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思维与知识创新”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创造性思维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创新的机制和创造性思维的实质
我们这里所谈的“知识创新”，可以涵盖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也不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和习惯上所称的“创新”（Innovation）作严格的区分，只注重它们的共性，即创意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自从科学哲学家、物理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提出了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以后，人们日益认识到，以前的知识观应该扩大。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有两类，即可编码的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意会知识。知识创新意味着这两类知识的创新。由于构成这两类知识的知识单元不同，所以创新的涵义也大不相同。
可编码的知识，人们称之为显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其知识单元是概念。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认为是创造了新知识。例如，普朗克的“作用量子”概念，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概念，管理学中的“经理”概念，等等。由两个或多个概念所组成的是理论，其中包含了新概念的，就可以认为创造了新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创新就是创造新概念，新概念是知识创新的核心。
但对于意会知识来说，它不能明确地用概念加以表述，这正是被称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之原因。这些知识存在于人们“主观的见解、直觉、预感、理想、价值观、想象、象征、比喻和类比之中”（《第5代管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一旦被开发和利用，其意义不亚于可编码的知识。如何认识这一类知识的创新？目前我们对其机制认识得还不清楚。日本的野中育次郎（Ikujiro Nonaka）强调，由于知识系统中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为了把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必须建立起一种机制能使这两类知识（可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相互转换。由此我想到，意会知识的创新可以由两种途径表现出来：第一，意会知识经过整合集成形成新概念转化为显知识，这是一种创新；第二， 由于意会知识通常表现为一种技巧（skill ）或诀窍（know-how），因此它类似于一种技术知识。技术则是一种操作，一般不用概念表达，而是用操作程序来表征。于是这类知识创新应表现为解决问题，出现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这个问题很复杂，为了深入理解知识经济和知识创新，我希望能得到深入的讨论。
第二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经有了一种共识，即，创新首先是观念创新，而观念创新需要确立新的思维方式。这里所说的思维方式是指适应时代的有利于创新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抛弃传统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而对于一个具体的创新活动来说，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维模式。
我们通常把思维方式区分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贝弗里奇则从创造过程的角度将思维方式分为：（1）批判性思维；（2）想象性思维；（3）无控性思维（wild thinking）（W·I·B ·贝弗里奇《发现的种子》，金吾伦、李亚东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贝弗里奇指出，“每一类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及其局限性；它们只适用于特定的场合。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是按批判性思维展开的，只有当着批判性思维无法解决问题时，想象性思维的大门才被打开，以期找到一条解决困难问题的途径。如果这样还是不能找到一条前进的途径，那么，人们就应该求助于无控制思维，用新的眼光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希望”。毫无疑问，贝弗里奇所提出的一套达致创造性的思维处方也不是处处适用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从科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出发，从中得出两种思维方式及其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观点。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科学的发展要求思想活跃，思想开放，但科学同时也要求持久的、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唯如此，“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 纪树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发散式思维的代表人物如爱因斯坦，不断有创造性的新思想；后一类思维方式的代表者，如密立根测电子电荷，迈克耳逊测光速。这两位的工作同样具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应进入创造性思维方式之列。而且库恩强调过，这两种思维方式并不只限于科学活动范围。因此我们可以推广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领域。
日本学者、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日本规划计划学会会长日比野省三于1990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称“打破现状的思维”（Breakthrough Thinking）。 中国学者陈颖健和日比野省三合著的《跨世纪的思维方式：打破现状思维的七项原则》一书中将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作了整合，提出了第三种新的思维方式，被称为“展开·整合（expantegration）式思维方式”。三种思维方式的关系用图展示如下：
展开·整合式思维方式的视野比发散式思维方式和收敛式思维方式要宽广得多，且更具时代特色，正如作者们指出的“展开·整合（式）思维方式能够大大地减少发现问题之‘正确’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应该将展开·整合贯穿于打破现状思维的全过程中，因为很多突破发生在整个思维过程的不同步骤上”（《跨世纪的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我们说展开·整合式思维方式具有时代特色，因为它符合当代知识创新的要求，实现潜知识与显知识的展开、整合和转化；实现既思想活跃又保持头脑冷静；既处理人们的现实思想及顾及人们的愿望；既要发散又要收敛……等等一系列的展开和整合过程。这是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也是适应新时代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抛弃传统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确立以展开·整合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以提高我们的智能水平，推动高效持续的知识创新。
知识生产是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不断进步、不断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人及其活动的创造性本质中。马克思根据对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作出了“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6页）的论断。 人的物质生产是包含着知识生产的劳动，人的精神生产是直接的知识生产的劳动，劳动、实践的创造性决定了认识、知识活动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生产是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
精神、思维、知识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的“最高的精华”，不是自然过程自发的产物，而是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中，由人的能动活动创造出来的。通过人脑的创造性思维，在反映世界的同时，以各种符号形式创造出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跃的知识世界，从而在人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恩格斯）。人作为活动的、实践的存在物，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人不会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不会满足于某种已经获得的规定性，包括已有的知识存量和智力水平。人总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再生产、再创造自己的新的存在状况和新的特性与本质，包括再生产、再创造新的知识及其新的传播和应用方式。知识的开发、更新与创新，既表现着、也推动着人改变世界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同时也改变、塑造着人的主体性与人的本质，使人在与世界交往的各项活动中，具有更为积极、有力的主体性。这种由知识要素赋予的主体对一定客体的自主的、能动的态势和状态，表征着主体掌握或占有客体的动因、力量和程度。知识经济的来临，正是人的活动的创造性的结果，这种创造性集中体现在知识的创造性，即知识创新上，构成了人的创造性在知识经济中的典型特征。
作为知识的来源与对象的自然界，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世界，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自创生的过程，存在着无限种演化的可能性空间。知识既反映了对象的既成状态，又能够反映对象的各种潜在可能性，在观念中建构多种可能世界。这种反映也就是创造，是基于世界自创生本性的反映。知识创新并不能改变或违背宇宙的根本规律，只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给定条件下，根据人与社会的经济需要，也就是把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结合起来，表现和实现自然界的新的可能性，或者把自然存在的可能性进行人工的组合，形成各种新的事物。如“无土栽培”可以算得上是技术创新，但它并没有改变植物的生长规律，只不过是根据对这种规律的真正掌握，以新的形式和人工的条件替代了植物生长的原有形式和自然条件，没有改变自然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知识的创新功能在于思想相对世界发展的超前性，提出还没有自然产生、形成的事物的观念建构，为人的活动选定正确的导向；在于精神相对物质的能动性，通过Know-how的活动过程，把不能自然产生的事物通过人工方式生产制造出来。“人化自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人在知识生产与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
任何经济活动都属于实践活动，实践的要素如目的、意志和知识都在其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即使是原始人的生产活动也有知识因素渗入其间，如打一把石刀就包含着原始人对力的直观感受以及关于石块的构型、特性的知识和打的技术。任何在经济活动中生产知识、在知识应用中发展经济的活动，都伴随着知识的增长、扩张、更新和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说，都是知识创新。“知识经济”的提法，并不是说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是无知识的经济，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中，“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0页）。 也不是说知识和信息可以完全取代物质、能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96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个术语的出现，表明了随着知识重要性的增长，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OECD成员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如教育、通信、信息等的发展更为迅速；投资正在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在研究与发展、劳动者培训、计算机软件和专门技术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同样重要；虽然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在减少，但在从计算机产业到药品制造业等高技术和以科学为基础的部门里，工作岗位却在增多，非生产性知识型人员是需求最旺的职业，对知识支付比对体力劳动更高的报酬。就是说，科学技术已经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已成为第一生产要素。
知识在经济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鲜明地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上。科学技术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成果，是人的对象性关系特别是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结晶。科学技术在产生以后又进入人的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发挥其作用，必然强化人的活动功能，扩大人的活动功能圈，从而扩展和深化人的对象性关系，不仅扩展和深化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且扩展和深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与交往。这样，人的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品位质量上和形式与内容上必然得到提高和丰富。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革命性发展和在人的经济生产与生活中的越来越普遍的应用，科学技术在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与生活中的含量越来越丰富了，以致现代的人也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科学技术化的人。正是这种科学技术化为现代人提供了积极存在的时间和积极发展的空间。
知识在经济中积极的、创造性作用，是由知识作为经济资源的自身特点决定的。在人类面临人口、自然资源、环境等发展的“瓶颈”制约时，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无限制地开发使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将走到尽头。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向结构优化、科技进步、科学管理要效益，也就是在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造性应用中建立经济发展的新基础。知识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它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无数人脑中开发生产出来；知识的生产力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性不是说人的智力可以不受生理、自然、社会因素的限制，而是说尽管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不断地为人类的知识划定范围、限定边界，但实践总是在不断地突破这些范围和边界，不断开拓人类知识的新边疆；知识作为精神产品是可以共同享用和重复使用的，知识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知识一旦生产出来只要不丧失其使用价值，就成为永不枯竭的资源，而且知识具有溢出效应，非生产者不用额外费用便可以重复利用；对知识和能力的投资可以增加、而不是减少回报率，这又可以对知识的积累形成正反馈；知识和信息不能完全取代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但可以通过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的创新，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从而大量节约物质、能量、人力等资源，部分替代传统的生产要素。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也相应地极大节约了过去信息交往所消耗的物质与能量。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造性应用。
知识的本性在于创新，没有无止境的创新，就没有人类至今不断膨胀、积累的知识财富。知识创新所展现的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空间，创造性就是鼓励多样性的发展，只允许一种模式就不会有创新。创新就要保证主体的独立发展，只有个性化的主体的独立创造，才能产生丰富的信息资源由社会共享。知识创新包括知识管理、知识组织的创新，传统的分工模式是产、学、研分立，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机制，协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转让，当代知识创新工程的趋势是产、学、研一体化，缩短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时空距离，减少知识生产与转让的交易费用，这就体现了经济的知识原则与知识的经济原则。
创造性思维三题议
在知识经济的话语框架中来探讨“创造性思维与知识创新”这一课题，自然是很有意义的。稍加考察就可发现，知识创新必定是以创造性思维为前提的。所以，问题的焦点还是在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上。不能说哲学只是研究思维问题的，但至少可以说，思维始终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笔者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就创造性思维的问题谈三点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不要轻易言“创造”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假如说，在17世纪的欧洲，学者们最喜欢使用的是“新”字，如培根的《新工具》、维柯的《新科学》、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等，那么，在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最喜欢用的字眼恐怕就是“后”、“新”和“创造”了，如“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创造学”等。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重大的转折关头时，一些意味着与传统思维方式实行决裂的概念就会频繁地被使用。在今天，使用“创造”这个词已成为一种时尚，甚至任何一种平庸之见都被戴上了“创造”的灵光圈，以致这个词几乎成了“无能”的代名词。由于我们正处在两大世纪交汇的历史时刻，所以这种“创造”情绪的膨胀似乎获得了最为适宜的土壤。其实，以100 年作为一个世纪，不过是人为划分的结果，历史并不会故意使重大的创造活动都发生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认为自己负有空前绝后的历史责任和创造使命，乃是当代人的一种自我狂想式的幻觉。这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起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先生时随口说出的一句名言——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
这种幻觉支配着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就以我个人的经历说来，我就多次收到过青年学生或研究生寄来的文本。这些文本宣称，它们已经把哲学上的全部难题都解决了。但只要稍稍浏览一下这类文本，就会发现，里面的常识性错误俯拾皆是，表明作者们至多只读过几本“哲学概论”之类的书，就以为自己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仿佛哲学史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仿佛哲学只是一门白痴的艺术。这种对前贤毫无敬畏之心的狂妄简直令人感到愤怒。黑格尔在谈到每个人都想推进康德哲学这一现象时，曾以嘲讽的口气写道：“所谓推进却有两层意义，即向前走或向后走。我们现时许多哲学上的努力，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来，其实除了退回到旧形而上学的窠臼外，并无别的，只不过是照各人的自然倾向，往前作无批判的思考而已。”（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119页）在许许多多思想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之后，任何人在哲学上想创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哲学研究方面天赋极高的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曾骄傲地宣布：“在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基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页）既然哲学问题“已经最后解决了”，在完成这部著作后，维特根斯坦就放弃了哲学研究。然而，在其晚期著作《哲学研究》的序言中他却不得不承认，“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维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页）。由此足见哲学上的创造是何等艰难。
所以，在人人热衷于谈“创造”，并把“创造”理解为像从地上拔起一棵小草那么容易的时候，我倒觉得应当给“创造”泼一点冷水。决不要轻易地使用这个字眼，如果你不想对它加以亵渎的话。
创造性思维与思维者的素质
我们主张，不要轻易言创造，但这并不等于说，创造性思维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创造性思维是不容易的，它对思维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以下三方面的素质对于具有原创性的思维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天赋。一提到天赋，有人就认为我们故意把创造问题神秘化了，甚至把它推入到黑暗之中。其实，明眼人都会承认，人们在天赋方面是存在着差异的，这种差异与他们能否作出创造性思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比如：许多人都会拉小提琴，但却很少有人具备帕格尼尼式的天赋；许多人都会打篮球，但却很难达到乔丹的天分。创造性思维也与思维者的天赋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创造性思维的天赋就是一种高度的敏感性、感受力或洞察力。也就是说，具有原创性的思维者总是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感受力或洞察力，他就像卓越的探矿者，善于发现并开掘深深地掩埋在地下的矿藏。由于这种非凡的洞察力，有天赋的人总是显得与众不同，正如叔本华所说：“天才好像一棵棕树一样，总是高高地矗立在它生根的土地上。”（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5页）
第二，强烈的兴趣。天赋是创造性思维的自然条件之一，但光凭天赋却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思维。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思维者对他所思维的对象是否有兴趣。一般说来，一个研究者要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缺乏强烈的兴趣，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里进行创造性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丧失了达到这样的思维的动力机制。正如猫爪下的夜莺会失去自己的唱歌能力一样，不是发自内心意愿的、强制性的思维活动也难以结出创造性的成果。
第三，顽强的意志力。人们常说天才出于勤奋，而勤奋所确证的正是顽强的意志力。不管一个人有多么高的天分，也不管他对自己思维的对象怀着多么强烈的兴趣，要是他是浮躁的、缺乏意志力的，他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长久地、锲而不舍地集中在自己的思维对象上，要作出创造性思维是很困难的。如果他还有滥用自己的聪明的毛病，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思索所有的问题，那就会弄得一事无成。记得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序言中曾提到柏拉图七次修改自己的国家学说的故事，然后写道：“一本属于现代世界的著作，所要研究的是更深的原理、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就应该让作者有自由的闲暇作七十七遍的修改才好。”（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由此可见，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极其艰辛的劳作，没有顽强的意志力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尽管天赋在创造性思维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在创造性思维的形成中，后天的因素却显得更为重要。换言之，创造性思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而得到提高的。如果我们在这里主要涉及到哲学上的创造性思维的话，那么我认为以下的训练途径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认真研读前人，特别是拥有原创性思维的大思想家的著作。叔本华说过，“只有从那些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9页）。只有不断地与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第一流思想家对话，才能锻炼我们的思维，激发我们的创造热情。比如，康德就是这样的大师。郑昕在讲授康德哲学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郑昕：《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事实上， 只要人们不认真研读一位大思想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只能停留在他之前，极端的情况是：作为一个当代人，他的思维方式仍然可能重复着早已被纠正的古代人的错误。所以，歌德形象地指出：“谬误和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散谬误而为他们自己空出了地位，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又很快地自然地合拢了。”（转引自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7 页）只要人们不是满足于自以为是的所谓“创造”，他就得认真研读哲学史，努力使自己站在巨人的肩上，这样才可能做出有效的、创造性的思维。莱布尼茨就说过，“遵循一位优秀的作者的线索，比自己完全独立地重起炉灶要省力些”（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充分尊重并消化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把自己的思维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上。
第二，认真解读生活这本大书。创造性思维的最后源泉不是在文本中，而是在生活中。实际上，文本的价值也就在它们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显示中。只有善于捕捉并反思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把它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创造性思维才会获得它的实质性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来自于生活的体验（experience ）比来自于文本的知识 （knowledge）显得更为珍贵。
第三，正确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一方面看，学能够扩大一个人的知识面；但从另一方面看，学又会使自我迷失乃至消解于所学的知识中。只有把批判性的意识导入到学中，学才不会迷失方向。同样地，从一方面看，思能够使一个人对知识的真伪作出鉴别，甚至使他提出创造性的新见解；但从另一方面看，与学相分离的单纯的思也会失去生命力，蜕变为想象力的任意的漫游。只有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各种有价值的知识，并以深厚的思的力量去解析、提升这些知识，创造性思维之泉才会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创新工程——人类创造本性的深度发掘和自觉运用
“创新”无疑是当代人类尤为关注和最为着力的方向之一。在我国，从倡导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到提出建设“创新工程”，进而规划和建构“国家创新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的历史性升华和时代性自觉。把“创新”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高哲学理念和共同文化意识，又作为一项直接的和现实的“工程”来加以设计、规划、组织和实施，并将其贯穿在全党全民的全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这意味着对于人类的创造本性的深度发掘和自觉运用。它不仅将对中华民族的今天产生极为现实和深刻的积极影响，而且将直接促进中国和人类的跨世纪发展。
创造是人类的最高本性，也是地球生命圈内更新、变革和发展的最积极力量。生命的进化，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体的适应、变异、更新和创造能力的不断增强。在这里，适应、变异、更新和创造代表着生命力的不同能级。创造力无疑是生命力的最高能级。处于不同进化水准的生命体有不同的机体结构、智慧程度和能力水平。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圈中的最高形态，不仅有其他生命体所共有的能力，而且有它们所不具有的能力，这就是自觉的创造能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创造能力的统摄下，人的其他所有能力都得以提升，成为人的创造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创造力的驱使和作用下，人的生命活动才能展示为一个持续的变革、更新和创造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讲，人区别于和超越于动物之处，在于动物只能生活在一个给定的自然界，人则能够改变自然界，而且可以创造出人化的理想世界。人是追求和创造理想世界的动物。创造性是人作为最高层次的生命体的最重要的规定性。
创造意味着什么？创造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足和改造，意味着对现实中所没有的东西的探索与建构，也意味着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与建设。创造是以对现实的否定性评价为前提的。对现实的否定性评价既依据于对对象的本质和属性的认识，也依据于对人自身的需要和能力的认识，是对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和评价。现实不能直接地满足人的要求，人便批判现实，并力求改变现实，创造更理想的世界。什么是更理想的对象和世界？这既需要探索和预测，也需要设计和建构。这里不仅有客观的制约和真理的标准，也有实际的功利需要和价值的标准，还有对于美的追求和向往，是利、真、善、美的统一。人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理想的现实世界，但人们在实际地创造出现实的理想世界之前，必须先在观念中把它创造出来。因此，人们不仅要进行现实的创造，也要进行观念的创造。创造以批判为前提，又以建构为手段。为此，人们对现实世界既要进行观念的批判又必须进行实际的批判，而对理想世界则既要进行观念的建构又要进行实际的建构。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活动过程，人的创造性功能才能得以实现。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各种高级能力和活动方式的有机协调和综合性运用：认知与评价、否定与肯定、理想与现实、需要与能力、观念与实际、批判与建构等。它集中了人对于人和世界关系及其理想状态的特别关注和建构，体现着人对于利、真、善、美的内在统一性的自觉追求。
创造性是古往今来各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本性，但对于当代人类却显得尤为重要。人类是在不断的创造中体验和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创造的历史。然而，人的创造能力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其性质、内容和水平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创造能力有很大的时代性差异，人的创造方式也相去甚远。从最初的石器、铜器、铁器，到今天的计算机、航天器、核武器，人类的创造经历了由现成的宏观物质世界向中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漫长发展，经历了以物质为中心，到以能源为中心，向以信息为中心的发展历程。不同时代的人们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创造性空间之中。当代人类创造的最根本特点是以对信息的认识、理解、重组、传输、创造等作为全部创造的基础和重心。信息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优点不仅为物质创造和能源创造提供了全新的基础和方向，也为当代人类的发明和创造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形式和空间。当代新科学技术革命，本质上是信息工业的革命、知识产业的革命。当代人类所尤为关注的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信息经济、创新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创造力及其大小对于当代人类的特别重要性。
创造性是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追求，但它对于当代中华民族来说却显得格外重要。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仅在生命形式和文化类型方面表现出来，也尤其在对自身的创造能力的开掘和运用的层次和程度上表现出来。各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力水平的差距。只有高创造力的民族，才能领先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自己的历史辉煌，以其汉唐雄风而领先于当时的人类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落后，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精神的束缚和压抑，创造能力的萎缩和衰退，或至少是未能得到必要的保护、开发和发挥。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萎靡状况，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速发展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其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的严重落伍。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目前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仍然很大，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更不相称。应当看到，当代各国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创造力的竞争。已经落伍的中华民族能否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并有所超越，取决于能否在今天做出加速度的创造。
当代的创造主要是知识创造、信息创造。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创新主要是通过思维的操作来实现的。创造性思维是高度组织化和信息化的人脑所特有的功能，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最重要的主体性条件和根据。思维的创造性依据于世界运动中的变化性、可塑性、可分解性和可重组性等特性，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而对于客体信息的分解、重组和建构。信息具有无限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语言符号系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无限的可操作性。正是借助于没有空间体积的语言符号系统，外部的现实的无限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信息内容可以进入有限的人脑世界，也使人脑这个有限的物理世界可以包容一个无限的思维世界。人们在头脑中对具有指称意义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加工处理，就可以在不改变客观对象的现实存在状态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观念的分解和组合，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价值取向来加以选择、取舍和重构，强化其有利于人的性质和属性，创造出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新的观念客体，生产出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知识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去推动实践模式的更新，去指导人们从事新的创造。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强调知识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当前在我国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正在全面部署的创新工程，认为它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掘和自觉运用。创造力是人所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须通过人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人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力方面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人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于个人来说，表明了不同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对于未来的责任态度。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是在各代人的创造中实现的。只有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与创新精神、并自觉地进行着有组织、有成效的创造活动的当代中国，才能对自己和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