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上，生活之下——“蚁族”的幸福在哪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幸福论文,蚁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起初，《蚁族》的火爆，让廉思有些不习惯。
这本书他是自费出的。此前，这个80后学者曾受北京市政府委托，率队对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的青年聚居现象，进行过长达2年的深入调研。向出版社自荐的情形还清晰地记得。
“首印8000册。”
“太少了，我这本书肯定能火。”廉思争取。
人家还是淡淡的，“每个到我们出版社的人都这么说……”
刚开始真还挺平静，但年底一部叫《蜗居》的电视剧播出了，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开始了，“梦想还有没有执著的必要？道德是不是很可笑的坚持？做海萍还是做海藻？要小贝还是要宋思明？”
同样有梦却居无定所、有知识却两手空空的蚁族，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2009年底最热的词。热到什么程度？近百家媒体，不仅国内还有国外的，包括日本共同社、法国路透社、俄罗斯塔斯社……纷纷架起摄像机，来到唐家岭，不停地拍摄。中央高层也开始关注蚁族群体。
草根阶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第四大弱势群体、卑微姿态、期许情怀……蚁族，取代振臂一呼、风云变色的人间王者，成为“时代”关注的对象。
他们高擎火把而来，却成为古希腊悲剧里为命运所捉弄的神。
主体是22岁到29岁的80后，聚居在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城乡结合部，普遍月收入为1000至2000元。七八个人一间房、七八十人一间厕所，每月房租300元（就这300元，不少人还交不起，躲着房东）。那里有坑洼不平的路面、横行抢道的黑车、疲倦的年轻人坐着拥挤的公车，从城里归来，回到村里小小的寓所。
“北京竟有这样的地方！竟有一群同龄人这样生活着！”
这是廉思第一次带队去唐家岭，大伙儿唏嘘的感慨。“当公共汽车的门关上时，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错过了这辆车，就错过了这个世界。”这是调研员张冉的一次晚归经历。
“失落的世界”，荒凉如斯。
调查证实，竟有数以10万计的青年在聚居村栖身——这还仅是北京一地的数据。随着《蚁族》一书的出版，不断有数据反馈回来，几乎在所有的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如焦作，都有这样的聚居村。生活之窘迫，堪比农民工、下岗职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迥异于前两者：均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0%来自于211重点院校，90%来自于普通院校、民办高校。这一点，发人深思、令人惊觉。
这就是传说中能借“知识改变命运”的一群人？
“一个重视知识的国家，掌握知识的人却过得不好：国家还没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有知识的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的后面……这是为什么？”坐在我对面的廉思抛出第一个重磅级问题。
与其说是问我，不如说是对时代的苦苦追问。
2.
“蚁族”陈华或许也在问。当他经过一条大学的河边，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站成一排、陆续被小汽车接走时。
他没有愤怒，只是轻轻叹口气，提醒自己更努力。这只“蚂蚁”身上凝聚了人生教科书上教导的要素，勤奋、乐观，永不言弃。你会惊讶命运为什么还要给那么多一波三折。
陈华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考研失败，开始了求职的旅程。他坚持不啃老，啃馒头，最多时啃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拿到offer，在北京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做推销培训，底薪只有800元，不解决户口，不提供三险一金。
“有点饥不择食了。”陈华笑。
饥饿还在后面。两三个月之后，因为成绩平平，这工作丢了。陈华又开始在某商学院做起了营销，对这第二份工作，他也很珍惜，把展开“易拉宝”、在街头做推广的经历，都视作有趣的经历。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它。
生存至上，生活至下。为了生活，陈华去街头发过传单、帮婚庆公司舞过狮子，实在不能变劳动力为人民币的日子，就去图书城看书，站着看那些关于求职和营销方面的书，指望着“今天看，明天就能用上了。”最困窘的时候，连28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这时，屋里种的一盆蒜苗就成了最大的安慰，起码有了它，一顿下饭菜就不愁了……
调查者杜韵竹笔下的“蚂蚁”陈华，是个动人的形象，当他拿起笛子、闭目吹起《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简直是幅唯美的图景，笛声里传递了不该属于他的寂寞忧伤。
邓锟是我想记述的第二只“蚂蚁”。《蚁族》一书里的《聚居村村民序》就是他写的。廉思介绍，“邓锟是个有思想的人。”
生于1984年的邓锟是山西人，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北上的原因很浪漫，为了爱情。在人脉全无的异乡，他开始了一切全靠自己打拼的日子：在某医院的医疗器械中心上过班，也被传销组织欺骗过；考过研，最终失败了；谈过恋爱，最终也失败了。《蚁族》一书的出版，也未改变他的命运，几天前邓锟还给廉思打来电话，老师，我现在在卖数码相框，您要吗？
白天的邓锟，是沉静的、忙碌的、微笑着的……一天清晨，好友狄群“揭穿”了真相：“昨晚你哭了？”
“没有啊。”
“怎么枕头上湿了一大块？”
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哭泣，是哭了自己还不知道。
出去接受采访，邓锟常常遭遇好心的“建议”：为什么不回家？他不作答。怎么答？说学“生物工程”的回去后更惨吗？当地一个官员很雷人地问过，“这专业是不是养小动物的？”说父母不同意他回家吗？蚁爸蚁妈眼中，娃留在北京就是北京人了！说比起家乡，他宁可相信北京的一线光明？这都市多少允许你凭借个人努力找到工作，而地方上的“门阀政治”和“豪强垄断”，更让人无法呼吸……
陈华与邓锟代表了广大蚁族的共同困境：不乏知识与文凭，也愿靠双手改变自己家族命运，却与幸福缘悭一面。为什么？
3.
“纯粹胡扯！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我被骗了！”
“4年前，我用一袋钱换了一堆书，4年后，我这一堆书换不回一袋钱，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互联网上不少蚁族质疑的声音。
“它反映的是目前高等教育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廉思分析，“通过4年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是断裂的，有时一个专业设置，并未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怎么能不耽误人。”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一高校设立一个新专业，学生家长咨询，老师，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呀？招生老师答，我不知道。出来以后是不是分去某某部委？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招收的是200人而不是150人或250人？还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设立这样的专业？很简单，学校有师资、有宿舍、又能赚钱，那就招人呗！这样培育出来的学生，你怎能保证不是次品、废品、保证他们在人才市场上受欢迎？
其次，大学里传授的内容，也值得商榷。很多大学教给学生的不是技能，而是偏研究型的，但市场哪里要得了那么多研究者？在廉思团队设计的问卷有一个选项，“你认为高等教育给你带来了什么？——知识的丰富？英语水平的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很多人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一纸文凭。”
“我们去德国考察，在宝马、奔驰，一个经过专业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其受社会尊重的程度和工资水平，并不亚于大学毕业生。所以，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对扩招也有建议的，不是说扩招不可以，但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与精英教育齐头并进，这样我国才能成为真正成为一个资源大国。”廉思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曾经为大学定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梁任公也为学术、学问正名。放眼世界各国，教育于国民福祉之影响，举足轻重，GDP增长，只能称雄一世的，而培养有创造力、有担当的年轻人，却可泽被百年。难怪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先生措辞深切：“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大的变动，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
另一方面，追究外部原因之外，新一代“知识青年”，不妨从自身找找出路。
2009年12月16日，《南方周末》登出头版文章，探讨杨元元的人生之路，标题触目惊心、似曾相识——《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这个自杀的女研究生，几成“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代名词。但引起笔者格外留意的是同年12月14日，著名人生发展咨询专家徐小平，于博客上写下的文章——《盲目考研杀了杨元元》。文中说，“考研要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要和人生现状相结合，不能盲目，更不能为了户口、身份、社会地位这些本身就不真实的价值目标。对于杨元元这样家庭极其贫穷的大学生毕业生而言，救穷如救火，当务之急是把十年寒窗学来的知识投入到增加收入的活动中去……”而不是陷入学位帽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
机制的改变，非一日所能达成。相比那些希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呼声，这样犀利，清醒而自觉的提醒，对广大青年人来说，现实意义、可操作性更强。
广大蚁族中，也有看清时势、破茧为蝶的人。如郑章军，这个来自内蒙古普通工人家庭的青年，不愧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他的有些想法，是真正的in，比如有了钱绝不买房，干什么？投资实业，开个小饭馆，让内蒙古的亲人能在北京扎根；他不太认同那些醉生梦死、躲在屋里打游戏的蚁族，“有钱不是判断人的惟一标准，但有没有上进心就很重要了……”
目前的郑章军月收入已达5000元，在一家国企任软件工程师，打算过几年自己再开家公司，计划着早一点搬离聚居村……
从心底里我为这样的蚁族鼓掌。“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你打不败他。”郑章军给后来者竖起一个遥远却可以抵达的目标，是蚁族没有被打败的证明。
4.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关于人生，王国维先生有三境界说。对于蚁族的解读，也不能逗留于“高等教育”“知识经济”的层面止步不前。
坐在我对面的廉思抛出了第二个重磅级问题：“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谷建芬有一首著名的歌，是这样唱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未来已经成为了今天，今天为什么不是想像中的未来？”
因为“他们的幸福感，被相对剥离了。”
与出生于大城市的同龄人不同，来自农村、县城，父母均为普通工人、农民的蚁族，世袭了基因与命运。当他们来到大城市，才惊觉自己每一步都被人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而房价的狂飙、找工作的艰难、资源的不平等流动，加剧了这种差距。于是，整整一个青年的群落，比一个时代“慢半截”。
“当韩寒在鸟巢开卡丁车的时候，当胡斌在杭州玩漂移的时候，这样一群80后在默默地坚持。你不能说他们牢骚满腹，但也不能说他们无动于衷。”事实上，一些蚁族的言语，已露出情绪的端倪：
“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不是我物质，是生活逼我物质，没有房子，我们连遗传权都没有了。”
……
调查数据显示，蚁族的焦虑感、挫折感均高于普通人的正常值，亲情亦然。如2009年春节，廉思问过留北京的蚁族：“为什么不回家？”蚁族答：“买不到票。”这是借口，真实的原因是——过年给父母的孝顺钱，给弟弟妹妹的压岁钱，太沉重了，蚁族负担不起。他们也想挑起生活的重担，但就能力而言，真的“尚未成年”。
遑论蚁族，廉思认识的一位月入过万的白领，最近也搬到唐家岭，成为“新蚁族”。“不省房租怎么办？我1个月挣1万，花1000，才攒9000，一年才攒十万，什么时候才买得起北京一卫生间？”从这个角度上看，“每个人都是蚁族。”一样面临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是食物链上苦苦挣扎的一环。一个完善的社会，是致力于为下层的人民铺设一条通道、让他们有向上的希望的社会。希望可以微渺，但只要它在那儿，广大的人们就不至于绝望。
如何改变蚁族的生存境况？廉思提出短、中、长期三项建议，包括环境治理、职业培训、落实民主权利、兴建文体设施、控制招生规模、改革廉租房政策等。“当然，最根本的是充分发展二三线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具有巨大的虹吸作用。二三线城市如果发展好了，不用号召，青年人自然就会欣然前往。”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像蝼蚁一样生存，并不影响蚁族蝴蝶一样的美丽。调研问卷里有一个选项，“你为什么留在大城市？”蚁族的选择依次是，“一、为了梦想；二是为了父母，我可以过得很苦，但不能让爸爸妈妈苦，我现在苦是为了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第三个是为了孩子，我可以苦，但子孙后代不能苦，不能奋斗了18年才和城市里的80后一起喝咖啡。四是为了爱人，女朋友。五是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学习机会多。”没几个是为了自己的，绝大多数是为了别人。
这是80后从“迷惘一代”成长为“鸟巢一代”的深层次原因。
也是中华未来更强大、更美好的动力与源泉！
5.
但冰川依然存在。于同一代人之间横亘。
在一所重点大学，一个学生向前来做讲座的廉思开炮了：“你说的这些人里，有多少是我们学校的？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这样的“独善其身”，让廉思怒了，他当场给予反驳：“你自以为是社会的精英，你知道精英是怎么形成的吗？精英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作‘蓝血贵族’，这些贵族相信自己的血是蓝色的，也坚信只有自己才配去流血，打仗的时候不让穷人上阵，自己保家卫国。你享受的权利越多，你承受的责任也就越大，心为平民，行是精英，这才是真正的精英！”
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一句话，廉思很认同，“世界上有一个是饥饿的，我是饥饿的；当世界上有一个人是贫穷的，我是贫穷的！”有这种关注苍生的意识，才叫精英！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蚁族的辐射作用，实际上已经开始显现。
最先受辐射的是调研员。人大、北大一共有100多名同学参与了调研和拍摄，对蚁族的观感，也经历了大起大伏，由“不相信”“鄙视”“同情”到最后的“佩服”。居然还有人说，“羡慕！”“你羡慕什么呀？”廉思乐。“师兄，那帮人的精神力量才真叫强大。我们每天在学校浑浑噩噩，去那儿了才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生活！”
同样被牵动的还有千万中国家庭。很多蚁爸蚁妈看过书后含泪给廉思打来了电话，有的甚至要给他钱：“我们支持你做下一本书。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了孩子在北京过得怎么样。”
作为旁观者，国外的媒体站在比我们更高的纬度上打量蚁族，他们似乎看到“这群沉默，隐忍而又谙熟互联网的年轻人，对未来不可小视的影响。”“反对日本入常”的联合大签名行动、“联合抵制家乐福”事件，都初步展现了这种影响的威力。它能创造也能破坏我们所依存的世界，能缔结也能摧毁我们所寄望的天堂。
剑指何方？
我想起1998年，才子李方在名篇《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写下对清华学子的期许和希望：“清华人，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
推而广之，今日之蚁族，何尝不能承载未来中华之希望。“上者为各行业的翘楚，中者为稳健的中产，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子民。”
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果其如此，诚为吾国吾民之福音。
（原标题为：蚂蚁的幸福关乎大气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