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超越:《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性问题

危机与超越:《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性问题

摘要:与现代西方主流的现代性思潮将现代性视为启蒙理性和主体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代性放置于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基础之上,以人的现实活动和生产关系为基点去观照现代性问题,认为资本范畴标志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从而以资本指认现代性,揭示出资本现代性在生产上的流动与停滞之矛盾、发展的进步与衰退之两面、主体性的自由与束缚之悖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资本现代性辩证的批判,阐释了资本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和分裂中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趋势以及通往“新现代性”的可能性。这一对待现代性的辩证态度及其所揭示出的现代性自我超越的趋向对于正确看待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着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现代性;资本;辩证批判;自我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遭遇价值和文化层面的冲突。在此背景下,现代性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学者视野之中。我国学界最初以引介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思想为主,并在文学、艺术及文化层面展开讨论。新世纪肇始,贺来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性课题上的基本理论立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拉开了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讨论现代性问题的序幕。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当代中国的道路问题,说到底便是在全球化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问题,[1]这也正是呼唤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出场的现实动因。就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现代性的研究现状来看,还存在着一些过多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话语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立场的现象,且多从宏观层面展开论述和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现代性理论还有待深入发掘。因此,从经典文本出发,探索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揭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深入发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马克思视野中的现代性:资本现代性

长期以来,尽管现代性问题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却是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和立场也各不相同。现代性的坚守者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资本主义在使工具理性得到发展的同时限制了交往理性的制度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因此应当完善现代性而非否定现代性。利奥塔则对现代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理性、自由、解放的承诺等“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2]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构成的“宏大叙事”的危机和强制性的同一化逻辑是灾难的根源。

传统的实践教学环节通常被集中安排在每个学期的期末,用时2~5个教学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课程逐次递进,主要包括现代工程图学课程设计、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内容紧紧贴近某门课程或某项技术,但其眼界过于狭窄,对机电一体化、程序开发、互联网等多项交叉技术的课程设计少有开展,束缚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

可以看到,虽然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不一,态度各异,却大都共享同一个理论前提:现代性的根本特质就是熔铸着理性和主体性的启蒙精神。简言之,现代性就是启蒙现代性。这一观念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力量且具有至善的价值向度,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在自然界,它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取科学知识,以达到对自然的绝对支配。在社会历史领域,它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永恒进步的,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协商达成社会契约,逐步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现实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满的境地。然而,吊诡的是,不断膨胀的主体以理性的名义鼓吹解放与自由,却在现实社会历史的推进中产生了压迫和奴役,加剧了矛盾与分裂。近代欧洲出现的文化危机、极权的增长、大规模战争、核威胁、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理性走向非理性、自由和进步成为统治和倒退的根源在于:启蒙消灭了其他思维模式,自身构成了唯一的真理。也就是说,启蒙在用张扬的理性消灭神话和信仰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话和信仰。

现代西方主流的现代性思潮正是在将现代性指认为启蒙理性的理论前提和语境中兴起的。无论是现代性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大多从心理体验、叙事方式、思维范式或精神气质的观念论层面来规定现代性的内涵。但是,如果仅仅将“现代性”规划为启蒙精神和启蒙原则等观念层面,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不得不变成对启蒙理性或主体性的批判,这就直接导致从形而上学或精神层面探索社会困境的根源,而不是直接对现实社会本身进行反思。

与这些现代性思潮将现代性的本质理解为理性、主体性、宏大叙事、形而上学等观念形式不同,马克思并非将现实的社会存在理解为这些现代性观念的产物。恰恰相反,马克思将现代性放置于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基础之上,以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基点去观照现代性问题,从而将观念论层面的现代性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历史产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频繁使用“现代”这个术语,并使它与许多重要概念相结合,如“现代资产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大工业”、“现代的无产者”、“现代的资本压迫”、“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关系”等。这里的“现代”被马克思明确指称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3]401对此,列宁曾经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术语并提出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4]在马克思看来,启蒙理性只表达了现代性的精神原则,而要彻底把握现代性的全貌,则需要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物质生产当中,即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5]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是从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正是借助“资本”这一概念定义现代,进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来透视现代性的。

历史地看,在马克思所处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特殊的社会力量,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普遍中介,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面貌。伴随着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奠基,资本成为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成为统摄一切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6]393事实上,马克思从未仅仅将资本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而是以资本为核心展开对社会的总体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等都统摄于资本这一核心的概念,使各个领域中的批判具有一种内在贯穿的总体性,从而在现代性的批判中切中问题的根本。[7]因此,资本范畴真正标志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将现代同资本这一历史原则本质地联系起来,以资本指认现代性,进而对资本现代性进行历史的、辩证的批判。

坚信发展的不可置疑的正当性是启蒙理性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一信念也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和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观念视为永恒真理,而马克思则敏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8]进而,马克思辩证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表现出进步与衰退之两面。

二、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以“现代”指称资本主义时代,将现代性规定为资本现代性,这一对现代性的理解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为基础的。换言之,马克思首先是在生产方式的历史转换的意义上审视现代性的。就此而言,马克思并未将现代性仅仅视为一种与传统或前现代断裂的状态,他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3]405而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时,就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可以说,现代性并非是一种断裂,而表现为原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和新的社会矛盾形成的运动形式,体现了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

(一)流动与停滞:生产之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创造了现代文明,使人类历史形态进入到新的阶段。然而,在这辉煌的现代文明背后是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和人的价值的极度贬值。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一些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潮纷纷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甚至提出彻底否定和颠覆现代性的激进观点。与这些观点不同,马克思始终以辩证的态度审视现代性,从而清晰地揭示出资本现代性的潜能和界限。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展示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过程。脱胎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原本个人的、分散的私人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从而造成了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矛盾与竞争加剧进一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然而却内蕴自我否定的因素,逐渐丧失了其存在的必然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社会化大生产造就的生产力反过来对抗资产阶级本身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也容纳不了扩大的生产力了,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成为必然的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形象地预言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趋势:“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406

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来看,前现代与现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403马克思明确地揭示出资本的流变性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特性。这种流变性恰恰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切阶段的主体和支配者,正是在不断增殖自身的运动中才保持着生命力。而资本永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逻辑迫使它自身不断地打破一切外在的界限。资本的流动性正是在资本的不断破限和增殖的无尽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然而,资本使自身无限增殖这一唯一本性要求资本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但这种界限又是与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6]408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必然性。

(二)进步与衰退:发展之两面

在本文中,使用经济调度(最优灵敏度方程)来获得矩阵T。为了检验该算法的优点,还应用了不考虑发电调度的PPF算法,并假设冗余总线的产生完全平衡了系统的不确定性。为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效率,应用10000个样本的两种情况(变异系数β设置为所有小于1%的所有结果变量的)作为MCS的参考。

马克思将现代性指认为资本现代性,从而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更不代表马克思是一位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是因为,马克思并未认为现代性所承诺的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已经破灭,相反,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由此开始。这一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仍然充满了理性和进步精神,体现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的坚定信念,这恰恰与启蒙精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在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的过程中,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和悖论中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趋势以及通往“新现代性”的可能性。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瓦解了以宗教、血缘、道德和封建等级文化维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传统共同体形态,形成了一个以商品为媒介的普遍交换的社会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形象地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402-403同时,“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3]403。总之,“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403。可以看到,马克思不断地强调资本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神圣形象”的不断消解。事实上,马克思并不否认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对于人的独立和解放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因为这使个人从人身依附的支配关系中摆脱出来,形成了与他人更为平等和开放的交往关系,个人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独立和自由空间。但马克思认为,这种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而非“实质的自由”,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买卖。个人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405。这是因为,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不断促使它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产生出宰制一切的强大力量。“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使一切都变成了以货币来衡量的抽象的、同质化的存在物,原本作为确证人的主体性的生产劳动,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从属于资本。这样,劳动者无法支配自己的活动,他们不是因为劳动而存在,而是因为雇佣劳动沦为非存在。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人的生存活动受到资本的支配和物的奴役,它们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支配着个人的命运并使个人成为受外在因素摆布的“偶然的个人”。资产阶级从原来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人身自由,并使人在面对自然的活动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但同时人类主体又受制于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必然性的奴役,从而再次失去自由。

(三)自由与束缚:主体性之悖论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现世幸福,以“大写的人”取代“大写的神”,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在此意义上,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和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都是对现代性的本质描述。其实,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洞察到:“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0]这就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性是人之自由个性的确立过程,即消解“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和“祛魅”的过程,然而,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的异化导致了新的神圣形象的确立。

其实在我看来,全新航海家最大的改变,不是外形和配置,而是名字。作为由第二代林肯MKX改款而来的新车型,全新航海家也是林肯首款依照全新命名规则更名的车型,“Nautilus”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水手”,而用在舰船上最著名的则是美国海军的“鹦鹉螺”号核潜艇—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更名之后,人们更容易将航海家和MKC区别开来。

1.3 观察指标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收集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及其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

资本不但导致人的片面化,在价值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交换关系和货币关系,使人的道德和价值陷入虚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文化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3]403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和金钱成为生产的目的和人们的最终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简化为货币关系和交换关系,使人沦为物和金钱的奴隶。在社会发展上,生产的社会化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同时,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排挤工人,造成工人失业,加重了工人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分裂和阶级矛盾。另外,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将各地区、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推动了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与此同时,资本的扩张又导致了殖民战争和民族压迫。资本的同一化逻辑和强烈的排他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野蛮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它给各殖民国家带来的是侵略、屠杀、掠夺等深重的灾难。最终,“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05。

三、现代性的自我超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创造出的巨大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意在强调资产阶级所激发出来的人类活动的那种创造性和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潜在力量,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3]403。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活动的创造性和无限发展的潜力,却沦为生产商品和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言:“对马克思来说如此重要的那种积极主动的力量和过程,在其产生者的心目中仅仅是些偶然的副产品。”[9]马克思曾在《巴黎手稿》中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的自由性和自觉性正是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才得以充分的展现。正是在劳动中,人认识到规律并能按照规律把对象生产出来,同时人还能够按照人自己的内在尺度去改造对象,这充分确证了人的活动的自由性和自觉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本身异化为纯粹为资本增殖的活动。“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3]407事实上,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的高度来理解表征着工业文明的机器、技术、分工对于人的解放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并将工业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然而,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机器与分工完全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以损害工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发展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非工人的生产力。同时,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贪欲和竞争的压力促使他们不断侵吞工人的自由时间,并将其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不仅在于其必要产品量减少,更重要的是由于其自由时间被侵占而造成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丧失,这最终导致工人的片面化和工具化。人的发展在资本的支配下呈现出的悖论在于:资本到处摧毁它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与其说资本培育了人的自我发展,不如说它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换言之,只有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技术和能力才能得以保留,人的其他方面的热情、潜能和才能都被压制和抛弃。

由于套筒内灌浆料的本构关系尚无成熟理论模型,该项研究灌浆料采用弹塑性模型,泊松比为0.2。通过定义材料的极限弹性应力和杨氏模量来实现弹性阶段的应力-应变关系,而非弹性阶段的应力-应变关系则采用规范[9]提供的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来确定。为了验证模型参数的准确与否,对C80混凝土的模型参数进行了ABAQUS验证。C80混凝土,泊松比为0.2,弹性模量为33 GPa,如表2所示。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现代社会是一系列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产物,资本现代性正是这一产物的总体表征。因此,马克思批判资本现代性的理论基点是对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分析与揭示,这就开创了批判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使马克思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在辩证的视野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事物的发展潜能与内在限度。“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意味着超越现代性的必然性,现代性的异化意味着超越现代性的必要性,而现代性的成果意味着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11]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以及其他的革命性因素正是产生于现代社会内部的自悖性,“新现代性”正是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否定,也是“资本现代性”自我超越的结果。

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曾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话来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对此,恩格斯回复说再也找不到比《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更合适的了,那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具体来看,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和解放只有在现实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因为人们并非是在理想中而是在现实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之内取得某种自由的,而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指出,以往历史阶段的有限的生产力使得人们的发展具有极不平衡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少数人通过占有多数人的剩余劳动而从物质生产领域中摆脱出来,而另外的多数人则被迫承担起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实现自由王国的首要条件是在保留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在新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从而消除那种人被外部客观力量所支配的物役性。也就是说,自由王国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阶段上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成为人的需要而非谋生的手段,这时人们才有可能实现人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又是以自由时间的充足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对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当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能够使创造人类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创造出丰富的自由时间时,才有超越必然王国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自由时间进行自觉的支配,最终使劳动由人的谋生的手段转变为人的本质真正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革命性变化将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总之,资本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自我毁灭的否定性因素,为现代性的自我超越提供了可能。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过程是在历史主体尚未达到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基础上的否定意义上的自我扬弃,那么,不同于资本主义被动性、否定性的自我扬弃,共产主义体现的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和解放。换言之,共产主义体现的是一个基于人们的自由自觉活动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亦即一个主动的、肯定性的、自我超越的过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的矛盾裂变、异化形式的同时继承发展其文明成果的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因而是一种从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性境遇中生长出来却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12]

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辩证态度及其所揭示出的现代性的自我超越的趋向对于正确对待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代,现代性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令人困惑的问题。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在经济上实现了飞跃,在制度上逐渐成熟,科技迅猛发展,贫困现象即将消除,人民民主平等意识增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的扩大、人际关系的疏离、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风险的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在考验着中国现代性的合理构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我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先天不足,起步晚、起点低,且最初是由外部输入,发展时间尚短。从文化层面来看,我们正承受着一个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爆发的过程,正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主流文化、西方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织与并存的局面。因此,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正处于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待我国“新现代性”的构建,从而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构建。

经皮肾动脉介入对肾动脉狭窄患者Pickering综合征发作、血压和心功能的影响…………………………………………………………………… 秦 军,等(1):118

参 考 文 献

[1]郗戈.“中国特色现代性”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2(10):11.

[2]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6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罗骞.“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定向——论马克思资本批判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基本差异[J].教学与研究,2005(7):1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9]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11]罗骞.辩证历史的辩证批判——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及其辩证立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66.

[12]郗戈.“新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建设性维度[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10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8-11-18

作者简介:乔 虎(1992-),男,博士研究生;E-mail:qiaoh148@163.com

文章编号:1671-7031(2019)02-00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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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超越:《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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