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教育经营——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视野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人们都在不同程度的关注着中国高等教育，并对它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笔者以为这类研究和探索却走入了两大误区，一是理论研究的误区：着重于未来而不是现实的研究，着重于教育过程而非教育结果的研究，着重于“产业化”“市场化”与“公益性”“公平性”的论争，着重于教育产品的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的品评而忽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性发展模式。二是具体实践误区：负责具体运作大学的校长们抱怨经费不足，上级主管部门却怪罪铺张浪费，所谓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穷教育。人才奇缺与教育性失业矛盾突出，扩大招生规模与提高教育质量处于两难境地，公办学校的垄断性与民办学校竞争力的缺乏等等都让我们的研究感到困惑：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在哪里？为此，我们有理由更加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本身：它得以运行的支点——制度，而对这个“制度”的解读就需要我们用市场经营的理念去把握，去完善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创新，这才是新时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的重大课题——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教育经营。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教育经营的历史背景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解说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贝尔、缪尔达尔、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等人尽管对制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承担续了凡勃伦所开创的传统，从制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的演变和发展，认为把经济学的范围仅仅归结为“选择科学”和“效率科学”，用经济组织代替经济制度，就没有考虑导致经济发展或在它们的结构和职能方面发生变化的动态力量，所以，需要考察社会、经济、法律、所有权、文化、心理、习惯、意识形态等诸方面对制度以及由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对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做出选择的问题，一切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有着相同的根源：稀缺。然而，由于全球各地制度结构千变万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各不相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可以从产权、外部性和交易费用的关系出发讨论不同的产权规则、对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
科斯因此而创立的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使制度经济学获得了新生。产权理论认为，如果国家是“中立的”，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中，解决问题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人们追求降低交易费用，而竞争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替代无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这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否则，将导致交易或契约安排的减少。科斯论证了产权在经济最大化增长中的意义，论证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而产权所明确要求的是建立私有产权及其基础上的企业制度。这样，西方学者再也用不着担心在研究中引入制度因素了。
诺思在科斯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变迁研究。甚至可以说，诺思的理论是过去所有制度研究的当代产物。他对以古典经济学方法分析经济史和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经济史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提出经济增长建立在三个变量基础上，它们是：a、对经济活动产生激励作用的产权（私有产权），b、界定产权的国家，c、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由此构成他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它们共同组成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增长的最终变量不是人口、技术、资本而是制度，是产权结构最终决定经济增长速度。
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活动很明显地在两个层面上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活动的第一层面是制度的发展、改进和详细规则。第二个层面是在现行的制度结构之内进行的社会相互作用。前者与游戏规则相关，后者是游戏本身。不同的制度安排有着它们各自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些激励对人类行为有着特殊的和可预见的影响。人类行为，紧随其后，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创新的进程。而制度的发展旨在控制人与人之间对于资源稀缺问题的相互作用，所以制度就是为对人类重复交往所作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习惯的安排。
2、教育制度变革的动因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界定为获得有关他人的信息，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明确人与人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的费用。那么在教育中的交易费用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教育中的人员组织成本即组织管理学生、教师、教辅人员、行政人员、校外教育力量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如使用、激励、培训等方面的费用。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教育中人、财、物等有形资源以形成资源的合理流动的费用。教育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如学业成绩、学校招生、学生就业分配、学校教育质量、学校与地区教育差异、教育改革动态等方面信息费用。教育活动之间、教育组织之间以及教育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学校之间的衔接、合作乃至学校与家庭联系、与社会配合等方面的费用。教育制度的维护成本即维护一定教育制度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强制费用。
历史上古代学校向近现代学校的转变，主要来自于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在中国，这一转变过程是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密切相关。它扩大了教育制度的利益空间，调整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重塑了人们的需求结构。西方新兴起的国民学校在技术上也许还不如原有的贵族学校或教会学校，但它拥有一套有效率的制度。“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则，能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每个人都不是去想方设法通过增加生产，并由此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注：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新兴起的学校教育制度也具有这些方面的特点，它以教育自由、平等为基本理念，以服务于完满生活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并追求不同学校之间的相互衔接和沟通。正是这样一些制度特征使之走出了古代学校的窠臼，为教育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在当前，教育制度的变革将带来教育增长方式的变革——即从要素投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向机制转变（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转变，同时进行的制度创新也必将带来教育经营理念的转变，可以这样说，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其实质就是以制度的变革，突破旧有产权结构、管理模式而带来教育收益的根本变化。但是，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在市场化进程中存在诸多障碍、效益不高、运行不畅，就在于制度变迁中的教育经营非市场化。
二、中国高等教育经营非市场化特征剖析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运行模式机制通常的称谓是教育管理一词而非教育经营。所谓教育管理就是为了有效的实现教育目的，由专门的管理人员对教育活动进行有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的过程。所谓教育经营就是经营者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以实现教育目标最大化。前者注重管理过程以实现教育目的为终极目标，后者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以达到教育目标的最大化。而我国高等教育仅仅停留在完成任务上，管理水平低下，经营非市场化。由于高等教育的垄断性，经营者没有索取剩余权，所以他就会偷懒，因为学校经营好，他不能获取更多，学校经营不好，他无需负责。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经营中，政府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利，但都对选择后果不承担责任，没人会为偷懒承担风险。这种教育管理模式是典型的脱离市场规律，严重地阻碍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进程。具体表现在：
1、教育经营非市场化：不按供求变动调整教育战略。
根据需求——供给分析，如下图中以DD代表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曲线。
现在如果提供S[,1]年的数量，一个单位（教育）对需求者（学生）的价值是V[,1]，但一单位的社会成是C[,1]，一年教育的价值超过其成本，远说明生产一年教育所用的资源按照这种方式使用，比他们的最佳其它途径更有价值。教育服务相对于经济中其他产品和服务应该得到扩张。对社会而言，教育服务的合适数量是在每年价格为P[,2]水平上的S[,2]。而我国高等教育的运行却是按照S[,3]进行。理论上讲，教育产业能生产出社会需要与生产的任意种服务组合。重要的经济问题是，高校如何根据社会对这些服务的愿望或需求作出反应。绝大多数院校对所有学生收取同样的价格（学费），而不论学习的项目差别。院校管理者和教师、学生家长似乎认为这是院校体系运作的公平方式。对应于不同学科项目不同需求水平的差别定价计划，显然会使学校管理者更有效地经营而且更适应其顾客的需要。我们知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学费上升时招生人数下降。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时，公立学校学费的增加会导致部分人选择替代性教育方式（民办教育，职业教育或其他类型的教育），而有的人则干脆终止其教育。收取的学费收入总量不仅由学费率决定，也由招生人数决定，即学费和招生人数的相对变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对应于学费的提高，学费总收入究竟是增加，保持不变还是下降取决于学生对学费提高如何反应。教育经营者不是简单全面地提高或减少学费。而应是根据价格体系对消费者需求作出反应，它同样也有助于融资决策和教育战略决策。
2、教育经营非市场化：完全依赖计划调控。
先看专业设置与废止。专业设置如同企业开发新产品，必须按市场需求而设置，我国高等教育却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才能进入，专业废止也不是一件易事，尽管该专业已几年招不到学生，或者有些专业招满了学生却分配不出去。再看招生计划。学校招生却由上级计划部门制定招生人数。而学校本身却无权过问，本来学校最该知道市场供求信息变化，但为了支持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经营者就没有积极性去调整和掌握市场信息，而以完成“指标”“计划”为终极目标。学校发展规模本属份内事，在我国却由计划部门编造计划、由财政部门审批。新办一所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不管公办还是民办，其程序非常复杂。在我国目前高校有1080所，入学率仅为9%，要实现在2010年达到15%的入学率这一目标，目前这点数目的大学明显是不能承担的？
从规模经济上看，学生人数增加，单位资本成本也不断减少，就是规模经济，学生人数增加，单位资本成本也不断增加，就是规模不经济。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经营者即不顾地域、时间、随意地发展学校规模，有些专科学校硬性升格学院，学院升格大学，大学之间强强联合，合并成超级大学，导致教育经营成本增加。在人事分配制度上也极为落后，专业技术岗位要由省级以上人事部门审批，行政职位要由省级以上组织部门审批，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都是终身制，终身教授，终身博导，终身处长。引进一名优秀人才要搭配引进其配偶及子女，上级任命外来的院（校）级领导也要搭配安排其配偶子女，同时还要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造成学校经营的超负荷承受。学校社会化。我国高等教育从一举办起就浓缩成一个小社会，它无所不包：后勤、医疗、托儿所，小学、中学等等。这种非市场经营的宽泛化管理，严重束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3、教育经营非市场化：价格管制。
我国高等教育从免费教育到招生收费并轨到目前完全收费，已向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垄断性，其价格也必定要垄断，教育消费者无法对教育经营者的价格讨价还价，对接受的服务没有选择权利：既无法选择教师也无法选择课程——因为教师、课程都是既定的。你进行了选择必然会打乱整个教学秩序。而且学生一旦进入就没有退出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则由教育经营者控制，按他的意愿而非消费者意愿生产人才产品——其结果只能是大众化的而非个性化的产品。而这种产品的定价是由政府统一制定，即我们通常说的价格管制。如果高等教育垄断性定价高于正常的边际成本，可能对社会造成效率损害，于是政府通过价格管制对教育行为接近理想性竞争所能达到的行为，避免社会福利损失。但是价格管制一旦演变成政府干预就会远离市场规律的轨迹，我国高等教育的价格管制往往还要实现政府的非经济目标——教育的公平性，但这个目标可能与市场竞争如社会福利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
三、中国高等教育经营的路径
显而易见，中国高等教育经营非市场化已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新制度变迁中，笔者以为可以尝试以下教育经营的路径。
1、重新界定教育产权。
市场经济中强调资源配置最优化而使个人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否与产权结构是紧密相联的，故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以产权的优化而促使教育产业效率的提高。我们说完备的产权应包括三种基本权利：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一种妥当的产权规定可以减少交易中财富的外溢，而一种不适当的产权安排则可能增大交易的困难程度，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学校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因此，合理的学校产权安排是学校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的基本要求。
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界定却是没有转让权，没有排他性使用权的共有产权。（注：参见拙作：“教育垄断：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障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致命弱点就是当教育这种共用资源的产品日益面向市场的时候，不利于成员对市场价格作出及时反应，也阻碍了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导致资源无法向最有效使用它的人转移。当人们对稀缺资源没有控制和占有权利时，就不会产生积极的经济行为。所以，我国高等学校必须以独立法人主体的身份拥有独立的产权。而对学校进行经营应包含两个层面的认识，一是学校为独立法人主体，表示学校这个主体是独立的，在经济上、财产权益上不受外来的干预。二是拥有的产权是独立的，即排他性，独立的使用学校产权而非公共产权的共享。学校拥有独立的产权，然后在学校内部设置相应机构，把产权分解，由不同机构和人员分工行使，使利益获得最大化。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共有的学校（如私立学校），所有权集中在投资者手中，经营权可在投资者及下属之间分解，但投资者拥有重大经营决策权，甚至更多的具体经营管理权。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学校（如公立学校），投资者握有重大经营决策权，但其具体经营权交由下属去管理，实现权、责、利协调发展。
2、教育投资机制多元化。
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单一性已是几十年不争的事实。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教育投资格局基本没有多大变动，只不过政府财政拨款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已，但学校经费来源80%以上还是依赖于财政拨款，这主要是用于学校教职工的人头开支，实际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费用很低。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路径必须变单一性为多元化。融资方式上可以吸纳银行贷款、接受社会捐赠、企业集团及个人投资，设立教育发展银行、教育发展专项基金、发行教育债券、彩票、股票。（注：周游：“贫困地区教育现状及其发展模式构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投资主体上可以允许私人兴办高等学校或重组高等学校格局即现存公立高校除国家需支持的少数大学外，其余按市场进行优化配置，推向市场与民营学校共同参与竞争。资本营运方式上要切实转变大学资本营运模式，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用市场化机制、规则以及国际惯例来经营学校创造出经济效益。
3、突破教育垄断，开拓教育市场。
中国高等教育由于长期的垄断性与非市场化，形成教育投资成本过高教育收益偏低的顽疾。当前打破这种局面唯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开拓教育市场，实现高等教育资源资产重组，转型改制。改革现有办学体制，实现高等教育市场化，并采取多种形式达到教育资源最优化。①可以试运行教育股份制，把北大、清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有影响的大学推向市场挂牌上市。②国有民办，即所有权在国家、经营权在学校。如印度NITT计算机教育与培训私立教育公司，其学生80%来自印度正规大学在校生，年营业额达7300万美元，年利润1300万美元。（注：Tooley,J.The Global Education Industry.London: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1999.）③社会收购转制，由企业集团或教育公司收购现有的专业技术学校如经济类、医学类、工学农学类，把它们转换成民营学校。如巴西的COC教育公司在全国拥有63所连锁学校，年营业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注：Tooley,J.The Global Education Industry.London: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1999.）新增办大学改审批制为注册制，只要符合举办大学条件的都可以以注册形式进入教育市场而无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建立教育评估监督机构进行审核，开放式的进入教育市场使举办者平等地参与竞争，从而可以促进本国教育的公平，也进一步推动教育产业化。我国居民手中储蓄达8万亿元人民币，不仅完全能够适应教育消费的增长，其中部分资金也可以吸收到教育市场上来，举办私营学校，拉动内需，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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