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民初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小说有过研究，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晚清戏曲小说目》，康来新（台湾）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袁进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米列娜（加拿大）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等。他们对清末民初文坛的长篇小说有看不少真知灼见，但对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却言之甚少，有的甚至语焉不详，使人不无遗憾。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统计。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即《瀛寰琐记》发表蠡勺居士译英人的小说《昕夕闲谈》至“五四”之前的小说近两万种。其中译作有三千二百种，剩下的创作小说有一万六千余种。在这些创作小说中，当然包括长篇和短篇。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只收千余种成书，而其中大部分是译作，创作不过近四百种〔1〕，虽然民初以后的小说创作会更多，但行世的单行本并不多见，粗略估计，这期间的短篇小说有万余篇。这时期的小说门类则有二百众种。〔2〕
清末民初小说的繁荣与当时大量刊行的文艺报刊是分不开的。这时期的文艺报刊蕴育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小说翻译家和作家。当时的南方文坛（上海、苏州、杭州一带），像李伯元、吴趼人、欧阳钜源、曾朴、梁启超、苏曼殊、周桂笙、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王钝根、王西神、徐枕亚、蒋箸超、刘铁冷、李涵秋、李定夷、陈冷血、黄山民、胡寄尘等与当时的《新办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游戏杂志》、《民权素》。《小说林》、《小说海》、《娱闲录》、《礼拜六》、《小说大观》、《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月报》、（商务）《妇女杂志》、《中华小说界》等著名的文艺期刊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不是杂志的主撰，就是杂志的笔政或特约撰述。他们对当时南方文坛的繁荣做出极大页献。
当时的北方文坛也不甘寂寞，京津地区也涌现出几十种白话报〔3〕，知名的《京话时报》、《爱国白话报》、《白话国强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等白话报培养了损公（蔡友梅）、徐剑胆、丁竹园（国珍）、自了生、冷佛、市隐、湛引铭、耀公、涤尘、钱一蟹等一批京味儿小说家。他们谙熟京都的逸闻掌故、风土人情，写的是地道的京味儿小说，展现了一幅清末民初古都北京的风俗艺术画卷，为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留下可贵的资料。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京味儿小说的版本，这类小说有四种本子：一种近似16开，一种近似32开，一种近似48开，一种近似64开〔4〕；另外《京话日报》社还出版了一种名为“新鲜滋味”的系列小说〔5〕
正是由于这些专业小说作家的出现，才使得当时的南北文坛异常活跃。尽管这些作家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且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不很一致，但是在借鉴模仿西洋小说，改选中土小说这一点上，却有着相近的主张。他们中的有些人执着地追求文学艺术，以至耗尽自己的心力〔6〕。正是由于他们的呕心沥血才创造出了丰硕的艺术成果，才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受益匪浅，才使“五四”新文学达到颠峰；尽管他们逊色于“五四”的作家；尽管他们没有创作出惊世骇俗之作，但他们毕竟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没的。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五四”作家中的不少人是在清末民初小说家们的基础上起步的。鲁迅、周作人曾模仿过梁启超、林琴南、陈冷血的译笔；刘半农、叶圣陶则是《礼拜六》、《小说时报》等杂志的积极撰稿人；至于胡适之、陈独秀也先后在《竞业旬报》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东洋车夫》、《苦学生》，进行过新文学的尝试。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兴起于1906年〔7〕，其时在北方的报刊上已出现白话短篇小说〔8〕；1907年的《小说林》〔9〕、1908年的《月月小说》对短篇小说的征求〔10〕及1909年的《小说时报》和1910年的《小说月报》对版面的设计〔11〕，都说明当时文坛对短篇小说的倡导和需求。而《小说林》的主编徐念慈则更自觉地从文体上把短篇小说和章回小说加以区别〔12〕，这说明短篇小说在当时文坛的位置。
从思想内容上看，这时期的短篇小说能够结合当时的政治思想运动，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事。如无名氏的《痛定痛》借一老汉之口控诉了清军入主中原的罪恶，同时也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满王朝的政治主张；又如高太痴的《梦平倭寇记》则虚构了一儒生在甲午海战后蒙受朝廷的重用，同时也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再如吴趼人的《预备立宪》则通过一个鸦片烟鬼探究预备立宪的“真谛”，从侧面谴责了拥护预备立宪者的不良动机；而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则配合反美禁约运动，揭露了殖民者残害华工的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民初短篇小说成为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时期的短篇小说还具有对现时社会深刻的批判性。如陶安化的《小足捐》塑造一个后补官，为捞取跻登官阶的资本居然破天荒地想出“小足捐”。作品强烈地抨击了朝廷的腐败，嘲弄了地方贪官的可鄙嘴脸；又如觉迷的《不倒翁》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那些政治投机者的丑行；而恽铁樵的《工人小史》则通过技工韩蘖人被凌辱的历史，控诉了外国商人对中国工人剥削的罪行；至于企翁的《欧战声中苦力界》，毅汉的《罢工人》，刘铁冷的《空谷佳人》，瘦鹃的《檐下》，无愁的《渔家苦》等作品，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这时期的短篇小说还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自由婚姻的渴望。这些作品中既有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抨击，也有对旧伦理道德的屈从；既有对自主婚姻的热烈追求，也有对资产阶级性爱“自由”的否定，如韦士的《采桑子》写韩才和采桑女向往自由恋爱却未能遂愿而双双自杀的悲剧。李涵秋的《蝴蝶相思记》则写周栩和蝶奴虽互有爱慕的愿望，却无大胆追求理想婚姻的勇气，终使有情人未成眷属。周瘦鹃的《真假爱情》则写郑亮在个人爱情与革命事业发生矛盾时，毫无动摇献身革命的故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可喜的成绩。
传统的短篇小说多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叙述作品，而这时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则借鉴模仿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如卓呆的《温泉浴》。“余”是故事人物活动的见证人。在日本箱根“旅馆之夜”，“余”听到隔壁两人的对话，其中一个自称留学生的发表了关于“嫖妓”的高论，而第二天在“温泉浴旁”，“余”吃惊地发现，昨夜打听嫖经的竟是国内的“某改良会会长”。这会长在见到沐浴女子时呆若木鸡的丑态，则暴露了他肮脏的灵魂。这篇作品自始至终由叙事人“余”之一闻一见所组成。“余”虽未与故事人物直接发生联系，却在文章结构上起到连缀的作用。而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则更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典型例子。作品前后两部分都是用我亲闻亲见亲受的口气来叙述，中间鸦片鬼（即我中我）的自传，则用其自述亲身经历。这种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能加强作品的真事性，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作者并没有先从主人公韩蘖人的身世入手来叙述他的小史，而是运用插叙的手法追叙他的经历。作品集中描写了韩蘖人两天的活动，其间写韩蘖人在南京走投无路欲往上海时，却笔锋一转，叙写他途中结识李有发的经过，又由李有发引出韩蘖人在上海投河自尽的情节。过去的不幸是眼前贫困的序曲，眼前的贫困又是过去不幸的继续，而过去和眼前的遭遇又预示着将来的危机。虽然作品在情节上有较大的跳耀，但却同样显示了主人公的“历史”。这种叙事结构打破了以往传统短篇小说由始至终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
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注重环境描写，也是这时期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就以注重心理描写见长。作品写主人公郑亮在朋友张伯琴落水呼救时一刹那的心理活动：“这人是吾情敌，夺吾的意中人，吾何必去救他？他死了，也好使那负情侬心里悲痛悲痛，也算出了吾心头的怨气。”郑亮在救人生死的紧要关头所产生的想法和心理活动是符合特定人物性格的。张伯琴毕竟是郑亮的战友，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理智战胜了感情，郑亮“停了会儿，猛可里长叹一声。颤巍巍然立起身来，跳入河中。”作者善于捕捉郑亮头脑中的一闪念，真实地写出郑亮复杂的心理活动，写出大义与私念的矛盾。但这并未损害郑亮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反而使他有血有肉，更为丰满。
如果《真假爱情》是长于刻画心理活动，那么刘铁冷的《空谷佳人》则注重环境描写。作品在人物未出场之前，先描写病妇居室周围的景致，从荒郊茅屋，深秋月夜的描写，可以想到主人公凄凉处境和不幸遭遇。这种注重景物描写的手法，更能表现作品中的人物，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进而震撼人们的心灵。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以往的时代。
清末民初是我国小说史上又一篷勃发展期。这时期的小说发展迅猛，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正如康南海所说：“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这里仅介绍众多门类中之要者。
社会小说在这一时期小说中占的比重较大，有目可查的就有近五百篇。这类小说的范围较广，有提倡新式教育的（《学究教育谈》、《塾师现形记》）；有破除迷信的（《放河灯》、《妖火》、《佛无灵》）；有提倡妇女解放的《女权泪》、《离莺》）；有反对吸食鸦片的（《梦烟小史》）；有写下层社会人们生活艰辛的（《穷愁》、《柳苦儿》、《苦教员》）；有揭露军阀暴戾的（《红菜苔》）；有抨击政治腐败的（《机鉴》、《官话》、《假慈悲》、《我矛我盾》、《一贫一富》、《诸君欲作盗贼呼？》）等等，作品涉及了广泛的社会群体，从军阀、政客、富翁、财主，以至商贩、农民、教员、妓女、女学生、泼皮无赖、盗匪小窃，五行八作面面俱到，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末民初的社会画卷。
侦探小说是外来品。定一在《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的《小说丛话》中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名。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视之。俄国侦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国罕有此种人，此种书，”这话大概是对清末民初时中国侦探小说最早评论。侠人在《新小说》第十三号《小说丛话》也说：“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上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侦探小说采用“开局之突兀”，“倒装叙述”的手法，很能吸引中国读者。虽然中国小说家们未得侦探小说的要领，但一时争相模仿为尚，翻译引进成风。先是译介西洋名家的小说，如：《亚森罗萍探案》、《霍桑探案》等接踵而至，很快一些中国自产的侦探小说，如《东方亚森罗萍》、《侦探界之拿翁》、《女侦探》、《女警察》等相继问世。
当时的一些名小说家也创作不少侦探小说，如王汉章的《金沟盗侠》，包天笑的《女装警察》，天虚我生的《衣带冤魂》，俞天愤的《柳梢头》、《烟影》，程小青的《花石曲》、《司机人》、《石上石》，贡少芹的《化装美人》、《女红薇党》，顾明道《灯光人影》等。这些根据世间案例，警匪软闻师法泰西侦探小说而创作的中国侦探小说，虽然还显得幼稚，但这种尝试毕竟打破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平铺直叙的写法。尽管这种模仿还未得西洋侦探小说艺术的真谛，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开山业绩，因为中国的侦探小说由此而生而长。
中国武侠小说虽然源远流长，但在民国以前并不称武侠小说。宋代《梦梁录》和《醉翁谈录》把这类作品归于“朴刀”、“杆棒”项下，明代有人集《聂隐娘》等篇，名之曰《剑侠集》，及至光绪末年，人们才称之为“侠义小说”等。“武侠”一词见于《新小说》第十五号（1905）《小说丛话》定一论《水浒》：“《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此后小说杂志中多用是词。觉我（徐念慈）在《小说林》第九期《余之小说观》中提到：“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并在所译日本小说《武侠舰队》一文中多次使用“武侠”一词。民国以后有小草的《武侠鸳鸯》（《礼拜六》38期，1915），林琴南的《傅眉史》（《小说大观》第三集，1915）就明确标为“武侠小说”。自此，武侠小说的名称遂被人们广泛使用。
清末民初有大量武侠佳作出现。如：冷血（陈景韩）的《侠客谈》（《刀余生傅》，刊载《新新小说》1－2号，1904）就打破中国传统小说平叙的写法，而以简洁有效的手法，对故事中最精彩的片断加以描写，紧紧抓住读者，难怪此篇被誉为中国近代短篇武侠之祖。早期的短篇武侠小说还有：侠少年的《母大侠》（1905）；同仇的《仇人头》（1906）；轩胄的《侠报》（1907）；伯耀的《侠女奇男》（1907）；亚东破佛《歼鲸记》（1907）等。这时期的短篇武侠小说虽一度兴盛，但随着武侠小说的大量流行，也产生不少弊病。
清末民初的爱国小说目前见到较早的有《杭州白话报》上曼聪女士的《女子爱国美谈》，无名氏的《亡国恨》，《广益丛报》上无名氏的《卖国贼卖国贼》，巢南子的《越裳亡国史》及《汉帜》上旧民的《亡国余痛书》等。
爱国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面较广，其中有历史英雄，如明朝中后期的抗倭将士盛宗培、邱将军；有抗清的陆世钥；有鸦片战争中的左宝贵、陈化成；有中法战争中的凌成庙、滕玉亭；有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等；还有普通人物中的乞丐、商人、厨役、妓女、华工、学生等。其中瘦鹃的《为国牺牲》歌颂了中华民国对日宣战中的英雄；剑秋的《五月九日六句钟》以记梦形式抨击袁世凯外交上的失败；朱鸳雏的《爱国之妻》、微尘的《祖国之女》、李涵秋的《爱国丐》等，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爱国精神。
这类小说从思想内容上看，有的表现了爱国与爱家的矛盾。如《为国牺牲》中的顾明森大尉，在中华民国对日宣战后，毅然背妻离室、奔赴战场，最后以身堵炮眼，壮烈牺牲；还有表现爱国与爱情的矛盾的，如海沤《爱国鸳鸯记》中的朝鲜国男女英雄李琼枝、郭敬一能舍弃儿女之情，为国为民族杀敌立功，舍身捐躯。《女露兵》、《南山情碣》、《莫教儿女误英雄》中的主人公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的感情服从民族国家利益。这时期的爱国小说，总体上看，表现出积极的进步倾向，成绩是主要的，但瑕不掩瑜，其中也有忠君忠孝之作。
中国文人编辑笑话的历史已有千年，但清末民初的“笑话小说”与古人的“丛残小语”式的小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笑话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大概首次是由吴趼人在其《新笑林广记》（《新小说》1902年创刊号）序言中提出的：“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吾国笑话小说，亦颇不鲜，然类皆陈陈相因，无基新意识，新趣味。内中尤以《笑林广记》为妇孺皆知之本，惜其内容鄙俚不文，皆下流社会之恶谑，非独无益于阅者，且适足为导淫之渐。思有以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自此“笑话小说”以一枝独秀，立于清末民初小说之林。
笑话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宣传民主政治或科学的寓言式笑话小说。这类小说或直录民间异闻，或借用前人的笑话略加修饰，改头换面而已。如尘镜的《隐身草》写一愚夫以草隐身，而妄想“举世之所有，尽为吾有”，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妄想愚昧者的愚腐。至于左丹的《笨贼》显然是借用古代的寓言《齐人攘鸡》，而竭尽演染之能事，使小说情节曲折，富有故事性。另一类是针砭时政、抨击腐败的政治笑话小说。如冥飞的《天魔会》，将晚清政府直指为奴隶国。尽管有“笑天犬”一类走狗的侵噬，也摆脱不掉奴隶国的现状，表现出作者对改良运动的悲哀。而老张的《家天下》也是讽喻维新党的。第三类是游戏消闲的言情笑话小说。余生的《聂尔生别传》是很有代表性的。隐居山林的聂尔生偶遇“蛾眉修目”的美姑，朝思暮想，但未遂愿，终以“心胆俱碎”而亡。故事写得曲折动人，感情缠绵，暗示一代知识分于在辛亥后的颓废心绪。笑话小说不同程度地带有传统笑话的痕迹。但有些作品在表现手法、叙事角度上借鉴了西洋小说的技巧，使其从“残丛小语”中脱颖而出，形成中国小说苑中的一个新品种。
家庭小说是清末民初小说的又一门类。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从瘦鹃的《酒徒之妻》所描写的颇具浪漫情调的城市家庭，到幻景女士的《农妇》所展现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家；既描绘了贤妻的感人形像（尉云的《征妇》），也刻画了悍妇的丑恶嘴脸（振之的《捍媳妇破家录》）；既有对孝子贤孙的颂扬（璧魂女士的《孝子慈孙》），也有对不孝子孙的鞭笞（习三的《家贼》）；既刻画了恶姑婆的凶残（愚若的《姑婆》），也指斥了无道继母的暴虐（一梦的《芦衣痛》、瘦梅的《可怜》、枕绿的《呜呼后母》、江红蕉的《前妻之子》）。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作家对生活中真善美的渴塑与追求，对假丑恶的抨击与鞭笞。当然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也有平庸之作。如天民的《胜方女子》、倚虹的《梅雪挣春记》等遵循的仍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这自然是不可取的。
中国小说史上的警世小说在明人冯梦龙的“三言”中已标明“警世”二字。此后的警世之作屡见不鲜，清末民初的警世小说又起热潮。这一时期的警世小说分为三类：
一类是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如萧然郁生《彼何人斯》写一个乞丐为了抵抗外来的经济侵略，保卫浙路路权，将自己仅有一元钱献出来，尽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牖云的《五分钟》通过主人公花佛生梦中与恋人的交谈，表现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宣扬抵制日货的爱国思想。
另一类是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如疾儿的《辍耕闲话》写当时社会动乱，“拉肥猪”（绑票）横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危害。剑秋的《哟哟……原来是老子》写李五投身革命，强征暴敛，大发横财，在归家路上被贼掠劫，并被扔到江里。李五大难不死，回到家中，才知贼人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世间人情险恶，乃是社会腐败所致。还有韦士的《官鉴》、酒丐的《梦中梦》、尘梦的《牢狱之风味》、帐庵的《毒龙小史》、剑山的《黑鱼精》、矢辛的《悖入悖出》等从不同侧面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人情的险恶，劝善惩恶，以警世人。
第三类写男女间的情爱。如詹公的《自由误》写木易公与蜀川夫人的婚外恋。作者虽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瘦鹃的《狎邪鉴》则主戒淫邪，花奴的《钓上鱼儿》，剑秋的《女总会》写男女拆白党拐骗少女少男事；秋梦的《车夫语》、恨人的《意外缘》写勾栏中妓女及京城的暗娼骗人事。这时期的警世小说多表现出积极的思想意义和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一时期的短篇言情小说比以往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思想方面都有明显的拓展和突破。仅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这类言情小说又细分为：写情、怨情、哀情、惨情、悲情、苦情、忏情、痴情、幻情、奇情、烈情、艳情、侠情、丑情、滥情、孽情、趣情、喜情等。不少文学史家把这一时期的言情小说笼统称之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给予全盘否定。这类小说思想内容固然复杂，且有鱼龙混杂之势，但不是一无是处，尤其是短篇的言情小说，更不可痛加贬斥。清末民初是个新旧思想急剧变革的时期，西方两性自由恋爱观念的输入，大大冲击着传统封建的婚姻观念。不少青年男女鼓起勇气，冲破旧的樊笼，追求自由的婚姻生活。应运而生的言情小说占领着当时的文化市场，有着广泛的读者。这类言情小说中不乏佳作。
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束缚着不少青年男女，使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不少作品就是反对这种旧的观念。如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描写极有天赋的画家辛惕偶遇美女，一见钟情，但彼此并未公开表示。后来辛惕得知美女的婚姻并不美满时，常为之痛心，美女要随夫远去时，才向辛惕倾诉衷肠，可辛惕也无力回天，两人终于带着遗憾分手。两情人虽未成眷属，但作品却表现出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婚姻的渴望和追求。韦士的《月下女》则写一位书生与狐仙的人鬼之恋。作品表现出对于自由婚姻渴望的破灭，只有寄情于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还有一部分作品在写法上明显地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如瘦鹃的《画里真真》描写一位富家青年因迷恋美术馆里的一幅美女画像，终于相思成疾报恨而亡的故事。而尘因的《青娥结劫》则叙述少女青娥和伙计馥生曲折的爱情故事。这两篇都不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而是摄取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情节虽有跳跃，但是始终不离爱情的主线，能够紧紧地抓住读者。这些小说已具有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是可取的。
科学小说清末民初小说的又一新题材。侠人在《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小说丛话》中说：“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于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若以中国大小说家之笔叙科学，吾知其佳必远过于西洋。且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文，《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特惜《镜花缘》、《荡寇志》去实用太远，而《西游记》又太蒙头盖面而已。然谓我先民之无此思想，固重诬也。”“科学小说”即科幻小说，清末民初都用科学小说的名称。侠人的这段话是对我国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最早评价。
我国清末最早的科幻小说是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其文与天笑生（即包天笑）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合刊一书。《新法螺先生谭》全文一万三千字。题“昭文东海觉我戏撰”。东海觉我即徐念慈的别号。“法螺”是古代做佛事用的乐器，此即“荒诞不经”之意。《新法螺先生谭》生动地描述了法螺先生漫游月球、火星、金星的奇遇。在这篇万余字的文章里，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科学新术语。如：“离心力”、“造人术”、“微妙”、“北极”、“循环系统”、“卫星”、“坠物渐加速之公例”等。该书已在首页标明“科学小说”的名称。我国清末最早的科幻小说即源于此。徐念慈，原名
×，字念慈，又改字彦士，别号觉我，亦署东海觉我。江苏昭文县（今江苏常熟）赵市人。1875年（光绪元年）生。自幼博览群书，尤爱算术。曾在多所学校任教，后应曾朴之聘，任小说林社编辑主任。在《小说林》创刊号（1907年1月）发表《小说林缘起》一文，提倡科学小说：“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地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由于他的提倡，《小说林》自创刊号起，便开始连载英国佳汉著，陈鸿璧女士译的中篇科学小说《电冠》，此后还刊有不少科学小说。徐念慈此前于1904年翻译日本押川春浪的科学小说《新舞台》，于1905年翻译了美国西蒙纽加武的科学小说《黑行星》。徐念慈为我国科幻小说之父当之无愧。清末正是由于这位东海觉我刮起一阵“科学小说之风”，才使得科幻小说在清末民初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后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空中战争未来记》；徐卓呆的《秘密室》；毅汉的《发明家》；半废的《亚养化淡》；天卧生的《鸟类之化装》；谢直君的《科学的隐形术》；梅梦的《水底潜行艇》、《月世界》等相继问世。梁启超、周桂笙、鲁迅、沈雁冰等也翻译不少外国的科幻小说。正是由于这些开拓者的辛勤耕耘，才使我国清末民初的文苑又增添一朵奇葩。
清末民初的伦理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纷纷提出了自已的伦理观点。从道光时的俞正燮至咸同间的王韬，及至光绪时的康南海、严几道等都反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而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又由于梁启超等人的提倡，使得小说的功能空前提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因此伦理小说应运而生。
这类伦理小说按内容可分为：教孝、节烈、廉耻类；悌类；义类等。教孝类反映了孝敬父母，为父母报仇雪耻的故事。如天笑生的《病院》写少年陈安吉不仅对住院的父亲尽顺尽孝，而且对同院的病人也行孝道；小草的《孝女复仇记》、士伟的《林桂复仇记》则反映官逼民反的复仇事件。节烈类写男女间的忠贞爱情。瘦鹃的《行再相见》叙述华桂芳与英国驻华官员少年玛希儿·菲利门一见钟情。后桂芳得知自己的恋人就是杀父的仇人时，痛苦万分，不得已而毒死恋人。间山的《女苏武》则写拳师之女汪佩莺随父罪徙十八年，后夫殁归家伺姑婆，恪守妇道，表现“贫贱不移”的美德。悌义类则反应了兄弟间的互敬互爱及朋友主仆的友谊与忠诚，提倡重义不重利。仪邪的《迷津筏》，外史氏的《义媪》，景缄的《义丐记》，魏易的《医遇》等均属这类作品。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在当时文坛虽不占很大比重，但却是其时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人们伦理思想变化的轨迹，为了解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清末民初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大胆探索、借鉴，到尝试的阶段。这些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短篇小说为我们留下丰富的宝藏，尽管有鱼龙混珠之嫌，但仍不可低估其时的文学实绩。同时应该承认，这种探索与尝试还处在初级阶段，作品良莠不齐，到“五四”之前，小说创作又呈现衰落之势。
绮缘（吴惜）在《小说新报》第五年第五朋上刊有《吾之小说衰落观》一文指出：“试观民国改元以来，小说翼飞胫走，几有纸贵洛阳之势，殆可见矣。虽所撰未必皆堪入目，而社会则已有崇拜与爱悦之念。因行销之日广，知阅者之日增，而势力之日张矣，然而盛衰循环，无往不然。一二年来，小说界又觉江河日下，衰落之速，出人意表，方其盛也，杂志不下百数十种，而今所存者，仅其一二而已。单本之作，昔亦层见叠出，充斥坊肆，而今则匿迹消声，奄奄欲绝矣。即阅时既久，出其一二，亦鲜风行者。撰文者因而减兴，营业者因而寒心。《传》曰：‘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殆是之谓呼？’有心人于此，敢不急求挽救之方。夫天下无论何事，有因始有果，小说之所以失败者，亦自有原因在，敢就管窥所及，与同人一商榷之。”绮缘接着指出小说衰落的五个原因：一、人才消乏；二、代价菲薄；三、识力欠缺；四、劣本充斥：五、鼓吹过甚。这五方面是“五四”前小说衰落的主要原因。而作者疾呼：“然当引以为戒。呜乎！小说界至今日，已成弩末之势，千钧一发，岌岌可危，吾之哓哓述其原因者，亦将使个中人加悔，以行正本清源之计，而冀其中兴续绝也。”
吴惜于1919年便察觉清末民初的小说已从颠峰跌落，希望文艺界同人续图中兴，力挽狂澜，但由于当时的小说家们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又赶不上急剧发展的新形势，他们的思想观念又滞后于五四时期的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无力回天。中兴中国小说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五四新文学巨匠的身上。结果是五四新文学中的健将们以他们卓越的文学实绩，掀开了中国小说的新篇章。
注释：
〔1〕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一千二百种小说，其中译作七百余种。创作近四百种。且收录的下限止于1911年，民初的创作小说肯定盛于晚清，虽然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
〔2〕这时期的小说有：政治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纪实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警世小说、笑话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科学小说、家庭小说、法律小说、广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迷信小说、虚无党小说、拆白党小说等二百多种门类。
〔3〕见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493页）。
〔4〕这类小说均用当时旧报纸印刷，且折页装订。折页里面有文字，可以窥见该书的出版情况。如（奇情小说）《意外缘》的内折页有“白话国强报”字样，可以说明此小说为“国强报馆”刊行；同页上端有“本馆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海北寺街西头路北”等字，可以得知国强报的馆址；同页左侧（从上至下）有“旧历年次戊午年六月十二日”，左边（从上至下）有“中华民国七年七月十九日”等字，可以证明此书的出版时间。因笔者收录一些这类剪报纸的小说，而得知这类小说版本的一些情况。出版这类小说的报馆还有爱国白话报馆、爱国报馆、北京正宗爱国报馆、京话日报馆、竹园白话报馆等。
〔5〕笔者见到的这种题“新鲜滋味”字样的系列小说多种，有《一壶醋》、《赵三黑》、《贞魂义魄》、《花甲姻缘》、《苦鸳鸯》、《文字狱》、《王来保》等。
〔6〕徐念慈任《小说林》编辑主任。经他翻译、创作、评批、校阅、润辞的小说达二十余种。在介绍西洋文化，尤其是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方面应居首功，又提倡科学小说，为我国近代科幻小说的先驱。由于他多年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的编译、出版活动，以至积劳成疾，于1908年6月30日病逝，年仅34岁。
〔7〕晚清四大期刊之一的《月月小说》于1906年9月创刊。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讲：“《月月小说》的主要功绩，却应该说是对短篇小说的提倡。刊载短篇之多，开前此未有之局。统计两卷所载，吴趼人即有《人镜学社鬼哭传》等十三种，《黑籍冤魂》也是其中之一。天僇生有《学究教育谈》和《孤臣碧血记》。陈冷血有《乞食女儿》、《破产》。萧然郁生有《彼何人斯》，共约二十余种。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发轫，一种新的尝试。”
〔8〕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上已有“短篇小说”的栏目，刊有《逛永定门》、《还愿》等短篇小说。
〔9〕1907年的《小说林》创刊号刊“募集小说”启事，提出“篇幅不论长短。”
〔10〕1908年的《月月小说》第14号刊有“特别征文”启事，称“本社现欲征求短篇小说，每篇约二三千字。”
〔11〕《小说时报》、《小说月报》杂志已将短篇小说放在长篇小说的前面。说明当时对短篇小说的需求和重视。
〔12〕徐念总《余之小说观》说“（对学生社会）今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对实业社会）“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专出商人观览之小说。……其体裁，用章回；其文字，用通俗白话。先后以四五万字为率，加入回首之绣像。”徐念慈在文体上把短篇小说与章回小说加以区别，是极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