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三十年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1－0062－10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作为一种思潮之所以能够“运动”起来，关键在于有一大批具有真诚信仰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处于“革命低潮”，但他们仍然坚信：“世界是我们的，未来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的。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而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文化已经在创造的途中”，“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①这个“世界的文化”，其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人们的理解大概有三：(1)“唯物的辩证法——唯一的科学方法”②；(2)“社会进化的铁则”：“资产阶级的没落，无产阶级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③；(3)“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该时代内最正确最有权威的。现时代的这一个王座无疑地是要属于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④。然而，自信掌握了人类历史真理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⑤。因此，“我们的文化”作为“世界的文化”在当时还仅仅处于想象之中，而要使它由理想变为现实，“我们的文化，需与反动文化作殊死的斗争”⑥，“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⑦。既然相信马列主义的“唯一正确”，那么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学说自然就都成为“反动文化”。不过，这样一种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调整也有所变化。
一、资社之分与中外之别
在“五四”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对于文化的看法是以地理学派的理论为基础”⑧，如以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来看世界文化。但到30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和阶级的观点来看世界文化，“现在的世界已不是因地理和民族的关系而分成的许多国家的世界，而是因经济关系超过了民族和国家的境界的阶级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已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这个万里长城，而把人类分成和团结为两个大营垒了。这个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实决定了文化领域内的划分，文化也形成了两大营垒的斗争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也要受这国际文化斗争的影响，因中国自己的社会关系决定去接受那个营垒——即那个阶级的文明”⑨。
这样，原来的东西文化之分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垒，“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成为“贯串和构成目前国际诸般现象的骨干”。那么，中国应该接受哪个“营垒”的文明呢？“谁也知道左翼文化运动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政治的文化的斗争的经验，都是极宝贵的教训，值得相互学习和研究的。特别是苏联的文化，他是在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顺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十四年来，苏联的文化已有伟大的惊人的成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国土里，得到极丰富的开展。幼稚的中国左翼文化，更应该深刻的学习这国际的宝藏，以充实并教育自己”。⑩《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则明确要求：“扩大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11)有人还号召：“一切文化的战士们，应该指示出给全世界的工农大众青年学生，只有苏联的道路，是唯一的出路，是唯一的扩大文化发展文化的道路！”(12)打破国家的观念，从阶级的意识出发，把苏联看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充分体现了一种献身国际革命的热情。但是，苏联毕竟是一个国家，甚至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之上。显然，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正因如此，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左翼知识分子却把它看做帝国主义联合侵略苏联的先兆，“这次日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它最衷心的作用，就是在完成帝国主义包围苏联整个的阵线，作为反苏战争的发动者和先锋队。半年来，随着中日纠纷的扩大和继续一直到最近上海事件的爆发，在在都证明了国际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企图已经由准备和布置时期转向发动和进行的时期了”(13)。所以，目前的左翼文化运动要“大胆地暴露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的真相”(14)。板子实实在在地打在自己身上，担心的却是别人的安危，真切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性诉求远高于天然情感，而把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划为同一“营垒”则充分说明阶级仇恨大大压倒民族认同。从这样一种思维出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都成了“反动”的文化，“民族主义狭义爱国主义充斥了整个文化领域。从报章杂志一直到电影戏剧，都集中到‘国难’‘救国’的目标下，五花八门的大肆活跃起来”，“这一切，明显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黑卫队，在怎样地努力向反帝大众散播麻醉的毒菌”(15)。如此看法显然是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在文化运动上的表现。
不过，按照两个世界的划分，追随苏联，接受和建立马列主义的文化，自然就要反对另一个“营垒”——帝国主义文化。大而言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16)；小而言之，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首当其冲的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17)。这一点似乎并无不妥，只是不同的人着意点并不一样，自由知识分子梁实秋就认为：“在各种的侵略当中，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欢迎的，因为有了外国文化的激荡观摩然后才有进步，只有想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人才怕文化侵略。”(18)显然他所注重的是“进步的”“外国文化”对中国“激荡”的一面。近代以来，“外国”的“进步性”和“侵略性”往往令许多知识分子进退失据或失之偏颇。但对于发现了另一种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文化”显然已经全部成了“反动”的东西。
当时，有人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文化上的反动现象是显著的增加了，在国内日益严重中，我们看到的青年与学生拥挤在电影院里，沉湎在好莱坞淫糜的生活中，在基督教室中”，“无数的男女民众在倾听着牧师‘福音’的宣传”，“这些正是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文明’”(19)。所以，“目前的文化任务，至少应有下列数项：(1)树立起反宗教的旗帜在广大的群众之中，发动一个反宗教运动，并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去宣扬‘宗教是鸦片’。(2)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严厉地打击教会学校，并赤条条地揭穿它的黑幕。同时关于侵入的一切反动电影、戏剧，更需给以有力的进攻”(20)。有人还说：“一切的文化，是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的”，“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下，文化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了！所以必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才能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统治，欺骗以及麻醉作用”(21)。
正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常常用政治眼光来看文化，所以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通过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尽管仍然规定“在文化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必需是文化斗争的中心任务”，但又强调指出：“左翼文化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必须摄取过去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继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并使之向前发展。同时，必须获得和利用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专门家，使他们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斗争而努力，在摄取文化遗产的场合，必须保持严格的前进的批判态度”(22)。“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利用中间阶级”等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充分揭示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将要发生变化。
果然如此，在1936年后由左翼知识分子掀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对“外国文化”的看法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其中提出要“有系统地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及其理论”，“和世界的文化组织，思想界名流，发生关系，请求它们不断地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援助中国人民的新启蒙运动”(23)，“现在的中国文化，和世界先进的国度比较起来，却是很落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绝对需要借助世界先进国度中的科学及其各种解放思想”(24)。这里的“世界先进国”指的显然不再仅仅是“苏联”，“西欧”好像亦在其中。原来视为“文化侵略”的有些东西，现在则提出要主动吸纳。是时，左翼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认识显然从资社之分又回到了中外之别，表明民族观念在“救亡运动”的驱使下终究压倒了阶级观念。
二、封建与传统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又是和封建文化相合、相补充的”(25)。什么是封建文化呢？北方文化总联盟的一个宣言指出：“政府支出巨额经费召集班禅举行丑态百出的时轮金刚法会。封建的儒道思想”，“一切封建的腐朽的艺术戏剧”，“这些，正是一切封建势力所拥护的‘东方精神’”(26)。蒋介石曾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27)自然，三民主义就成了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因而左翼知识分子提出要“公开批驳三民主义的反动性”(28)。有趣的是，三民主义者也反对“反映封建思想”的文化(29)。敌对双方都表示反封建，甚至互以“封建”相称，充分表明“封建”在当时的思想界已成为一个“恶名”。
由于左翼知识分子大多立足于文学领域，所以他们更关注“封建文艺”的表现：“封建的礼拜六派的文艺也在‘国难’期中大肆活跃起来。《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以及张恨水一流的言情的武侠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加进封建的民族自大的思想，将绿林式的豪侠思想和近代的爱国主义冶为一炉。尤可注意的是，统治阶级竟利用了这一类封建的通俗文艺形式，公开地做为他们对工农大众实行欺骗宣传的工具。”(30)能够列举的封建文化如此单薄，说明其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并不怎么严重。后来茅盾似乎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1935年之前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对封建文化的攻击(31)。
正因如此，1935年通过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强调了“封建文化”的严重性，认为“中国的封建意识支配着整个文化界”，并具体说明“中国封建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道、释、回教与基督教等宗教理论。儒教的中庸思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唯生论、唯中论”，还送给封建文化一个新名，即“法西主义”，“主要内容是：唯生论，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试［统］制经济，独裁政治，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法西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运动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在革命的实践中，消灭法西主义及其社会的存在”。(32)
“封建文化”忽然具体、鲜明起来，提示了斗争目标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以十教授名义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也被看做“法西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眼里，“三民主义”似乎不值一驳，这种新名词却是危险的，所以不能轻轻放过。有人还专门撰文批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也是想在这危急中拯救中国的危亡，但事实往往与理想相反，客观上往往帮了凶而不自知，这就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揭布以后，大家疑惑是复古的另一面表现，何况在十教授的宣言里，地道的与‘读经尊孔’之流没有显明的区别呢……十位教授代表的是中国士大夫阶级，即使不提倡中国本位文化，也必定有人来提倡的……文化是政治的延长，也是经济的反应，无论全盘西化也好，中国本位也好！总别忘记了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与残余封建势力狼狈为奸统治下的半殖民地性的国家，而她的文化也只有以反帝反封建势力为内容的文化，脱离了这种轨道，无论口号唱的怎样漂亮，也都是另有作用的欺骗。”(33)
把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看做“复古的另一面表现”，并说它“地道的与‘读经尊孔’之流没有显明的区别”，显然认为它就是封建文化。其实，1935年6月11日，由艾思奇、柳湜、胡绳、徐懋庸、陈望道等众多左翼知识分子参加署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就明确宣称过反对复古、读经：“近来弥漫各地的复古的呼声”是“愚妄运动”，“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奉二千多年前的伦理观念为金科玉律，恐怕只有退化的人群才会这样办”(34)。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宣言有19个团体和148位知识分子共同署名，“在一百四十八位大小作家里面，分子实在也太复杂了，概括地说：那里面有新派，有旧派。有《一十宣言》署名人，也有‘存文会’理事，更有教育部科长，有许多人甚至是莫名其妙的”。(35)能够动员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且以左翼知识分子居多，据此可推断这个宣言有可能是中共党组织发动的，至少征得了党组织同意，否则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参加。发表这个宣言时，《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说明中共的文化统一战线比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启动得更早，这是一个以往研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与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的署名人樊仲云联名反对复古，而在此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文件和刊物中又把樊仲云等斥为“复古”，说明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并不一致，或者内外有别，或者一般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其背后的组织行为。
然而，待中共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态度则公开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艾思奇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反封建，“封建残遗在目前，仍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另一方面又说：“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无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36)。“封建文化”中有“精粹”，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说法。
更甚者，在新启蒙运动中，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再单以“封建”相称，而用了当时知识界常用的“传统”或“旧文化”等称谓。陈伯达指出：“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37)，但“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的传统”，“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38)。张申府还说：“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39)，“外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什么都要不得。因此弄得自信心完全斵丧，自觉更谈不到。不管自己的历史，不管自己的传统，弄的自己全无基础；自己既不成一个民族，建不起自己的国家，仅仅跟着人家跑，这还谈什么文化？”“今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必须顾及自己民族的需要，适应自己民族的传统”(40)。与“封建文化”相比，“自己的历史”或“民族的传统”的说法显然具有正面意义，这表明左翼知识分子为了建立统一战线，从阶级的观点又回到用新旧、古今、传统与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
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前期同属于新思潮阵营。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二者才泾渭分明，并且双方都进行了刻意区分。此后，他们频繁使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各自的不同。
1931年，彭康针对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专门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其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的殊途，并说：“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不是胡适等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要接受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我们要接受现在震撼全世界的与一切资产阶级文明敌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胡适只是‘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倾向。他‘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我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把广大的劳苦群众从一切反动的思想解放出来。总之，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也是反动的。”(41)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由主义的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已经变成“反动”的了。瞿秋白更进一步宣称，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方面“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在这一过程中，要“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42)。瞿秋白以“新的文化革命”自称，显然异于“文化运动”的说法，这样自由主义等自然成为“反革命”。
在左翼知识分子眼里，自由主义者还变成统治阶级利用的对象，甚至比统治阶级还要坏，因为他们“麻醉群众”的革命热情，“统治阶级更利用了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和平人道主义的面具下进行他们麻醉群众的阴谋。这一派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抽象地反对一切战争和流血，借以解除被压迫阶级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武装。在基督教式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云雾中，他们轻轻地将帝国主义准备二次世界大战武装进攻苏联及中国革命的事实，从广大的反帝群众的视线下隐蔽起来”(43)，“统治阶级更近一步地收买，利用或奖掖一般自由主义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动听的言词与主张，来解除被压迫阶级的武装，使他们在当时严重的战争危机和环境中，不积极起来做英勇的反对斗争”(44)。换言之，统治阶级已臭名昭著、不值一驳，但自由主义的“动听的言词与主张”对群众有着欺骗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1932年，当有人提出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时，一位中共高层领导的回应是：“一切反革命派别为得要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近来都很积极的利用他们在野的反对派的地位，大放其‘民主政治’的烟幕弹，甚至痛骂一下国民党的统治，想以此来欺骗民众，防止民众的革命化，使民众对于他们的主张发生幻想，使他们继续‘信仰’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他们继续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奴隶牛马。”他认为“民主政治”的烟幕，“主要的是为得要用来反对真正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与工农红军，同时也为得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是想拿这一虚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去反对苏维埃政权下真正大多数民众的民主”。(45)显然，中共拒绝一切暴力之外的方法，并把一切自由主义者都当做国民党的“帮凶”。从这时瞿秋白对胡适的态度也可看出这一点，他称曾与之友好的胡适为“中国的帮忙文人”，并大加讽刺：“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46)。
中共高层对胡适既然如此认知，基层青年就更加肆无忌惮。1932年9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表达了对“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的看法(47)。一位左翼青年立即撰文批判，指出胡适“轻轻的把中国的根本“病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以及高等华人的互相勾结——掩盖起来。他不知道——也许不敢知道，‘三大害’‘五鬼’‘三个亡国性的主义’等等所以祸延到我们今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以及高等华人勾结着维持的结果，我们要废除这些结果只有先废除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他完全不懂社会进化发展的原动力何在，他不知道一切人类社会都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发展而变动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变动发展，使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也随着变动起来。这个论述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公认的真理，只有帝国主义教育中毒的胡博士之流才不懂这个”(48)。中国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问题，改造中国必须从经济基础着手，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化约为这样一种公式，而任何一种与之相悖的看法在此面前都变得相形见绌，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未免简单化，当时有人在批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第三种人”时还指出：“谁不愿意走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谁就必然的跪倒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的！”(49)面对如此绝对化的划分，即使后来被认为此时正在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张闻天也专门批评了这种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指出无产阶级批评家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批评所有的文艺作品，正确地指出这些作品的阶级性与它们的艺术价值，而不能因为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就一概抛到垃圾堆里，去痛骂这些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50)。此后，左翼作家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有人指出：“由于目前民族危机的情势，在文化上小资产阶级作家日趋左倾化，因此左翼文化运动，更得到大多数的群众的拥护，所以目前的问题是要我们克服过去的‘关门主义’，来领导‘第三种人’。”(51)也就是说，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人”成了联合的对象。但是，1935年10月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仍然指责“胡适的主义”是“法西主义的卫士”，“必须加以打击”(52)。这可能是胡适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缘故。
直到中共正式确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后，联合的范围才得到进一步扩大。1936年10月，刘少奇提出：“我们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应该向各党各派的领袖和群众提议合作。我们对蓝衣社、国民党、胡适之派以至杨立奎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向他们提议合作，邀请他们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53)“胡适之派”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正式成为统战对象。这样，原来在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已经“过时”的胡适的学问，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此前郭沫若曾嘲讽胡适等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法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54)到1937年，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伯达却把胡适和郭沫若同列为“国粹”的发现者，并且原来认为已经走向“反动”的胡适的思想，此时也与之产生了共鸣：“人们应该有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因而使他们都能成为卫国殉国，为社会正义而牺牲之真正的自觉战士。我很同情胡适之先生这句话：‘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来的’”(55)。
胡适谈论“建国问题”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建国的事业……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摘的作用。譬如建筑一所大厦，凡可以应用的材料，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可以采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挂着什么字号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问题是造这大厦。若大家忘了本题，锄头同锯子打架，木匠同石匠争风，大理石同花岗石火并，这大厦就造不成了。”(56)
新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何干之对胡适的提议做了呼应：“在救国第一的旗帜下，让大家自由，各有一长的，都贡献出他的长处之外”，“我有唯生史观的方法，你有实验主义的方法，他又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还有二元论的方法。好！大家不必强求一致。你不应无条件的否定我，我也不应用什么来作后盾压死了你。大家尽管尽了自己最善的努力，来活泼地研究，得了什么结论，就发表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认为结论不一致，见解不尽同，不妨老老实实的坦坦白白的提出意见，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不一定对方的批评是天经地义。也许他只说了一半对，一半不对，或者全对，或者全不对，于是在批评之后，又来了论争。大家都应拿出货色来。你说人家不对，为什么不对，他不服你的批评，有什么理由不服。大家要作全面的观察，也要作一深刻的反省”。他甚至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运动”。(57)
胡适和何干之的上述两段话非常相似。胡适所说的“一切理论主义”显然包括马克思主义，而何干之所谈的“各有一长”则明确把“实验主义的方法”列入其中。二者共同的一个意思是，无论什么主义或方法，都可以来建国、救国，无须相互攻讦，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态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取何种主义，本在建国，而当国将不存之际，各种主义也必将无用武之地。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经常说：“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58)，“等到中国亡了，中国的共产党又岂能单独生存？”(59)“在侵略急迫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了解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60)。其实，共产党何尝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也正因如此，才不惜把马克思主义由“唯一正确”降为与其他主义“各有一长”，并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与“大家”共赴国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变得如此之快，谈起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也能波涛汹涌。这大概是由于这些受五四时期多元文化熏陶的左翼知识分子，本来自由主义就潜存于胸，只缘不是最好，故置而不用。但是，当救国能派上用场时，则奔涌而出。
四、结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日益走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唯一真理，以此来审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视为“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则被看做“假马克思主义”。当时，南北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盟约都宣称，要“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61)，“无情的批判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思想——如三民主义，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特别加紧批判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62)。一般被看做“假马克思主义”或“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往往是指运用马克思学说而又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人。究其所指，不同的场合稍有出入，“如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改组派等”(63)；“社会民主党”的说法比较少见，一般指：“陈启修、陶希圣一流”，即当时被戏称为“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英雄们”(64)；“更有冒充‘马列主义’的叛徒们”：“王礼锡的ABC团，胡秋原的自由人”(65)；等等。
其实，无论是“假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时候是被左翼知识分子放在一起统称为“反动理论”，“在文化领域内盘踞着的反动理论，我们可以从取消派的先驱，社会民主党的读书杂志，法西斯蒂的‘社会新闻’，第三党的‘理论与现实’，人权派的‘独立评论’，国家主义的‘再生’，一直数到带几分封建气味的‘村治’。它们都是亟图以所谓‘正义’‘自由’来掩没社会内阶级斗争的实质，以所谓合理的方策，来取消群众的革命行动”(66)。即使到了193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仍然规定：“严厉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的文化侵略、文化统制，反对文化上的白色恐怖，反对欺骗的中日文化合作，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新生活运动，读经复古运动，读书识字运动，反对社会民主党、独立评论派、失败主义、取消主义，和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67)
但1936年以后，原来所反对的大都成了联合的对象，“我们要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自然科学家……结合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68)，“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或者换一个说法，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69)。也就是说，原来的“驳斥一切”变成了“联合一切”。正是在此意义上，陈伯达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的确是全国文化人的共同文化运动，而不是‘左翼’的文化运动。”(7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左翼知识分子此时并不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仍然强调：“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71)，“唯物论与动的逻辑是今日的文化运动的坚实的基础”(72)。可见，尽管左翼知识分子试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谈论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仍然清晰可辨，难怪有人指责新启蒙运动者是“一伙额角头上没刻字的共产党徒，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名词虽颇动人，其实不过是共产党旧日外围工作的‘花样翻新’而已”(73)。
尽管如此，左翼知识分子文化观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看待文化的角度也发生变动，原来经常自称的是“无产阶级的文化”(74)、“健全的大众文化”(75)、“反帝反封建的文化”(76)，此时则重新以中国、古代、传统、固有、民族、西洋、外来、世界、国际、新旧等知识界通用的没有阶级色彩的词汇来表述文化见解：“扬弃古代文化，即是忠实的接受和保持古代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即是忠实的扩大和培植固有文化”(77)；“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78)；“我们对于文化，不只要能‘破’，而且要能‘立’”，即“合理地扬弃中国的旧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79)。用语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思想的变化，至少是公开宣示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不难发现，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和变化，明显地受到政治影响，特别受到中共指导思想、政治态度和斗争方式变化的影响。“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充分体现了左翼文化运动背后中共领导的威力。由此兴起的颇有影响的新启蒙运动是左翼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者身份掀起的一场运动，其实是用自由主义包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是中共试图公开合法活动的尝试。此外，无论是文化的“反帝反封建”、“大众”说，还是“古今中外”说，都成为后来毛泽东论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用语和内容。这也说明，尽管中共政治斗争的对象和策略经常发生较大变化，但在文化主张上保持着相对的连续性。文化与政治毕竟存在一定距离。
注释：
①郭沫若：《我们的文化》，《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1月10日。
②彭康：《科学与人生观》，《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④《〈社会科学〉创刊辞》，《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00页。
⑤郭沫若：《我们的文化》，《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1月10日。
⑥莳人：《小组群杂志意义与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76页。
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⑧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1页。
⑨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
⑩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11)《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12)一波：《以文化的斗争纪念五月》，《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
(13)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14)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14页。
(15)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16)《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17)《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18)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独立评论》第156号，1935年6月23日。
(19)《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
(20)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8页。
(21)一波：《以文化的斗争纪念五月》，《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
(22)《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
(23)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0日。
(24)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生活书店，1939年，第60页。
(25)《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73页。
(26)《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
(27)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蒋介石全集》下册，上海文化编译馆，1937年，第6页。
(28)《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2页。
(29)《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30)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12—113页。
(31)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0页。
(32)《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72—374页。
(33)零零：《中国需要什么文化》，《泡沫》创刊号，1935年8月5日。
(34)文学社等：《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读书生活》第1期，1935年11月。
(35)徐北辰：《主张西化的又一群》，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下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48页。
(36)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号，1936年10月11日。
(37)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0日。
(38)陈伯达：《思想无罪》，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1982年，第29页。
(39)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第31页。
(40)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第24、73页。
(41)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
(42)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北斗》杂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
(43)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12页。
(44)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45)张闻天：《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红旗周报》第40期，1932年5月14日。
(46)瞿秋白：《王道诗话》，《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6日。
(47)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
(48)静思：《读“惨痛的回忆与反省”》，《南中学生》第1卷第8期，1932年8月。
(49)金丁：《“第三种人”的出路在哪里》，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
(50)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
(51)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8页。
(52)《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73—374页。
(53)《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816页。
(5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50年，“自序”第8页。
(55)陈伯达：《思想无罪》，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第29—30页。
(56)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
(57)《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12、419—420、224页。
(58)《覆巢下之各党各派》，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0日。
(59)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
(60)陶希圣：《低调与高调》，《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61)《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
(62)《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63)巴达：《从目前民族的危机说到今年的五月》，《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3页。
(64)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65)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8页。
(66)《〈社会科学〉创刊辞》，《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01页。
(67)《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81页。
(68)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
(69)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号，1936年10月11日。
(70)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71)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
(72)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6月。
(73)怀朴：《所谓新启蒙运动》，《华北日报》1937年5月25日。
(7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1930年9月8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6页。
(75)《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
(76)《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69页。
(77)吴承仕：《启蒙学会宣言》，《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50页。
(78)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第31页。
(79)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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