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经济转轨：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04)06-0015-05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欧各国开始转型几年以后，原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在辩论需要更多的激进主义，还是更多的渐进主义。我认为，在回答“渐进主义者正确，还是休克疗法主义者正确”这一问题以前，必须为我们讨论的这一转轨过程给出恰当的定义。我的定义是，这是一个从建立在财产国家所有制和政府控制基础之上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建立在放开市场管制和财产私有制之上的、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的长期历史性过程。这一定义意含着这一转轨过程是由几个不可或缺的子过程组成的。
15年前，当波兰和中欧的转型开始时，当我们在“圆桌会议”（波兰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讨论转型中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过程包含几条主线。第一，自由化和稳定；第二，制度建设；第三，微观重建。只有这三个子过程同时进行，我们才能够推进整个制度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转型。如果这些子过程只有其中一些在进行，那就只能是对旧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向新制度的转型。这一判断提出了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有趣的理论问题：“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之间有什么差别？”回答是，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的目标无论是维持旧的制度，使它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或是按照社会上的说法，让它“更人性化”，但它仍然是旧的制度。而转型这一词汇的意义是抛弃以前的经济制度，以前的经济制度被新的经济制度或以激进或或渐进方式所代替。15年前，当我们（波兰）开始经济转型的过程时，就有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以激进的，一夜之间完成的方式；还是采用渐进的方式实现转型？
关于改革和所谓“休克疗法”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首先，“休克疗法”是一个文字游戏。它的发音是一气呵成的。就像“幸福婚姻”一样，它的含义是不管谁结婚，一定是幸福的。可是婚姻并不总是幸福的，正如休克并不一定带来疗效一样。人们可以把激进的制度改称为“休克疗法”。前提是它确实带来疗效。
转型过程需要有三个同时进行的子过程：
(1)自由化和稳定；
(2)制度建设；
(3)微观重建。
以上三个过程并非都能够以激进的方式完成。如果必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自由化和稳定同时发生，激进的思路才是可行的。正如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那样，此过程确实可以采用激进的方式。对于自由化和稳定的过程，是否采用激进的方式，依赖于过程开始前，经济和财政的不均衡的程度。不均衡越严重，采用激进的方式就越合理。然而，比自由化和稳定更为重要的过程是制度建设。从本质上讲，制度建设必然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包含经济的游戏规则，强制执行这些游戏规则的法律或习惯，包含使这些规则按照我们的意愿实施的机构。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看，正如我们在东欧，中欧的一些国家和原苏联已经看到的，拆除或者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能不花多少时间。但是，要同样迅速地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它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所以，那种天真的，以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进市场经济和它的支持制度，以为可以用激进的，或者采用“休克”的方法转型的主张，在包括波兰在内的东、中欧国家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代价很高。因为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意义，除个别国家外，所有这些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而这些代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和越南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避免了犯这样的错误。
如果旧制度的所有机构，比如中央计划委员会，物价委员会，或者某些控制着计划经济的产业或组织被撤销了，而新的机构还没有投入运行，我们就会经历一种系统的真空：一个既不是计划，也不是市场的噩梦。因为没有合适的游戏规则，被释放出来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企业家创业的能量都不能得到发挥。因此，大量的经济活力被浪费掉了，正如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比制度建设更长期的的过程是对已有生产能力的微观重建。关闭没有竞争力的工厂、企业，从新培训劳动力并将他们安排到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这是一件费时、费钱的工作。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有的转型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直到现在，在东、中欧国家和原苏联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15年之后，制度建设仍没有完成。
不管我们讨论哪一个国家的经验，不论是匈牙利还是马其顿，是克罗地亚还是捷克共和国，我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可以观察到激进和渐进的因素同时存在。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至少有8个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接近完成转型。他们即将加入欧盟。即使在这些转型领先的国家中，要建成与欧盟成员国和北美一样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如果不做详细分析，这些转型国家，尽管在转型的各阶段发展速度不同，我们今天都可以说他们全都到达了终点线。在制度建设方面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必须要按照欧盟的游戏规则运行。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程度地落后了。不仅是在生活水平和发展水平方面落后，而且在制度建设方面也落后了。这些国家包括保加尼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尤其如此。
但是，即使在转型先进的国家中，比如匈牙利、波兰、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立陶宛，虽然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他们都符合欧盟的标准，但即使忽略转型开始时的差异，也由于在过去15年转型过程中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这些国家在产出、投资、个人消费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见图1）。
在这一组国家中，波兰不仅仅在制度建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也是首先走出衰退，实现GDP增长的国家。2003年，波兰的人均GDP大约等于1989年的130%。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数字分别是75%和50%左右。与这些国家比较，中国做的好得多（见图2）。
这些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些差异与激进主义或渐进主义有关吗？肯定与“更激进或更渐进的选择”有关系。我认为那些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开始转型，积极推进必要的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的国家在产出水平和长期增长方面做得更好。因此，作为在这一地区的转型国家中相对成功的波兰，并不是因为实行了“休克疗法”。相反，“休克疗法”带来了大量问题，过多的痛苦和过大的代价。而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毫无疑问，“休克疗法”带来了太高的，不必要的代价和太剧烈的震荡，而带来的收获和疗效则不够。
图1
来源：欧洲委员会。
图2
来源：世界银行。
为了更好地理解波兰的经验，以便学习它，我们必须更清楚地研究它过去15年来的演变。这一时期可以而且应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我把1989～1993年称为“没有疗效的休克”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无法把通货膨胀稳定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不幸的是，从1989年中期到1992年中期的转型衰退期，波兰的GDP收缩了20%。其结果是，大规模的失业开始发生，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波兰经济。
第二阶段从1994到1997年，一般被称作“波兰战略”时期。我们在此期间采用了不同的思路。我们将工作集中在政府领导下的产业和贸易政策、社会公平和公平的收入分配等方面，重新定义政府的职能与渐进而持续的制度建设。这四年，波兰的人均GDP增长了28%（与中国相比，这一数字并不显著，但是在波兰这已经是非凡的成绩了。），失业率从17%下降到10%，通货膨胀降低了2/3，从38%下降到13%。不幸的是，第三阶段的经济过度冷却（如果不是扼杀的话）随后发生（1998～2001），经济增长率在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下降到很低的1%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目前的第四阶段。它的标志是2002年下半年的加速增长。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复苏是因为公司治理的改善，公共开支的重构和准备加入欧盟的整合。企业债务的重组在推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企业提出可行的微观重构商业计划的基础之上，以一部分未偿债务做交换，一部分旧债被冲销掉了。我认为在波兰转型的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与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不同的是，渐进的思路与激进主义相较量，占了上风。由此，如果说波兰的经济与本地区其他一些国家比较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渐进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
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大问题：与原苏联和东、中欧国家相比较，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如此成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差别？
某些评论家可能归因于文化因素；有的认为是地缘政治因素；有的坚持说是因为政治制度。这种差别与“激进和渐进”的选择有关系吗？就中国的经济成长而言，渐进的路径和取得的成就之间是正相关的。虽然制度建设很重要，但是还需要有好的政策。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改进后的制度配合好的政策对经济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相反，错误的，被误导的政策加上错误的制度，不会使一个国家发展。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俄罗斯就处于这样的形势下。
这就引导我们思考发展政策的问题。中国很好地制定了以市场为取向的制度变迁与发展政策，而“休克疗法”是建立在天真的、意识形态的、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之上的，没有考虑到制定发展政策的必要性。在这里，我指的是那种假设，即市场体系本身就是激进的发展动力，就是发展政策的替代物。而这种假设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不应该相信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就像把“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作为发展手段一样。发展需要政府主导的战略和政策的引导。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正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政策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政策或增长政策。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即将加入欧盟的东、中欧国家的经验，他们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变迁的历史是相似的。其中一些国家在产出、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做得比其他一些国家好很多。这是因为在过去15年里，它们执行了不同的政策。正是由于没有制定长期的发展政策，俄罗斯、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就没有波兰和中国的发展那样顺利。
因此，我们应该把行动的目的和方法加以区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常常会发生目的和方法的混淆。这种情形不但常见于转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见到，特别是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避免了此类错误，而东、中欧和原苏联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项政策的目标是发展，其他一切只是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不幸的是，在制定政策时，稳定的汇率有时成了经济政策目标的手段。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保持最低的通货膨胀率有时被认为是政策的终极目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加入某些国际组织的时候，比如经合组织，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这些行动绝对不能被当作政策的目标。我们必须把这些行动作为手段和工具，因为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是长期、持久而又可持续的发展。
系统的变革，或者叫向市场的转型，对于长期发展来讲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被看作达到首要目标的工具。这个目标就是发展。这就是我对于中国过去25年以来，向市场转型的理解。这也是我在经济学中的政策导向研究和咨询工作的的理论基础。这个思路，即把一切看作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的思路，是我在两度担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时的指导思想。在1994～1997年我第一任时，我们成功地实施了“波兰战略”。第二任时，2002～2003年，波兰经济重新快速增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从0.5%发展到超过5.0%。
十五年以前，在东欧，我们喜欢开玩笑地说，从资本主义转型到社会主义就像用水族馆的鱼做鱼汤。这句话的意思是，逆向操作，即，由社会主义再变成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再把鱼汤还原成鱼一样。但是，如果采用渐进的思路，如果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合理的经济理论之上，如果我们没有混淆政策的目标和手段，而把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这样的“奇迹”是可能发生的。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可以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但是，也有例外。近代史见证了一个激进转型，或者叫做“休克疗法”的成功案例。这就是原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现在统一后的德国东部的5个行政区。特殊的条件不但使它几乎是一夜之间使经济自由化，并且稳定住了，而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引进了必要的新制度。不过，转型的第三阶段，即对当时已有的生产能力微观重建却花了多年的时间，甚至直到现在这一任务仍在进行中。
我在研究转型经济发展政策，自由化和把我们的经济整合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等问题时，研究越深入，越认识到更多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问题。我的观点是，就长期来说，一旦转型过程开始，民主和民主化将推动向市场的转型，并且改善市场的运行。但是，这一观点招来了更多的辩论。我们一讲市场，必然会招来这样的问题：“那么民主呢？”我不确定这样的问题是否很准确。当谈到向市场的转型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民主制度较不完善，民主的实践较落后，但却执行较好的政策，经济成长很快的国家。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转型国家，它们具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不幸的是，它们却执行了错误的政策，经济发展遭受挫折。民主本身是一种价值观，它不一定，而且肯定不会自动地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只需要民主，还需要制定有效的，基于恰当的经济理论和强有力的政治承担的战略。
从不民主的制度通向民主的道路，即民主化，也是有关制度和制度建设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困难的过程，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和社会成本。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东、中欧国家（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人们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东西比民主带来的东西更加满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比民主更有效。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这怎么可能呢？我要说的是，除了制度和政策，还有第三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文化。我要再次说明，我既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很多事情依赖于文化，而不是依赖于完善或者微调金融市场。
在这里，我所说的文化的含义是指文明和作为一套行为规则的文化。这样才有可能讨论商业文化、市场文化、财政文化、政治文化、官僚文化。或者与自治社团有关联的地方政府文化，这种文化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性质相比较，似乎落后了。如果在较发达的市场制度、市场结构、市场工具和市场文化之间出现失衡，就会出现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因此，如果某些市场取向的变革是以快速或激进的方式进行的，而市场文化的变革滞后，结果将是系统的各部分不兼容。
由于中国在制度建设、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过程中采用了渐进的路径，优于俄罗斯。同时，市场文化的建设也获得了动力。结果是，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保证了系统内各部分的兼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在实际的转型开始以前，东、中欧国家已经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些国家也享有较高的兼容度。因此，我们必须把转型看作是一个逐步学习、熟悉新的思维、新工作风格的渐进过程。在成都、克拉科或者圣彼德堡市中心用不锈钢、玻璃和大理石盖一座银行，就说我们建成了市场经济，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需要那些知道怎样在银行内外行为举止的人，而不要那些知道怎样抢劫银行的歹徒和那些知道怎样欺骗客户的骗子。这些知识需要长期的积累。
在将来，我们会看到某些地区，某些行业，某些产业或者某些国家更为成功，我毫不怀疑。在这一点上，中国将继续是，如果不是最成功的国家，也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我也希望，作为欧盟的一个新成员，波兰将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承担和决心，我们需要向前进。但是，我们不能太匆忙，因为激进带来的损失可能要大于收获。19世纪，在一次非洲探险旅行的路上，亨利·斯坦利爵士想知道他的非洲仆人为什么走得那么慢，于是问他们是生病了，还是累了。都不是。他们回答说：我们可以走得很快，但是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所以，让我们不断前进吧，但不要快得把自己的脖子折断了，因为太快就会丢掉我们的灵魂，那将是一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