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普－英讲话者的语义表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语义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2)02－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是语言习得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对三语或多语的研究相对匮乏①。随着国际间、地域间交流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两种以上的语言，如果仅借助于双语的模型解释三语或多语的产生、表征及通达，必然导致“对非母语习得的理解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②。因此，对三语者的语言习得以及语言表征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热点[1－9]。三语并不具体指语言的数目，而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L1)和已经掌握的L2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10]。三语者在掌握三种语言时，存在着4种不同的顺序：(1)L1→L2→L3，即先通过L1习得L2，然后通过L2发展L3；(2)L1→Lx/Ly，先掌握L1，再同时习得L2和L3；(3)Lx/Ly→L3，L1和L2同时习得，在此基础上习得L3；(4)Lx/Ly/Lz，三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同时习得[11]。三语者在掌握三种语言时，会受到语言获得顺序和语言获得途径的影响[11,12]。李利、莫雷和王瑞明(2008)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熟练中－英双语者对不熟练的第三语言(日语或法语)词汇的语义通达方式。结果表明，熟练双语者尽管已经形成了直接通达L2词汇的语义表征的通达方式，却并没有将此方式迁移到对L3词汇的语义表征的通达，他们仍然需要以L1词汇为中介间接地通达L3的词汇语义[13]。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探讨了藏－汉－英三语者的语言联系模式，发现L1(藏语)和L2(汉语)之间为概念调节联系模式，L2和13(英语)之间为词汇联系模式，L1和L3之间没有直接联系[14]。同为三语研究，显示的L1，L2和L3之间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英－日三语者、中－英－法三语者和藏－汉－英三语者的语言习得顺序不同。前者以L1为媒介学习L2和L3，因此L1分别与L2和L3存在语义通达，而L2和L3之间未能迁移；藏－汉－英学习者以L2为中介学习L3，因此，L1和L3之间的语义未能形成通达。此外，词汇获得年龄、语言熟练水平以及语言情境等因素也影响三语者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表征[12,15]。
一些双语研究也表明，语言相似性也影响双语者不同语言之间的联系模式[16－18]。Markus(1998)发现，当双语者的L1与L2的拼写接近时，L2的熟练程度在语言联系中起决定作用；当双语者的L1与L2的拼写完全不同时，L2的熟练程度在语言联系中不起决定作用。对熟练双语者而言，如果两种语言之间不相似，它们的翻译对等词之间就没有直接联系，只有经过概念表征才能相互联系，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概念中介模式；如果两种语言之间相似，L2的词汇表征既可以直接与语义表征联系，也可以经由L1的词汇表征与语义表征联系，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模式就为多通道模式[19]。Markus的观点得到很多实验研究结果的支持。高立群、孟凌和刘兆静(2003)以日－汉双语者为被试，采用双语Stroop研究范式，发现被试的汉语水平直接影响日文汉字和中文汉字之间的联系，汉语水平低者采用词汇联系模式，汉语水平高者采取多通道模式[20]。但是，日－汉双语者的汉语水平的高低对日文假名和中文汉字的联系却无作用。即，无论日－汉双语者的汉语水平是高还是低，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字之间都是通过日文中的汉字为中介联系的。
在已有的三语研究中，并未探讨掌握某种语言变体(方言)的双言者的多种语言/方言之间的语义通达模式。而且，关于语言相似性对语言联系的影响证据也只来源于双语研究，由此获得的研究结果在解释三语者的语言加工机制以及语言相似性在三语学习中的作用并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寻找更为有特色的三语者进行研究。在汉语内部，并存着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大部分方言使用者以普通话作为共同语言。随着国际交流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在掌握本土方言和普通话的同时，至少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语言相似性而言，普通话和方言的相似性较高，均使用表意文字，但两者的读音、构词法和句法等差异较大，而英语为表音文字，与普通话和方言在读音、构词法和句法等方面差异也较大，普通话和英语、方言和英语之间较少存在着相似性。因此，采用方言、普通话和英文作为实验材料，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的语言相似性程度。在七大方言中，粤语使用者人数众多，分布极广。同时，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粤语同汉语其他方言不同，具有特殊性。戴庆厦(1991)认为，粤语在汉语以及整个汉藏语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21]。詹伯慧(2008)也指出，粤语研究是世界性的语言研究课题[22]。因此，有必要对粤－普－英讲话者的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语言表征展开研究。
但是，普通话和粤语之间到底是双言关系还是双语关系？粤－普－英讲话者是属于双言双语者还是三语者？从语言学角度看，存在三种观点：(1)在语言学上，双言(diglossia或bidialects)是指个人或语言社团掌握并使用一种语言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地域变体或社会变体[23]。因此，方言是汉语的一种变体，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是“双言”关系，因此，粤语－普通话属于双言关系；(2)“普通话－方言”共存是“双语现象”，“方言－方言”共存是“双方言现象”[24]。因此，粤语－普通话属于双语关系，粤语－闽南语属于双方言关系；(3)粤语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方言，它与普通话之间关系平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粤语和普通话“同源”，自秦、汉以后它们就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向前发展。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变化，彼此不仅早已脱离了古汉语，少了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各自增加了许多特点色彩，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别[25]。张积家和张凤玲(2010)指出，从语言表征角度看，粤语和普通话的语言表征方式与双语相同，应视为“双语”[26]。虽然对粤语的地位仍然存在争议，但粤语对粤语讲话者的语言学习具有重要影响毋庸置疑。因此，本文将粤语－普通话视为双语关系，将粤－普－英讲话者视为广义的三语者。
三语者在掌握三种语言时，会受到语言获得顺序、语言获得途径以及情景等因素影响。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合理地安排语言学习过程，使L1，L2，L3两两之间均形成语义通达？广州地区的粤语讲话者在儿童较早期即开始接受普通话和英语教育。同时，广州毗邻香港，能够接受大量的外语信息，在日常交流中也偶有中英混用现象。因此，粤语讲话者的三语之间存在相互通达的可能。然而，依据语言相似性对语言联系影响的研究成果[16－19]，粤语词和英文词、普通话词和英文词之间较少相似。即使粤语讲话者从儿童早期即开始学习L2和L3，三种语言之间的语义通达仍然可能由于语言相似性的差异导致不平衡。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以广州地区的粤－普－英讲话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三语间语义两两通达的可能性。
二、实验一粤语词－普通话词、粤语词－英文词的语义表征研究
(一)被试
广州本地大学生60名(男27，女33)，母语为粤语。从小在学校接受正规普通话训练，英语水平良好，CET－6考试全部在合格线425分以上。在实验前，被试先进行三种语言的熟练度自评(7表示非常熟练，1表示非常不熟练)。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的自评结果的平均值分别为6.14、5.03和4.00。粤语和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普通话和英语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差异都极为显著，
(59)＝10.00，p＜0.001；
(59)＝14.27，p＜0.001；
(59)＝9.43，p＜0.001。被试随机分为三组，每组(各20人)只完成一种语言关系的实验。不同组的被试的三语平均熟练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2，59)＝0.83，p＞0.05；
(2，59)＝1.81，p＞0.05；
(2，59)＝0.39，p＞0.05。
(二)设计
2(测验词类型：已学/未学)×3(学习与测验的语言关系：粤－粤/普－粤/英－粤)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测验词类型为被试内变量，语言关系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判断反应时和错误率。实验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测验阶段材料分为学习阶段已学和未学两类。在学习阶段，材料有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词，被试间平衡三种语言；测验阶段均为粤语词。60个被试随机分为三组，每组完成一种语言关系的实验。
(三)材料
平衡词长、笔画数和词频，并匹配英文词的词长，选取汉语普通话和英语的翻译对等词50对(生物词和非生物词各一半)，并将其译为对应的粤语名词。每种语言的词语请20名同质被试用7点量表评定熟悉性，1点表示对该词语非常熟悉，7点表示非常不熟悉。依据评定结果，挑选生物类和非生物类具体名词各20对，并避免选取动物制品、人体器官等令人难以判断的词。在最终确定下来的40对词语当中，粤、普、英词语的平均熟悉性均在3以下，差异不显著，p＞0.05。将20对生物词和20对非生物词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含生物和非生物词各10对)，一组为学习材料，并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各出现一次，另一组为测验材料，只在测验阶段中出现。在两组材料中分别添加同一语言的生物类和非生物类填充词各10对，填充词也由三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组成，使每一组的词语数量达到60个。实验中所有词均只随机呈现一次。
(四)程序
采用E－prime编程，用IBM计算机呈现刺激。被试端坐在电脑旁50 cm处，先阅读总指导语，按Q键进入练习和实验。实验开始，屏幕中央首先呈现红色“＋”注视点，500 ms后消失，随即呈现词。在学习阶段，要求被试看清楚屏幕出现的每一个词语，不必记忆，看清楚后按空格键，词汇消失。在测验阶段，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呈现的词语是生物词还是非生物词。如果是生物词，按“F”键；如果是非生物词，按“J”键。按键后词汇消失。如果被试在2000 ms内未反应，词汇消失并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呈现的前10个词均为填充词，充当练习材料，其余的50个材料随机呈现。练习与测验阶段的程序基本相同，但是在练习阶段增加正误反馈，并对超过2000 ms未作判断的反应给予“Too Slow”的警告。计算机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计时单位为ms，误差为±1 ms。
(五)结果与分析
舍去M±3SD之外的数据，删除的数据低于2％。两种语言关系的各种测验条件水平的错误率均低于3％且差距很小，因此，不进行方差分析。被试对粤语词的平均反应时和平均启动量见表1。
方差分析表明，测验词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1，57)＝27.98，
(1，57)＝5.14，p＜0.05。已学条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未学条件。语言关系的主效应不显著，(2，57)＝2.78，p＞0.05，(2，57)＝2.67，p＞0.05。测验词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2，57)＝1.67，(2，57)＝0.33，p＞0.05。以未学条件下与已学条件下的反应时差作为长时重复启动量，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表明，语言关系的主效应不显著，F(2，56)＝0.84，p＞0.05。因此，无论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普通话词还是英文词，粤语词的语义表征均能够被激活，而且激活量差异不显著，均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由此推断，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粤语词和英文词的语义是共同存储的。
三、实验二 普通话词－英文词的语义表征研究
(一)被试
广州本地大学生30名(男14，女16)，母语为粤语，从小在学校接受正规普通话训练，英语水平良好，CET－6考试全部在合格线425分以上。所有被试未参加实验一。实验前，被试先进行三种语言的熟练程度评定，7表示对该语言非常熟练，1表示非常不熟练。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的自评结果的平均值分别为6.00、4.97和3.83。粤语和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普通话和英语的平均熟练程度差异都极为显著，(29)＝7.88，p＜0.001；(29)＝15.90，p＜0.001；(29)＝9.11，p＜0.001。30个被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完成一种语言关系的实验。三组被试的三语平均熟练程度差异不显著，(1，29)＝1.30，p＞0.05；(1，29)＝0.10，p＞0.05；(1，29)＝0.61，p＞0.05。
(二)设计
2(测验词类型：已学/未学)×2(学习与测验的语言关系：普－普/英－普)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测验词类型为被试内变量，语言关系为被试问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判断反应时和错误率。实验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测验阶段材料分为学习阶段已学和未学两类。在学习阶段，材料有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词，被试间平衡两种语言；测验阶段均为普通话词。30个被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完成一种语言关系实验。
(三)材料
选取实验一中的普通话和英文作为实验二的材料。包括普－英生物对等目标词20对，普－英非生物对等目标词20对；普－英生物对等填充词10对，普－英非生物对等填充词10对。目标词对和填充词对按实验一的方式进行分组，构成实验二的学习材料及测验材料。
(四)程序
材料的选取和程序的编写与实验一相似。区别在于在学习阶段只呈现普通话词或英文词，在测试阶段只呈现普通话词。
(五)结果与分析
舍去M±3SD之外的数据，删除数据低于3％。两种语言关系的各种测验条件水平的错误率均低于5％且差距不大，故不进行分析。被试对普通话词的平均反应时和平均启动量见表2。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测验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1，28)＝20.35，p＜0.001，(1，38)＝19.58，p＜0.001。已学条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未学条件的反应时。语言关系主效应不显著，(1，28)＝0.17，p＞0.05，(1，38)＝0.18，p＞0.05。测验词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1，28)＝0.22，p＞0.05，(1，38)＝0.89，p＞0.05。因此，当学习阶段呈现英文词和普通话词时，均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英文词的语义通达激活了普通话词语义表征，即英文词与普通话词共享语义表征。
四、讨论
(一)粤－普－英讲话者对于高频词的语言联系模式
Zeelenberg和Pecher(2003)指出，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下完成的生物/非生物判断任务，可以揭示语义概念的内隐记忆机制[27]。成功地加工一个刺激依赖于对相关刺激的早期经验[28]。本研究采用这一任务范式，考察了粤－普－英三语者的语义表征。结果表明，在高频词学习中，在学习阶段呈现的无论是粤语词、普通话词还是英文词，粤语词的语义表征均能被激活(实验一)；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或英文词也可以激活普通话词的语义表征(实验二)。这表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义共享，普通话词和英文词的语义共享，粤语词和英文词的语义也共同储存。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文词在粤－普－英三语者的心理词典中共享同一语义表征。粤－普－英三语者对于粤语、汉语和英语的高频词的语言联系模式属于多通道模式。
研究表明，语言熟练程度和学习的媒介语是影响讲话者语言表征的主要因素，不同语言与共享概念联系强度不同[14,29]。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发现，以普通话为媒介学习英语的藏语母语者的语言表征中，汉语词和英文词的语义共同储存[14]。与藏－汉－英三语者类似，粤－普－英三语者以L2(汉语普通话)为媒介学习L3(英语)，L2和L3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强的联系，在所有的实验条件中，英文词－普通话词的长时重复启动量(48ms)最大。但是，与藏－汉－英三语者[14]的L1和L3的语义的独立储存不同，在粤－普－英三语者语言表征中，L1(粤语)和L3(英语)的语义是共同储存的。
(二)粤－普－英讲话者对于高频词出现多通道模式的原因
我们认为，粤－普－英讲话者的高频粤语词和高频英文词之间出现了强的联系，是由于实验材料以及粤语讲话者的语用特征所致：粤语讲话者学习普通话和外语的时间与国内其他方言区相似，但他们对待和使用英语的方式与国内其他地方有异。近代以来，广东是与国外联系最多的地区，也是华侨最多的地区，国际交流远比其他地区频繁和悠久。广东又毗邻香港，因而也就更多地受英语言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生活方式和观念上，也体现在语言上。王慧和秦秀白(2005)指出，粤语中的英语译词存在着以下特征：(1)使用自创的词汇翻译。如“
”，它是英语“lift”的音译，首见于澳门，再传至广州。“”字中的“車”表示此载人工具如一辆车，沿轨道运行；“立”既表音又表意，意谓人“立”“車”内。较之于多指建于天桥、百货商场的斜行梯形的“电梯”(普通话词)更为贴切，简洁，构词能力更强(如：货、客、观光等)，因而广泛应用于粤语口语中。(2)利用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词语谐译英语。例如，“trouble”一词在粤语中被谐译为“茶煲”，意为“麻烦难缠”。煲的字面意义是“瓦煲”，用瓦煲烹饪的时间较长。“你个人真茶煲”意思就是“你这个人真麻烦”。(3)零翻译。交际时不采用英语译词，而是直接在粤语中夹入英语词汇进行交流，即“语码转换”。粤语地区的语码转换频率远远高于英语在普通话中的出现频率。例如，“我好enjoy这种生活”，“群众反映了情况，我们要check清楚嘛”等。(4)独树一帜的音译。粤人在日常交流时更多地使用英语词汇在本方言(而非普通话)中的音译形式。例如，“Face－飞士－脸”、“Ball－波－球”、“Store－士多－商店”(分别为英文词－粤语词－普通话词)等[30]。因此，虽然粤语使用者主要是通过普通话为媒介学习英文词，但是，由于受使用频率和语言习惯的影响，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关系更接近Cenoz(2000)提出的L1→Lx/Ly的关系[11]。从而，高频的英文词便与粤语词的概念之间形成了强的联系。本研究选取的粤语词、普通话词、英文对等词均为高频词，在实际应用中频率较高。因此，英文词－粤语词之间出现了较大的长时重复启动效应。此外，粤人的粤语词和英文词共同储存优势还可能与粤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有关，特别是对语言的认同感。吐鲁族在中学教育、行政管理、商业甚至传媒和文献中都使用埃纳德语，但英语是获得高等教育的标志，吐鲁人在小学教育之后开始学习英语，以便能够进行国内外的交际，增加竞争优势、魅力和威望。因此，英语成为吐鲁族非常重要的语言之一[1]。而Nunan和Lam(1998)则把在多语社团中的语言分为优势语言(dominant language)和非优势(non－dominant language)语言。在多语社团中，各种语言的选择往往是不对称的[31]。张积家等人发现，在我国，甚至汉语讲话者的口音也重要的社会心理效应。当教师讲普通话时，与讲北方方言(蓬莱话)相比，在人格特征、讲课效率和人际吸引诸方面都获得了更好的评价[32]；当学生讲普通话时，与讲北方方言(烟台话)比，在人格特征、学习潜能和人际吸引诸方面都获得了更好的评价[33]。与内地其他省区的人比，粤人面临的社会环境因素更为复杂。广东是中国较早的开放省份之一，较之于内地更多地接受了国外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普通话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升，基本上达到了与粤语持平的程度[34]。因此，粤人对各种语言和文化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尤其是，改革开放必然要求粤人能够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英语和普通话是最为重要的语言中介，因此，对这两类语言的认同感较强，甚至将这两种语言均作为优势语言，从而形成了三语概念共存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未学习条件，粤－普－英讲话者对普通话词的反应时普遍短于对粤语词的反应时(差异达53ms－129ms)。苏金智(2010)发现，即使在以粤语和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香港，粤语的书面形式仍然没有进入语言使用的重要领域[35]。詹伯慧(2008)指出，粤语书面交流的规范化较为薄弱，不同的人可能以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个方言词，如用“而家”、“宜家”及“伊家”表示“现在”[22]。因此，就书面语而言，粤语词的熟悉性较之普通话词的熟悉性要低。粤语作为L1，较之L2和L3是否在某些方面存在加工优势而在另一些方面存在劣势，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粤－普－英讲话者对于低频词是否还具有同高频词类似的语言联系模式，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就目前的研究结果而言，粤－普－英三语者的概念表征是对称的，高频的粤语词－普通话词、粤语词－英文词和普通话词－英文词之间的概念联系均为强的联系，他们的语言表征符合多通道模式。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崔占玲等人关于影响三语者心理词典表征因素的观点，即语言熟练程度和学习的媒介语是影响心理词典的主要因素，语言自身的特征(拼音文字或表意文字)对三语者心理词典表征影响较弱[14]。对比藏－汉－英和粤－普－英三语者三语间的概念结构联系，我们认为，在对粤语讲话者进行英语教学时，应该积极建立粤语(L1)和英语(L3)之间的概念联系，以便粤语讲话者能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运用英语。
五、结论
(1)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文词在粤－普－英三语者的心理词典中共享同一语义表征。
(2)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文词两两之间的概念联系均为强的联系。
［收稿日期］2011－10－20
注释：
①雷蕾：《三语或多语习得》评述，载《现代外语》2010年第5期．
②G.de Angelis.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Clevedon,UK:Multilingual Matter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