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1]2002年在《论徐渭的诗文理论》文中指出明代文学在今天是以其成熟的小说创作和明传奇而引人瞩目，但实际上，诗文却是当时文坛的主流，诗文的内容互异、流派更迭是其时最为繁盛的文学现象。但目前明代诗文研究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研究成果也远远不能与它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符合。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状况亟需改善。本文以明代中晚期的诗文作家徐渭为研究对象，从其诗文理论入手，藉以个案分析窥历史一斑。 本文首先论述了徐渭诗文理论的动因，从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作家个人因素方面探讨了其诗文理论提出的必然与偶然性；然后从徐渭明确表达的诗文理论中概括出“真”与“情”的主题，深入开掘了其诗文理论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开拓性；进而本文着力探讨了徐渭的实际创作所反映的理论倾向，以“尚奇”、“适趣”两个方面进行了自己全新的思考；最后力图通过徐渭的诗文理论在当时环境的影响，亦即历史的横断面和对后代的影响，亦即历史的纵剖面上确立其坐标，从而在历史的宽阔视野中确立他的诗文理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敬晓庆[2]2004年在《明代戏曲本色说考论》文中研究指明戏曲“本色”说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本色”源自诗文理论而盛行于戏曲批评，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成为曲论家普遍探讨和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对戏曲本色的追求，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审美理想在戏曲领域的集中体现。其理论涵盖面相当广泛，涉及戏曲内容和形式的诸多领域。明代戏曲“本色”说的核心内容即在于中国古典戏曲“辨体”观念的整合重组。 明代戏曲“本色”说的纵向演进，经历了一个由诸多曲论家参与讨论、发展完善的过程：其发轫于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对戏曲内在体制规范的探求研讨；中经明中叶李开先“以金、元为准”之本色说、何良俊“宁声叶而辞不工”之本色说、徐渭“本色犹言正身”之本色说、王世贞“虽本才情、务谐俚俗”之本色说的阐发与深化；至晚明沈璟“按腔自然成绝唱”与汤显祖“意趣神色”之发挥后，由王骥德集其大成，构建出“可解”、“可演”、“可传”的完整戏曲“本色”说体系。 明代戏曲“本色”说的横向拓展，经历了诸多层次不一、大小有别的论争辩驳，其要者有关于戏曲语言文质关系的“名剧之争”，与关于戏曲形制的“意法之争”。明代戏曲“本色”说的两次论争，均体现出明代戏曲理论趋于综合的理论倾向。在两次论争之后，明代戏曲“本色”说基本成为一个具有多重审美内涵的稳定而客观的美学范畴，其语言上文俗相济、形制上意法双美，兼具舞台与案头之双重审美属性。 明代戏曲“本色”说的基本精神在于对戏曲文学本性的确认上勾连“名教”与“人情”，采用“风化论”与“情本论”的二元叙述方式；并表现出模糊性、论争性和综合性等显着特征。高度系统化的明代戏曲“本色”说几乎涵盖了古典戏曲理论中所有富含哲学意味和美学意义的命题，并对清代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吴迪[3]2016年在《徐渭“真我论”的文艺观研究》文中指出徐渭,字文长,明代着名文学家。在明代复古思潮中,以“真我论”的文艺观展现他主动的、内涵充实的“真我”姿态,为明中晚期带来了个性自由的风气。文章拟从五个方面对他的“真我论”的文艺观进行论述,力求系统的归纳其“真我论”的文艺观产生的文学背景、哲学背景,详细阐释其文艺观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最后定位其文艺观在文学批评史的意义与价值。第一部分考察徐渭“真我论”的文学背景。两大因素,一是明代文坛的复古与反复古,明代文坛的复古主流,徐渭是以“真我”来表明他的文学立场;一是徐渭的生平经历,他所处的地域文化、自身才华、人生际遇、交游、问学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他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第二部分重点放在他的哲学思想上,他承祧阳明学脉、以儒为本汇通叁教的问学途径、“论中”思路的形成。这些都是他文艺观形成的思想基础。第叁部分梳理总结他“真我论”的理论体系,他的随处体万物的创作论,“己之所自得”的方法论,“彼之古者,我之今者”的发展观,从而对其文艺观有总览性的认识。第四部分则把重点放在其文艺实践上,从自然的诗,本色的四声猿,多样的散文叁个方面来深入剖析他文艺观支点开出的文艺实践。第五部分对徐渭文艺观作历史的定位,定位“真我论”之于晚明文坛,而后探析其文学思想的文艺美学价值,最后肯定他的文学批评史价值与意义,及对后世正统的诗文以及通俗文学的积极影响。
郭丽娜[4]2016年在《徐渭的文学观及其创作的俗化倾向》文中研究说明徐渭是有明一代在诗、文、书、画、剧等方面都取得杰出成就的大家。他生活在雅俗文学碰撞程度不断加深的明代中晚期,与“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文学艺术有着独到见解,于作为俗文学的戏曲尤不乏真知灼见;他的诗歌有俗化的倾向;他又积极投身于俗文学创作。本文拟以徐渭为例,一窥雅俗文学的碰撞在明代文学史上留下的独特痕迹。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第一章主要探讨徐渭的文学观及其俗化倾向,归纳总结了他主“真”尚“情”,追求本色的雅俗相偕的理想戏曲语言,重视文学的审美感兴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俗文学的价值以及他“随其所宜而适”的思想中包蕴的文学发展观等观点。第二章分别从内容、形式、功能叁个层面对徐渭诗歌的俗化倾向进行了阐发。第叁章是对徐渭的俗文学创作的研究,一方面阐述了学术界对《四声猿》的创作时间、“四声猿”的题名与四剧的关系和由之而来的写作意图等问题的争鸣并对《四声猿》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探究,另一方面是对徐渭的拟民歌及谜语等俗体文学创作的解读。最后是结语部分,把徐渭置于整个明代文学史的背景下对他的地位进行评估。
黄万机[5]2013年在《情志并举,率性而真——孙应鳌文学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明代的文坛,复古主义风靡于前期和中期。当阳明心学传播之后,涌现出一批坚持抒写性灵、表现真情的作家。推动了文学艺术的革新。贵州王学的继承人孙应鳌,以自己的诗文创作,成了这场文艺革新的先驱之一。孙应鳌(1527一1584),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
参考文献：
[1]. 论徐渭的诗文理论[D]. 张瑞芳. 郑州大学. 2002
[2]. 明代戏曲本色说考论[D]. 敬晓庆.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3]. 徐渭“真我论”的文艺观研究[D]. 吴迪. 淮北师范大学. 2016
[4]. 徐渭的文学观及其创作的俗化倾向[D]. 郭丽娜. 集美大学. 2016
[5]. 情志并举,率性而真——孙应鳌文学思想探析[J]. 黄万机. 王学研究.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