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的历史问题：《哈姆莱特》与现代早期英格兰的政治性别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特论文,哈姆论文,英格兰论文,性别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哈姆莱特》有历史政治问题吗？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里并不包括《哈姆莱特》，它讲的是“丹麦王子”的故事，似乎与英格兰无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哈姆莱特》最早可能于1598年便已初成文字并在1602年公演，①而且辗转流传多个各有出入的版本。政治议题是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常见且重要的关注，而且，16、17世纪之交，英格兰剧场往往以戏剧作为呼应或评论时政时事的渠道。但是关于此剧，常见的批评视角多从人文主义精神、基督教隐喻等角度入手。从历史政治角度探讨者向来只关注把此剧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莎士比亚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倾轧相关联，而没有从宏观的君权制度来理解。比如，英国文艺复兴学学者安德鲁·哈德菲尔德把《哈姆莱特》置于苏格兰历史中作借应解读，他思考的主体对象是莎士比亚时期“熟知”苏格兰中世纪及当代政治历史的英格兰有识之士。②本文则主张回归莎士比亚戏剧的民间性与通俗性，想象此剧付梓期间对当时的观众/读者引发的种种关于英格兰政治或文化的想象关联，并以此重新思考以下问题——克劳狄厄斯执政的法理依据、哈姆莱特的复仇动机以及葛楚德在此危急时刻的地位。本文认为，《哈姆莱特》错时叠合了蛮荒时期乃至基督教教化之后英格兰王国政体君权观的迭变，从“复仇”主题转喻出现代早期英格兰对“君主”、为君之道以及性别/性相(gender/sexuality)的焦虑。
《哈姆莱特》故事取材于北欧原始部落王国倾轧消长的历史。对16世纪的英格兰来说，“王子复仇记”是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见于流传甚广的12世纪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以拉丁文撰写的《丹麦王国史》(Gesta Danorum)以及当代文人贝尔弗雷(Belleforest)的《历史悲剧》(Histoires tragiques)法语和英译版本：丹麦国王罗力克(Rolik)把日德兰半岛交由霍纹狄(Horvendil)与锋(Feng)两兄弟共管并把公主葛露丝(Geruth)嫁给霍纹狄，后二者育有王子阿姆莱(Amleth)。锋觊觎兄嫂的姿色以及丹麦王国的宝座，遂公然谋逆兄长，夺娶寡嫂，僭位称王。阿姆莱为避祸而诈癫，最终复仇成功。③阿姆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尽管莎士比亚的重写版以悲剧告终。
近来学界提出此传说在莎士比亚当时存有另一异本。瑞典天主教修士与学者马格努斯兄弟(Johannes Magnus与Olaus Magnus)著有《哥特与瑞典诸王全传》(History of All the Kings of the Goths and Swedes,1554)等论著；两人因反对路德教派宗教改革，被流放到波兰和意大利。1559年，瑞典王储向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求婚，把马格努斯兄弟的著作献赠给英格兰宫廷。在马格努斯兄弟笔下，丹麦历朝的国王——包括老哈姆莱特、叔王、甚至是哈姆莱特——都是凶残贪婪的君王，远不如仁德出众的瑞典君王。④由此可见，作为语义符号、文化譬喻的“王子复仇记”有灵活的浮动能指性，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版本递变中也清晰呈现这个特点。
二、变化的君权观：从盎格鲁－维京时期到现代早期的英格兰
自公元9世纪到11世纪诺曼征服之前，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岛都深受北欧维京人的骚扰。英格兰不但划出“丹麦法管辖地”(Danelaw)、向维京丹麦缴纳岁币媾和，还数度丧失主权，被纳入丹麦维京帝国版图。《哈姆莱特》就是指向这个盎格鲁－维京时代，即所谓的“英格兰民族意识”萌芽的时刻。莎士比亚把北欧蛮荒传奇重置于此英格兰历史话语之源——改写后的结局是丹麦王国不但血脉断绝，疆域主权还落入挪威之手——似乎在影射某种不祥关联。遵循传说，《哈姆莱特》充斥着“报仇”的主题，可是，自18世纪以来的阅读诠释均侧重哈姆莱特的心理挣扎，呈现“内心化”趋势，而淡去戏剧鲜明的弑君夺政主题，这导致哈姆莱特复仇与延宕之因显得莫衷一是。
中世纪部落王国的君权观不同于现代早期英格兰的君权观，了解二者的区别将有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理解《哈姆莱特》积淀的矛盾。中世纪日耳曼部族的王权观虽秉持“神意推举论”，实则高度流动，推崇武力。所谓，君主若贤德有能，天下必国泰民安，鸡犬不惊；君主若无德无能，则灾祸天起，民不聊生。不得民心之君，天下志士可将其黜杀，由能士起而代之。结果举兵造次，比比皆是。⑤《哈姆莱特》中，莱厄提斯听闻父亲暴毙，愤而从法兰西赶回，率众进宫欲讨个说法(Hamlet:5.5.100－107)⑥；还有小福庭布拉斯虽受劝退兵，却借境他攻，最后又悄降丹麦朝廷，亦不无迂回僭举之嫌。
盎格鲁－维京时期政体的另一个特点是灵活的君权承继并不排斥女性。女王不但可执政，寡后亦可掌理国政，甚至可顺应局势与王位举应者联姻。历史记载：丹麦国王司温(Sven)于1013年被拥称为英格兰王，但是隔年英格兰议会又转而拥戴先前战败的西撒克逊王伊索锐(Ethelred)。伊索锐死后，英格兰议会拥簇丹麦国王斯温之子克努特(Cnut)为王。克努特为确保英格兰王权，不顾自己已婚和基督教教义约束，迎娶西撒克逊王国的寡后艾玛(Emma)，从而将英格兰收入囊中。⑦近代以来，《哈姆莱特》的读者往往忽略了该剧本的前/潜文本都表明丹麦王国的君权主要依托在女王葛楚德身上，然而在史料以及莎士比亚笔下，葛楚德的政治权威与职能均被淡化，被她的两任亲王喧宾夺主。哈姆莱特虽以血脉王储自居，但在古丹麦王国实行的选举君主制下，却未必是当然继位者。《哈姆莱特》体现的是君权继承制从流动、包容女性，到抵制流动、排除女性的制度性变化。
三、《君主论》与《哈姆莱特》：重构丹麦的国体危机
1066年之后英格兰逐渐建立世袭君主制，形成“男嗣优先同源长子继承制”(male-preference cognatic primogeniture)，君权流动于父子、兄弟、叔侄等三种血亲模式之内，只有在完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之下才考虑女性继承人。这个宗法建制把君权圈束于王室家族内，把武力谋夺王位定罪为叛国。《哈姆莱特》的故事紧扣君王凶死，直接呼应了英格兰“有史以来”乃至现代早期的政治动荡根源。而在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之交，西欧开始关注君主权力的来源与权限、为君之道、君主与朝廷/政府的关系。16世纪西欧出现两股重要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32)以及“君王双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学界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推测，莎士比亚必然读过马基雅维利的论著，熟悉君体争论。⑧那么，这与《哈姆莱特》有何相关？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揭穿了政治权术中的宗教道德窗纸和君国权谋的操控本质，反映了欧洲现代早期对君主能力的要求。马基雅维利提及，权势重新洗牌时，跃登王位者，或因才能，或因运气，也可因奸巧得之。关于后者，他论及两种僭位方式无可厚非：一是以卑鄙或武力手段非法篡取；二是以朝民拥戴为由所取——这两者克劳狄厄斯兼有。但是不同于萨克索兄弟著作中公开抗君的锋，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劳狄厄斯是暗地里阴谋夺权，这才导致哈姆莱特纠结于葛楚德是否涉入谋杀父王的行为。根据《君主论》，君主为了保有权势和臣民苍生利益，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以决断之心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为君者若罔顾信用，屠杀市民，出卖朋友，无恻隐之心，无宗教信仰，则为失德。一个果敢的君主要有审度时局和控制、衡量武力与凶残的能力，才不至沦为暴政。⑨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言而有信、勇猛强悍等美德都是理想的为君条件，因此，如何规避那些使自己丧权亡国的恶行，是执政首要。⑩
根据《君主论》思考《哈姆莱特》中的君王形象，老王亡魂以胄甲之形显现，显现其生前是盖世武王，符合史诗中的英雄君王形象。但为何其骤逝导致丹麦分崩？鬼魂自言生前罪孽深重，所以身处炼狱，后悔不已(Hamlet:1.5.9－22)；再借由哈姆莱特眼见挪威举兵借道抒发所感：“二万生灵受威望声誉之惑，奋不顾身径把坟场当寝床，以牛毛之数战克鹅毛之争，此浩荡屠杀声势，令我发憷汗颜。”(Hamlet:4.4.58－64，剑桥版与诺顿版)此景让他立誓为达目的将不惜鲜血染手。这些或可让我们想象老王生前穷兵黩武，以致苍生涂炭、国本虚空。在此危急之刻，我们得正视哈姆莱特的政治企图。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特恩受新王指使来打探哈姆莱特忧郁之故时，对话中多次言及“野心、企图心”(Hamlet:2.2.243－258，牛津版与诺顿版)，哈姆莱特自言是个“骄傲、报复心强、野心勃勃的人，是个心里流滚着无数的坏念头，不经意就恶贯满盈的人”(Hamlet:3.1.123－127)，而他直陈叔王坏其大事(Hamlet:5.2.64－65)时所用之语(“popp'd”)尽显轻蔑、怨恨、不满，其后续之语也显露夺回王位的决心。
Q1版的哈姆莱特不过是个18岁的青年(Hamlet:Q1:3361)，这比较符合欧洲中世纪乃至现代早期的历史规律。学界新的看法认为Q1在表演流畅度上具有较强的实践可行性，最为接近伊丽莎白一世治下时问世于舞台的原版(11)。与之相较，Q2/F1等版均是针对阅读的文字版，表演性较弱。也就是说，在莎士比亚的原始构思中，哈姆莱特应该是个弱冠少年，他刚进入大学不久，没有政务管理经验，也没有积累继位王权的威信，这可见证于他本人坦承能力平庸远不如海格力斯(Hamlet:1.2.152－153)，剑艺也不如莱厄提斯(Hamlet:4.7.93－104)。
现代早期英格兰剧场充满矛盾的视觉再现，有性别跨演(少年扮演女角)、年龄跨演(成年男人扮演老人或年轻人)和角色跨演(演员扮演动物)，观众也颇能游走在现实演员与角色符号的矛盾间隙之间。此剧的表演史表明，哈姆莱特向来是由固定的演员扮演，直至他力竭休演为止(此时英国已失去其美洲殖民地)。(12)我认为，对17世纪初《哈姆莱特》的观众来说，壮硕、盛年(乃至衰老)的理查德·波比巨(Richard Burbage)扮演优柔寡断、戏剧里年龄应为青年的哈姆莱特，视觉上的突兀反而强化了戏剧冲突的强度：克劳狄厄斯以盛年凝聚朝臣，采怀柔休养天下，他不但有别于以战去战的老王，其干练圆熟更与哈姆莱特的暴躁易变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国王骤薨，王储羽翼未丰，众强虎视眈眈；值此危急之刻，寡后与具有朝臣支持的王弟成亲，以稳固朝政，避免血腥动荡，确保王子日后继位的希望，可谓两全。若是如此，在17世纪的观众心中，哈姆莱特的复仇恐怕难博同情。
四、《哈姆莱特》是否为政论剧：现代早期英格兰的政治焦虑
从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最后10年到詹姆斯一世执政期间(1593－1625)，英格兰政治危机重重：女王驾崩后的王位继承人选、詹姆斯一世由苏格兰南下承继英格兰王位、他的执政是否能得到英格兰朝民信任等等，都是英格兰面对的重大问题。
基督教教化之后的西方王权体制，从原始英雄武力崇拜逐渐过渡为以基督为中心、律法为核心，最终形成以政体(君主、政府与国体)为主导的君主政制。“君王双体论”是都铎王朝乃至17世纪的英格兰法学与政治学对君权的建构理论，它仿效基督神学中基督耶稣并具神性与人性的特质，把君王的身体建构为肉身(the body natural)和国家政体(the body politic)的结合。在此具象比喻里，国家是人体，君王形同国家政体之首，统领着由疆土与人民组成的躯干与四肢。君王的肉身会消亡，但是君王代表的国家政体却可借由王位传承而延续不朽。(13)这并不表示“君权”在英格兰有其神圣不可违逆的绝对权威，因为自《大宪章》(1215年)以降，英格兰君权制度就设有制衡王权无度扩大的机制。
在15世纪以前，西方世界视暴力为维系社会秩序之法，与道德是非正义无关。要到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英格兰的世俗律法才开始质疑“暴力”的合理性。(14)也就是说，随着世俗律法的逐步完善，原本被广为接受的暴力夺权模式逐渐式微，到了15世纪，国家政体的组成演化为包括以君主、枢密院、议会结合而成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15)随之“君王双体论”也产生歧义解释：一种采取固有的政治神学建构，笃信君权神授、绝对君权论；另一种则视君权为人民委托君主行使的神圣权力，人们可抵制君主失德的行为，甚至罢黜君主。(16)人民推翻暴政的法理解释、世袭君主制是否适恰、女王执政的负面影响以及君主与子民的关系问题，都是16、17世纪英格兰政治思想的关注焦点；这些思考把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从臣属顺从(臣民说)转化为服务权属(公民说)。莎士比亚的观众/读者想必对王权更替带来的倾轧与血腥并不陌生，但不同于中世纪允许把暴力视为必要的权宜，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晚期时的“国家”概念已被理解为是“全民均可汲饮共享的威势积贮”(17)，国政不再单凭君主意志，而是君主协同政府戮力共属，是带有现代公民政治前兆的“君主共和思想”(monarchical republicanism)。所谓“共和”(res publica,the common weal,commonwealth，或曰“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首要考量众人福祉，君主的权力必须接受监督与制衡，人民的意志必须领先于君主的意志。(18)此政治思想标识着英格兰脱离封建、迈向公民社会意识的崛起。
但是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君主个个笃信绝对君权。随着权势渐稳，伊丽莎白一世的执政作风也由早期的顺服协同转为强势专断，她尤其明令禁止臣民讨论她的婚嫁与王位继承等国政议题。(19)而詹姆斯一世早在主政苏格兰时便著有捍卫绝对君权的策论。他南下并及英格兰国体之后，与英格兰枢密院及议会的协作日益紧张，后者认为他纵容天主教徒，挥霍无度；在议会拒绝增加他的王室俸禄之后，他愤而关闭甚至解散议会，还纵容亲信插足地方政府运作，公开敌视共和思想。(20)
这股政治旋涡与《哈姆莱特》有何干系呢？就故事情节与语言表述而言，《哈姆莱特》紧扣“君王双体论”的双关矛盾，让观众/读者唾弃暴力，确立政治应以民为重、君主与政府必须协同戮力的理念。克劳狄厄斯与葛楚德到底是否“乱伦”？不久前，亨利八世的亲身经历已证实，此类关系不论成败均是政治权宜(21)，是君主意志专断所为。即便如此，只要君主能以民为重，马基雅维利的权谋观和“君王双体论”赋予君主超脱俗世法的特权(22)都可为克劳狄厄斯开脱，将他入主宫廷的行为说成“伐罪吊民”。再由哈姆莱特莽撞误杀波洛尼厄斯之后还凌辱碎尸，从他计取二臣性命看来，哈姆莱特善变阴郁，冷酷无情。莎士比亚把圆满复仇的传说改成鹬蚌相争的悲剧寓言，不言而喻的“报仇”主题对当时的英格兰有格外令人忧忌的指涉。毕竟，伊丽莎白一世的确在枢密院敦促之下下令处决了具有英格兰王位继承资格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伊丽莎白一世的后继人选迟迟不决，以至于最有望获选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玛丽女王之子)暗自谋划：“与其苦等而希望落空，不如举兵南下，势在必得。”(23)幸好有英格兰枢密院大臣力顶，他顺利问鼎英格兰，从此被称为詹姆斯一世，英国史上的斯图亚特王朝自此开始。(24)以此看来，《哈姆莱特》的原始构思不无谏退兵戎之意。
五、脱缰不驯的身体：管束性别/性相
《哈姆莱特》对时政不安的映射也裹挟着对性别/性相的焦虑。中世纪以降的基督教文化对性别/性相采取二极化理解，一面是由圣母崇拜领头的贞洁价值观，另一面是怪罪夏娃的肉体罪恶论；厌性思想与厌女情结遂成为现代早期西方文化的潜在矛盾。(25)《哈姆莱特》隐约指涉出西方现代早期思想中对王权能限的思考以及对女性君主的负面态度和针对(女性)情欲的规训意识。后二者可由哈姆莱特粗暴对待葛楚德与奥菲利亚的行径一窥端倪。
现代早期英格兰对女君主执政深感不安：从诺曼征服以来至伊丽莎白一世治下近五百四十年的历史期间，英格兰共经历25任君主，而女王仅出现过4位，其中3位都出现在16世纪：九日女王简·格雷、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一世。长男嗣继承制可谓是都铎王朝的紧箍咒。在都铎王朝晚期至斯图亚特王朝初期，在种种关于伊丽莎白一世的肖像与描述中，女王的身体及此肉体的功能、潜能成为文化、政治、社会议题的想象空间。比如，伊丽莎白一世晚期的钦定肖像夸大她的美貌，将其定格在不朽的青春年华。与之同时，流传朝野的文献却普遍意识到女王年老色衰，国家政体亟待更新换血。(26)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严禁朝臣人民议论她婚嫁选择以及王位继承人问题，这是她抵御世俗将其君权肉体化、性别化的极端做法。后来她选择不婚，甚至自言嫁给了英格兰，也是抗拒君主权威被捆绑在世俗婚姻的从属关系之下。作为一国之君，她的性别与性相受到非同寻常的凝注，在这场女性君权与父权文化的角力中，伊丽莎白一世机巧地以自己的“童贞性”作为治国的筹码。(27)
哈姆莱特敌视女性，实为对国家政体的抵制。他诘问葛楚德不知羞耻，被情欲把持，导致国体败坏(See Hamlet:3.4.81－93,150－154)。奥菲利娅虽然心系哈姆莱特，却受父权左右，她的自然身体归顺国家政体所用。在哈姆莱特眼中，葛楚德与奥菲利娅的身体和性相俨然成为女性堕落的表征。君主既有双体，但是，一国之后的葛楚德仅以肉体存在，她的身体成了周转丹麦国家政体的器具，她的肉体存在(corporeality)成为老王猝死的共犯、新政体的附庸。《哈姆莱特》语言多有涉及人体支离部分及其相应功能(比如溃疡、发炎、腐败、死亡等)的表述(如，Hamlet:3.4.65－88)；若从“君王双体论”的君主的自然身体汇入国家政体的说法来考虑哈姆莱特惯用的语义移滑修辞的话，这些支离存在的身体功能实为君主双体解散剥离的隐喻——人体不再是个功能协调的整体，就如同面临溃散的国家政体。(28)哈姆莱特对葛楚德与奥菲利娅的憎恨与矛盾，实为现代早期英格兰对女性性相逃逸父权掌控的焦虑。(29)葛楚德是不是谋害亲夫的共犯？她是否在老王生前就与克劳狄厄斯有染？Q2/F1留给后世的是个苍白单薄、顺服于男性的葛楚德。Q1的葛楚德则不同，她明确表示没有参与谋害老王，还坚决站在哈姆莱特的立场上。(30)从具有执政权能的女王到祸害家国的祸水，葛楚德的形象在此剧不同版本的演变中展现了摒弃女君、拥护国王的性别化政治偏向。为葛楚德正名的学者指出，现代早期英格兰语汇中，“adulterate”(Hamlet:1.5.42)的含义不是现行狭义的“通奸的”，而是具宽泛的、婚姻内外皆适的“纵性的”意思，也就是说，Q1的葛楚德唯一的过错在于她与克劳迪厄斯共享性爱，可是Q2/F1的她却蒙上了层层的莫名罪责：通奸、谋杀、淫荡。随着葛楚德的身体成为女性性别的总体和丹麦动摇之源，奥菲利娅也因同为女性而被哈姆莱特辱斥应该隐退入修女院/娼院(“nunnery”)，以免祸害世人(Hamlet:3.1.120－149)。
在现代早期的西方，女性的情欲存在与情欲角色是定位女性身体和社会定义的最鲜明标记，而此情欲的不当行使往往导向终极的死亡。莎士比亚戏剧多有把女性转喻为珠宝、雕塑、尸体的表述，这影射出现代早期西方文化中想要围堵女性情欲的厌女思想，揭示出西方思想中对女性性相的物化，是一种控制欲和把持欲(31)。不仅如此，现代早期英格兰的医学性别建构也将女性身体的他性——女性讳莫如深的生理现象，如行经、怀孕、分娩——等同为病态与死亡。比如，鬼魂自言毒药发作时就如同酸液溅入乳汁，使其凝冻结块一般，让他的血液浓滞淤塞，令他顿时暴毙(Hamlet:1.5.71－72)。由此，死亡遂与女性的性别及性相勾连合一。对女性的规训焦虑源自天主教基督教文化的厌性思想：唯有以繁衍生育为前提的性才有存在必要，其他的性事皆为“不义、不正”(32)。如果说天主教持厌性观，把人类的罪孽归咎于女性，那么，主张改革的新教则以看似较为积极的态度对待性，允许其神职人员婚育以彰神恩。但是，新教对非生育导向的性行为却采取更为紧迫警觉的规训态度。(33)鬼魂称葛楚德貌似贞洁，哈姆莱特辱斥叔王为好色的萨梯，由此暗示他们的婚姻是以肉欲满足为基础，他们的结合是污秽不正的。
君主的情欲服从规训与否，这显然是现代早期英格兰十分关注的议题。詹姆斯一世是英格兰君主中罕有的学者与文学爱好者，他好学善思，清逸善辩，不无哈姆莱特式的忧郁气质和哲人色彩。但是他好猎、贪杯、怠政、远民，偏好俊美宠臣的陪伴远胜于来自丹麦的安娜王后的依偎。他不但在政治上违背政制规范，在个人情欲作风上也滋发不少宫廷丑闻，以致影响了英格兰朝政的稳定。(34)
《哈姆莱特》隐约表达的就是现代早期英格兰文化里流淌的焦虑暗潮：对绝对君权凌驾共和政体之上的焦虑，对性别/性相——包括女性君主的性相、女性性相、非常态的性相——的规训焦虑。在《哈姆莱特》三个版本问世的这个历史跨度内，君权与政府、性别与性相这两大思想关注在此交叉汇集。君权的承继方式、行使能限、君主的德行以及与政府运作的关系，甚至女性君主执政的适恰性、失当失控的情欲对国家政体的影响等，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时政议题。《哈姆莱特》展示了君权思想的嬗变，也点出英格兰在性别建构与性相规训上日益严厉的趋势。所以，《哈姆莱特》难道不是以转喻、拼贴、戏拟、影射等手法写就的政治肥皂剧？
注释：
①See G.R.Hibbard,"General Introduction",in G.R.Hibbard,ed.,Hamle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5.
②学界普遍认为《哈姆莱特》是英格兰对苏格兰女王玛丽与其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有可能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抗议；而葛楚德一角色是影射受疑通奸并谋害第二任夫婿的苏格兰女王玛丽(See Stuart M.Kurland,"Hamlet and the Scottish Succession?",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34,No.2,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Spring,1994],pp.279-300; Andrew Hadfield,"The Radical Hamlet",in 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84-204)。
③See G.R.Hibbard,ed.,Hamlet,pp.5-12;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eds.,Hamlet,Beijing:People's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2007,pp.64-74; Marvin W.Hunt,Looking for Hamle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3-30.
④See Julie Maxwell,"Counter-Reformation Versions of Saxo:A New Source for Hamlet?",in Renaissance Quarterly,vol.57,No.2(Summer,2004),pp.518-560.
⑤See C.Warren Hollister,Robert C.Stacey,and Robin Chapman Stacey,The Making of England to 1399,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pp.61-64,p.70; John Riddle,A.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300-1500,New York and Toronto:Rowman & Littlefield,2008,p.211.
⑥本文研读三个通行的《哈姆莱特》版本：(牛津版) G.R.Hibbard,ed.,Hamlet；(剑桥版)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eds.,Hamlet；(诺顿版) William Shakespeare,Hamlet,Prince of Denmark,in Maynard Mack 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vol.1,London and New York:Norton,1979,pp,1538-164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卷次，幕、场、行次(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论文提及的剧本援引，如无特别说明，表示是三个版本共有，具体行数可能略有不同。引文为笔者自译。牛津版与诺顿版遵循F1(1623)，剑桥版则依循Q2(1604/05)；Q2与F1是流传广远的版本，而1823年重新被发现的Q1(1603)则大大不同于这两个流传版，向来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坏本”。Q1版可见于网址："Shakespeare in Quarto",British Library,http://special-1.bl.uk/treasures/SiqDiscovery/ui/search.aspx.
⑦See Christopher Hibbert,The Story of England,London:Phaidon,1992,pp.28-39; Richard Hall,The World of the Vikings,New York:Thames & Hudson,2007,pp.27,pp.103-115.
⑧See Leonard Barkan,"What Did Shakespeare Read?",in Margreta de Grazia and Stanley Well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1-47.
⑨See Nic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Tim Parks,trans.,London:Penguin,2009,pp.21-37.
⑩See Nic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pp.60-61.
(11)See Marvin W.Hunt,Looking for Hamlet,pp.38-43; Roger Warren,"Shakespeare on the twentieth-century stage",in Stanley Wells,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0,p.257.
(12)向这个原本轻狂的角色加重哲思与喟叹的分量，这或可是莎士比亚为了首任“哈姆莱特”演员Richard Burbage“量身打造”的手笔，这种使哈姆莱特“成熟化”的倾向也主导了18、19世纪的表演方式与趣味，要延续到19、20世纪之交才开始见有不同的角色塑造(See Marvin W.Hunt,Looking for Hamlet,pp.83-92)。
(13)See 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7-23,pp.87-97.
(14)See Warren C.Brown,Violence in Medieval Europe,London:Pearson Education Ltd.,2011,pp.88,pp.196-197.
(15)See 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225; Andrew Hadfi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pp.12-17.
(16)See Andrew Hadfi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p.25; 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18; Albert Rolls,The Theory of the King's Two Bodies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Lewiston,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pp.55-58.
(17)Diana Newton,The Making of the Jacobean Regime:James VI and I and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1603-1605,Woodbridge,UK:Boydell Press,2005,p.24.
(18)See Andrew Hadfil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pp.7-53; Phil Withington,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he Vernacular Origins of Some Powerful Ideas,Cambridge:Polity,2010,pp.139-160.
(19)See David Harris Sacks,"Political Culture",in David Scott Kastan,ed.,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Oxford:Blackwell,1996,pp.117-135; Joseph Black et al.,The Renaissance and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Canada:Broadview Press,2006,pp.L-LI; Andrew Hadfi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p.7.
(20)See Andrew Hadfi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pp.47-49; Diana Newton,The Making of the Jacobean Regime,pp.35-36,pp.141-143.
(21)当亨利八世还是王子时，其王储兄长甫婚乍逝，使得亨利成为顺位继承人并迎娶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罗马教皇的侄女。后因男嗣无着，亨利八世遂假宗教改革之名，挣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以不伦婚姻无效为由强行离婚。
(22)See Jerah Johnson,"The Concept of the 'King's Two Bodies'in Hamlet',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8,No.4(Autumn,1967),pp.430-454.
(23)Stuart M.Kurland,"Hamlet and the Scottish Succession?",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34,No.2,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Spring,1994),pp.279-00,p.282.
(24)万一詹姆斯武力夺位，英格兰必陷战乱。但是，詹姆斯顺利入主英格兰，只不过是延迟了绝对王权与共和思想这两股政治信念之间的冲突的爆发，这火苗在其子查尔斯一世时迅猛窜成内战，导致查尔斯一世被控叛国而身首异处，英格兰进入短暂的共和政治实验，在复辟之后决绝地走向君主立宪制，君主统而不治，以议会内阁为国家权力中心。
(25)See Merry E.Wiesner-Hanks,Christianity and Sexuality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Regulating Desire,Reforming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21-57.
(26)See Steven Mullaney,"Mourning and Misogyny:Hamlet,The Revenger's Tragedy,and the Final Progress of Elizabeth I,1600-1607",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45,No.2(Summer,1994),pp.139-162.
(27)See Valerie Traub,Desire and Anxiety:Circulations of Sexuality in Shakespearean Dram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26.
(28)See John Hunt,"A Thing of Nothing:The Catastrophic Body in Hamlet",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39,No.1(Spring 1988),pp.27-44.
(29)See Janet Adelman,Suffocating Mothers:Fantasies of Maternal Origin in Shakespeare's Plays,Hamlet to The Tempest,New York:Rutledge,1992,pp.24-35.
(30)See Carolyn G.Heilbrun,"The Character of Hamlet's Mother",in Hamlet's Mother and Other Wom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9-17.
(31)See Valerie Traub,Desire and Anxiety,pp.25-49.
(32)Albrecht Classen,"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the Renaissance,and Beyond",in Albrecht Classen,ed.,Sex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Times,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8,p.13.
(33)See Merry E.Wiesner-Hanks,Christianity and Sexuality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Regulating Desire,Reforming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59-100.
(34)See Robert Bucholz and Newton Key,Early Modern England 1485-1714,Oxford:Blackwell 2009,pp.216-219; Stanley Wells,Shakespeare,Sex,and Lo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