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批评到文艺政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艺论文,作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批评的演变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梳理，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批评和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进行简单梳理，比较二者的区别，找出其中的关联，从一个侧面显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文艺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批评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继承发展了“历史标准”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文艺政策。文艺政策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批评之间有联系，但在出发点、批评对象、侧重点和批评效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批评，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超越作品的宏观批评方面，二是结合作品的具体批评方面。宏观批评方面主要有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文艺批评的指南。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其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②这指出了物质生产发展和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意味着在从事文艺批评时，不能机械地用经济决定论来分析文艺作品。
具体批评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对文艺批评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说明，概括有三：其一，文艺要反映社会现实。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认为济金根领导的骑士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具体的战争情况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这是歪曲了当时真实的社会关系。16世纪初的德国，真实的社会关系是，农民和城市平民才是革命的主力，骑士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没落的阶级，他们的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与具体的战争情况无关。其二，借鉴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和方法“莎士比亚化”。它有三种途径：首先是进行人物性格刻画。恩格斯在《致斐迪·拉萨尔》中明确指出：“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根据……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③其次是真实地描写人的社会关系。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恩格斯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④再次是将艺术倾向性和描写的真实性有机结合起来。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⑤其三，对作家的生活实践、世界观和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指出：“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⑥
综观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归纳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艺要能真正反映社会现实，二是文艺如何才能真正反映社会现实。文艺反映社会现实涉及文艺的思想内容，文艺如何反映现实涉及到文艺的艺术表现，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标准——“历史标准”和“美学标准”。
1847年初，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针对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在谈到如何评价歌德时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⑦这里，明确提到“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按照通常的理解，此处的“美学”、“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观点，指的是有全局影响的文艺观点；二是指衡量作家、艺术家的‘尺度’，也就是标准，即文艺批评标准。”⑧因此，“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运用于具体的文艺批评，也可称之为“美学和历史的标准”，分而论之，即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从“形式”和“历史内容”两方面对拉萨尔的《济金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明确指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这不仅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评价《济金根》的标准，而且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
美学标准，指的是从美学角度分析作品的审美表现和美学价值，它是衡量作品艺术性高低的尺度。此标准主要包括⑨：(1)艺术形象的生动性。形象的生动性要求形象要有个性，能逼真地反映生活。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提到对“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是艺术形象生动性的基本条件。(2)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典型要求通过生动的形象描写，揭示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规律。恩格斯在多封信中谈到典型问题：在《致敏·考茨基》中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这指出了典型人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提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求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相统一。(3)艺术形式的完美性。形式的完美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通过某些艺术形式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所说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即是对艺术形式完美性的期盼。
历史标准，指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倾向，它是衡量作品思想内容的尺度。此标准一般包括真实性和倾向性两个方面。所谓真实性，是指作品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所达到的程度。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文学创作要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指出“细节的真实”是达到现实主义真实性的重要手段。所谓倾向性，是指作家蕴涵在作品中的立场观点以及通过作品描写的现象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意义。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认为作家的政治倾向应该通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强烈的革命倾向性来源于艺术描写的高度真实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其直接的理论源头是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黑格尔指出：“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⑩这既是黑格尔的个人思辨，也是一种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是肯定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逻辑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1)，这将黑格尔的思辨和社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由于对“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文艺批评中提出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批评的标准。美学观点侧重对文艺的审美分析，有其逻辑性要求；历史观点侧重历史发展中的思想进程。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起来展开文艺批评，意味着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批评主张和批评标准，主要着眼于文艺本身的特征来展开，他们的批评固然关注“历史标准”，但同时也关注“美学标准”，而且“首先是审美批评、形式批评”(12)。马、恩的观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列宁的反映论、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论述，斯大林对“总倾向”的强调、对语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对民族形式的重视、对文艺宣传作用的强调，都从不同方面发展了马、恩的批评观点。但总体上看，发展的主要是关于“历史标准”这方面的内容，侧重对作品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倾向有所要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在取得一定的革命话语权之后，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时，文艺批评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党的事情。这集中体现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的《新生活报》上，当时的《新生活报》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而且是刚获得沙皇承认的合法报纸。在党的合法机关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党的工作有指导意义：将党的出版物(其中包括文艺)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下，强调了出版物的党性和革命性。《讲话》1942年5月以口头演讲的方式发表，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13)这意味着，《讲话》发表以后，即成为党的文艺政策指南。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具体文学作品发表看法还是一种文艺批评的话，那么，《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讲话》从党的角度对文艺提出要求就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批评，更是一种文艺政策了。
从文艺政策的角度来看，《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讲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4)：
1.文艺的性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虽然没有专门谈到“文艺”，但文艺显然包含在列宁所说的“出版物”和“写作”之中，列宁对“出版物”性质和“写作”性质的要求也就包含了对文艺性质的要求。列宁一再强调，“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强调”表明文艺的性质在于它是党的事业。《讲话》开宗明义，开头即点明其“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因而，《讲话》中的文艺，只能是革命文艺，这是《讲话》对文艺性质的基本要求。
2.文艺的对象。《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讲话》都提出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列宁提出“自由的写作”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讲话》则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具体化为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
3.文艺的目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讲话》都强调文艺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列宁指出：写作事业“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讲话》的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4.文艺标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对作家提出了要求，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它的文艺标准。它要求作家要加强党性修养，“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呼吁“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由此不难看出文艺的标准是一种“党性”标准。《讲话》提出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与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比，“艺术标准”和“美学观点”基本内涵大致相近，“政治标准”和“历史观点”则有较大的区别。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的历史，还包括经济的、思想的、文学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用历史中的政治因素这一部分来取代历史这一整体，根本原因在于《讲话》的立足点和恩格斯的立足点有所不同。恩格斯是从文学本身出发，从文学反映现实的角度提出“历史观点”，《讲话》则从抗日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政治标准”。
5.文艺的管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对作家的要求可以说是文艺管理的一个方面，文艺管理主要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文艺要接受党的监督，“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另一个方面是党对文艺的管理要注意到文艺的特殊性。在写作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讲话》则从文艺如何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角度提出管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先“普及”、后“提高”，《讲话》还从文艺的“党性”角度提出管理问题，就是要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和列宁、毛泽东关于文艺政策的说明，可以看出文艺批评和文艺政策之间存在以下区别：
出发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出发点是个人的，批评时常常流露出批评主体一己的个人情感。在批评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马克思很客气，在认为作品“冲突”难以表现“主题”时，说“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恩格斯在批评时也委婉地说：“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我问自己”、“我觉得”都流露出鲜明的个人色彩，也多少带有一种商量的口吻。而《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从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讲话》则是在延安整风的背景下发表的，开篇便明言座谈会的“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通篇文章，主要从宏观角度谈对革命文艺的一些要求，其出发点完全是针对革命文艺的。
批评对象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批评。他们的很多批评，要么是书评，要么是信件，其中都有对于某部作品内容的细致的分析。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由两篇书评组成，其中一篇是《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针对卡尔·倍克的诗歌《穷人之歌》展开评论，评论时摘引、分析了大量的诗句，评论基本上是针对诗歌的具体的看法；(15)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恩格斯给拉萨尔、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信，主要目的就是表达自己对收信人所写作品的见解，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作品的具体内容。《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讲话》的批评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品，而是当时的文艺现状。《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文艺现状是：(1)在国际上，第二国际中出现了党不能干涉文艺发展的声音，卡尔·考茨基设计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物质生产领域里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领域里的无政府主义”(16)；伯恩施坦则把精神生产、特别是科学“视为不属于党的范围的部门”(17)。(2)在国内，民主立宪党人司徒卢威鼓吹“无党性”、“非党的革命性”，要求杂志“要驾乎阶级区别之上，而又深入到阶级区别之下，去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和理想”；(18)一些打着党的旗号的人也模糊了文艺的党性要求。(3)《新生活报》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公开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机关报合法地宣传党的观点和党的文艺政策。针对这样的现状，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党性”原则。《讲话》在抗日战争非常艰苦的1942年发表，当时的文艺现状是：(1)革命的文艺运动，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与革命战争有机地结合起来。(2)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有所不同。(3)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争论。针对这些现状，《讲话》明确提出了党的文艺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讨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侧重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既注意到文艺作品的历史内容，也注意到文艺作品的艺术特点，可以说是批评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并举。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用了很大篇幅讨论《济金根》剧本的艺术效果，称赞其“结构和情节”，批评其韵律安排、冲突构想、性格描写和细节处理，只是在批评其冲突构想时表明自己批评的“历史观点”，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有机结合；恩格斯更坦言自己“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拉萨尔的作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讲话》中，主要谈论的是宏观的文艺状况，历史观点完全压倒了美学观点，或者说，美学观点服从于历史观点。《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虽然有“写作事业……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这些话，但是，这些话完全掩盖在对于文艺历史内容的要求之中：“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只是说明写作事业“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写作事业也是党的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无党性写作者滚开！”言论和出版自由不能在思想上瓦解党的联盟，否则，无产阶级需要“经常地定期地‘清洗’自己的党”。《讲话》几乎没有提到与批评的“美学观点”有关的话，只是淡淡地提到艺术方法、艺术作风是“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而已，即使是特殊问题，《讲话》也要求在这一点上“团结起来”，并明确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在此，批评的“美学观点”完全服从于批评的“历史观点”的要求。
效果不同。一方面，批评的文本“效果”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具体作品充满智慧的文艺批评。从批评中，不难发现他们对作品的解释、说明和判断，不难发现他们对文艺创作的理论主张，不难发现他们对作家的期望和要求。《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讲话》主要是讲究时效的着眼现实的文艺政策。它们都根据党在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从思想意识的高度来认识文艺的性质，从革命的利益来规范文艺创作，从实际斗争的需要来统一文艺界的行为。另一方面，批评产生的实际效果不同。对马、恩的批评，读者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拉萨尔、哈克奈斯的回信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讲话》由于更多的是一种文艺政策，它们便只能被执行，不容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和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政策之间有其内在联系。马、恩的批评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为无产阶级服务，他们的批评关注作品内容，关心文学使命，对作家提出要求，这就使得他们的批评在讲究“美学观点”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批评的“历史观点”。如果说，“美学观点”是针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形式而言，“历史观点”则是针对作品的内容主旨、作家的倾向和文学使命而言。显然，好的艺术形式只是为了成就好的作品，好的作品能更好地发挥其“文学使命”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马、恩的“美学观点”最终还是为“历史观点”服务的。
今天，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和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政策。马、恩的文艺批评关注社会历史内容，同时也兼顾文艺的美学要求，在众多的批评流派中有其自身的价值。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它们针对的是党的出版物和革命文艺，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机械遵守，更不能不分时间、对象，教条地全盘照搬，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才能使特定时期的文艺政策焕发出新的文论色彩。从文艺批评到文艺政策的演变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政策的导向性不能掩盖乃至压制批评的学理性。
注释：
①③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8、558-559、683、673、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⑧陆贵山、周忠厚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第27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⑨参看陈文忠主编：《文学理论》，第191-192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⑩[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4页，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12)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出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3)。
(13)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第42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14)以下引文凡出自《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讲话》，不再注释。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3页。
(16)(17)转引自[德]汉斯·科赫：《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第625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18)转引自纪怀民、陆贵山等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338-33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