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使命论文,人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为人文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智慧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人文知识分子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无愧于伟大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就要消除那些已经陈旧的观念，勇于探索，为改革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为此，要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知识分子要对社会改革始终怀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应当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潮的冲击，淡化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似乎只有远离政治、消解革命、躲避崇高等，个人的学术研究才能作出成果。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其实，真正的学者总是在学术活动中表达出对社会具体现实的关怀。当然，对于个体的学者而言，切近或远离，投入或淡出，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个人选择，但是，若回避当下中国改革的现实、将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斋里、沉缅于象牙塔中的深奥的议论成为学术领域的整体时尚，成为具有支配性的研究倾向，就值得引起忧虑。生活之树常青，现实社会才是理论的源头。人文知识分子只有与社会实际生活贴近，去分析、研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其理论研究才能生生不息。因此，人文知识分子有责任让自己介入现实世界，揭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种种迷团并努力去解决它。即是说，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挑战，人文知识分子应当采取主动应战的姿态。要看到，社会商品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每一个民族都可以从自己的特点出发，选择独特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但在经济发展中却无法越过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这个不可跨越的阶段，从而改变人类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组织结构。当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走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摆脱了历史阴影的纠缠后，开始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去催生这个孕育中的胎儿，而不要以个人的一时不能适应社会改革的现实就扮演“叶公好龙”的角色。换言之，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不可能远离政治。通常说来，哲学理论研究是比较抽象的，但也是与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即以发生在70年代末的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来讲，从表层上看，似乎是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摇旗呐喊，在进行一场学术理论论战。事实上，远非那么简单，它是一场以哲学理论斗争的形式展开的政治斗争，其深层次是政治家的权力在幕后开展一场激烈的较量，哲学理论上的论争只是政治决斗场上一种拼搏的反映，它与中国的政治形势走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若是没有一种政治权威站在坚持实践标准这一方支撑着，这场大论战只会以戴上“砍旗”的帽子而告终。中国社会必须改革，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意识形态总是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宣布与之相反的某种观点是错误的、危险的，并且千方百计阻止这种观点达到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当然，这种观点要被证实是不健康的，是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也要有一个接受检验的过程。因此，对于有碍于社会改革的意识，即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道路相背离的各种意识加以辨识并给予严肃的批评，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若是没有饱满的政治热忱，缺乏一种历史使命感，那是难以完成这项重任的。
第二，人文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当前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国传统社会的“士”，是经典的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直接参与政权，也就是确立以天下为己任，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显著，这是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士大夫角色和身份，承担向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解释历史、评议现实、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等任务。在现代西方一些国家，许多政策总是先由学者科学地设计、周密地论证，而后由政治家（许多也是学者）决策和实施之。他们的智慧通过具体方案的实现而显示出来。西方国家的一些“智囊团”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是高级参谋部，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略的谋划，它有利于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充分发挥，很值得借鉴。当前，最能体现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作用的就是他们作为社会改革的主体对社会各种现象的热情的关注。当社会上那种贫乏、失落的精神状态需要一场暴风雨的时候，社会改革的春风恰好在人们的心中掀起一阵阵涌动的波涛，呼唤着人文知识分子激流勇进。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面对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变革，肩负着从思维层面上对这一社会实践进行思考的责任，以帮助人们认识和克服在前进过程中所能遇到的盲点而避免陷入误区。要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只能解决市场经济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它并不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其实，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终极的经济体制，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放弃对经济形式的探索。况且，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只是刚刚起步，远远不够完善，这就加重了人文知识分子思考的责任。因此，人文知识分子要确立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对社会改革采取欢迎的心态，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地投入改革实践，为改革献计献策，这是发挥智慧、报效民族、不辱使命的重要表现。
第三，人文知识分子要为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思想理论，坚持不懈地为改革服务。当前中国的社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原有的社会体制、结构、模式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弊端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改革陷入暂时性的困境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原因，如果只看到物质性原因，看不到深刻的精神性原因，这是不全面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改革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带有先天性的不足。因为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尚未能形成超越于思辨性意识形态之上的、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现实具有深刻的真知灼见的系统理论，于是在碰到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时，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时，就会感到困惑不解。社会改革是一种务实，但它并不是无需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由于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对于怎样改、目标何在、方法如何等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的盲目性和短见的功利性。这种思想认识上的缺陷所产生的后果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习惯于把社会科学理论仅仅看作是服务于一时的既定政策的工具，把人文知识分子仅仅当作吹鼓手和辩护士，要他们并非出于己愿地去圆说某种学术与社会责任的严重的对立，致使人文知识分子社会功能和人格萎缩，可以说并没有理解人文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事实上，中国要实现政治安定、国家繁荣、民族昌盛，十分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真正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是由于我国的社会科学至今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当代的改革在理论上尚缺乏一定的合理的论证，缺乏从形形色色的空谈中做出辨识和选择的能力，只能让人摸着石头过河。这就要求人文知识分子承担起这项历史重任，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创作时代活剧的社会大舞台。即是说，人文知识分子应当为加快社会改革的进程从事艰苦的探索，不仅对改革的实践加以总结，从理论上予以概括、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展望未来，为改革提供科学的意识、理论。这种思维成果应在很大程度上准确地预示中国改革的前程，在亿万群众中间起引导、激励的作用，使改革扩大积极的取向、避免消极的成份，以便让社会改革减少挫折、少走弯路，从而较为顺利地进入坦途。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应作出的特殊贡献。换言之，若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的理论不仅对中华民族有着指导实践的可贵的价值，而且可以当作鲜活的思想或理论框架去运用，即能为世界上其它民族社会改革所借鉴、利用，那将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大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地位。
二
人文知识分子是思想理论战线上一支重要队伍，他们为社会改革、为中华民族从世界东方腾飞殚精竭虑，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尊敬。但是，要人文知识分子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有几个现实问题应当加以解决。
首先，对人文知识分子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应有科学的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主要是以信息的形式，即表现为一定的思想、知识、方法、政策等。这种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物质产品经过消费后，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就消失或递减；而脑力劳动创造的信息成果并不因为人们的使用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其本身可以长期保存下去，有些成果可以使几代人受益，甚至为整个人类所共享。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需要有大量的科学发现，需要知识普及与理论深化。这种特殊使命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因此，看待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理论意义、价值，要有战略的眼光，要克服囿于一时一事的狭隘的观点。一般地说，知识分子可分为科技型与人文型两种类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要注意经济效益，人文知识分子也不可例外，但是又要有所区别，不能硬性地要求一切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与经济效益挂上钩，用经济效益作最高的标准。因为，与科学技术不同，人文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并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也无法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使某个企业扭亏为盈，或者促成某个项目的投资拍板。假如硬要挂钩的话，那是无法与科学技术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相比的。人文科学的学术价值一般以理论观点形态出现，以其所具有的科学真理性具体地指导实践，它或迟或早能转化为一定的经济价值。不过，要完成这种转化有时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花费几代人的精力。换言之，人文科学的成果作为一种丰富的思想资源存在着，它也许暂时还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所认识，但是，到了一定的时期，机会成熟了，它就会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并迅速地从社会深层处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把社会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从而引起社会性的震惊。从深层意义上说，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该民族的不断奋进的导航标、精神凝聚剂、道德规范的律令。如果说人文科学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迅速、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但它可以使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变得精神充实、胸襟宽阔、目光远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公民。人的素质的提高，这个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充分发挥作用，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经济效益。像人文科学中的哲学，市场对它的反映就不会敏感。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哲学水平，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创造力、凝聚力、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朝气、生机勃勃，主要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哺育出思想活跃的大思想家。由于人文科学的价值难以量化，对它的经济效益评价的尺度难以研究，因此怎样注意人文科学的功能并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是涉及到妥善解决人文知识分子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待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民族若看不到人文知识分子劳动创造的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不能认同一种较为深远的价值取向，只顾及眼前，忽视长远目标，那么，将会导致人文科学萎缩，社会发展就可能会产生畸形。
第二，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要宽容。宽容是一种文化环境，也是一种社会氛围。它是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施展的不可或缺的一块沃土。一般地说，一部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足迹的记录，受到称颂的往往都是成功者。其实，这些成功者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的成就大都是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取得的，若是完全用成败来论英雄就不免有失公正。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他可能奋斗终生而未有所获，但他却为后人的成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以正确的态度看待未成功者，要有一种宽容的气氛。须知，人们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发展需要内心的自由，即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智力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统一，而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他所推论出的结论并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任何具体经验和特定的创新，都是人类认识社会这一总体积累过程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片断，因而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具有垄断真理和价值的特权，这就需要对创新、探索、试错都应当予以宽容，提供最大的机会与空间，让他们在相互竞争中实现人类社会知识的更新和增长。也就是说，这种探讨真理的自由，是当他们提出或发表了关于学术方面的某种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新观点、新见解时，其见解、观点可以辩驳，却不应受到政治上的批判。这种自由的培育与发展，迫切需要社会提供文明、和谐、宽松的环境。即是说，在探索真理的漫长道路上，要允许对同一个问题保留不同意见，如果采取行政手段来判断学术观点，只能“舆论一律”，那就难以辨明真理。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设置诸多“禁区”，容不得探讨中的失误，即使是偶然的一点差错，也要受批判、戴帽子等等，这样做就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只会挫伤他们探索真理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的多元化就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声音，要能够容忍，有宽容的精神，这样，人文知识分子才能各抒己见，人文科学也才能发展、繁荣起来。
第三，要给予人文知识分子合理的劳动报酬，体现社会主义阶段的劳动保护精神。传统文化中的“士”，以“言不及利”、“唯有道义而已”为使命，以其所学的知识贡献于社会，因而受到民众的景仰。现代知识分子有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使命，很难说升降、褒贬。可是，由于长期受到“重义轻利”的熏陶，很多人虽然在短期内尚无法适应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震荡，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始终不变，时刻不忘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和民族。可以说，“以身殉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知识分子引以骄傲的品格。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不能长期依靠殉道精神来支撑的，主要的是靠人的应有的体面的生活来保障。人生的“金字塔”是以生存为基础的，先有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后方可言及追求辉煌的事业与成就。知识分子若为生存条件问题费心伤神，要付出非凡的毅力去支撑、充实这座“金字塔”，这就不能不影响他们的事业成就的创造。无庸讳言，在走向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解决人文知识分子待遇偏低问题离不开引入市场机制。然而，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它的缺陷在于偏重于现有商品而忽视远期财货，这是市场主体偏好于近期利益的必然反映。因而，那些非经济组织里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复杂劳动一时不能或不宜转化为价值形态，也就无法从市场直接获得收入，这就需要由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如给予较高的经济补偿，实现其劳动报酬，解除其后顾之忧，从而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科学理论的创造，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三
应当看到，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影响人文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既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局限性，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也要引起注意，加以纠正。
第一，要减轻人文科学研究承受的政治风险性。人文科学研究往往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不能与其隔绝的，只要是涉足于这一领域，也就是进入一个荆棘丛生的地带。统治阶级也非常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化，即使是微风涟漪，也往往把它看成是狂风恶浪。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抑扬、褒贬，一旦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不合拍，就要引起统治者的不满和嫉恨，认为这是故意找茬儿，企图动摇他的千秋江山，于是加以追究、打击。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曾上演过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悲剧，无不与人文科学相关。这种视人文知识分子为仇寇的现象，显然与欧洲启蒙主义时代由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发生的知识分子遭受宗教裁判所攻击和迫害不同。因为，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哥白尼、布鲁诺、塞尔维特等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动摇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包括贬损了宗教神学的根本利益。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秦汉时期的“焚书坑儒”，镇压和杀戮的主要是政权的争夺者，其中许多是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查禁烧掉的主要也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至于从事农业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改进和发明创造的知识分子，史书上少有被镇压的记载。秦始皇点燃的熊熊烈焰闪现出人文科学领域的多灾多难历史的片头字幕，令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分子不寒而栗。这种历史悲剧要避免重演，使人文知识分子从政治斗争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第二，要克服重理轻文思想的影响。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而言，在历史上人文知识分子是比较受到重视的，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轻视人文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正常现象才逐渐地发展起来。此种缺憾，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未能免。毛泽东博古通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两相比较，他对人文科学尤其喜爱，这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引以荣耀和自豪的。但是，这也引出了他对人文科学作出粗暴的、过多的干预。解放后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政治思想运动，如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杨献珍、批《海瑞罢官》等，人文科学又成了一块前沿阵地，最早受到冲击的又几乎都是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至于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偏颇，也显而易见。50年代初学习苏联，全国范围内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实行人文科学与科学技术教育分家的政策，在重点发展的科学技术院校中取消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系，致使人文科学院系急剧减少，这种歧视人文科学的错误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80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全国大学生中文科学生的比重达到8.9 %。可是，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在全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的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重大于50%的有13个国家；介于26%—50%的有6个国家；介于18%—20%的有4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比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还要低。这种轻视人文知识分子的现象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近几年，文科招生人数又一次压缩，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它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第三，要防止工具主义对人文科学的销蚀。工具主义又称工具理性，它对于资产阶级早期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激励性作用，但是，这种思想贬低或者排斥人文科学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为工具主义的复活提供了土壤和雨水。即是说，当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给社会特别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只注意当下的实际运用的操作所能得到的利益，而不计长远利益得失；或者说，它为了眼前的实用而拒绝一切价值考虑的介入。随着工具理性的强化和扩张，人的主体性也受到伤害。人似乎仅仅成为机器的附属物，除了服从技术之外，则别无选择。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成为现代社会分工的一个角色，其独特的精神需要即人的情感却遭受工具主义无情的漠视和嘲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仿佛成了技术社会，从机器大生产到政治机构的运转，处处可以看到技术的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损害。工具理性的升值，人文理性的贬值，使人变成物的一个部分，变成物的奴隶。追求超越与永恒的人文精神受到严重的轻蔑，将使社会上人们产生失落感；同时，它又反转过来加剧了人文科学地位的恶化，人文知识分子遭受社会的冷落。
总而言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它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人文知识分子充分地发挥先锋作用的历史新时期，无论从广阔的世界背景，还是从紧迫的现实环境来看，都要克服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以清除人文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让他们为创造科学理论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世纪之交，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广大人文知识分子要站在社会改革的前列，为改革鼓与呼，从而谱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