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与日本败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昭和论文,日本论文,天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2～0079～17 进入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进入败残末局，美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内部对“和”(降)战意见分歧。主战派主张“一亿玉碎”“本土决战”；主“和”(降)派则认为，日本已无力继续再战，应加快结束战争。争论结果，决定在保存天皇统治权的情况下，接受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倾向主“和”(降)的昭和天皇裕仁最后裁断，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关于裕仁的研究，以往研究者主要关注其战争责任。①而对其在日本败降过程中产生结束战争想法的时间及在投降决策中的作用少有论及。有学者称“天皇直到最后还是主战论者”。②情况是否如此?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梳理裕仁在日本败降过程中的言行，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一、冒险开战，赌徒心理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内部对是否与美国开战仍争论不决。不仅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与陆相东条英机之主张对立，连统帅部内部陆军与海军之间也意见歧异。1941年10月7日，近卫仍表示对开战能否取胜缺乏信心。而东条强调，开战不能拖延，否则失掉战机。对美开战，更多期待于奇袭。近卫说：军人对战争往往看得很容易。东条却说：“在国家存亡关头，有时也不得不闭上眼睛往下跳。”③10月12日，近卫说，战争进行一二年虽有可能，但三四年则无信心。虽然之前(9月6日)御前会议已作出了开战的决策，外相丰田贞次郎却认为，“御前会议决议是轻率的”。④“如果打二三年，究竟如何?”海军方面对战争信心不足，也不太愿意对美开战。⑤皇弟高松宫曾对裕仁说：“在最后的阶段，海军尚无把握，是反对开战的。”⑥当时，日本正与美国谈判，对于美国提出的关键条件，即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一条，东条坚决不答应。他坚持必须在中国驻军，说：如这一点也让步，“等于投降”。东条坚决主张立即对美、英、荷开战。⑦ 裕仁赞赏主战论。10月16日近卫内阁辞职，裕仁任命东条组阁，18日东条内阁成立，裕仁谕示陆海军紧密合作。⑧当年内大臣木户幸一还赞扬裕仁：“正当赌国运于一战之际，圣上态度确实泰然自如，毫无动摇，实在不胜感泣。”⑨ 裕仁支持东条开战主张，但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心中并没有底。早在1940年9月16日，裕仁对近卫首相说：“我自己对这个局势实在担忧，万一日本成了战败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万一同美国发生了事端，海军会怎么样呢?战败情况一旦到来，总理能否与我一起共患难?”⑩1941年9月5日，裕仁就与美英开战究竟能否打赢问题，问参谋总长杉山元：“能够绝对打胜吗?”杉山元答：“还不能说绝对，不过可以说有胜利的希望。很难说必胜。”(11)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前的11月30日晚，裕仁还召见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询问海军对战争的信心。当时日本对美国的开战决心是建立在海军两年内掌握制海权，以及德国保持不败这两点基础上。(12)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两条全都落了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总头领的昭和天皇，像赌徒一样，在没有把握打赢战争的情况下便冒险下了注。 日本因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偷袭珍珠港，进攻马来半岛、新加坡、菲律宾、东印度群岛，开局节节顺利，裕仁无比喜悦。木户记述：裕仁“天颜分外愉悦，微笑着说：‘这样快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3)但是，裕仁考虑到这是冒险获胜，以后会如何进展，还不免感到担忧，所以他也在想着何时结束战争。1942年2月10日，他对东条说：“不失时机结束战争，想来也要认真考虑。为了人类和平也不应徒事拖延战争，扩大战祸。而且如果拖长战争，军队的素质自然要下降。当然，对方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裕仁同时关注从南方攫取资源，希望达到战争预期的效果。(14)裕仁是否真的希望转向和平?当然不是。这时裕仁还是一种赌徒心理，他知道如果再打下去，前途未卜，但何时停止下注须要看准时机，他怕将刚赢得的筹码又输掉，甚至输掉老本。他想在获得尽可能大的胜利、对日本最有利时结束战争，但他无法预断究竟何时是最有利的时机。 据载，日本对美开战前，1941年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议就曾有《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战争的方案》。(15)然而，战争就像狂奔的野马，你虽然骑上了它，但却不一定能驾驭得了它。日本既然是战争的发动者，但战争如何结局，就由不得日本来决定了。裕仁想不到，他将骑虎难下。 对美开战当天，近卫即说，这次战争会失败。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预见，日本的战绩持续不了一年，他说：必须在多少对我方有利的时候，尽早开始和平工作。(16)皇后良子的叔父——陆军大将东久迩宫稔彦对东条说：估计新加坡也会攻陷。但应该与蒋(介石)政权谈判，对英美也应该开展和平工作，必须尽早结束战争。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新加坡时，前驻英国大使吉田茂曾建议东乡茂德外相考虑和平，并请求近卫，让他在瑞士寻求媾和机会。(17) 但战时的日本，实质是军事专政，谁也不敢轻言结束战争，当时人们非常害怕军部和宪兵的镇压。至1945年春，还发生了陆军调查部搜查吉田茂持有近卫(2月14日)上奏(结束战争)文的抄本事件。4月15日，经陆军次官裁定，通过检举，由东部军军法审判吉田茂，呈报处以轻罪或释放。至5月下旬吉田茂方被释放。(18) 二、勉撑败局，暗思终战 在太平洋战争的海空激战中，猖獗一时的日军在美军打击下，屡遭挫折。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失败，日本军方自叹：“太平洋的霸业已成泡影。”(19)从此，太平洋战场攻守易势，美国逐步取得战略主动权。中途岛惨败时，裕仁还故作镇静，他说：“这次损失实在遗憾，但已命令军令部总长注意，不要因此而使士气沮丧，对今日作战不应消极退缩。”(20) 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形势下，日本陆海军对作战方针发生歧见。前者主张重点向重庆进攻，以使中国屈服；进一步与德意合作，“置英国于死地”，从而使美国丧失继续战争的信心。而海军则主张应以对美作战为中心，对重庆作战则属次要。(21)虽然经过“御裁”准备对重庆发动进攻，但日本军部考虑国力有限，认为能否实施作战，须看国际形势而定。(22)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日本统帅部已经捉襟见肘，左右失据。 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失败。12月31日，裕仁亲临大本营会议，研究从瓜岛撤退问题，军部承认对南太平洋作战预测错误。裕仁表示：望陆海军协同，竭尽全力妥善为之。(23)他还幻想战局能够好转。1943年8月，杉山元参谋总长向裕仁报告日军在太平洋被逼后退情况时，裕仁高调谕示：“这样频频受逼，不仅对敌人，对第三国也有很大影响。打算何时何地进行决战?此次不能像以前那样，要研究给美方一击。”(24)军方了解战局，日军当时绝无反击力量，按照实际情况，日军应“不要停在马里亚纳、加罗林一线，以径直撤到菲律宾为好”，但其时又不便提出这一主张。(25) 1944年7月7日，塞班岛失守，大本营陆军部二十班认为，没有希望挽回败局，今后更加恶劣，希望迅速结束战争。(26)不过，东条首相严禁谈论和平问题。(27)事实上，裕仁听信东条。在太平洋战争屡屡败绩的情况下，东条首相不仅兼任陆相，1944年2月21日进一步要求兼任参谋总长(这有违日本“统帅权独立”体制)，裕仁亦予批准。7月中旬，东条“加强大本营”和“改造”内阁的要求，也获得裕仁的同意。 不过，据时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记述：1943年4月他入阁就任外相之际，天皇即已关心“实现和平问题”。1943年4月，天皇不仅屡次嘱咐必须对汪伪政权实行“新政策”，更对战争表示忧虑，希望早日恢复和平。(28)木户内大臣曾多次利用密奏向裕仁陈述结束战争的意见。裕仁表示：希望尽可能地“早日恢复和平”，只要能维护国家声誉，海外领土问题可以不必考虑。(29)按重光葵后来的回忆，裕仁1943年就希望早日停止战争，甚至考虑可以放弃海外领土以结束战争。那么这是否表明，裕仁表面上支撑战局，心中已经盘算与同盟国议和了呢? 重光葵的说法得到木户日记的印证。木户日记记载：最初知道天皇内心倾向和平的想法，是1943年3月30日。是日裕仁说：“这次战争的前途并不光明，要补充在中途岛失去的军舰和飞机，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制空权，这样的大规模战争到处是破绽。”木户说：“最好是抓住有利时机，结束战争。”裕仁回答：“如果能那样，就好了呀!”(30)如果这些记述准确，那么说明裕仁色厉内荏，表面上督促军方加强作战，心里已经知道大势不妙，考虑应该结束战争了。 战局的不断恶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内部思考“和”战问题。1944年6月，欧洲战场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6～7月间日本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惨败，美军塞班岛登陆，岛上日本军民同归于尽。 日本皇族和重臣(31)们私下串连，密议战局不利，应停战议和。时任海军部大佐的皇弟高松宫说：联合舰队已没有力量了。今后除了求和外，别无它路。(32)近卫认为：战败已成定局，这是陆海军一致的结论，只是无勇气公开说。重臣冈田启介(前首相)、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等都认为：现在到了天皇决断下诏书的时候了。(33) 在日军败战局势逐步严重的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内部暗潮汹涌，除主张停战议和外，更有主张更换首相，甚至有责怪天皇者。重臣们拟议由高松宫或由东久祢宫出任首相，组成分掌天皇权威的皇族内阁，一举实现停战。(34)近卫告知东久迩宫：他曾与木户商议，由东久迩宫出任首相，对外求和，天皇退位，传位太子，由高松宫摄政。(35)重光葵回忆，他与木户议论，必须等待机会，待德国崩溃，解除三国同盟，以天皇绝对命令实行终战。他们分别做宫中和政府的工作。当时重臣们不满东条独断专行。(36)木户将重臣们的议论详细汇报给天皇。东条也意识到情况不妙。1944年7月18日，东条内阁辞职。20日，小矶国昭—米内光政联合内阁成立。不过，重臣们认为，小矶内阁并不比东条内阁更强有力，它是一个转向和平结束战争以前的“中间内阁”。(37) 战局虽然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但还是要支撑下去。10月18日，军部两总长上奏发动捷一号作战计划。裕仁谕示：“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切望陆海军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务期万全。”(38) 三、战“和”惶乱，进退失据 进入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境况日益艰难。在1944年美军突破马里亚纳群岛，攻占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后，1945年2月19日美军登陆硫磺岛。3月16日该岛日军全军覆没。莱特岛海战后，盟军进攻菲律宾吕宋岛，2月底攻占马尼拉。日本海军为菲律宾方面的决战几乎倾注了全力，但作战结果是其丧失了大部分空中精锐，(39)美军更加接近日本本土。2月下旬起，美机加强对日本轰炸。3月10日大空袭，东京五分之一化为灰烬，死亡七八万人。3月18日，裕仁视察战灾，随行的木户写道：东京“一望无际的焦土，令人无限感慨”。(40)4月1日，美军开始在冲绳登陆，6月20日结束，此战日本陆海军死亡超过8万8千人，居民死亡10万人。(41)日本战力耗损严重，不足以继续支撑战争。据载：日本海军舰艇因燃料不足呈现“半身不遂”的残破状态。“用以对付进攻的陆海军空中全部战力”，仅有676架战机，防空战斗机760架，“更需要紧急调处的防空态势也处于令人寒心状态”。兵器不良，官兵素质训练欠精，弹药不足。(42) 但军方坚持“本土决战”方针。1月20日，《日本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上奏获裕仁批准，内容包括：本土要域作战，中国大陆作战，南方作战，中南太平洋方面作战，保护海上交通线。(43)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内部“和”战分歧更为尖锐。所谓“和”，指寻求体面的办法结束战争，适当放弃部分侵略战争成果。2月7日，重臣就此上奏。冈田启介主张：把握对日有利时机，结束战争。近卫也提出，尽速讲究结束战争方案。(44)但据冈田启介在《回忆录》中说：“陛下很早以前就决定结束战争。”他有“伺机终战”想法。2月23日，天皇对冈田启介说：“正如你所言，我很担心实行起来困难。”(45)裕仁对战“和”惶乱，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 2月26日，参谋本部、陆军省制订《完成本土决战基本大纲》。(46)为继续战争，3月18日，日本临时阁议《决战教育措施要纲》，准备对学生进行动员，动员所有学生担任粮食生产、军需生产、防空，开展防卫重要研究及其它对决战必要的业务。规定：除小学外，其它学校于昭和二十年(1945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停课。(47)在疯狂的战争中，裕仁对充当炮灰的臣民毫不怜惜。据载：1944年10月25日后一两天，“天皇陛下听说神风特别攻击队英勇奋战，向军令部长赐言：‘非这样不行吗?可这样打得好。’在场的每个人都纹丝不动。”(48)由此可见裕仁的冷酷和麻木。他不顾败局已定，仍作对美军采用攻势作战的指示。1945年4月3日，参谋总长上奏冲绳作战案时，裕仁还垂询：“此战如不利，陆海军将失去国民信任，今后作战颇堪忧虑。现地驻军为何不采取攻势?如兵力不足，可否实行反登陆?”(49) 但面对战场不利态势，裕仁又不得不考虑议“和”问题。小矶曾一再强调对华、对苏工作重要。(50)局部议“和”，先从中国着手。因为在日本“大东亚战争”中，中国战场是最棘手战场，如何处理“中国事变”，始终是日本面临的大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汪伪国民政府采取“新政策”，即把占领区的政治经济交给中国人(汪精卫政权)治理，日本不加干涉(冠冕堂皇之语)。面临败战时，日本妄图诱逼中国停止抗战，对日“议和”，日本称此为“重庆政治工作”，1944年8月即由小矶主持该项工作。尽管日本中国派遣军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单靠外交谋略手段，除武力外，别无良策。不过，“对中国中央政府之政治工作目标，系做为停战计划之一环，利用中国中央政府以资缓和盟国之对日要求。”(51) 裕仁对实施重庆政治工作也很关注。1944年9月5日，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曾通过实施方案，图谋与国民政府谋“和”，“使重庆政权迅速结束对日抗战”，离间中国与美英关系。小矶首相和陆海军统帅部长就此上奏时，裕仁曾垂询：这“是否使人看出我方的弱点，有无成功的希望?对军队的士气有无影响?”9月9日裕仁谕示：“此问题极为重要，不单纯限于谋略，要坚持以正道进行，要向对方贯彻帝国之信义。不要满足于暂时成效，要收到长远成果，务望慎重行事。”(52)井上清说，裕仁对于与中国进行媾和，并不感兴趣。(53)这可能不合事实。 小矶首相曾设想，通过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使中国中立，让蒋返回南京，日本从中国撤兵。(54)此计划不可能成功，且汪精卫又病亡。1945年2月底，小矶召中国汉奸政客缪斌赴日。缪斌为重庆国民政府谍报机构暗中联络的对象，并不能代表重庆国民政府。然而日本首相亲自召见缪，充分反映了日本病急乱投医的窘境。据载：缪斌提出，日本全面撤兵，中国政府还都南京，日本与英美媾和。(55)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之事。对于“缪斌工作”，4月2日小矶曾上奏裕仁。裕仁指示，切莫过分深入。根据木户的建议，4月3日裕仁召见陆、海、外大臣，听取意见。次日他面谕小矶首相：“关于缪斌问题，曾分别听取陆海外三相意见，三人均表反对。可速令缪斌回国。”(56)“缪斌工作”由此作罢。 为了准备在本土决战，日本开始调集兵力。1945年1月，日本大本营的作战方针是，“确保以日满华为基础，以本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域，击破来攻主敌美军。”(57)陆军参谋本部为部署本土决战，决心收缩中国大陆兵力，放弃广西、湖南省，确保武汉，撤回武汉以南兵力，大部调往满洲，一部调回日本本土。4月14日，裕仁听取有关上奏后谕示：撤出广西等地区，虽属不得已，但，(一)要注意敌人宣传。(二)此时破坏敌区铁路村庄，是否会给民心以不良影响?(三)集中兵力到后方，是否以确保全部后方为主旨?(四)由中国大陆调动兵力，是否有不利之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回答：所谓向后方收缩兵力，旨在巩固本土、满洲和朝鲜。(58) 4月末，日本陆相、外相交换对形势的看法。陆相阿南惟几对与重庆单独讲“和”抱一线希望，想利用从华南撤军之机导致签订停战协议，然后实现全面和平。不过，外相东乡认为，企图抛开美国与重庆媾和是不可能的。(59)中国派遣军方面也曾对重庆方面作过试探，证明这也行不通。据冈村宁次回忆，日方只愿撤兵至山海关，而中方要求日军撤至釜山。(60)日方自然不能接受。 后来，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曾潜入中国皖豫边境中国第十战区何柱国部试探与中国单独议“和”问题。何柱国明确表示，“无论如何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希望日本“明智而妥善地早日结束战争”。至于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国方面可以将日本的“和平提议”(实为投降条件)转达给盟国。(61)今井还记述：东乡还密派河相达夫到中国，试图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联系，但遭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阻挠。(62)日方还曾通过与曾任中国国民政府司法次长何世桢联系，探悉重庆国民政府提出的和谈先决条件有：惩处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战争负责人；日军从中国全部撤兵等。(63) 四、临败换相，改组内阁 战后木户说：认真地考虑结束战争，“是体察到陛下的心情，时间大概是昭和二十年(1945年)二月前后吧。”(64) 由于战局日益恶化，小矶内阁对完成战争的总方针动摇，主战派与主和派都对小矶不满。“在天皇身边，对大政方针及人物评价熟悉，体察天皇意图”(65)的木户，这时对小矶表示冷淡。日本战史分析，木户等图谋更迭内阁探索结束战争途径。(66)4月5日，小矶内阁辞职。 重臣们意识到，新一届内阁具有战争时期最后一届内阁的意义，故对推举铃木贯太郎为首相，取得一致意见。(67)据木户记载：“余基于自己之所信，与多数重臣之意向，奏荐铃木贯太郎。”(68)这体现了天皇裕仁的意向。铃木贯太郎，为预备役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总长、参军长，天皇侍从长，“二二六”事件(69)中死里逃生。时任枢密院议长，以高龄(77岁，一说79岁)组阁。木户说：“此次必须组织真正以国民信赖的内阁。”“必须采取使民间人士都能响应的方可。”(70)铃木年长，对天皇、军方、政界，均负资望。 就在小矶提出辞职当天夜间22时，天皇召见铃木，命他组阁。这么快就确定新任首相人选，说明事前早就酝酿成熟，而且有天皇的授意。木户说，他向铃木交过底：“(铃木)谒见天皇前，余曾邀铃木，与之言及今日战局实况：‘当此严重时机，恳请勿拘前此之所见。如降大命，务希接受。’披沥余之诚意，并委婉透露战争转向之必要时，铃木对此完全谅解。表示如受命组阁，唯有克尽自己之使命，别无其他。余信心倍增。”(71)木户透露天皇将命令铃木组阁，同时提醒，换阁是为了战争转向，即转入结束战争。铃木曾表露不宜由军人组阁，木户提示他“勿拘前此之意见”，即谓此。 铃木“领会到陛下心情，应抓住媾和机会”，“基于天皇意图，于适当机会引向停战”。(72)铃木本人对此也有记载。他在《结束战争的表情》《结束战争与父亲》(日记)中说：“觉得是皇上的旨意在示人，应把握和平的机会。”他考虑“遵循日皇的意图，于适当的机会导致结束战争。”不过，铃木想趁在某一作战区取得显赫胜利以后，在使陆军能接受的条件下谋和平。(73)这与陆相阿南惟几的思想非常接近。 4月8日，铃木以“拜受大命”为题发表就职广播讲话，表示：“坚信在我身先一亿国民光荣献身后，国民诸君定会踏越我尸，为打开国运向前迈进。”(74)战后铃木在《结束战争的表情》中说，其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第一，他早已推测战争完全无胜算。今既拜受大命，伺机导致结束战争，因之可能惹起杀身大祸。第二，抑制谋和表面化。(75) 由上述可知，日本临败换相，也是走向结束战争的重要一着棋。更换内阁的根本目的，是物色合适的人物能将日本引向结束战争的轨道。据载，美国方面也理解：“铃木贯太郎任内阁首相，是天皇一心想寻找结束战争的出路，向内阁提出了希望。”(76) 五、幻想求苏，斡旋盟国 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去意义，不可能继续存在。这是苏联公开转变对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不过，就像溺水者不肯放过一根稻草一样，败亡在即的日本还对苏联抱一线希望。日本担心苏联对日开战，故试图展开对苏外交，争取苏联“善意的中立”，最理想的是帮助日本与盟国斡旋“和平”。 4月30日，当得知德国准备向盟国屈服时，日本国内则强调，要抑制动摇，彻底完成战争。5月3日，铃木首相表示：尽管欧洲战局急变，一亿国民一致共赴难局，彻底完成圣战。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9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并发表帝国政府声明，表示：日本的战争目的固在于自存自卫，欧洲的战局遽变，对于日本战争目的不致发生丝毫变化。(77)该声明经裕仁过目，体现了裕仁的意旨。 5月11日起，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参加研究对苏外交会议，会议历时3天。会议分析苏方可能提出的要求(如废除日俄战争结束后订立的朴次茅斯条约)，日方可做哪些让步。议决(由东乡起草的文件因空袭焚毁，6月30日重新制成)：可对苏归还南库页岛，割让千岛群岛北部，租借旅大，但须留下朝鲜，南满中立，尽可能维持“满洲国”。总的目的，是竭力防止苏联对日作战，争取苏联善意中立，同时希望苏联能向盟国作对日有利的斡旋。(78)东乡记得，还有建立“苏中日共同体”。(79) 为了与苏联接触，6月3日、4日，广田弘毅曾受命到箱根会晤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6月8日，木户幸一提出一个方案，核心也是通过苏联谋和。裕仁表示：试试看。(80)24日，广田访马。没到一周，29日广田又见马一次，诱以对苏让步条件，如“满洲国”独立、渔业权问题。马立克只答应向国内报告。(81)20日，东乡外相上奏有关广田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前两次交涉经过。裕仁谕示：“根据最近的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以及长谷川大将等报告，也都认为，尽早结束战争是为上策。”(82) 6月22日，裕仁召见六大臣(83)，铃木首相表示，要继续进行战争，也要考虑收拾时局问题。按既定方针进行交涉，决定派特使赴苏。7月7日，裕仁召见首相，督促向苏联派遣特使，谋求苏向盟国调停。他对铃木说，对苏谈判往下如何进行?如错过时机，就不好办了。(84)10日，首相召开会议商量使苏人选。外相推举近卫。12日，首相经由内大臣奏荐近卫，“天皇大悦，予以俯允”。当日，近卫见天皇，报告军队和民间目前态度：陆军称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可能，海军难以置信。民间有“仰信圣断何所不能”情绪，也有对天皇有怨言者。天皇示意将派其赴苏。(85)当天夜里，东乡外相急电马立克，13日通报马，日本拟派近卫携天皇亲笔信使苏。根据裕仁的积极意图，7月12日，东乡又电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求见莫洛托夫，拟商近卫访苏事。莫氏未见，后赴波茨坦出席会议。本来日本行内阁制，天皇不直接干政，但这时裕仁着急，他干脆直接决定，让特使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去苏联，与苏联磋商。(86)可见，裕仁之心急火燎。 对近卫特使赴苏事，苏联故意拖延，实为不予接受。1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见佐藤，询问近卫访苏目的。至波茨坦公告发布次日(7月27日)，东乡仍等待苏联对近卫访苏的答复。(87)其实，日本求苏斡旋，是病急乱投医，是痴心幻想。日本驻赤塔领事馆早在3月1日目击，4月上旬观察，苏联似已开始向远东运送狙击兵团和大批飞机、坦克。(88)4月上旬，陆军部也分析：苏联对日关系有可能走向恶化，不过预料最坏事态将于本年末以后发生，另一种估计为秋季可能发生。(89)苏联是日本宿敌，而且早与英美等日本的敌国结盟，正在准备进攻日本，当然不可能为日本与盟国斡旋。佐藤亦早已电告东乡：争取苏联，绝无可能。(90)苏联对太平洋战争一直佯装中立，不过是麻痹日本而已。求苏斡旋事，表面上看是东乡外相在操作，而幕后正是日本天皇裕仁。 六、原子霹雳，“和”梦方醒 日本战史说：冲绳作战的结局，对日本宫中结束战争的企图具有决定性。(91)冲绳战役结束后，原来对冲绳作战曾抱有最后希望的上层人物，转变为一心一意想要结束战争了。(92) 裕仁对军方制订的本土决战大纲不大满意。6月8日，木户起草了“收拾时局对策试行方案”，分析日本国力，认为本年下半期后，日本战争能力将丧失殆尽。美军空袭，所有储存物资将全部丧失。粮食、衣料等严重缺乏，将引起人心极度不安。故须果断收拾残局，可由军部提倡和平，政府据以决定政策，进行交涉。请求天皇勇断，以天皇亲笔信与调停国交涉，由苏联进行调停，条件是体面媾和。(93)外相东乡也写意见书驳“本土决战论”，表示只要皇室安泰，做好无条件投降的思想准备。建议对苏让步。(94) 6月9日，木户幸一见天皇裕仁，奏呈上述对策。据木户记载：“陛下早已对战局前途极感忧虑，尤其对不设防的中小城市，每遭空袭，即化为灰烬，多数无辜国民，衣食住被剥夺，陷于贫困状态，对此深为苦恼。因此对余之进言表示十分满意，谕示迅速办理。”(95) 6月18日，日本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努力争取和平机会并无异议”，陆相与统帅部两总长寄望本土决战，取得一定战果再进行和平交涉为宜。(96)木户汇报裕仁后，22日又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裕仁指示：“关于战争指导问题，日前御前会议已作出决定。对结束战争，现在不要拘泥于过去的观点，望迅速进行具体研究，早日予以实现。”(97)所谓“不要拘泥于过去的观点”，指图谋取得一战胜利，以赢得有利的议和条件。 然而，因等待苏联对近卫使苏的回应，日本还是一再延误了时机。7月26日，美、英、中盟国(后来苏联加入)发表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波茨坦宣言》公告：由日本抉择是停止抵抗，还是让日本军队全部毁灭，本土全部残毁。盟国提出要永远剔除日本妄欲征服世界、穷兵黩武的威权势力，占领日本，解除日本武装，对战犯进行法律之裁判等。(98) 日本外务省研究认为，日本只有予以接受，方能结束战争，否则别无它途。27日，外相向裕仁奏称：“三国宣言仅系一般的声明，至于有关具体内容，仍有研究之余地。拟通过苏联充分判明其内容。”(99)日本仍希图苏联斡旋。7月30日，佐藤受命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佐夫斯基表示，希望苏联能向盟国转达日本要求，“维持天皇制度”，接受盟国要求日本的投降条件。8月2日，佐藤向苏方催促回应，称“日本极度紧张”。(100)5日，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6日，东乡又指令佐藤立即与莫洛托夫会谈。日本焦急地等待苏联的态度。 正当日本陆军准备本土决战，日皇与各大臣等待苏联斡旋结束战争时，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受到极大冲击。8月7日，裕仁说：“既然到了这般地步，如不早点结束战争的话……(怎么办)。”(101)8月8日，外相上奏天皇应以原子弹爆炸为契机断然结束战争。裕仁说：“是那样。既然敌方使用了这种武器，继续战争越来越不可能。我想，为了争得有利条件，而错过结束战争的时机，就不好了。另外，即使谈判，不是也不能妥协吗!所以望能进入终战的过程，以早日看到战争的结束。”东乡理解，这是天皇所作的不能继续战争时，就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终战的决断。裕仁让东乡向铃木传达其旨意，提议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原子弹炸醒了裕仁以战和外交求“和”的迷梦。有论著说：8月8日，东乡力劝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让外相告参谋总长，鉴于敌方使用了新型炸弹，日本已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当尽早努力结束战争。木户记载：天皇说，他个人的安危是次要的，而务必不能重演广岛惨剧。(102)原子弹轰炸促使日本天皇下决心投降，这可能是真的，但让外相告诉参谋总长的说法，不符合政治程序。 一直拖延不见日本使节的莫洛托夫于8月8日下午5时见了佐藤，不待佐藤提出主张，莫洛托夫即宣布：从明日起，苏日处于交战状态。与此同时，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亦将苏联对日宣战通告日本政府。(103)8日深夜(9日凌晨)，苏联远东红军即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日本正式收到苏联对日开战书，是在10日上午11点。9日马立克曾求见，日外相以忙为由传话，延期一天。(104) 9日10时前，木户幸一见裕仁。裕仁谕示：“苏联已对我国宣战，自即日起已进入交战状态。急需研究决定收拾战局之对策，要与首相充分恳谈。”(105)10时后，木户幸一向首相传达天皇旨意，力陈利用波茨坦宣言引导结束战争之必要。 9日，美国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是日午后日本内阁举行会议，意见仍分歧。陆相阿南惟几主张：为民族而战。海相米内光政主张：速行交涉，挽救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均主张：“一亿玉碎，死里求生。”外相东乡认为：应隐忍自重，立即和平，以图他日复兴。当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外相、海相主张，最低限度在波茨坦宣言内加入保全皇室这一条取得谅解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宣言。陆相则主张继续战争，如谈判，则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保证皇室地位；2.自主撤兵；3.由本国处理战争责任者；4.不实行保障占领。(106) 按惯例，内阁讨论事务意见一致才能呈请天皇裁决，如分歧无法解决，只能辞职。(107)当日(9日)夜间22时50～53分，首相见裕仁，呈报由外相提议的接受波茨坦公告案。23时50分举行御前会议。裕仁决定，批准外相提出的只附以确认天皇统治大权的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提案。(108)据《终战史录》载，天皇说：“彼我战力悬殊，纵继续战争，徒使无辜涂炭，文化摧毁，导致国家灭亡。尤其原子弹出现，后果更为严重。为此决定结束战争。忠勇陆海军之解除武装，朕之忠臣作为罪犯予以引渡，虽所不忍，然以明治大帝容忍三国干涉时之心情为朕意，以图国家将来之复兴。”(109)另据载，当时天皇说：“照这样下去，日本民族和国家均将灭亡!我赞成外相意见。”(110)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权的皇权。”(111)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同盟国复照，明确要求：“自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至于日本提出的附加谅解条件，复照云：“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112) 但同日，阿南陆相发布告全体将士书称：“苏俄已进攻皇国，无论如何粉饰其藉词，其侵略称霸大东亚的野心相当明显。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只有为维护日本国土，断然遂行圣战到底。”陆相表示：“就算是嚼草根，齧土壤，伏尸原野，也要战斗到底。”“置之死地而后生”。“誓为玉碎，决不投降。”(113)日本国内军队与政府发出不同声音。据载，阿南内弟称：阿南公告《把圣战进行到底》见报后，天皇曾召见阿南，加以训示斥责。(114)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时，裕仁召见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陆军总长梅津美治郎和东乡外相，指示要把敌对行动控制到最低限度。(115) 七、最终决策，无条件降 接到盟国答复照会后，日本最高决策层仍是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接受盟国的照会，无条件投降；一种意见主张再提条件要求，如盟国不接受，则继续战争。 8月12日，梅津、丰田二总长入宫，对盟国答复第一、四两项(听命于盟军总司令部，由人民意愿决定日本国家体制)反对。米内、东乡对此不满。阁僚恳谈会上，陆军大臣主张向盟国再提照会。安倍内相、松阪法相赞成。铃木认为：盟国照会没有明确承认维护日本国体。解除武装全由对方处理，军人实在不能接受。再提照会，假若对方不听，就是继续战争，也是不得已。裕仁回答说，好好详细研究。东乡外相欲辞职，松本次相予以劝谏，乃作罢。(116) 裕仁召东乡外相，表示对盟国照会，同意接受。他说：“不要切断与美方的联系。”(117)铃木首相也同意再向盟国发照会，要求澄清保留天皇制问题。木户在宫内告知铃木：投降是天皇意旨。铃木乃改变态度，拒绝了阿南继续战争的主张，表示只向盟国提出“希望”条件。(118) 8月13日，举行元帅会议。永野、杉山元主张继续作战，击退登陆美军。畑俊六则表示：击退敌人无把握。接受波茨坦宣言，与盟国谈判，要求至少保留10个师团作近卫队。 天皇裕仁说：“设战争如此继续下去，形势愈益恶化，而国家终于无以获救。敌方已保证皇室之安泰。敌所谓利用天皇解除武装之言论，如为广播，则不可置信。朕意，保证皇室安泰当无可虑。所谓关于国体大权云云，乃指治外法权之类，从非战公约的辞句看，像美国那样的国体，毕竟是不能理解的。解除忠良军队的武装，处罚忠臣，尽管难以忍受，但为救国，事非得已。至于解除武装，保障占领等细节，将于停战条约中规定，现在立即提出详细条件，及(乃)使情况更加不利，以至谈判决裂。今日心境与明治天皇因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时相同。虽实难忍受，但经深思熟虑所决定，元帅要协助使之实现。”(119) 因是否再发照会就投降条件进行交涉仍存分歧意见，13日，铃木首相拟再请天皇裁断，但梅津和丰田反对未经商讨统一意见，就上奏召开御前会议。于是，铃木奏请召集战争最高指导会议成员、内阁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木户向裕仁转奏铃木希望天皇裁断之意。裕仁表示：如出现僵局，他将命令内阁接受盟国照会。(120) 14日，铃木首相通过御前会议请天皇裁断，接受无条件投降。梅津、丰田和阿南主张，就投降条件再向盟国发照会交涉。裕仁表示：“朕通过答复的文意，理解对方持有相当善意。”“如再继续战争，其结果将使我国完全成为焦土，实不忍再使万民遭受更大的苦难。(否则)无复以对祖宗之灵。朕异乎寻常的决心未变，(系)从内外形势，国内状况，彼我国力、战力进行判断，并非轻率作出的结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之处。关于敌之保障占领，虽不无可虑之处，但继续战争，则国体与国家之将来同归于尽，一无所存。如现在停战，将来发展的根基尚存。解除武装纵不堪忍受，但为国家与国民幸福计，必须以明治大帝对待三国干涉时同样心情处之。望予赞成。陆海军的统御或有困难，朕亲自广播也可。尽速颂发诏书传达此意。关于根据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政体，宜视为外交用语，不宜过分怀疑。使迄今牺牲性命而效忠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忠良臣子受到惩罚，朕实难忍。但此际必须咽下眼泪忍所不能忍……”(121) 裕仁谕示陆相，由陆军起草敕语向军队传达天皇谕旨。当日，陆相与参谋总长致各司令长官电，传达天皇旨意：“鉴于内外形势，尤其战局之演变，当前如不收拾战局，将使国体破坏，民族灭亡。敌方所称，帝国最终之政体基于日本国民自由意志而建立。对此，朕不认为有损毁帝国国体之意。此际须忍所难忍，予以接受。国家仍作为国家而保存，期以缓和臣民之艰苦。”(122) 裕仁接受陆军要求，对有关占领和解除武装等项，向盟国提出希望条款。日本政府向盟国政府发出了希望条款文件，内容包括希望盟国占领日本的地点和兵力尽量减少，解除武装由日本自行实施等。(123)日本政府答复盟国：“天皇陛下已颁发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宣布：“我认为这一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这一答复并没有作任何保留。”(124) 木户告知侍从长藤田久德，天皇表示要亲自去陆军省、海军省，向坚持要战斗下去的军官发表讲话。木户、莲沼藩(侍从长)捎口信给米内、阿南，他们保证陆海军遵纪守法。然而后来陆军省和近卫师团少数少壮派参谋人员还是发起了企图阻止日本向盟军投降的政变，他们杀害了近卫师团长森赳，并一度占据皇居(宫城)。虽然政变被镇压，但是，天皇要亲自向近卫军做解释。(125) 17日上午10时，裕仁召见陆海相，赐下“陆海军复员时对陆海军人敕语”，结尾称：“汝等军人应深体朕意，坚决巩固团结，进退严明，含辛茹苦，忍所难忍，以期维持国家永世之基础。”25日，又赐“陆海军复员时对陆海军人敕谕”，末尾称：“汝等军人，其克体朕意，作为忠良臣民，各就生业，忍受艰苦，开拓荆棘，务期致力于战后之复兴。”(126) 八、天皇作用，值得研讨 上述史实表明，昭和天皇裕仁像一个赌徒，冒险批准发起太平洋战争。在不断战败的过程中，日本主战派和主“和”派对立。起始，裕仁指示支撑战局。但随着败局已定，他不得不逐步转向支持结束战争，并冀图通过对苏外交求“和”。直到美国扔下原子弹，他才彻底抛弃了求苏斡旋的幻梦，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日本学者井上清教授论证天皇裕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令人尊敬。不过他论及裕仁在投降过程中的作用时，结论似有不协调之处，如他一方面说：“战争是靠天皇的裁定才结束的”，结束战争的谋划，“早在1944年6月就已由近卫和木户等人拟好，主和派也都为此而努力，当铃木内阁实行这一计划时，并由铃木、木户、东乡、迫水等人连所有细节也都经过精心策划，就是这样一个剧本，经过精心导演，让天皇当了主角。”另一方面又说：“虽说以圣断形式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但这完全不是天皇的倡导。在日本整个统治阶层中，天皇直到最后还是主战论者。当时局发展到绝境，天皇裕仁也完全明白了，这样下去就不能维护国体——即天皇本身的地位和权力时，他才意识到不得不投降。”(127)既然天皇是在别人的导演下，演了结束战争的戏，并且当了主角，怎么又说他直到最后还是“主战论者”，至“时局发展到绝境”时，“他才意识到不得不投降”呢?对于天皇在日本投降的决策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以及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似可进一步做研讨。 (一)天皇对日本决策投降是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日本从战败到向盟国投降经历的过程较长，大臣与将领之间主战、主和的主张持续对立。最后，天皇裕仁不仅否定了军方“本土决战”的主张，而且否定了主战派提出的以保留天皇制、反对同盟国军事占领、由日本自主解除武装和惩处战犯四项条件为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意见，而同意东乡外相在探询保留天皇制谅解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主张，向盟国表达了投降意愿。当年担任内阁书记官长的迫水久常写道：按照日本宪法，决定国家事务要由内阁辅佐进行，天皇只是裁决认可。当时最高战争会议成员意见三比三，对垒明显。依陛下圣断接受波茨坦公告，御断终战。(128) 其后，对于盟国答复中的“日本政府最后的形态，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一条，日本军方又持拒绝接受、宁可再战的意见。枢密院议长平沼也以国体论而言反对接受。裕仁坚决拒绝他们的主张。对此，他对木户说：“如国民的心远离了皇室，即使联合国承认，皇室也不会安泰。反之，如国民依然依赖皇室，皇室的存否由国民自由表决，皇室的安泰就更有保障。由国民表决，我想是好事。我想，问题是，在联合国的答复中，有自由表明(达)的国民意志的意思，这没有必要作为问题。”“我想，照对方回答的那样就可以了，还是那样承诺下来为好。”(129)裕仁最后裁定，接受联合国的答复而投降。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内部对是否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宣言问题经过多次辩论，最后依天皇裕仁的裁断向联合国投降。在这一过程中，天皇裕仁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这样，不仅终止了“本土决战”的进行，避免了日本更大的毁灭，同时也避免了盟国军队更大的牺牲，战争得以结束。裕仁固然对于侵略中国、侵略亚洲和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同时他在日本最终结束战争，向盟国投降问题上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只有这样作出结论，在逻辑上才能统一。 (二)日本决策投降的过程为何迟缓? 重光葵和木户的记述都表明，早在1943年，裕仁已经有早日结束战争的思想。但因主战派与主和派对立，裕仁从战到和，最终到降，步履迟缓。这反映了对疯狂运转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进行制动极为不易。 其实，不仅主和派，即使军方在不断战败的过程中，也早已产生结束战争的思想。据载：1944年9月5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杉山元陆相已提出了德苏和平、重庆和平和对美英和平工作构想。(130) 在战争环境中，言和只能秘密酝酿，不能公开透露。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回忆：1945年2月，木户曾说，天皇会见那些重臣，他和天皇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些重臣被公认为是和平论者。如果他这内大臣会见那些重臣，就会被认为他与和平运动有了联系，甚至天皇也和这有了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公开化，军方不会沉默，和平运动就会受挫。松平觉得，木户为了和平运动，内心苦思焦虑，又不能向外流露出什么态度。他为木户所感动。(131) 木户说：战争不是想让它停下来就能停下来的，所以，在某个周期结束之前，坚决彻底地战斗，反而是通往和平的捷径。要想方设法创造机会，一定要赶在不分胜负的状态下把战争引导到与英美的和谈上来。1944年6月前后机会已经到来，只能由内大臣和外相承担全部责任请求天皇裁决，结束战争。(132) 当然，希望等待时机与对方言和，虽是天皇裕仁和诸大臣、将领们的共同主张，但仍含一种赌博心理。等待什么时机呢?一是打一胜仗，造成胜负不分的局面，然后言和，对日本才有利。二是日本因与德国结盟，不便单独与敌国媾和，这要等德国战败。三是寄望苏联帮助向同盟国斡旋。因此，一再延误了早日终战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1945年2月7日至26日，天皇裕仁一一会见重臣们，他希望在听取重臣意见后，以现实的方法推进和平工作。裕仁对近卫说：如果不能再一次取得战果，实在不容易进行和谈。(133)4月8日，军部仍设想，本土决战，给美国一打击后提出媾和。(134)铃木首相与阿南陆相的想法相同，认为不予敌以重创，对谋求结束战争，有危及国体之虞。(135)4月21日，裕仁接见外相东乡后，东乡感到：陛下流露出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愿望，如果战争早点结束就好了，只因顾忌与德国缔结了不单独媾和的条约。(136)而德国战败后，日本一直寄希望通过苏联居中斡旋。 作为日本最高统帅的天皇裕仁，走向终战的步履迟缓，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改弦易辙之难，因此终于没有能使日本免遭原子弹轰炸之灾。不过，毕竟天皇裕仁是军国主义机器的总枢纽、总开关，由他最终裁断向同盟国投降，疯狂运转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才停止运转。 (三)天皇制下日本终战投降有何特殊运作方式? 天皇裕仁对投降决策的决定性作用是日本天皇制决定的。天皇不是虚位元首，他是“日本帝国的唯一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军队的唯一最高绝对统帅”，(137)战争、议和、订立条约，都要由天皇批准。故而，“天皇的权威在结束战争时，毫无疑问地得到证明。”(138)战时日本实际上是军人专政，而天皇是军队统帅，不管军方如何反对投降，反对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在文武重臣的策划下，只有天皇才能抑制军方的强硬主张。 天皇制有着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日本天皇制下，统帅权独立，内阁管政，统帅部管军，军政统一于天皇辖制之下。而天皇通常只是分别对内阁和军部(陆海军)的决策裁可，并不具体参与运作。故天皇后来尽管有早日结束战争的想法，也无法直接下令停止战争。他只能在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调和，等待时机。当然，在战降决策关头，天皇作为最高统帅，最后具有裁定权。特别是临到战争结束时，裕仁打破常规，亲自出面明确支持外相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主张。 其实，裕仁并非深谋远虑足智多谋之人，他在战败过程中，惶急无能，束手无策。他知道战争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但又找不到具体出路。故说天皇直到最后还是“主战论者”，似不尽合事实。 在日本败降过程中，近卫等天皇的重臣们和主和派对推动天皇结束战争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情况已如前文所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裕仁身边的木户发挥了特殊作用。木户在宫内外起了内阁、重臣与天皇之间总联络人的作用，并且对天皇发挥了提醒、建议和规劝的作用。8月9日日本决策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日，一天之中他见天皇6次。当铃木首相决定向盟国提出四项条件时，木户记载：9日下午2时45分，高松宫给木户打电话，担心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加条件，被联合国拒绝。4时，重光葵向木户谈及，如提四个条件，与同盟国谈判必会破裂。幸亏此时铃木所提四条件的报告尚未上奏天皇。3点10分、4点35分，木户两次告知天皇：“首相似乎有了这样的决定，对其决定也有反对意见。或许有人上奏决定的内容，即我方在提出四项条件下接受公告。到时请陛下说出不附加区区条件这样的尊意如何?”由于裕仁清楚事情经过，所以他说：“知道了。”(139)9日夜11点半至10日凌晨2时30分举行御前会议，裕仁表示同意外务大臣发言所提主张，不附加四条件。联合国于11日答复日本投降要求后，日元帅会议对是否就投降条件再发照会交涉又出现不同意见时，14日上午，木户晋谒天皇，反映全国都在谈论终战，请求下令火速办理终战手续，也得到了裕仁的同意。(140) (四)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是否对日本投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8月6日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日本没有立即投降，而苏联对日宣战后，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日本才决策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这是否表明苏联宣战对日本投降起了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中国、美国对日长期作战，消耗了日本的国力和军力，美国强大的军事攻势，逼近日本本土，最后投掷原子弹，才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只是日本犹幻想求苏联斡旋，争取尽可能对日本有利条件的“和”局。苏联对日宣战彻底粉碎了日本幻梦，这像是压死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压死骆驼的主要力量，是最后一根稻草前已经加于骆驼身上的重负，而不是那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不能把苏联出兵东北当作逼使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 铃木后来在《投降的表情》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投降的最后时刻到来了。我……悄悄对身旁的迫水君说：‘必然到来的事终于到来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实施陛下尊意的时候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发生纠葛时，“天皇的尊意”就成了决定国家意志的构想。木户也传达天皇意见，劝说铃木要果断终战，要迅速利用波茨坦宣言，把战争引向终结。(141)产生“天皇的尊意”，当在9日之前，也就是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信息之前。 8月9～10日御前会议上，天皇最后裁定投降时说：“彼我战力悬殊，纵继续战争，徒使无辜涂炭，文化摧毁，导致国家灭亡。尤其原子弹出现，后果更为严重。为此，决定结束战争。”(142)12日，陆海军二总长曾上奏，撤回接受波茨坦公告书。铃木首相说：“如果这样战下去，纵使背水一战，在原子弹出现的今天，也为时已晚。那样，将不能维护国体。”(143)15日，天皇“玉音”广播后，广播员作了解说：1.原子炸弹为投降的最大理由。2.可确保维护国体之限度。(144)可见，最后促使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是美国扔下了原子弹，而不是苏联的宣战。 (五)天皇认输不认错，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有何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投降之始，即未对其发动之侵略战争认罪悔罪。1945年8月15日，裕仁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之“终战”(投降)诏书。诏书说：“吾人对美英宣战，确系诚心希望保证日本之自卫及东亚安定。吾人并未思及妨碍其他国家之主权或扩张领土。”(145)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进一步发动太平洋战争，明明是对外扩张侵略，天皇裕仁在向盟国投降时，却否认其发动战争有对外侵略扩张之企图，还诡辩说是为了日本“自卫”(日本一贯宣称对外侵略为“自存自卫”)，甚至自我美化，说它是为了“东亚安定”。正如人们所评说的：日本对战争认输不认错。(146)日本天皇坚持军国主义立场。 日本天皇是在同盟国的强力打击下，被迫投降的。他向文武大臣们宣示心迹：要强忍战争失败带来的后果(包括解除武装，引渡战犯)，“以明治大帝容忍三国干涉时之心情”来对待向盟国投降。他以对华甲午战争结束时，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故事来说服大臣们，忍辱求生。这完全暴露其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野心未死。 战后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的东京军事审判，由于美国顾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感情，为了减少阻力，便于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但这同时也使日本国民未能深刻反省对外侵略战争责任，为后来日本不断出现军国主义思潮留下了隐患。 注释： ①著名论著有[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论文亦陆续有发表，如宋志勇：《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4期；宋志勇：《再论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04年(集刊)；吴广义：《日本侵华战争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学刊》2007年第4期；程兆奇：《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再检讨》，《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等。 ②[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96页。 ③《近卫文麿公手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9页。 ④《杉山笔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695页。 ⑤《大本营机密作战日志》，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686～687、700页。 ⑥[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7页。 ⑦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699、697页。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701页。 ⑨《木户幸一日记》，引自[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42页。 ⑩近卫对原田的谈话，(1940年9月20日)，《木户幸一日记》，引自[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05页。 (11)[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25页。 (1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746页。 (13)[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48页。 (14)《木户幸一日记》(1942年2月13日)，[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44页。 (15)[日]外务省：《结束战争史录》，新闻月鉴社，引自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16)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26、227页。 (17)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27页。 (18)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十(朝云新闻社，昭和四十七年)，林石江译，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第218～219页。 (19)日本军部作战部第一部长田中业务日志，(1942年6月7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0页。 (20)《木户幸一日记》(1942年7月6日)，[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50页。 (2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570页。 (22)《畑元帅日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573页。 (2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第668页。 (2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2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06页。 (26)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28页。 (2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177页。 (28)[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28、334页。 (29)[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47页。 (30)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7页。 (31)所谓重臣，即枢密院议长和以前担任过首相职务者。 (32)[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71页。 (33)[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72页。 (34)[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68页。 (35)[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75、174页。 (36)[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48、349、377页。 (3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263、264页。 (3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394～395页。 (39)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3页，第10页。 (40)据宫崎部长记载，死亡70000，而《东京都战志》记载为83070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13～514页。 (4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28页。 (42)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5页。 (4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10页。 (44)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38页。 (45)《冈田回忆录》，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8～29页。 (46)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26页。 (47)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131～132页。 (48)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31～32页。 (4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38页。 (50)[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86页。 (51)《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1988年，第767页。 (5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373页。 (53)[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83页。 (54)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42页。 (5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27页。 (5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28页。 (5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03页。 (5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49页。 (5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26页。 (60)《冈村宁次回忆录》，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29页。 (61)《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03～204页。 (62)《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第207页。 (63)《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第209～210页。 (64)[日]胜天龙夫：《重臣们的昭和史》，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31页。 (65)[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23页。 (6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26页。 (6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93～594页。 (68)《木户幸一日记》，引自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200页。 (69)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少壮派)军官率1400多士兵，发动武装政变，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高官住宅，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要求陆军大臣实行“国家改造”，即组成军人政府。这次政变被镇压，但冈田内阁倒台，继任为广田弘毅内阁，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寺内寿一任陆相。从此军部加强了对内阁的控制。 (7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94页。 (71)[日]木户幸一：《战后手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95页。 (7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95页。 (73)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201、206页。 (7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98页。 (75)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205页。 (7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599页。 (77)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380页。 (78)《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意见一致事项》(昭和二十年六月三十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21～623页。 (79)[日]东乡茂盛：《意见一致事项》，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50页。 (80)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65、69页。 (81)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23、1425页。 (8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38页。 (83)天皇召见的6位大臣是：铃木首相、米内海相、东乡外相、阿南陆相、梅津陆军参谋本部总长、丰田海军军令部总长。 (84)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70、78、79页。 (8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42页。 (86)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80页。 (87)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423、1432页。 (8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03页。 (8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02页。 (90)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页。 (91)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412页。 (9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28页。 (9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35页。《波茨坦宣言与投降》书中记载，木户所撰为“时局收拾对策拟案”，日期为6月9日，见该书第385页。 (94)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424页。 (9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37页。 (9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37页。 (97)《木户幸一日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38页。 (98)《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298～299页。 (9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43页。 (100)[美]柯贝克：《远东是怎样失去的》，陈同儁译，台北：黎明书局，第153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第374页；《中央日报》1845年8月10日，第2版；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台北：“国史馆”印行，1988年，第94～95页。 (101)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10页。 (102)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第5页。 (103)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第95页。 (104)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14页。 (10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58页。 (10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62页。 (107)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第8页。 (108)《木户幸一日记》(1945年8月9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68页。 (10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70～671页。 (110)《昭和宰相列传》之《铃木贯太郎“依靠天皇结束战争之导演”》，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71页注1。 (111)《日本乞降照会》(1945年8月10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7页。 (112)《中苏美英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1985年8月1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9页。 (113)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第139页；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8)，《波茨坦宣言与投降》，第687页。 (114)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第13页。 (115)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第17页。 (11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第376页。 (117)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34页。 (118)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454页；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第16页。 (11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00～701页。 (120)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456页。 (12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03～704页。 (122)《陆相、总长致各司令官关于结束帝国战争电》(1945年8月14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16页。 (12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14～715页。 (124)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87页。 (125)日本太平洋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八一五投降纪实》，金坚范等译，第41、164页。 (12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27页。 (127)[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96页。 (128)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53页。 (129)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29页。 (130)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12页。 (131)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7页。 (132)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31页。 (133)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33、234页。 (134)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郑钧等译，第242页。 (13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58页。 (136)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45、46页。 (137)[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7页。 (138)[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第10页。 (139)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16页。 (140)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39页。 (141)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15、216页。 (14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70～671页。 (143)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第232、237页。 (14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25～726页。 (145)《日皇裕仁投降敕书》(1945年8月14日)，秦孝仪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作战经过》(三)(此书以下简称《作战经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608页。 (146)卢嵘：《两个外交官的对话》，《南方周末》2005年9月1日，第30版。标签：军事历史论文; 昭和天皇论文; 日本海军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苏联海军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天皇论文; 陆军论文; 铃木贯太郎论文; 海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