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产生储备货币的政策选择_储备货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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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1]: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 and deep financial 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2]。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图1 1963—1975年日元季度通胀率和部分美元通胀率

资料来源:Takatoshi Ito:Robust Monetary Framework for China,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FE20060110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内地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 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 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3]。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政变)。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的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内地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

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 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 697亿美元,进口7 519亿美元,顺差2 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 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 700多亿美元。在2 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 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 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3]。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4]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5],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2.逐步开放非居民账户是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由之路。

日本从1960年开放非居民贸易存款账户,到1986年开始逐步放开非居民金融机构日元存款账户,直到1997年才最终实现完全的金融市场开放,整个过程历经37年,而马来西亚和泰国,匆匆完成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只用了4年时间。结果导致社会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长期高速增长的轨道。显然,只有保持这种长期高速的增长,才能使各国政府相信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从而愿意将其当作储备货币。借鉴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逐步开放非居民人民币存款账户,有利于我国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因而也有利于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

综上所述,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应该是先升值至一个外汇市场上可接受的均衡位置,然后实行基本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而从生成储备货币与自由兑换的关系看,人民币不必在实现完全兑换的基础上生成储备货币,即人民币可先开放非居民贸易账户,在生成储备货币之后再逐步实现对非居民人民币更高层次的资本交易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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