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系统转换——毛泽东思想的现代化解读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示例论文,话语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注：金春明、许全兴、陈登才：《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以来，毛泽东思想就一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毛泽东思想同时作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60年过去了，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没有改变，目前也是高校“两课”教学和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然而，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高校都做了调研，从调查的结果看，高校的“两课”教育不容乐观，这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调查反映出毛泽东思想教学的被认可度普遍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适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适时地实现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系统转换十分必要。这些转换包括：
1.话语系统的官方性向学术性转换
毛泽东思想本身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但目前在各高校作为政治理论课教学使用的毛泽东思想教材，基本上都是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编写的，所采用的也是《决议》中的话语系统。作为党的决议，话语有其特殊性。毛泽东思想教育虽然担负的是党的意识形态灌输的任务，但从学科教学来说，应具有所有社会科学共同的话语特点，即话语系统的学术性。教育要输入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作为内容载体的话语系统，如果成了内容输入的障碍，它也就失去了有效性，于是话语系统的转换就成了必要。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性是其基本特性。真理是其内容，话语是载体，是形式。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这种决定不是机械的决定，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与之相适应。教育的目的是内容的传输与被接受，而不是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但形式必须与内容相适应，并且形式有时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有人可能提出，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毛泽东思想的话语系统本身就是学术话语，它的科学性与它的这种话语系统不可分割。必须指出，某学科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一旦与官方话语重合时，就很容易被认为只是官方话语，其话语系统的学术性也就会遭到质疑。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材料的毛泽东思想，就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话语系统。在高校课堂进行讲授的材料当然必须具有披施教者和受教者普遍认同的学术性标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话语系统，否则教育的失效就难以避免。另外，毛泽东思想如果是一门学科，它必须能被分类到某一上一级的学科门类中，也必须能用其所属学科通用的概念与范畴加以解读，它研究的主题还应当可以归入该学科体系共同研究的主题之中。当然可以讨论分别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哲学、政治学、思想史或是别的归属学科来研究时，它与这些学科所共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高校“两课”教学的内容，但教师和学生普遍认同的程度很高，其中话语与研究范式很强的学术性和融通性是其主要原因。除了这种话语系统的学术性转换之外，应该还存在一个向一般社会成员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时话语系统的民间性转换问题。
2.话语系统的历时性向现时性转换
不论是《决议》，还是毛泽东思想教科书，在解读毛泽东思想内容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这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解决的是特定的历史问题，必然受当时时代的主流语语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在解读毛泽东思想时，仍然沿用当时的话语系统，没能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适时地进行转换。当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材料时，教学和教育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也是许多学生不认可毛泽东思想、并认为“过时”的重要“口实”。被用作思想政治教育材料的毛泽东思想，随处可见一些只在特定时期采用的特定概念。这些概念本身已成为历史语汇，即使施教者努力进行阐释，它们的内涵还是令新一代受教者很难理解。更何况许多施教者只能用历时的话语系统进行阐释，或者被迫与现时的某些话语进行并不准确的类比，除非进行专门研究，确切的历史内涵已经很难被领会。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传播一定的历史观，论证中国革命历史的正当性之外，还要说明现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后者应是更主要的目的。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维护现时的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维护现时的社会秩序，传播现时的价值观念，因此，历时性话语的转换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必须用具有现代意义、能够传导现代观念的现时话语及时地替代它。现时话语是当前人们正在使用的、便于交流与沟通的话语，不唯形式新，更重要的是内容新，是新的观念的载体。一般来说，现时话语可以传导历时的语义，反之则很难。正是政治思想教育的现时目的提出了话语系统向现时转换的要求。强迫输入那些已经与现时意义差距很大的历时话语，甚至输入一些与现时相冲突的概念和范畴，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对待，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造成毛泽东思想解读话语历时性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还是如何解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尽管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但对于毛泽东思想，更多地还是被作为知识论来加以解读，倾向于对毛泽东思想所阐述的具体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叙述，这样就免不了用历时的话语进行叙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应该作为方法论来解读。与知识论不同，方法论是建立在哲学前提下的普遍原理和指导原则，不受历时话语叙事的局限。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采用的是学术话语，同时也是被作为方法论加以解读的，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离我们的时代更久远，却仍然得到普遍的认可。知识论是不能作为指导思想的，必须对其进行抽象，形成方法论。方法论才是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属性。因此，要实现毛泽东思想解读话语的历时性向现时性转换，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方法论来对待。
3.话语系统的自释性向他释性转换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的执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就在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功能，即政治的团结与稳定、政治的合法化、政治动员和政治协调等。通过对人民进行与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占主流地位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和社会化，实现其对政治统治、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的认同和支持。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存在着一定技术性和技巧性。按目前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方式看，基本上是用意识形态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本人称之为施教话语的自释性。官方话语就有这样的特点。自释性话语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解读，具有一定的自闭性，缺少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相通与相融，其结果之一就是理论间的相互沟通与认可的不足。再者，自释性话语有自我标榜之嫌疑，自然会引起一些受教育者的反感，必将影响其接受的兴奋性。
与自释性话语相对的是他释性话语，是更少意识形态性，更多学术性、中立性，把意识形态的内容有机地融入非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即用非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润物细无声”。当前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话语的自释性。用自释性话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它的影响力状况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再加上官方性、历时性的沟通阻碍，教育的效果自不待言。向他释性话语转换不仅仅是技术或技艺性问题，在现代社会更具有本质的意义。
4.话语系统的冲突性向互适性转换
成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基本原则必须是相对稳定的，不可随便变动，否则将导致政治集团和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认识的混乱，并且很容易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分裂。但是，意识形态也不能过于拘泥，应该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使意识形态更好地适应社会政治形势，并对新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再给出新的行动准则。“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能够保持旧的支持者，而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则体现了它赢得新的团体支持的能力。”（注：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意识形态的这种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非一定产生互适的理论形态，相反，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刚性的特点，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为适应不同时期社会政治形势需要而产生的理论形态之间相冲突的一面，而且这种内容的冲突也会非常突出表现在承载理论的话语系统的冲突上。意识形态的这种状况，必然会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和话语上反映出来。
从政治思想教育内容的整个理论系统的内在联系来看，所传输的理论内容应该是相互调适的，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能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般来说，理论系统中历时的内容应该服从现时的政治需要。消弭内容冲突的重要前提是围绕现时政治需要实现话语系统的互适性转换，否则，进行教育的整个理论系统的不同方面的话语会相互冲突，这些话语所传导的观念会被不同解读。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系统，与其他理论解读的话语系统存在在一定的不相适应性，这些话语系统所传导的某些观念与整个理论系统所要传导的观念存在一定的不相一致，适应当今社会政治形势发展所需要的观念的某些方面内容可能正在用另一些话语传播。话语的冲突是内容冲突的表现，用相互冲突的话语施教实际上是在用相互冲突的思想和观念施教，那么产生与施教者愿望相反的结果的可能性恐怕就难以避免，而且会造成不同学科、不同媒介所施教育的观念之间相互矛盾，进而使教育者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受教育者自然会把它视为纯粹意识形态的灌输，对其真理性的信仰必然大打折扣，施教者的信心也将逐渐丧失，理直气壮、慷慨激昂的教育者将会变得心虚胆怯、无精打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要求是一致性，而向互适性话语的转换是实现教育一致性的重要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原著本身的话语和对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是有区别的。以上所说的话语系统的转换，当然不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原著本身的话语系统进行转换，那是荒唐的想法。这里的转换指的是当代人，特别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系统的转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话语系统，这是社会发展和思维发展的特点和结果。教育的效果是受体接受的程度，这是衡量教育成效的标准。要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就不能不顾受体的需要和兴趣，不顾他们思维的特点、话语系统的特点。
二
如何实现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转换？在此笔者提供了一种（当然不是唯一的）解读话语——现代化理论。用现代化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展开交流和对话，来解读毛泽东思想，实现以上所述的毛泽东思想解读的话语转换，并把这种解读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因为“与其他各种社会变化理论相比，现代化理论具有更强的明确性和准确性，有利于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展开交流和对话”。（注：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虽说现代化理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在世界兴起并持续升温的一门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甚至有人认为“起源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现代化理沦’的最初形态”。（注：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现代化理论发展至今，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其方法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各个阶段和各个流派的观点和方法论互不相同，甚至区别很大，但“‘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学派所列举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即民主化；另一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这种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即工业化”。（注：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页）除了这两个主要目标，现代化还关注更为广泛的、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内容。“过程论者”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对这种变化过程的系统认识”。（注：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毛泽东思想正是对处于这种转变过程之中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认识的另一话语表述。
现代化理论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或“内源的现代化”，把落后国家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成就为目标进行的努力，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外源的现代化”。中国显然属于后者。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用现代化理论来解读，就是中国现代化发生发展的前提。近现代的中华民族，如同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一样，被迫“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不得不“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列强——即那些“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胁迫下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是防卫型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以洋务运动为开端，以工业化为目标，效法西方，以求国富民强。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在传统封建帝国的框架下富强起来，“求富”、“求强”的目标并未实现。现代化理论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其它方面的变革的；外源的现代化的变革顺序则有所不同，一般是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政治革命发生在前，而工业化发生于后”。“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185、3～4页）这就要求后发国家首先要实现政治现代化，进而在现代化的政治的推动下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于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终未建立起来。不论是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还是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腐朽的清王朝都不可能真正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是与传统帝国格格不入的，政治的现代化在中国只能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在现代化理论看来，中国近现代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必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枯拉朽般摧毁了腐朽的帝国大厦，但真正以民主化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两大目标和任务，即工业化和民主化，同时向中国的民主革命者提出了挑战。现代化本来就是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学习理所当然。而此时展现在孙中山们眼前的只有欧美型的现代化模式，自然也就只有向欧美学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他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追求。然而，中国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没能顺利地诞生成长。共和国先被复辟，继而是少数军阀专权弄武。现代化的国家既不存在，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思考中国现代化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的产物，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933年7月，《申报月刊》载文指出，“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注：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上是循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道路在前进，是在完成孙中山未竞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所要做的也是近几代中国人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在他们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探索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就是关于中国如何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领导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理论。
仅从文本来看，毛泽东思想与现代化理论也是完全相通的，完全可以用现代化理论来解读毛泽东思想。在《决议》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被解读为三个“活的灵魂”和六个最基本方面的内容。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的核心，用现代化理论来解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所选择的道路、模式、目标等的根据。在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的理论。在此理论中，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路径、手段、目标、社会动员、社会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说孙中山只有一种现代化模式，即欧美模式可供效法的话，那么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就多了一个模式可供选择：苏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的模式选择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和价值追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即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和安全保障的理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还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这样，毛泽东思想历时的内容就具有了现时的意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总的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就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就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融为一体。
现代化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新的话语路径。现代化理论完全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功能，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直至现在、甚至将来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发展趋势和路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读工具。根据近代西方史学的观点，“现代”一词的历史时限拉得很长，而且伸缩性很大，没有明确的下限。（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185、3～4页）中国的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还远没有结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中国现代化学者何传启就认为，我们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相当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化），还要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 （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一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5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党的每一时期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核心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想。这样就又可以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发展为主线，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乃至以后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创造贯穿起来，统一用现代化或社会发展理论来解读，这样可以避免和解决一些理论教育方面的问题。同时，“‘现代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注：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是一代又一代爱国的中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年十分关注的话题，易于被广大受众所接受。因此，用现代化理论来解读毛泽东思想等理论本体，既有其合理性，又与广大受教育者的兴趣相一致，输入的渠道应是比较通畅的，对政治思想教育来说，应该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