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放性工作--李达“实践论”与“矛盾论”探讨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之作——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之作论文,新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30年代所撰著的两篇哲学文献《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为“两论”)经改编后公开发表。为配合全国对“两论”的学习活动，李达专门写作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1979年，三联书店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合编为《〈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以下简称为《解说》)。《解说》是建国以来解读毛泽东“两论”最权威、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对宣传和普及“两论”、提高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以及思想理论水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承前启后之功。

       一、《〈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写作过程和社会影响

       《实践论》《矛盾论》写作于1937年，是抗战初期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的《唯物辩证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其中，《实践论》为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原名《矛盾统一法则》)为第三章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编辑《毛泽东选集》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毛泽东先后对“两论”作了重要修改，并提前在苏联《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①。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深知“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感阐释和宣传“两论”的必要性。尽管当时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职务的李达行政事务繁忙且身体久病未愈，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两论”的解读工作。

       李达本人在《怎样学习〈实践论〉》一文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他对《解说》的写作初衷的解释。他写道：“在我们新中国，当前有两大基本任务，要全国人民担当起来。第一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第二是努力进行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要完成这两大基本任务，就要求全国人民站稳立场，大家把意志统一起来，集中起来，提高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随时随地认识国内外环境及周围事物的变化，好好掌握政策，照政策办事。这就必须学习《实践论》。”②他还写道：“自从我们新国家成立后，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来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成千上万的工作干部和青年，都学习了《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策。毋庸讳言，有许多人的政治学习是有缺点的。最严重的缺点，是政治学习不曾改变他们自己的思想。有的思想虽然改变了，而对于实际问题的看法，却感到茫然。……为要克服这些缺点，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即学习《实践论》，用《实践论》把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提高对实际的认识，改造主观世界(自己头脑)和客观世界。”③以上这两段话虽然是李达对学习《实践论》的重要性、必要性的阐释，但它同样适用于说明学习《矛盾论》的意义，因为矛盾分析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内在一致的。列宁就曾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④

       自1950年12月《实践论》公开发表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李达先后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人民日报》1951年2月1日)、《〈实践论〉解说》(《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及第4卷第1、2、3期连载)、《怎样学习〈实践论〉》(《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4期)等文章。1952年4月《矛盾论》公开发表后，李达又写作了《〈矛盾论〉解说》(《新建设》1952年7月号至12月号连载)。以上这些文章，构成了《解说》的基本内容。

       自20世纪20年代起，李达同毛泽东之间就开始了哲学交往。长期以来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为建国后李达撰著《解说》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在《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多次与毛泽东进行讨论和交流，展开了频繁的学术互动。

       在《〈实践论〉解说》的写作过程中，为了使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更准确，李达每写完一部分，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后，也会逐字逐句地审读并亲笔修改。

       从《〈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书稿中可以看出，李达不同意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放在一起并把它们都看作是排外主义的典型例子。李达认为，太平天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并不一概反对外国人。毛泽东在阅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接受了李达的观点。他在给李达的回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版选集时拟加以修改，此处暂仍照原。”⑤

       毛泽东在审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也对其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毛泽东在李达论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补充说：“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⑥再如，毛泽东在李达论述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全然以清政府为对象而从没有提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补充说：“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⑦

       对于毛泽东所作的上述两处修改，李达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有些欠妥，便把毛泽东的前一处修改再改为：“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大资本家及其政府，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但另一方面要争取外国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⑧。在这一再修改中，李达删除了“地主”、“政府官员”两词及“宣传上”三个字，并在“资本家”之前加上了“大”字，这就更加明确地界定了帝国主义者，表述上更为严谨。李达又将毛泽东后一处修改内容中的最后一句话改为：“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认识这一点。”⑨在这里，李达删除了“主观上”一词，避免了“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这一表述所可能产生的歧义。李达又将他的再次修改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再提出不同的意见⑩。

       在李达为解读毛泽东的“两论”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解说》最具代表性，传播最久远，影响也最大。其中，195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实践论〉解说》单行本，先后印行三次，发行量高达18万册；1953年同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矛盾论〉解说》单行本，也先后印行三次，发行量达3万册。

       李达的《解说》，不是单纯注解性读物，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解说》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方法，首开新中国系统解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先河。就其系统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而言，《解说》堪称当时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范本。

       李达的《解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称赞。1951年3月27日，他专门写信给李达说：“这个解说(特指《〈实践论〉解说》——作者注)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11)毛泽东深知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贡献，故对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写文章。”(12)在当时，解读毛泽东著作、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很多，但只有李达的《解说》得到了毛泽东这样高的评价。李达的《解说》也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成为人们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党兴起了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而作为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李达的《解说》又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李达的《解说》发表50多年来，学术理论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阐释“两论”的论著，但有人认为，其中鲜有超过李达《解说》的作品(13)。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理论特色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准确性。

       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的准确性，首先是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14)显然，修改后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准确性。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15)

       第二，深刻性。

       《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例如，《解说》第34页至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41页对贝克莱、莱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别的考察、《解说》第89页至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135页关于庸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解说》第168页至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说》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毛泽东思想是很不容易的。”(16)他认为，“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7)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

       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毛泽东在1951年3月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18)

       《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例如，李达以图解的形式直观而清晰地说明人的认识过程(如图1)：

      

       图1 人的认识过程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解说》第128页处还有：

       唯物论的宇宙观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机械唯物论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唯心论的宇宙观唯辩证法的宇宙观

       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显然，这类图解式的阐释对于帮助人们尤其是广大的青年学生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非常有益的。这些图解所内涵的信息量远远大于文字说明，它们能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李达还非常注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据统计，《解说》中所举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例子有近百个之多。

       第四，科学性。

       《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毛泽东“两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毛泽东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

       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解说毛泽东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19)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20)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21)。这是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毛泽东于5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22)。

       《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

       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23)《解说》“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质。”(24)

       《解说》将毛泽东的“两论”分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25)。《解说》对“两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三、《〈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26)。“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27)毛泽东也曾当面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28)。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

       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29)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向他们宣传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

       李达撰著《解说》，是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30)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

       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

       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

       《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31)在《解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

       《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的系统展示。

       《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新问题。我们为要向前看，为要使主观不落后于客观，为要使思想不落后于实际，为要使思想与实践相结合，那就必须要勇于正确认识新事物，善于解决新问题，不让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而开倒车，不自觉地堕落为顽固派。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批判了这一点，批示给我们奋斗的方向。”(32)可见，李达重视“两论”、解读“两论”，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指导中国新的实践。可以说，《解说》力图以解读“两论”的方式来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所以《解说》实现了一般论著难以企及的效应，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注释：

       ①参见唐洲雁、曾珺：《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

       ②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三联书店1979年，第100页。

       ③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102页。

       ④《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8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5页。

       ⑥《毛泽东书信选》，第376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第376页。

       ⑧《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页。

       ⑨《李达文集》第4卷，第77页。

       ⑩参见唐洲雁、曾珺：《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第254页。

       (11)《毛泽东书信选》，第407页。

       (12)《毛泽东书信选》，第407页。

       (13)参见武市红：《李达与毛泽东关系浅谈》，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7页。

       (14)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

       (15)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扉页。

       (16)《李达文集》第4卷，第7页。

       (17)参见唐洲雁、曾珺：《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第258页。

       (18)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扉页。

       (19)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60页。

       (20)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318页。

       (21)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337、338页。

       (22)参见雍涛：《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3)《李达同志的遗著〈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再版》，载《人民日报》1978年8月25日。

       (24)参见胡艺华、彭继红：《新中国成立初李达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主要方法初探》，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71页。

       (25)参见唐洲雁、曾珺：《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第249、250页。

       (26)参见王炯华：《李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家》，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6页。

       (27)参见许全兴：《纪念李达，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载《李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5页。

       (28)谢双明：《湖湘文化对李达的影响》，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9)陈云：《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载《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47页。

       (30)《李达文集》第4卷，第395页。

       (31)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第108页。

       (32)《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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