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区别与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区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时间上是一种递进关系，是紧密连结的两种社会形态。乍看起来，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国体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所有制上好像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种形式上的近似，可能是造成一些同志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不只是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评价的问题了，而且就可能有人会问在中国是否有必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在经历了无数次挫折与失败之后，所选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创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向哪里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般论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落后状况，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时期内似乎不可能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早就明确的。这种构想，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中，在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及建国初期的一系列会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有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由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既不可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可能是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其过渡性。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从某种意义讲，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做准备的过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这种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的确，中国共产党人自“二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和全面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充分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与联系及其递进转化的步骤，从而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毕其功于一役”的民粹主义主张划清了界限，为中国在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后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做了科学理论准备；自1927年开辟第一块苏区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到以后开辟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各解放区，那里实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或解放区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包括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其中就有国有经济）等各方面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的各类人才，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做了干部准备；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有35%的地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有的地方并且出现了带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变工队、互助组、供销合作社和初级的农业社。同时还有了一批国营企业，如军工企业和地方国营经济。这些是日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进军，旧的上层建筑土崩瓦解，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日益萎缩，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欺压人民的旧制度、旧风俗逐渐被彻底打碎，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并逐步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推向全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为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准备着条件。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清理帝国主义在华资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国有经济在工交行业中居于主体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其二，医治了战争创伤，使长期在帝、官、封统治下受到严重摧残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不仅较1949年增长近一倍半，而且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22.3%。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加了48.8%，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18.5%。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7%增长至26.7%。（《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09页）其三，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国营工业资产总值由1949年的68.9亿元增加至108.4亿元。 国营商业销售额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其中在商品批发总额中的比重由23.2%增为60.5%；（柳随年、吴群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3页）二是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几亿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三是在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经过调整工商业与民主改革，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经营管理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具体表现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反之，则受到限制而趋于衰退或被淘汰。原来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初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管理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的、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再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发挥的强大推动力和基本的政治保证作用，以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憧憬等因素的促进作用，到1953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
我们强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不稳定性或过渡性，不只主要地表现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一个方向上，它也存在着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当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完成，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首先是在东北等老解放区，有的农民添加车马，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等原因，而借粮借款，或出租出卖土地等生产资料，从而重新陷入贫困。在城市，私营工商业在1951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私营工业全年盈利比1950年增加了90.8%。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追求暴利等特征暴露无遗，在私营企业中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和行贿等违法行为急剧增加。据上海、天津等八个城市的统计，后来参加“五反”运动的426686户私营工商户中，有上述违法行为的是322757户， 占75.64 %。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 84—85页）这些现象也是促成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适时提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背景。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爆发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英国和美国，而是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获得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而必然得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1953年6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
二
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时序上是递进衔接的两种社会形态。前面讲到在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已经为建立社会主义孕育了条件；同样，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民主政治建设滞后和人们觉悟程度不一等等，也被带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只是为我们更好更快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问题的最终解决则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在实践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时，所凭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和苏联的历史经验。这些学说和经验虽然向我们展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广阔天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在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中国如何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有偏差和失误，走了一些弯路。当时，我们所能参照的就是苏联那种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非常明确强调：“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后来长期在管理体制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弊端，有的正是在三大改造时初露端倪的。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片面追求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和高级形式。这表现在：一是不重视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不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层次的区别，在改造的要求和做法上，对一些边远落后地区，对一些不适于合作生产的部门，搞“一刀切”，以致影响了那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发展。二是改造面过宽，有大量的个体工商户，也进行了公私合营。据统计，1954年私营商业共有242.2万户，其中有96.4 %的户数是小商小贩，只宜实行合作化或继续实行个体经营。但结果在改造高潮中，保留个体经营的仅占17.8%，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占59.6%，其余的则被转入国营经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与此相关，有大量的小业主、 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被笼统当作“私方人员”，基本和资本家同等对待，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和错误打击。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等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区别的结果，全国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的86万人中，改正为劳动者的有70万人，占80%多（《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 三是有的工厂只注意生产大路货，不注意或者减少了原有的花色品种，一些名牌货和名牌厂的信誉及产品质量下降。特别是由于在小厂、作坊并大厂的过程中，小商小贩和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性和主观命令，结果维修点被联合成了制造厂，小杂货铺合成了百货公司。这不仅给城乡人民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而且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应有的巨大推动作用和优越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三大改造完成伊始，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而欢欣自豪的同时，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其中的不足和问题。毛泽东率先提出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并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陈云则提出了以国家和集体经营的工商业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以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在此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提出可以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上旬三次接见各地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时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谁也没有料到这样快，下一步的国有化就不要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都不利。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针对三大改造后出现的地下工厂等问题，他明确表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他们的这些设想， 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探讨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什么样的市场结构的问题，实际上开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在为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不懈努力，例如1958年11月至1959年7 月毛泽东在部分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时的探索，再如三年调整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又如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积累和创造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但是由于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教条化理解，由于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思想的干扰，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由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加上那个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影响，那些有益的探索一再被中断。那个时期，中国人民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始终未能有根本性的突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重大规律，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基本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认定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要持续很长时间；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根据这一思想，他和中央对三大改造以来片面追求大而纯的公有制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事实证明那是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从而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有两重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一面，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部分，只要对它加以正确的领导、管理，它可以活跃经济，增加税收，扩大就业，方便生活。因此在所有制上，确定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十五大又进一步确定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1998年7月17 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十分中肯的论述。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必须是公有制，这要坚定不移。同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也要坚定不移。如果不把这两个坚定不移统一起来，只讲一面，就会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就建不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应，在分配体制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制度，一改过去那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一大二公”的分配制度。以后又发展到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实际即允许有非劳动收入。这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三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从“左”的方面怀疑这条基本路线，无疑是错误的。同样，混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中国已经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是错误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是“初级阶段”，但毕竟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点。
在经济基础上，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现在仍要长期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因此，后来还有没有必要搞三大改造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它彻底改变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的主人，并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即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以及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说是它的主体地位）确立与否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否建立。新中国诞生时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4.2%，到开始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2年已经进一步增加到52.8%。这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工业经济中，不仅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已经居于主体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1952年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只占43.1%，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仅占26.7%。这样一种基本是私有的小农经济占大部分、现代工业比重极小的经济结构，即使在工业和手工业中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大的比重，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由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195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元，农业是604亿元，工业首次超过了农业），才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的绝对主体地位，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没有变，只是把家庭经营方式引进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的有机结合。邓小平认为，农业要有两个飞跃。一是要长期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同样，党的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江泽民还非常明确具体地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说明，我们实行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并没有也不能允许改变公有制在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定与否，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
在上层建筑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将新中国定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从那时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一直沿用至今。这可能也是造成一些同志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简单等同起来的原因。实际上，虽然这种表述五十年一以贯之，虽然党的领导一以贯之，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却已有了实质性的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工人阶级成为彻底摆脱了雇佣剥削的阶级，农民由个体劳动者变成了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结成了更加牢固的联盟；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化，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因为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资本家个人成了或正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成为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新的阶级基础。这说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上层建筑的阶级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如此，在政权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过渡时期开始的第二年，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开始正式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曾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继续存在，并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那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当时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解释这部宪法草案时，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并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利益关系，事实上，也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但是，还没有改变上述构成我国政权阶级基础的基本格局。这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上层建筑方面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根本性作用，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2年到1978年间，尽管社会主义的中国受到了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敌视、封锁和干扰，尽管我们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差错，特别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左”的错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急躁情绪，造成了一些管理体制上的弊病和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不同程度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克服缺点和困难的过程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据国家统计局1989年编写的《奋进的四十年》统计，这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4%。 这在世界上也是个很了不起的发展速度。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全面总结和借鉴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及教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定并贯彻了一整套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方针政策和体制，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经济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99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 亿元达到79553亿元。1997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七位， 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如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水果和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经居世界第一位。（见1999年8月23 日《人民日报》）从而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回顾这一切，使人倍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大大增强了坚持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斗争中所得出的历史结论。
（这是李力安同志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召开的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摘要，原题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认识的认识》，在本刊发表前作者重新做了结构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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