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对高校影响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布迪厄场域、资本理论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社会学论文,资本论文,理论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评估的一个新的手段，在英国、美国大学排名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自1999年7月，网大与《中国青年报》联合推出了中国第一份从消费者角度评估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以来，中国的大学排名对高校、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社会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文试用布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大学排名对高校的影响。
一、大学排名对大学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影响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他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置于客观结构的背景之下，这些客观结构就是所谓的场域，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注：李猛，布迪厄，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998:280.）在理解场域这个概念时，首先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运作空间，场域的效果得以在其间得到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参照场域中的关系来理解，而不能仅凭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来理解。其次，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最后，场域也包含一种投入，当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进入某个场域时，就同时进入了与场域相连的一套他本人或组织本身很可能认识不到的前提预设。
从场域的观点看，我国目前的1125所普通高校，（注：蔡克勇.我国新办院校发展的战略选择[J].高等教育，2002,(3):26.）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为了一定的利益而争夺有限的资源（资本），所形成的教育场域就是布迪厄所言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我们把教育场域设想为一个运作空间，在这个运作空间中，由于场域效果的存在，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高校、学生、家长、教师）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参照场域中的关系来理解，而不能仅凭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来理解。在高等教育的场域空间，存在一系列占有不同资源和相互作用形成不同互动类型的关系。例如：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之间是既相互争夺教育资源又共享学术知识的复杂竞争关系；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之间是一种资源配置与调控的关系；学生家长和高校之间是一种投资与受益的关系；包括大学排名机构在内的社会媒介与高校形成社会监督和资源共享的关系等。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活动影响着各大学在教育场域中的策略性争夺和相对应的结构位置与关系网络。近几年出现的给大学排名的多种现象加剧了高校之间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变换，以及因位置变动而引起的社会效果，并促进了社会和高校的互动。
（一）各高校的相互竞争加剧
高校是教育场域中的个体，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运作空间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使自己争夺较多的教育资源。在今天，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明显，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越来越快。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中国高等教育在呈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格局的同时，各大高校的相互竞争不断加剧。同时，中国加入WTO，教育市场向所有成员国开放，国外教育服务机构介入中国高等教育，使中国高等教育市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大学排名是对高校评估的一种方式，大学排行榜从侧面反映出一所高校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这样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利益就与大学排名联系起来。一旦一所大学名次靠前，优秀的生源、优秀的师资、经费的投入、社会的捐助等资源就会大大地增加，就有利于自己的不断发展，而名次靠后的学校他们获得的资源就相对较少，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对自己的发展就不利。所以，各个高校为了使自己在大学排行榜中的名次靠前，就得通过种种策略来发展自己，以保证或者改善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并不断地展开竞争，竞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注：李猛，布迪厄，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998:281.）大学排名所构成的高校场域结构型塑着大学的惯习，惯习成了某一场域固有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大学排名对高校的层化效应推动高校形成参照大学评价标准和优秀大学的基准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惯习。各大学试图通过型塑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整合资源，以便在高等教育场域空间处于有利的关系位置。
（二）大学排名对受众群体的影响
当今社会人们看重的还是学历，可以称之为“学历社会”，名牌大学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名牌大学里的学生自然被人们所看重。从一定程度上讲，现在很多人存在着“名校情结”，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惯习，是一种“内在性的外在化”，人们纷纷选择到名牌高校就读是一种合乎理性和常识性的行为。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在满足社会经济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和中国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渴求的同时，也使学生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如何让学生、家长这些消费者明明白白选择自己理想的大学？进行大学排名是引导学生选择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学排名让学生和家长对我国各大高校有一个初步的定位。在人们心目中，大学排行榜中位置靠前的大学，必然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生源，优良的学风、校风，名牌高校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正是他们非常在乎自己未来大学的知名度，所以，他们对有关大学的各种评价信息、社会上兴起的大学排名非常关注。2004年南开大学对天津市10所重点中学的“高考考生及家长填报高考志愿”的问卷调查显示，85.3%的考生和85.7%的家长关注“介绍大学和专业情况的信息”；59.9%的考生和64.6%的家长关注“社会上兴起的大学排名现象”。
每年的高考牵动着一大批的人，学校、考生及家长在学生报名的前前后后搜集着大量的有关学校简介的信息，而学校的招生简章中没有一个学校说自己的专业不好或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所以很多时候考生和家长并不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学校的真实情况。大学排名的出现，使高考考生和家长对各所高校有一个总体的定位，是考生及其家长择校的一个客观依据，是帮助考生和考生家长择校的工具。这样，高考考生和家长作为大学排名的受众群体，也越来越关注如今的大学排名，自从1999年《中国大学评价》年度研究报告发布以来，大学排名成了一个为包括学校、学生、毕业生、考生、家长等等在内的人群广泛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也就是说，大学排名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已经走入了考生和家长的生活世界，他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并且对大学排名具有相当明确的态度。有关志愿填报的调查显示：56.9%的考生和64.6%的家长赞成或比较赞成给大学排名。当前的大学排名也确实将给他们报考产生影响，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都会把大学排行榜作为填报志愿的参考依据，甚至有45.8%的考生和50.5%的家长会把它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且在考生眼里名校的“名牌效应”胜过热门专业的“热门效应”。这一点在“好大学但专业比较一般”和“好专业但学校比较一般”的二难选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调查还显示：有55.6%的考生和53.3%的家长表示，在面临这种二难选择时，他们会牺牲“好专业”而选择“好大学”，另有3.7%的考生和4.4%的家长表示“放弃选择，准备重读”。
以上分析可知，高考考生和家长在自己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的前提下，他们选择到自己理想的大学就读这样一种合乎理性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大学排名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所以，大学排名在一定程度上讲，对考生、家长这一受众群体择校行为提供了一个客观依据，是他们选择的一个工具。
（三）大学排名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当今“学历社会”中，名牌大学毕业生在人们的心目中，拥有的资本（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对于一般的高校来说要多，他们的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就职竞争力也较高，相同学历、不同学校的毕业生求职，名牌大学占有很大的优势，有时尽管一些一般高校毕业生各方面的能力优于名牌高校的毕业生，但是企业往往还是选择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因此，大学排名作为高等学校的评估，不免对毕业生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排名中名次靠前的学校毕业生自然被认为是拥有资本较多的，因而受到公司的青睐。在如今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名次靠后的学校其毕业生在此不免稍有逊色。
二、大学排名对高校获取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资本能力的影响
大学排名不仅使各个高校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发生变动，使高校的社会信誉发生相对变化；而且排名的层化作用将对社会中教育资源和教育资本流向、流量产生影响，排名的变化牵连着各个大学维持和获取不同资本能力的强弱。布迪厄把资本区分为：能直接兑换成货币，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个体或组织凭借其持久性关系网络而能获得所需社会资源的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并能转化成其他资本的文化物品。（注：李猛，布迪厄，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998:284-285.）“排名的先后直接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从而影响生源质量、经费数额、生活待遇等一切需要政府、更需要社会支持的资源”；（注：吕嘉.大学排名的社会意义[EB/OL].http://www.sina.com.cn 2002/05/2413:59.新浪教育.）排名的先后使居于不同位次的大学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更新能力上的梯度更加明显。
（一）对高校经济资本的影响
中国大学的经济资本（教育经费）的获得是基于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建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政府的教育经费是多数大学主要的经费筹措渠道，而政府对不同院校的财政拨款与它对不同大学的综合评价是分不开的，“211工程”和最近教育部与重点高校建立分层次共建关系的教育投入都体现了大学排名的层次性。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放权，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自主办学，办大学不仅仅是管理大学，更重要的是要把市场的机制和理念引入办学体制，要学会经营大学。从现状来看，办学经费的捉襟见肘已然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根本出路在于：抓住社会投资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和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矛盾运用市场经济的机制和手段，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办大学。相比于政府的教育投入，社会团体和社会贤达人士向高校提供的民间资本更容易受大学排名因素的影响。学校的声誉决定着社会对其的关注度，良好的学校声誉就像一块磁石能够使社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从而使自己的教育资源大大增加。从实际效果上看，向名牌高校捐资助学可以提高捐助者的社会身份，可以使资金的使用更上档次。受这一社会心理的影响，排名靠前的高校获得社会捐赠的机会和捐赠的数量明显好于一般的高校。例如，名牌高校以个人或团体命名的奖学金种类多于名次靠后的学校，银行在给高校贷款时也在以大学排名来评定大学的贷款信用等级，确定授信额度。
（二）对高校社会资本的影响
在社会资本的获得上，大学排名评价加剧了资本获得能力上的“马太效应”。大学排名靠前的学校更容易获得数量可观和质量上乘的社会资本，而名次下降的大学其社会资本的“可持续”积累能力会有所下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场域的教育资源争夺中，要开拓自己的社会、学术关系网络将变得更加艰难。以学术和科研网络关系的发展为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直居于比较好的排名评价位次的大学，能够和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学术机构和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享学术资源，进行合作性研究。这些大学在科研上可以得到大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撑，其研究成果可以迅速在实业领域试验、推广和应用，从而形成良好的“学——研——产”的学术与实践的链条。而排名评价靠后的大学想要建构良好的“上向”的学术关系网络，获得优质的学术科研资源的支持难度很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和自己处于同一层级甚至比自己排名更弱的大学建立学术网络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的学术资本在同前一种关系的学术资本的竞争中显然只能处于劣势。
（三）对高校文化资本的影响
大学文化资本的显现具有主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两种形式。大学通过对在校生的专业水准塑造、综合能力培养和校园品质熏染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融入到学生的人力资本中，并通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消费”传递自身的文化资本。而大学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则是通过大学的各种学术成果、所取得的各种认证资格（比如某某学科基地、学历授予权）、在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话语权等体现出来的。这种资本形态具有集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并给予行动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以体制上的承认，从而使得学术资格拥有者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替代成为可能；同时，这种体制化的资本形态还能够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设定某种转换率，并由此确立了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货币价值。（注：洪进.论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几个核心概念[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4):12.）很显然，一直处于排名前列的大学其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都具有优势（这也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这类学校学历层次较之那些名次较差的大学要完整，也容易获得社会上某种能力考试资格认定的权力；而处于排名劣势的大学中多数高校或者学历层次不完整或者学科结构比较单一。
一个大学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能量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率，大学的排名影响到企事业单位对该校毕业生的能力和潜质的判断。从公司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毕业于名校的学生不仅享受了最优良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而且他们往往有着更加开阔的眼界，即认为他们的毕业生有着较高的文化资本，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美国的大学中，拥有很多访问学者，这些访问学者大多是来自世界的顶尖人物，可以提供给每个领域最为先进、最为全面的成果，学校的声誉好，访问的学者就多。对于一些企业来讲，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就像是名牌产品一样质量优良。
三、大学排名的消极影响
我们不可否认科学的大学排名在引导学生择校、促进大学在教育场域的资本竞争和学生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如今中国的大学排名刚刚起步，还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合理性、不科学性。这样的排名在型塑一个良性竞争、层次有序、资本结构合理的充满意义的“社会小世界”（场域）上尚有不足。
（一）当前的大学排名缺乏一个学界主流能接受的教育评价理论的支持和经过实证检验的评价指标体系
排名往往重视结果的判断，而不关乎过程的跟踪。不科学、不全面的指标体系使大学决策者更加关注科研成果等一些显性的东西。对于科研成果，往往只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同时，忽视教学过程、品质塑造等不易显现的东西，结果就是表面上科研“一片繁荣”却没有后劲，教学失败导致学生的质量不断下降，丧失了大学的基本职能。
（二）大学排名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导致许多消极的激励
比如，在目前大学排名缺乏系统配套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处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一些大学为了取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好的名次，很可能会做一些形形色色、或明或暗的贿赂活动，请求权势的游说，直接、间接参与评估活动，以各种途径影响排名过程，从而使排名有利于自己。各大学内部也可能根据评估指标体系玩弄数字游戏，想方设法提高与指标有关的数字。行政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单位，当其以提高指标数字为任务中心时，它的工作质量必然下降，这是任何一个评估指标体系都难以避免的负作用。此外，社会缺乏对排名评价机构的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评估，使其难以免除评价动机的歪曲、评价行为的偏离。（注：乐国林.考生、家长心目中的大学评价[J].宁波大学学报，2003,(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