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制度——国际制度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论述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就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研究进行一个简单回顾；第二部分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国际制度论的基本前提、核心概念和理论模型；对其成功与失败的评论构成第三部分；最后是一个简短的小结。
国际制度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是自7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研究的最新理论。国际制度论较好地承接了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诸多研究成果，也相对完整地引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而初步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主题，即从国际制度角度出发考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认为，国际制度理论的形成代表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趋向成熟。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探索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步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进展相关的。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跨国公司影响力的上升以及国际经济交流的全面加强，使人们对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交融、国际相互依存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理论方面，政治与经济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再次受到推崇。人们认为，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倡导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综合分析方法到马歇尔那里便中断了，出现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这一研究态度的变化也同样影响到国际事务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研究被狭义地定位为国际政治问题，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则由国际经济学承担。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基本目标就是回归政经融合的分析方法，随着公共选择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回归得到了理论界的肯定。国际问题学者不失时机地将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以及政经融合的方法引入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中。
金德尔伯格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了霸权国家在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方面的价值和国际货币体系波动的历史政治规律。约翰·斯帕尼尔、塞约姆·布朗、斯坦利·霍夫曼等人先后就国际相互依存研究方面作出了理论贡献。其中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的名著《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就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问题进行了最权威的总结，指出未来的“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由“联系渠道的多样化、等级之分的消亡和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三大特征构成的复合相互依存。而该书的最具开创性部分则在于有关复合相互依存背景下国际关系行事方式——国际制度的探索尝试，因此同样也是国际制度论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权力背景即霸权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变换的经济因素即不平衡发展。但他的政经综合分析只停留在背景分析上，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仍是限于经济学方法的运用。苏珊·斯特兰奇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权力结构分析框架，其中主要隐含了综合国力论思想，而显然又缺乏对传统国际经济理论的合理继承，在总体上她的分析框架也很难演进成为某种理论。她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分析对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并非单纯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这显然称得上是观念上的进步。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也是早期探索的一个重要流派。奥尔森、弗雷等人先后就对外经济事务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因素、经济的政治周期、国际组织中的公共选择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部分学者将生态观、地球村意识引入国际关系考察中（比如皮雷奇斯将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作为政治扩张和经济交往的关键因素，这几乎是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的研究思想在国际层面上的翻版），从而将相互依存思想推进至一个更高更广的境界。
总而言之，在国际政治经济早期探索中，学术界对政治经济融合的形势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各种新思想新方法被引入这一分析中。同时，仍有许多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如研究的主题太发散，对引入的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取舍、改造存在问题。于是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呈现多种体系并存局面，这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学科所应有的。
二、国际制度
“制度”一词最早为国际法学者所使用（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引入这一概念，80年代后半期围绕“国际制度”这一核心概念，形成了一套国际政治经济学综合理论。
国际制度论被视为“集大成”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它的继承、综合和发展上。它不再如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那样是其他学科成果纯粹嫁接的产物，也不是一个全新思想火花迸发的结果，它包容、继承了相互依存理论以来种种成功的理论创见：国际关系的公共选择分析、霸权稳定论思想、结构主义思想、生态主义全球观等等。更可贵的是，国际制度论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支撑下对有关的诸多创见进行了扬弃，提出了一套被普遍认同的概念体系，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
1.简略的文献回顾
有关国际制度论最早的探索仍要追溯到C·金德尔伯格在1970年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与霸权作用的研究（《权力与货币——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金德尔伯格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看作一个关键性的国际制度，并将霸权国家的作用归结为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1977年基欧汉与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在完整地构筑国际关系的复合相互依存背景后，正式引入了国际制度思想，认为“相互依存关系经常发生在使行为正规化和控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他俩把“对相互依存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称为国际制度”，并对国际制度的变迁提出了四种模型，还进行了检验，甚至在“美国与复合相互依存”一章中，已涉及到国际制度的供应问题。1984年由科瑞斯纳(S·D·Krasner)主编的《国际制度》出版，该书集中了80年代早期国际制度研究主要人物的代表作。1991年由克瑞恩(G·T·Crane)、阿玛维(A·Amawi)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一书，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过程，并将国际制度论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新的成果。90年代陆续出版的由米尔纳(H·Milner)和基欧汉(R·Keohane)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库》已出版11卷，在就概念、历史演进以及贸易、资源、货币关系、直接投资、国际体系、发展问题、比较政治等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外，还专门就国际制度（文中用Institution一词）辟专卷研究，该卷的核心就是讨论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的载体——国际组织。至此，国际制度论的体系已趋完备，新近的研究兴趣也已从理论体系的架构转向具体问题的探讨，有关国际安全机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专题研究已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2.混乱与国家的“经济人”特征——两项基本假设
混乱(ANARCHY)和国家的“经济人”特征是国际制度论展开的两个基本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全球格局的“混乱”的假设判断是显性的，而将国家的行为特征视为符合“经济人”特征是国际制度论所隐含的一个关键假设。所谓混乱，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指缺乏“游戏”规则，没有什么“保证”来规范具体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保证”来监督具体协议的实施。总之，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没有一般国内事务中所有的那种最后担保人(FINAL GUARENTEE)角色。
国际制度论将国家视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sm)，并认为在国际层面上同样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从而影响国家决策行为，以及国家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一连串假设性判断在实际上将国家行为勾勒成为一般的“经济人”行为，采取隐含的方式推出这样一个主要假设反映了国际制度论对国家的性质把握缺乏充分自信（下文将加以讨论）。
在两项基本假设确立后，国际制度论者提出了种种在国内经济、政治市场上可以得到解决而在国际层面普遍存在的问题。
外部性问题。一国国内行为对别国造成正的或负的“溢出”往往得不到正常的解决，如跨境污染，一国高利率政策对别国资本供求的影响等等。由于对外部性没有有效的规范，使各国在行动中更具随意性倾向。
国际公共产品短缺。全球资源环境保护，货币体系的确立与维护，地区安全维护，往往因其消费的非排他性，使得各国或者期望搭便车，或者担心被搭便车而放弃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尽力。
“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厌恶”困境。“共同利益”困境描述了这样一个状况，一项国际事务中的双方，不合作的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合作的结果是双方都得次佳的收益，而在合作的幌子下一方采取机会主义欺诈行为，结果将是使诈的一方获得最佳收益，另一方面临最不利的局面。于是双方在合作中都有欺诈动机也担心对方欺诈，导致合作失败。著名的安全困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交易双方进行安全合作，都不加强军备是共同利益所在。但由于认识到一旦对方加强了军备自己便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尽管双方都没有侵略性，但鉴于对对方军事意图无法把握，同时在混乱状况下无最后的担保人确保对方在可能的安全合作中不违约，双方都选择在安全方面采取保守的谨慎的措施，加强自己的军备。而安全的问题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安全措施加强就是另一方安全状况恶化，于是军备加强工作交替上升，两个无侵略性的国家间出现了军备竞赛。“共同厌恶”困境则描述了双方共同利益所在是防止一个特定共同厌恶的结果的出现，于是各自主动调整行动以适应对方，然而在信息不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双方的调整行动恰恰撞车，导致了共同厌恶结果的出现。
总之，在混乱和国家“经济人”的假设下，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面临着种种缺陷及困境的根源都可归结为缺乏对混乱的治理和国家有限性行为的约束。
3.作为摆脱困境出路的国际制度——定义与效用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国际制度是“一系列隐含的和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Principle、norm、rule &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的组合，围绕着这一组合，行为者的期望在特定国际关系领域内相互融合”（S.D.科瑞斯纳于1984年提出）。在国际制度中，原则和规范是相当抽象的，更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因而也是根本性的组成因素，决定了具体的规则和决策程序。随着情况的不同，特定国际机制在原则、规范稳定的基础上，能够适时调整具体的规则和决策程序。而一旦原则和规范发生了变化，则国际制度本身也就面临更迭了。
一般而言，国际制度可以在国际关系的各领域各层次普遍存在。它可以是区域性的、全球性的或是行业性的，也可以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强度也可以是各异的，有诸如核不扩散这样强有力的国际制度，也存在种种软弱的不显著的国际制度。其中一项辨别制度强弱的特征在于是否存在国际制度的载体国际组织，往往一个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的存在，是对特定国际制度发挥效用的有力保证，而那些基于习俗、惯例的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也始终根深蒂固地规范着国家间关系。
国际制度的效用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达成合约和合约保证（这里的合约泛指一般的交易、交往关系，以及合作协调的关系）。国际制度的确立本身反映国际关系各方的共识所在，从而有助于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局面下减少不确定性，使得行为者在追求信息方面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促成了正常政治经济国际交往的顺利展开——达成合约。针对交往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风险，国际制度通过原则、规范的道德约束作用改变行为者的效用曲线，通过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有形激励改变行为者的报酬分布，从而保证了交往的正常进行——合约保证。
4.国际制度的供应——产出与维持
对国际制度的需求是源于国际环境中的混乱和国家的“经济人”行为，直接的呼声是来自于面临市场困境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还包括跨国公司等），而国际制度的供应也不会是有赖天赐，也需要实实在在的供应主体。问题在于，国际制度的供应不仅需要成本，它本身亦是一个较典型的公共产品，因此国际制度供应本身也面临现实的困境。
国际制度论给出了国际制度供应的三条途径。
一是重复交易情况下的低成本国际制度供应。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有相当部分的交易、交往是重复和连续的，如绝大多数的国际经济活动，这类交易中交易人都知道这一轮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诈或失信，都可能冒着在下一轮交易遭报复的风险，故交易的重复性促使交易人都趋于放弃短视行为，关心自己长远的利益。于是某些零星的个别的惯例、习俗被自发地加以遵守，并在重复交易中逐渐固定下来，绝大部分非正式的国际制度都是因此而达成的，这类国际制度的产生主要是靠交易者自发的甚至无意识的行为，因而产出成本很低甚至为零，对这类国际制度的遵守也是依靠习惯的力量，故制度的保证维护成本也趋向于零。总之交易者并不负担多大的供应成本，这也是此类国际制度能够自发形成的关键原因。
显然，随着国际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仅仅靠自发的低成本的国际制度供应，远远不能满足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国际制度的确立所带来的收益，促使国际关系的主体在有限度的条件下承担供应成本来主动创造国际机制。鉴于国际制度作为公共产品面临的搭车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成本承担模式。
二是国际制度供应的霸权理论。在此国际制度论吸收了霸权稳定论的部分观点，承认在存在霸权国家的国际社会中，多数小国从未来的国际制度中获得的收益较少，本身也少有能力承担供应成本，因此主要扮演免费搭车者的角色；而霸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的利害关系最大，因此往往成为国际制度的供应者。有关霸权国家承担机制供应成本的动机存在不同意见。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霸权国家具有全球意识，是一个服务于共同利益的具有利他主义色彩的行为。而新现实主义观点显然更接近于事实，认为霸权国家的动机仍是自利的，其承担制度供应的均衡点是供应边际成本等于自身得自于国际制度的边际收益，而非国际社会得自于国际制度的边际收益。因此如果说霸权国家建立制度并维护制度有利于其他参与主体，那不过是霸权国家无法阻止的国际制度正的“溢出”效应所致罢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霸权国家是在自利的驱动下建立国际制度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国际制度影响其他国际主体的效用和报酬水平，使之行为符合霸权国家的战略需要，这无疑是一种隐蔽的干涉。
三是霸权后的国际制度供应。与霸权稳定论的预期不同，70年代以来的国际事务中并不因循一个新霸权接替另一个衰弱的霸权的逻辑，而呈现出一个多极化格局。国际制度论提出了霸权衰弱后国际制度供应新模型，认为普通国家在国际制度供应保障方面失去搭车机会后，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转变为付款的乘客，共同承担国际制度供应的成本。在具体制度的产出和维护中，由于权威（如霸权国家）的缺失，多国便更倾向于形成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期望通过制度本身的权威维护其存在并得到遵守。这一供应模型还在多个层次上得到了细分，如国际制度供应中的小国——大国博奕模型，强调了即使共同承担供应成本的情况下，大国仍有能力通过约束小国的选择范围而达成对制度供应的控制。另有研究表明，在共同构建国际制度中，小集团显然优于大集团，这是基于小集团有着更具共性的原则基础，也更有利于达成国际制度的激励作用，抑制机会主义。
5.国际制度的变迁——变迁的动因及变迁的路径
国际交往的深度、广度、形式都在不断的扩展，作为交往的“游戏规则”的国际制度的供求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均衡过程，国际制度的变迁也就是一个常态了。
有关国际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星，多数来自于对国际贸易、国际货币机制及安全机制等专题领域，缺乏对变迁的规律性把握。
在国际制度的有关定义中就已明确，较低层次的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并不影响整个机制的稳定，唯有原则、规范的变化会导致机制的更迭。现有的研究认为造成原则、规范变化的因素，可能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权力结构的变迁将使得基于原来权力均衡格局的国际制度的责权利安排不再被接受，原来的原则、规范被摒弃，整个国际制度在新的权力格局下重构原则、规范、规则及决策程序，完成变迁。另一方面，某些外部环境因素，也对国际制度的原则、规范形成冲击，尤其是信息因素。当一组新的信息产生并为国际社会所共同接受，便可能上升为对规范，原则的影响，行为主体在新的信息知识支持下重构原则与规范，国际制度达成变迁。
从涉及国际制度变迁动态研究的不多的文献中，我们整理出有关变迁的特征。有关国际货币机制的研究表明，当一项国际制度的供应与需求不符时，如果没有新的国际制度加以及时替代，原来的国际制度仍将发挥作用，尽管这一制度的作用可能日益弱化，这被称为滞后效应。另外国际制度的变迁亦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国际制度论者认为新的国际制度创新总是在原来制度的阴影下展开的，为此伙伴之间的继承性的转移主导权，承担新的国际制度供应的模式受到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崇，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中，我们也容易看到类似的佐证。
三、几点评论
国际制度论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项重大的跨越性进展。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较为成功地达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问题开展政治、经济综合分析的追求，这已在上文的介绍中得到较好的阐述，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经济研究交叉之势已露端倪。
其次，国际制度论将国际关系视为国际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交易过程以及保障交易的管理过程的总和。在此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流派对国际关系的如此定性已达成共识，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对交易中获益关系的不同看法（相对获益论与绝对获益论）以及对管理过程中动机不同的认识（利他与利己）。因此，有理由认为它达成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国际关系的崭新认识，从根本上超越了长久以来关于国际关系即权力角逐的定性。
第三，国际制度论的成型，使近年来一系列国际关系热点问题，诸如国家、国家主权、一体化及超国家组织的讨论，可能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即从很大程度集中于对表象的归纳（诸如主权如何面临挑战，一体化如何渗透社会各层面），上升到以国际制度论为支撑开展系统的理论探索。
当然，国际制度论仍然是相当初步的，对有关理论把握不全面，在引用、嫁接中也显肤浅，但这并不妨碍它可能成为世纪之交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对其中的偏差、谬误的清理显然更有助于它的成熟。
1.对假设的质疑。国际制度论的演绎基础是两个前提假设：混乱与国家的“经济人”特征。两者分别描述了当前国际格局和国家行为特征，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问题是作为整个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便值得加以深究了。“混乱”这一判断本身就可能导致国际制度论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因为“混乱”的代名词就是“无序”，于是出路便是制度管理下的“有序”，不证自明。国际制度论有关国家“经济人”特征的总结实质上是本文作者得出的，所有的国际制度论文献中都回避了对国家作为作“符合‘经济’人特征”的判断，而是直接利用了一系列的引申结论，如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等。为此笔者认为国际制度论是隐含地提出了国家行为的“经济人”特征。显然，对这一特征假设严谨的论述是目前国际制度论所缺乏的，也是未来国际制度论迈向成熟所必需的。
2.融合与分异的平衡。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的国际制度论，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政治经济综合研究的意图，但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点，过分简单地理解政治与经济融合的含义。国际层面上经济与政治各有某些不同原则与运行规律的事实应当同样受到关注。比如，国际生产分工在经济层面是符合绝对获益原则（即分工双方都达成规模经济并提高了福利水平），一旦加入了安全的政治的考虑，生产分工对至少某一方面而言是不利的，因为在政治层面人们关心的是相对获益（即在分工中我的收益是否比你少或者分工中你分担的是战略性产业部门，有损于我的国民经济完整性）。再比如，重复交易模型很适于解释国际经济制度的产生，但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某一次机会主义行为的成功便可能意味着绝对胜利或长期的战略优势。因此相当部分的国际政治制度不可能指望用重复交易来解释。总之，在政治经济综合分析中，既要关注融合的趋势，又要明确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关键性差异，达成融合与分异之间的某种平衡是必要的。
3.引进与改造的衔接。就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而言，不可否认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的引进推动了它的发展，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诸理论。国际制度论几乎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国际层面的扩充版本。从制度的假设前提到定义构成，到产出和变迁，一一对应的痕迹已太过分了。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国际制度论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握仍过于肤浅，二是对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政治市场和国际经济市场中不同于国内市场的特殊性缺少应变。如何在引进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是国际制度论能否真正成熟的关键。
四、小结
如果说从马歇尔开始在一般国民经济问题中政治与经济分流现象极为明显的话，那么在国际层面，政经互动则相对更受重视。这也说明了新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仍属于非主流学派的形势下，何以受到国际问题学者的青睐。许多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见很迅速地被引入国际问题分析，而这一潮流的阶段性成果便是国际制度理论。国际制度论将国家视为“经济人”，将国际政治关系视为交易关系，提出了“国际关系正常发展需要有交易的规则即国际制度加以维护”的核心观点。尽管在理论演绎中有许多不足，甚至有“致命”的缺陷，但并不妨碍它上升成为一项新的国际问题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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