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公众外交之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悖论论文,美国论文,外交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6)11-0116-04
“9·11”事件后，在反恐背景下，美国强化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公众外交，旨在消除恐怖主义、维护本国安全，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推进其“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进而掌控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目标服务。但由于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外交政策其自身存在着不足，尤其是其政策的背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悖论，这注定了其成效是有限的。
一、“9·11”后美国公众外交的复兴
（一）美国公众外交的演变
美国的“公众外交”，是指美国政府通过出版、广播等媒介以及文化和教育交流等，直接向外国民众提供有关美国的信息（包括美国的社会文化、内外政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并与之接触的活动。其目的是促进外国民众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外政策及其动机的理解，塑造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并形成他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从而影响各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并使之采取对美国友好的政策，最终服务于美国近期和长远的国家利益。[1](P8-9)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开始比较系统地对外推行公众外交了。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加紧了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1946年的（富布莱特法案）和1948年的《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把美国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融入到其对外交政策中去。美国的公众外交在冷战时期的对苏联及中东欧地区的和平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冷战结束后其地位大大下跌，用于公众外交的拨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幅度下降。[2](P377)直到“9·11”事件之后，美国公众外交才开始重新兴起。[3](P25)
“9·11”事件给美国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消除其对美国的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对象。对美国而言，反恐是一场全面战争，更是一场“观念之战”，单靠军事手段难以实现其目标，“公众外交”在其中可以发挥特殊作用。由于参与“9·11”袭击的恐怖分子全部来自中东和阿拉伯世界，这一地区自然成为美国反恐重心之所在。在反思“他们为何如此憎恨我们”这一问题时，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形象被“误解”、“歪曲”了，对美国的这种不良印象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在全球的利益，因此应该努力改善美国与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充满愤恨的人们的关系，重新塑造和改善美国的形象。于是，与其全球战略相适应，美国公众外交也聚焦于国际反恐问题，并把阿拉伯世界作为推行其公众外交的优先考虑地区。美国政府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为赢得国际反恐的胜利，美国将发动一场“观念之战”，“运用有效的公众外交手段，促进信息和观念的自由传播，激发起被全球恐怖主义资助者统治的社会中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支持那些、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温和、现代化的政府，确保那些促使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条件和意识形态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找到肥沃的土壤”[4](P6)。
（二）对阿拉伯世界公众外交的措施
为加强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外交，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财政支持、国内立法与部门协调等。
1.在财政上增加对阿拉伯世界公众外交活动的拨款
在“9·11”之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美国务院获得的公众外交预算增幅最大的是南亚局和近东事务局，这些地区的很多国家有大量的阿拉伯民众。用于对南亚的公众外交的资金从2400万元增加到3900万元，用于近东的公众外交的资金从3900万元增加到6200万元，分别增加63%和58%。[5]
2.通过国内立法加强对公众外交的支持
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自由促进法》，目的就是加强公众外交。200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情报改革与防止恐怖主义法》要求美国在反恐时必须特别注意公众外交的重要性。
3.在制度和机构安排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9.11”之后，公众外交对部门间协调与合作的要求提高，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都根据需要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创设了一些新机构。2003年1月，布什总统在白宫设立“全球交流办公室”，以便制定多个政府部门多种公众外交活动的战略指导方针和相互协调。2004年7月，又设立“阿拉伯世界拓展政策协调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负责公众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任联合主席，以解决美国政府在战略交流方面遇到的最急迫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美国国会也成立了相应部门。
但深入研究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展开的公众外交攻势，却发现它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注定了它的事倍功半。
二、目标与实力的悖论
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公众外交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其实力和所要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尽管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加强了公众外交，但由于总体上公众外交在美国起步晚，起点低，加强的力度有限，至今其在美国外交体系中地位仍偏低，使之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首先，公众外交资源不足。2003年美国国务院只投入1.6亿美元用于阿拉伯世界公众外交，无异杯水车薪。其次，美国公众外交在战略定位和结构上存在问题。这使得美国公众外交不能处于国家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而得到更多重视。另外。美国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公众外交则没有这种支撑基础。再次，美国公众外交欠缺跨机构的协调机关。美国从事公众外交工作的主要单位是国务院。此外还有白宫、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际发展署等，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国务院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这严重影响了美国公众外交的效率和效果[6](P16)。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先天不足，更在于其背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悖论。
三、美国外交政策本身的悖论
本来，公众外交应该是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现实却是它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其他部分，如官方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存在着矛盾。
（一）民间外交政策与官方外交政策的冲突
一方面，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展开公众外交是促进阿拉伯民众对美国的理解，实际上属于民间外交；另一方面，美国官方却执行亲以色列，反巴勒斯坦政策，从而加剧了美、阿之间的仇恨。
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造成阿拉伯人仇恨美国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人仇视美国也不是自今日始。这种仇恨早就存在了，是根深蒂固的，特别在美国施行反恐战略后，以色列搭车，也展开了它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恐战争。这种以暴易暴的政策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与反犹情绪。例如，据《先驱论坛报》报道，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引发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商品的抵制浪潮。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短信息号召抵制美货的组织大多是非政府组织，如学生团体，网上号召人们特别抵制麦当劳，星巴克和微软。《国际先驱论坛报》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美国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反动。在中东高达95%的人这么认为。78%的阿拉伯人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导致恐怖主义的攻击[7](P17)。如果巴以之间不和解，未能找到双方和平共处的途径的话，如果以色列不退回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边界以内的话，那么反以色列的情绪，以及由这种情绪而衍生出来的对美国的仇恨，将延续下去，国际恐怖主义就不可能销声匿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一种反犹和反美的奇怪的结合体，他们把以色列人与美国人都统称为“异教徒”就可见其一斑了。正如“9·11”事件策划者之一穆沙威在自我辩护中表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美国”。
（二）文化外交政策与经济外交政策的冲突
一方面，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外交政策是促进美、阿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却在不断扩大着美、阿之间经济上的鸿沟，加剧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仇恨。
“9·11”事件给人的启示之一便是要根本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正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美国与拉登运动的对立是世界上富有者与穷人之间冲突的反映。当人群和文化被窘迫得过于无奈，极端的思想在怪异的信仰驱使下就有可能应运而生。“基地”等极端组织的根源可以在全世界被遗弃和遗忘的人群中找到答案：民族分裂和人们被褫夺公权。在现代城市化运动中，发展中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这块贫穷与落后的土地上生长的毒瘤。《国际先驱论坛报》调查表明，52%非美国人士认为，美国政策造成世界上贫富的差距扩大，这是这些国家反对美国的主要因素。就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而言，财富的差距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8](P6)
根据2002年度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阿拉伯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在过去20年间降至略高于次撒哈拉非洲的水平。生产率下降，研究与发展几乎不存在。没有科学与技术，知识分子纷纷逃离令人窒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阿拉伯妇女几乎普遍被拒于教育之外，一半妇女是文盲。产妇死亡率是拉丁美洲的两倍，东亚的4倍。“阿拉伯世界剥夺了自己一半人口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报告还说，在以色列统治下，巴勒斯坦人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与贫困相伴的是许多阿拉伯国家教育水平低下，存在一个极大的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群体。在阿富汗，90%的女孩和几乎三分之二的男孩失学。在巴基斯坦，如果孩子能享受义务小学教育，孩子们就不可能进入阿拉伯全男孩的宗教学校，这些宗教学校最终将孩子送上“圣战”的战场。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估计，要完成全球免费小学教育每年约需91亿美元。美国应该贡献10亿美元。美国目前仅贡献1.5到2亿美元。教育的不发达导致文化发展缓慢。例如，2003年整个阿拉伯世界一年仅翻译330部外国作品。[9]阿拉伯世界的极度贫困是驱使阿拉伯人走向恐怖主义的物质原因，而教育和文化的落后所导致的精神创伤与被污辱的人生则是驱使他们走向恐怖主义的精神原因，而这种恐怖主义则激发了强烈的反美政治激情。在阿拉伯世界，恐怖主义者往往以真主的名义行事，他们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俗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在世界上的传播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异教徒的势力在扩张，将危及他们根本的信仰。于是，在他们看来，由于宗教信仰的需要，即使戕杀无辜在道义上或在宗教上也是允许的。驱使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圣战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感到的无助感，他们在社会与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他们的焦虑，他们对于前景的绝望。死亡成为他们在圣战中追求和崇拜的终极目标。所以，为了减少国际恐怖主义，对贫困的阿拉伯国家施以援助仍然是十分必要，美国要更为关注阿拉伯国家人民的福利[10](P7)。
四、文化的悖论
除了以上述及的美国总体外交政策本身的悖论外，在深层次上，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外交政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悖论。本来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公众外交的目的是促进后者对前者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和理解，从而塑造美国的良好形象。但它却低估了两者的文化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别。再加之，公众外交本应采取平等交流的形式，但目前美国却采取单向灌输的方式，充满了强烈的清教徒使命意识，而不是基于宽容的对话，这就加剧了原本就是差异颇大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诸方面：
（一）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冲突
1.在有关个人主义、婚姻、家庭、性事和妇女的地位等方面双方的观念迥然不同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崇尚的将个人的生命完全置于圣战之下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美国的个人主义超越了东方的家庭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离婚率高达50%，只有6%的祖父母生活在孙子辈的家庭中。这在传统的重视家庭价值的东方文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形成性解放浪潮。美国社会对性的公开性与容忍性，是传统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这与对性事讳莫如深的伊斯兰文化形成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无疑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同样， 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的兴起，对伊斯兰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在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处境就是一个例证。美国竟然要掀起女权主义浪潮，全然属于大逆不道了。
2.阿拉伯社会和美国社会有关生活方式的观念格格不入，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导致冲突加剧
在全球化的驱动下，在全球扩张的美国的价值体系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要求阿拉伯放弃他们的道德认同。阿拉伯社会则拒绝“西方技术，西方体制，西方的关于宗教自由的思想”[11](p8)。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竭力抵制西方文化对阿拉伯生活方式的影响[12](p236)。阿拉伯领导人将美国的生活方式看成是不道德的和堕落的，他们鄙视这种生活方式，并认为它对阿拉伯社会具有一种腐蚀的作用，是危险的。本杰明·巴勃在《圣战对麦当劳世界》中就论及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存在世俗的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对宗教的与种族的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化的全球市场对反对现代化的部族的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3.双方对于现代化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别
美国现代资本主义无节制的工业生产，对全球的气候以及大气的生物化学功能造成极大的破坏。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仅 5%，却向大气释放25%的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人们对于以自然为代价的美国生活方式产生了疑惑。同时，美国作为新帝国总是希望世上所有的人都变成像美国人一样的人。美国标准的关于美国命运和“历史终结”的思想使美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国际社会终究会美国化。美国入侵伊拉克意味一个文化渗透进入另一个文化。而这对于正统的阿拉伯来说意味着背叛宗教，不道德，会受到真主的谴责。对于前现代的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来说，跳跃式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却意味着破坏，社会与道德危机，个人在一个解构了的、伤风败俗的世界中无所适从。
由于上述多方面的差异，导致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式世俗主义的抵制。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与宗教合一，它们几乎不可能接受任何的世俗主义。它们对于外来的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非常害怕，它们极需一场思想战争来进行反抗。于是，在阿拉伯社会文化与政治迷失其原有的轨道的情况下，在社会中必然会产生对外来入侵者的猛烈的抵抗和愤慨，并试图重新找回原来的黄金时代。人们注意到，在与美国最为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中（如沙特），却存在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和价值观的最大的仇恨。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中，19人中有15人是沙特人。他们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圣地被美国“污染”的报复。他们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建立美国式的所谓“开放的，廉洁的，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将赋予妇女更多的权利。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是一场与思想、价值有关的战争。当前美国企图重建伊拉克，并进而实现其“民主改造大中东”的计划时，遭遇到的抵抗情绪变得更为激烈。这些恐怖分子懂得，如果他们在伊拉克将美国思想击败，那他们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会将美国思想击败；如果他们在伊拉克输给了美国人，那他们在所有的地方都输了。这一切，无疑在文化价值上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产生了隔阂和冲突，成为少数恐怖主义分子实行恐怖手段的文化动力。
（二）历史与宗教上的冲突
1.历史上的冲突
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冲突的历史不断强化了上述的观念上与实际上的敌对。从7世纪初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开始，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开始了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 11世纪基督教世界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是伊斯兰世界痛苦记忆的根源，一战后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导致他们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从心理的层面，阿拉伯世界在与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对比时，感受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屈辱。就当前的问题而言，美国认为恐怖分子和伊拉克政权都是邪恶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拯救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世界则认定美国就是撒旦，是对阿拉伯最大的威胁。这并不排除利益政治的因素，然而用单纯的国家利益是很难解释中东地区政治和舆论现状的。这种文化差异与历史记忆一直延续到今天[13](P17)。
2.宗教驱动的冲突
上述历史上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冲突，延续到当前双方的矛盾中，则体现在双方的外交政策背后都有强烈宗教内涵的驱动。
虽然美国政府否认反恐带有任何的宗教色彩，但同时它又认为其面临的敌对方宣称进行的是一场圣战，它所面对的是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敌人，因此美国的政策也应带有一定的宗教内涵。这种宗教内涵在深层次上则是反映了美国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浓厚的宗教气氛。据盖洛普在2002年12月的一次调查，4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是重生的基督徒。另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48%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创造人，只有28%的人信仰进化论，其余的人不是不肯定就是倾向于相信上帝创造人。68%的人相信有魔鬼，是相信进化论的两倍[14](P9)。这些数据表明，宗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国论”正是反映了其反恐战略的社会宗教背景。它表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阶段性的和终极的意识形态目标。布什提出“邪恶”的概念本身就表明宗教二元论对布什和对美国心理的影响。白宫中有许多福音派清教徒（它是现代美国新教的一个重要支脉）。布什政府对中东的外交战略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支十字军在出征。布什在演讲中就曾经失言说过“十字军圣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布什在他的 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在谈及诸如艾滋病、吸毒、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时流露出他的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绪。在谈及伊拉克时，他用“邪恶”这种宗教色彩很浓的词汇来描述。布什称攻打伊拉克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最高道德传统的。”保罗·克卢格曼(Paul Krugman)就认为，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文化战争，这是宗教战争[15](P8)。这一观念使布什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黑便是白，不是“是”就是“非”，这一观念促使他去从事别人不敢去从事的冒险行为。
而在美国的对立面一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其主要的矛头针对美国，明确声言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冲动。它直指美国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不管美国愿意与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发动的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基督教、反犹太教的宗教动机。在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基督教、反犹太教情绪一直有其市场。例如，汉堡一家清真寺的阿訇在向“9·11”恐怖分子阿塔等布道时，就说过“要割裂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喉咙。”正如安德罗，苏里文(Andrew Sullivan)指出的，“9·11”事件是激进的伊斯兰企图攻击和摧毁启蒙时期的根本信条：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宽容，世俗主义。而这些信条正是美国经验的核心[16](P46)。
五、简短结论
广而言之，美国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文明，而伊斯兰文明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扩张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两个不同种类的文明难免会发生冲突，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之一是有些阿拉伯社会更加封闭。这种冲突使伊斯兰文明产生一种深重的危机感。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弱者；一个是先进的，一个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能采取隐蔽的恐怖主义的手段[17](P312)。
因此尽管随着公众外交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中作用日显，美国亦将进一步重视和强化公众外交，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外交，加大投入，加强协调，使之在美国总体外交中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但只要美国不改变霸权主义政策和单边主义作派，则无论它怎样强化和加大对其投入，仍然无法克服其存在的多种悖论，其公众外交将始终难以有大的作为和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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