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的三个“黄金时代”和粮食安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金时代论文,安全问题论文,粮食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2年夏天，我请吴象同志为关于包产到户调研的文集作序，他在序言中说：“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最近在一次会上指出：从1979年到198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8％，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增长66％，这是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书的时候，编者把这本书就定名为《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农村发展的三个“黄金时代”
近几年，我到各地农村去调研，听老农民、老村干部忆古论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农民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法，他们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发展有两个时段是最好的。一是1949年到1955年，二是1978年到1984年，近几年也很好。
查阅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老农民们说的是真实的，他们讲到的两个6年，确实是好的。
1949-1954年，粮食从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3679亿斤，增加1415亿斤，平均每年增加283亿斤，每年递增10.2％；棉花从890万担增加到3038万担，平均每年增加430万担，每年递增28％；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575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0亿元，按可比价计，每年递增9.9％(因为没有1948年的数据，只能用1949年的做基数)。
1978-1984年，粮食从1977年的5655亿斤增加到8146亿斤，增加了2491亿斤，平均每年增加356亿斤，每年递增5.4％；棉花从4098万担增加到12516万担，增加8418万担，平均每年增加1203万担，每年递增17.3％；农业总产值从1339亿元增加到3755亿元，按可比价计，平均每年递增9.6％；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17元增加到355元，平均每年增加34元，按可比价计，每年递增15.1％。
这两个6年，粮食及主要农产品连续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逐年大幅度递增。具体分析原因，第一个6年是全国解放，农民翻身做主人，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通人和，带来了连年的增产增收。第二个6年，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实惠，重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群干群关系改善，社会安定和谐，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个6年，都可以称为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此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其余近30年里连续增产增收都没有超过3年的。老农们说的“近几年也很好”，是指2004年以来，党中央重新恢复每年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做法。就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宣布减免农业税，给种粮农民直补，对购买良种和农机等实行补贴，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几年，每年都有新的强农、惠农政策出台，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方针。从2004年开始，农业上粮食和主要农产品连续增产，农民收入逐年增加，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2004-2009年，粮食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09年的10665亿斤，增产2051亿斤，平均每年增加342亿斤，每年递增3.6％；棉花从9720万担增加到15240万担，增加5520万担，平均每年增加920万担，每年递增6.6％；农业总产值从29692亿元增加到54471亿元，按可比价计，平均每年递增6.7％。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2009年的5046元，6年增加了2424元，平均每年增加404元，按可比价计，每年递增7.5％(2009年数据根据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发布的预测数据推算)。
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已经连续6个年头大增产，农民收入也连续6年大增收，中国农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个“黄金时代”。与前面两个“黄金时代”相比较，这6年的粮食、棉花、农业总产值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诸项的增幅都小于上两个6年。这主要是因为，增长起点的2003年基数已经比较高了，所以增幅就比较小，但每年增长的绝对数很大。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年共计增加2424元，平均每年递增404元，比1978-1984年6年增加的总和还多。两个“黄金时代”的间断，都因为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大好形势下，有关方面改变了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到第六年就结束了，重新陷入农业徘徊不前的局面。这次不同，今年遇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大批农民工下岗失业回乡，加上气候失常、干旱严重，又有畜疫侵袭，形势不容乐观。党和政府沉着应对，坚持强农惠农政策不动摇，并且出台了诸如“国家新农保”等重大政策，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量增加支农资金、提高小麦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保障了今年农业继续丰产，农民继续增收。现在全国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部署正在持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速发展，农村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正在逐个解决，农村社会稳定，农业农村的形势很好。从发展趋势看，这次实现的第三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创造的成绩会更加辉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意义将更加宏大。
中国的粮食安全：成绩斐然仍须努力
就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也重视粮食的加工和运销。现在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粮食生产、加工、储存、调拨、运销的体系，满足了人民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1949年，我国粮食总量只有2264亿斤，人均418斤，1977年达到5655亿斤，人均598斤。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登上了6000亿斤、7000亿斤到10000亿斤几个大台阶。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0570亿斤，人均796斤，国家粮库有4500亿斤储粮(据有关部门测算，现在人均年消费粮食在760斤左右)。
2009年，农业虽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侵袭，粮食仍略有增产。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可以满足粮食平稳增长的需求，可以保障除大豆以外主要粮食品种的基本供给，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但从长远来看，因为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现在又面临水资源短缺、恶劣气候频发等自然条件的约束，粮食价格、购销和储运体制还未理顺，所以要使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满足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根据我国现在农业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要增产粮食，至少有30％—40％还要靠扩大播种面积来实现。不能保证一定的粮食播种面积，也就不能保证一定的产量。国土资源部提出的耕地要占补平衡的政策，是一种补救措施，有一定的作用。现在不仅城市扩大在占耕地，村镇建设和农民的住宅建设也在占耕地(数量也很大)。现在有些人在鼓吹可以突破这条红线，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是在为商人的钱袋说话，是在鼓动一些人继续向农民抢地、夺地。所以下一步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向城市改革学习，要从明晰耕地的产权做起，明确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物权，农民有了保护耕地承包权的权利，才能阻止自世纪之交以来滥占、乱占耕地的邪风，18亿亩耕地的红线才能保得住。
第二，要理顺粮食生产流通体系中的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
从历史经验看，要使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安排、协调好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地方、中央这几方面的利益关系。前述三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粮食之所以能持续增产，都是由于这五方面的利益关系比较平衡、协调；前两个6年之所以没能增产下去，都是因为平衡协调的管道出现问题，没有及时调整，致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失，粮食生产积极性受挫，粮食就减产了。前面说过，目前的粮食形势还是好的，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还相对平衡。但是不平衡、不协调的迹象已经出现，应该作必要的调整。
生产者农民一方。近几年粮价基本稳定，但农业生产资料中的种子、农药、柴油价格上涨很多，加上其他物资费用，种田成本上升，使种粮农民利益受损，亩均效益只有200~300元，虽有国家种粮直补，但不足以维持家用，要靠打工等收入来弥补。现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多数是当做口粮田在种，有办法的都在转种经济作物或其他。如何提高粮价，并使提价能真正惠及粮农，是当今要研究解决好的问题。
消费者主要是城镇居民一方。中国是世界上粮价最便宜的国家，与东亚各国相比，粮价要低很多，粮价低，城镇居民当然满意，但对粮食生产却大不利。1984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居民的粮食支出占生活费支出的11.28％，占城镇居民收入的9.6％；2007年，城镇居民的粮食支出只占生活消费支出的7.2％，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2％。中国现在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偏低，也是造成目前城乡差距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述数据可以判断，逐步适度提高粮价，大多数城镇居民都有承受能力(对少数低收入居民，可以进行补贴)，事先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不致引起不良反应。这样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也有利于居民珍惜粮食和食品，减少浪费。现在是到了适度提高粮食价格的时候了，不要等到粮食大减产后再提价，那损失就大了。
地区政府一方。粮价偏低，不仅使种粮农民收益比较低，而且产粮大县、产粮大省的经济效益也很差，这些地方无例外的都是产粮大省(县)、经济小省(县)、财政穷省(县)。种粮产粮越多，工作越多，风险越大，财政负担越重。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粮食大丰收了，粮食压在库里，卖不出、调不出，既要担降价的经济损失，还要担风险，还要求主销区来买粮、调粮。这样的体制谁还积极抓粮食生产？原来在1990年代时，我国有13个省区是粮食主产区，也是粮食净调出地区，现只剩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6个省区还是粮食净调出区。应该制定政策，改革这种不合理体制。要制定主销区对主产区经济补偿的政策，例如：每调出1亿斤粮食，调入省要给主产区一定的补贴；中央政府要对调出区给予补贴和奖励，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有位地方干部对目前的粮食体系有个评价：“种粮人吃亏，用粮人沾光，买卖人发财；中央大着急，主产区小着急，主销区不着急。”现在的粮食体制虽然保证了粮食供给，但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全国用2/3的耕地、40％的劳动力、数十万国家干部在维持，还很吃力，需要进一步研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
第三，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构建更加完善的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体系，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从目前粮食生产和流通两大系统看，粮食生产系统的生产关系还比较适合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只要粮价合适，粮农就有利可图，粮食生产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增产还有潜力。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粮食流通体系还不完善，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好。前些年，粮价忽高忽低。高了，粮农得不到实惠，被粮食的买卖人得了；低了，直接损害粮农利益，打击粮食生产。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意在保护粮农、稳定粮食市场，但大多数粮农还是得不到最低收购价的利益，被中间人吞了。1980年代，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把农业和粮食生产搞上去了。现在要完善粮食流通体制，也要执行“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靠政策，协调安排好流通体系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靠科学，构建好粮食流通体系，包括建设好现代基础设施的粮食储备体系和物流体系，提高粮食流通效率，节约粮食流通成本，让利、还利于农民，使粮农得到实惠，从而也就促进了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