8.83%。从1978年至201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3月27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t20190327_375704.html。 中国公民2018年外出旅游人员数量超过14 792万人次。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19年5月30日，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905/t20190530_844003.html?keywords=。 伴随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的增多，中国长期生活在海外和出国旅游的人员数量还将持续攀升，因地缘形势紧张、海外通道摩擦和所在国家和地区因恐怖主义与内乱而导致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不断增多。在发生战争或动荡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动用国家力量撤侨或接回相关人员。再次，中国海外运输通道的安全问题。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广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强化了对海外能源资源的需求，中国9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依靠海洋运输来完成，海上通道已成为中国打造海外供应链条、布局全球市场网络的重要通道和运输平台。① 杜德彬、马亚华、范斐、恽才兴：《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保障思路研究》，载《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第6期，第1页。 中国不断接近国际舞台中央，大国责任也随之不断增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责任担当愈发自觉，这要求中国必须建立与自己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以维护海外运输通道的安全和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维护自己的海外安全利益，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把自身海上通道的安全交到别国手中是极不可靠的。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虽已处于崛起进程中，但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是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结果，中国已逐步实现和平崛起，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必须加以解决。特朗普上台后，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价值提升，美国有可能利用台湾问题加大牵制中国的力度。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没有任何让步的空间，国际形势的演变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面临着愈益突出的崛起困境，领土及海洋主权争端不断增多，客观上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看到，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财富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和战略空军，把自己的国家安全防线大幅向东延伸，以增加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保障国家安全。总之，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客观要求，并非针对某一个国家，更不是要把美国的力量赶出西太平洋，遑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自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社会中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控制国际局势的能力下降。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对当今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战略环境进行了重新评估，再次强调大国竞争，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对美国国际地位和利益不断增长的“威胁”。特朗普政府认为，自2010年以来，大国竞争已经重回国际舞台，中国已在不同程度上明确表示其寻求大幅修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行为准则，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 February 2018, p. 6,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 T.PDF.挑战美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和利益，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ge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ember 2017,pp.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公开挑战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③ U. S. Department of Defenc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harpening the America Military 's competitive Edge , p. 6,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在“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思想指导下，美国对华政策竞争性和对抗性上升。2018年11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再次强调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报告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寻求区域“霸权”，努力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力量的手段，加强军力建设以抵消美国的军事力量。④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 , p. v, November 13, 2018,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1/providing-for-the-common- defense.pdf.
在设置土工格栅结构的过程中，需完善施工技术方案，提升整体结构的施工建设水平，保证符合当前的施工发展需求。首先需在基床开挖环节中开展砂垫层的处理工作，逐层进行碾压处理，开始铺设土工格栅[5]。在铺设之后应进行格栅加筋，保证方向受力的均匀性，纵向搭接长度符合标准要求，控制在18cm左右，横向搭接长度控制在10cm左右。且在钢筋搭接的位置上，应使用塑料带开展绑扎工作，按照1.4m的规格开展间隔铺设活动，使用U型钉材料开展固定工作，以免影响工程的施工效果[6]。
（四）强化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
中美两国虽然社会政治制度、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国家实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中美四十多年的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诸多双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为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发挥了保障作用。① 董春岭：《96个双边交流对话与合作机制引领中美关系发展》，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5-06/25/content_35905390.htm。 中美交流对话与合作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能源、反恐、环境等众多领域，包括部级、司局级等各个级别，在双方建立互信、加强理解、扩大共识、增进合作、防止误判、管控危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7年4月，中美国家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宣布建立两国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新的高级别对话机制，是对以往中美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升级、扩大与完善，成为维护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支撑。外交安全对话有利于中美就双边关系和全球与地区安全方面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以利于增进了解、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析，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经贸合作历来是中美合作的重点，中美双方在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服务业贸易、高科技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等问题领域的对话，对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入发展、维护世界经济有效运转的国际规则与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只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中美贸易争端就可以有效化解；只要中美经济竞争在良性轨道上运行，则争端可控。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的目的是想让中国降低对美出口顺差，则中美贸易争端最终可通过谈判解决；如果美国以中美贸易逆差为借口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甚或以此遏制中国的崛起，则中美贸易争端难解，并可能滑向恶性竞争。因此，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应为双方经贸竞争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稽查执法工作既要冲破关系网，顶住说情风，又要经得住各种诱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哈斯巴彦尔率先垂范，坚持不吃当事人饭、不收当事人礼、不要当事人钱的“三不”原则，自觉抵御了各种不正之风，始终坚守不忘赤子初心，永葆忠诚本色，真正做到了廉洁自律，秉公执法。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中战略竞争日益突出，中美急需发展、完善双方的危机管控机制以避免双方滑向军事对抗。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舰机巡航的频率提高，并动员其盟国参与其中。美国在南海进行舰机巡航，目的在于挑战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诉求，兑现其对盟国的承诺。美国在南海不定期巡航和中国对其进行识别、查证并进行驱离、反制的局面已成常态，中美在南海、东海的战略竞争有扩大之势。为避免双方战略误判进而导致军事冲突，除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② 美国虽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字国，但它承认并支持和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习惯国际法，参见《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affair/2014-12/06/content_4555927.htm。 和《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行事外，双方还可通过制定行为准则，确定军机接近和跟踪的规则，避免偶发性冲突。为此，中美已经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2015年9月18日，中美正式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③ 《中美签署“军事危机通报、空中相遇”两个互信机制附件》，中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info/2015-09/24/content_4625966.htm。 两国互信及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但这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中美就上述问题进行长期的深层次对话，在允许中国捍卫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和允许美国履行对其盟友和地区安全应尽的义务之间保持平衡，④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爱思想网，2012年4月10日，http://www.aisixiang.com/ data/52085.html。 在新形势下使军事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五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双方复合战略稳定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中美复合战略稳定框架的四根支柱中，中美之间经典战略稳定性将会随着中国核力量的强大而逐步巩固；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虽受到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的消极影响，但因双方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区位分工和相互需求刚性，双方有望继续保持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合作交流与对话机制对于规范、稳定双边关系及推动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发展将起到越来越强的支撑作用。但是，战略互信是中美复合战略稳定框架的短板，这是由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目前，市场可售现货少，国产钾返利优惠减少；受印度钾肥大合同涨价影响，贸易商挺价心态强，港口钾价格继续探涨。下游复合肥企业需求等待释放，将支撑国内钾肥市场需求；国际钾肥需求持续升温，价格仍存上涨可能。预计短期内国内氯化钾价格将继续高位持稳，重点关注国内钾肥大合同谈判及签订情况。
治疗前,A组和B组IL-6、IL-8、TNF-α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A组治疗后炎性因子水平较B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虽然特朗普政府试图强化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再次把核武器作为维持美国霸权的工具，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量身定做了针对中国的核战略，但中国自卫防御性的核战略仍将维持不变。虽然中国有实力大规模扩展自己的核力量规模，但出于稳定中美核关系和维护国际核秩序的大局考虑，中国不会大规模扩展核力量，而是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情况适度增强自己的核力量及突防措施，以维持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维持中美战略稳定性，中国仍将主要依靠增加核武器的机动性、隐蔽性、突防能力和提高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① 赵通：《坚持冷静理性稳健地发展核力量》，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6/12/27/zh-pub-66553。 以及维持必要数量的战略核力量等方式，长期确保核武器的可靠报复能力，维持中美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中国战略核力量的不断进步和报复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将进
一步增强中美战略稳定性。
虽然特朗普政府宣称“让美国再次伟大”，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其政策主张具有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特征，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对中国挑起了贸易争端，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中美经济深度捆绑的客观现实，将是美国对中国开展长期恶性贸易争端的强大制约因素。在全球化条件下，加强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均需要中美两大经济体相互配合。中美经济高度互补，即使中美之间存在战略竞争，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大可能出现逆转，中美贸易争端最终有望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双方尤其是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是制约美国把中国作为敌人进行打击的强大制约因素，因为这将损害美国自身利益，而且这种高度相互依存也有助于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平衡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载郑永年、杨丽君：《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内政、外交十大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与应对之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不大可能脱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将继续成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一大支柱。
由于战略利益与政治理念的差异，中美不可能再次建立类似于冷战时期共同抗苏基础上的战略互信。但是，鉴于战略互信对于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作用，战略互信的缺失会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中美除继续发展基于共同利益和实力对比基础上的战略互信外，还要在经常性的战略对话中，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对对方的期望愿景。美国不应害怕中国的崛起而挑战其发展模式，削弱其传统的国际话语权，担忧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将对西方享有既得利益的现有国际体系带来挑战。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并已经深度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因此，中国不会试图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另起炉灶。但是，现有国际体系仍存在不合理、不公正之处，需要改革以适应国际实力对比变化的现实和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谋求推翻现有国际体系，美国不应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设置障碍并设法进行遏制。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过程，应承认和适应这种变化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新兴大国的崛起留出发展空间，而不是固守既有利益格局，阻止甚至打压新兴大国的崛起。由于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很难建立战略互信关系，因此战略互信始终是中美复合战略稳定框架中较弱的一根支柱，但进行经常性的战略对话可以缓冲两国战略竞争的烈度，起到增信释疑、减少误判、防范风险和管控危机的作用。
美国不会放弃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中国怀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所以美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全面挑战，把中国定位为其最强有力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ge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ember 2017，p.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因此，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双方发生摩擦和碰撞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竞争中有合作，这就要求中美双方充分发挥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特别是发挥危机管控机制的作用，为双方的竞争与合作制定规范、强化规则，使中美竞争与合作在规则之内进行，管控竞争中可能出现的危机，防止危机升级，使双方关系不致脱离正轨，这就要求双方积极培育、努力巩固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
中美实力对比逐步走向均衡，在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中，除战略互信存在短板外，中美战略稳定性将会强化，经济相互依存将在中美经济合作、竞争与摩擦中继续保持“压舱石”作用。随着中美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深化与成熟，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更加巩固，进而成为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及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强大保障因素。
离合词“A了个B”与网络词“A了(嘞)个B”同属概念重组的结果，形式上相同，两者都不能接宾语，但如果我们深究入语法功能、语体运用等方面，可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六 结论
构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事关中美两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塑造国际格局的能力依然强大，仍然是能够干扰乃至阻断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最大外部力量。由于大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格局在大分化、大改组中加速变革，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环境及共同面临的国际环境业已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从前。为保证两国关系总体稳定，防止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探索、建构和巩固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就成为确保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不二选择。
InSAR干涉测量中，得到的包裹的相位函数为φi,j，取值范围为-π≤φi,j≤π，其真实相位为φi,j，并有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在核时代和全球化条件下两国关系发展演化的结果，更需要两国从维护人类利益和国际格局稳定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进行主观建构。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以两国战略稳定性为基础，但又超越了经典战略稳定性，是多根支柱协同发力、共同支撑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多重保障机制。建构崛起国和守成国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历史上尚无先例可循，只能依靠中美双方从两国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大国和平共处之道，充分发挥战略威慑的积极作用，通过国家利益的深度交融和紧密捆绑，推动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走向成熟，保证两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共同演化，实现竞争性合作，走出一条崛起国和守成国和平共处的新道路。
【作者简介】 王政达，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济南 邮编：250014）。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5.004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9）05-0079-29
* 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负责。
【收稿日期： 2018-09-05】
【修回日期： 2019-02-12】
【责任编辑： 苏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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