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的焦虑与期待——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焦虑论文,研讨会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文学历经了从古典到现代史诗般的嬗变过程，折射出璀璨夺目的人类文化精神之光。它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需要历史的观照，更需要历史的创造，因而，新世纪伊始，有理由把文学史的写作当做重要的学术话题来探讨，鉴于此，《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海南师范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讨会。会议于2000年3月21日至25 日在海南召开，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会议气氛自由热烈，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在这种自由探讨、相互切磋的学术氛围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这必将对新世纪的文学史编撰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为20世纪文学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有50多年了，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之后，文学史写作出现了繁盛的局面。然而，与会代表大都认为，文学史著作数量可观，质量却不容乐观，其中真正具有学术性、个性化的著作并不多见。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文学史写作的成绩及其存在的缺憾和问题。
李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从探讨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入手，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写作的两种基本价值倾向，一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政治气候下，把“实践”置换成“史实”，深信文学史应该建立在严谨的第一手材料的考证之上，史家的工作就是“呈现实际所发生的”，越来越以叙述的取向代替理论的取向；一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大社会环境中，深信文学的独立性，排斥意识形态话语，追求文学艺术的独特品格，而使作家作品的排列秩序和等第发生转变的同时，越来越以一种纯文学的理论取向代替意识形态的理论取向。这两种价值取向在90年代都受到接受了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新一代研究者的质疑。新历史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话语写作范畴，认为历史的叙述同样离不开虚构和想象，历史事件本身并不能组合成一个历史境遇和情节结构，它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操作。李今指出，在传统历史观和新历史观这两种都不完满的价值意义体系的建构和认识中，我们的文学史写作陷入了两难困境，即文学史的写作到底是成功地复制历史实体，还是对历史的虚构和想象。她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文学史作者必须重新去理解和调整对于历史的认识，从而界定历史的概念和写作原则。
董健（南京大学教授）强调现代文学史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对“现代性”认识不够，他认为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应立足于“现代性”和“文学性”。然而，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被政治话语异化、丧失现代性和文学性。80年代后，文学史视角虽回到文学本身，但当描述文学自身发展演变规律时，其价值判断中却缺乏现代意识的烛照，模糊了历史前进的轨迹，尤其是遗忘了人在精神领域里的进步，而90年代冒出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更是质疑“现代性”，建立反现代性的“统一战线”。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不够重视这一问题，董健指出，新世纪重新探讨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必须着眼于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征，理清文学现代化发展的线索，这才是真正科学的学术研究态度。
谭桂林（湖南师大教授）提出要解构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原则。他从农民写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关系切入分析，认为农民写作中心是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导向下，将农民形象定型化，将农民道德虚拟化，将农民言说方式视为文学性的言说方式，成了20世纪文学史叙事的基本话语模式。20世纪文学史多如牛毛，却难成一家之言，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农民写作中心的基本原则束缚了文学史叙述者的思想与眼光，只有解构了这一中心原则，解构了由这一中心原则所形成的各种叙事话语与思维方式，21世纪的文学史编撰才有可能真正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构成一种多元开放的格局。
在对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许多与会代表都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整个文学史研究，能够以理性的批判眼光重估文学史编撰工作的成效与不足。凌宇（湖南师大教授）认为从文学外部寻找文学内驱力，一直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者长期滞留于对现代文学整体把握向社会学范围拓展，寻找文化枢纽，从而达到民族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揭示“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虽然这种研究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难覆盖全部文学史，牵强附会之处甚多。文学往往被异化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附庸，研究者缺少从内部研究必需的准备。龙泉明（武汉大学教授）指出，近些年尽管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不满意于文学史现状，积极探索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子，因而出现了很多现代文学史著作，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学史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大多还是不脱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模式。他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并以十分宽容的态度提倡文学史写作中的多元模式。他认为，文学史写作无外乎是通过某种文学历史对象，翻写出多种文学史样态，这种翻写，实际上是在为人类创造思想、学理、知识，它对民族灵魂的铸造、民族智慧的增长、民族审美经验的积累大有益处。因此，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不能千篇一律，不能出自一个模式，而应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李继凯（陕西师大教授）也对文学史编撰现状进行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丰收成灾”的情形，许多文学史是出于现实功利需要，随机组合而成，导致文学史的“克隆”与“过剩”，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的。许志英（南京大学教授）也指出，在现代文学编写中，作家作品罗列愈来愈多，有泛滥成灾之势，他希望在文学史写作中，要为作家作品入史确立一个大致的标准。逄增玉（东北师大教授）指出了文学史写作中存在“自贬”和“他贬”心态，“自贬”即文学史研究者对现代文学价值信心不足，“他贬”则是来自学科外的对现代文学的否定与批判。他认为文学史研究要取得突破，必须首先排除这两种不良倾向。张富贵（吉林大学教授）意识到现代文学史写作只有走出党史体系和教科书模式，才能达到学术化和个性化的追求。毕光明（海南师院教授）指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两个不平衡：研究性写作与文学史写作不平衡，文学史写作中，专史与综史又不平衡。他希望现代文学史能达到研究的深化和写作的简化。董炳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认为目前大量撰写的“文学史”是“桥”，又是“墙”，它反文本，对文学事实本身产生某种程度的隔离；它反读者，写作者往往将个人性体验作为文学普遍经验传递给读者。朱寿桐（南京大学教授）认为目前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只出于对某种文体样式的史的建构，或着眼于某些枝节性问题的调整，有时甚至是为了完成一部教材的任务，这远没有达到非得通过文学史的写作才能完成所要表达的学术观念的地步，即没有达到充分的学术冲动。
二、现代文学史观念的探索
文学史的编撰工作要取得新的成果，出现大的进展，必然要求文学史观念上的更新和突破，文学史的建构离不开文学史观念的支撑，因而，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层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杨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站在突出中国20世纪文学经验的立场上，主张以文化意识和世界意识建构现代文学史，他以史家的气魄和洞察力指出，20世纪文学的中国经验是独特罕见的，它有着东西文化碰撞的大阵痛，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出版等因素的强大影响，它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经历了史诗般的历史，生成了深厚而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为人类文化提供了一笔不朽的财富。因而，在新的世纪里，当我们来重新审视上一个世纪的文学时，必须要有强烈的文化关怀意识，对民族文化进行理性反思，以文化意识来观照整个20世纪文学，从人类文化的高度去建构中国20世纪文学史。他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因而，文学史撰写要深入民族文化精神，血脉，从民族文化的深度去开掘。整个现代文学史与政治渊源深厚、离不开远大宏观的政治意识，但是，经典作家作品都是通过文化中介来间接表达政治经验。他强调文学史家必须具备一定文化感受和理解能力，具备精神创造品格。在为丰富卓绝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自豪的同时，杨义又以一个当代学者深邃而冷峻的眼光看到了民族文化的某种危机。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为文学与人带来了挑战与机遇，虽然各民族可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但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秩序，西方以人权民主为幌子，企图消解文化形态多样性，通过市场倾销、高科技等手段来脱色处理异族文化。面对这种趋势，杨义认为文学史离不开世界意识的观照，当弱势民族文化在强势民族文化的冲击下，如何摆脱20世纪“西上中下”的思维定势，达成中西对等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已使得20世纪文学史的写作超越了写史本身，具有世界意义。这要求文学史家应有管住历史的使命感，应有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气度，应有宏深的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杨义以高屋建瓴的姿态把对文学史观念的探讨推向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与杨义相呼应，张富贵指出，要从人类文化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去把握20世纪文学史。他认为，文学史的编撰长期受一元化的文学史观制约，新世纪讨论文学史的编撰，最应改变的就是那种僵化呆滞的文学史观念，突破党史教科书单纯政治意识形态，确立人类文化学观和历史哲学观。他旨在说明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和人类生理的同一观，而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建立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重新以历史哲学观和人类文化观来观照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必将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马俊山（辽宁师大教授）也强调要以历史哲学的观念来指导文学史的写作，他认为无论是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编年体的文学史，还是切片式的百年文学书系的文学史，其根本缺陷在于缺乏历史哲学的支撑。
文学史观念的建构需要历史的哲学的形上意识的烛照，同时也离不开写作者的主体生命意识的渗透，即文学史需要一个“史魂”的统摄，文学史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朱德发（山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提出了“文学史写作之魂”的概念。他指出“魂”就是“史实”，“史实”鲜活与否、圆融与否、深刻与否、新颖与否，则决定着一部现代文学史的生命和品级，而文学史家面对的史实不是一堆物质性的凝炼物，而是主客体结合的结晶，是一种灵魂的存在形式，能激活的生命体，其中凝聚着历史主客体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双重内涵。这就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实质上是史实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对话，是当代学者的学术灵魂与历史上的审美灵魂的沟通。因此，史家主体对于对象世界一方面要“入乎其内”，同时，更要“出乎其外”，力求在灵魂的多重矛盾中整合出审美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也就是新颖独到的潜在深刻的“史识”，以作为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史魂”。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也从人的内心、人的灵魂的角度，去思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提出应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他认为文学史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而目前的文学史写作总是难以超越单纯的道德层面，缺少宗教情怀和心灵超越，缺少自由和想象。
一些学者提出文学史要有一个“史魂”，一种超越意识时，王富仁（北师大教授）则指出现代文学史仅是一个描述系统，文学史观念从古到今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古代是钦定修史，史家掌管着国人精神上的生杀大权，“史”是一个评判好坏、曲直、是非的价值评价系统。而现代文学史观念中，“史”只是一个描述系统，只是一种记忆、描述、阐释方式，因而文学史家应有很大的自由性，他们有自由描述的话语权力，不应把文学史看得太重，应允许描述的自由与多样，任何一代人都有权力表达自己对文学史的感受，而每一代人的情绪、情感都不一样，每一代人都在描述自己的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文学史探讨的不是纯客观的现代文学作品，而是在探讨我们自己的灵魂、生活感受、社会意识的发展，即“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然而，罗成琰（湖南师大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发言指出，虽然克罗齐关于“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文学史观念对80年代中期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潜在影响力，然而，过分强调“当代性”势必损害其科学性与客观性。他认为文学史应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不能常以当代的需要去为历史加注脚或肢解历史，或以当代的阐释取代客观的描述，研究者可以用当代视角去观察历史，却不应常提“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文学史不应成为当代标准的载体，而应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和稳定性。罗成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与思考。
王译龙（荆州师院教授）谈到了影响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几种关系。如学院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与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关系；现代的文学史、现代性的文学与现代化的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这些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也有助于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建构。
三、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关于文学史的建构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学者们从多种层面和角度对文学史撰写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在追求学术化、个性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了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
龙泉明从文学史的述史立场和述史模式两方面梳理了文学史的类型与形态。从述史立场看，文学史有“本真性”的以还原历史为特征的“他律性”文学史；有“工具性”的以非文学形式介入文学的片面性的“一律性”文学史；有“个人性”的依个人审美经验写作的带有突破性的“自律性”文学史。从述史模式看，有“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有“视角性”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文学史；有“科学性”的即注重文学史的源流与规律探讨的文学史。他还提倡，文学史家要尽量地张扬其个性、观念和创意，这样才能有多元的文学史格局出现，而多元的文学史格局每元都应是独特的，有个性的。
个性化的写作几乎是与会代表的一致倡导，张富贵在强调文学史观念转变的同时，期待文学史的写作走出教科书模式，追求多元化与个性化，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过程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评价历史的权利，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文学史应该由教科书式的集体操作转化为个人操作。王中忱（清华大学教授）对此观点也大为赞同，他还提出了有关文学史生产的问题。蓝棣之（清华大学教授）也迫切希望文学史的写作要由集体分章合作变为风格统一的个人写作，他从自己讲授课程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文学史写作应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注重对文本本身的解读。王攸欣（湖南师大教授）在指出教材型文学史的不足时，从现代阐释学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几点想法。首先，改写文学史教材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指导思想，要提倡复调式写作，对作品意义提出多种解读，吸纳众多新成果，而不是为作家作品给出标准答案，从而培养学生纯正的文学趣味。其次，文学史应该成为真正具有重要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史，要求文学史写作力避套用陈腐概念和搬弄新名词，而对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尽力发掘作品价值。他还提出文学史可对作家作整体研究，而不再把作家进行时段和体裁上的纵横分割。袁国兴（吉林大学教授）从作家与作品相关性、思潮流派相关性、文类相关性等角度阐述了文学史的相关性原则，指出文学史写作应排除正中意识，即不能只写经典作家作品，对于一些小作家的有价值的作品，甚至一些不成功的经验教训，都可涉及。
个性化的文学史写作，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孔范今（山东大学教授）指出，史家主体必备两种能力：一是敢于战斗的勇气，承继五四传统；二是敢于正视文学发展中的负面效应，如功利主义、审美绝对化、片面性等问题，具备创造品格和革新意识。朱寿桐针对大量的文学史专著给人以面目陈旧、表达雷同、框架粗糙的不良现状，极力呼唤史家主体充分的学术冲动，他认为如果写作主体没有充分的学术冲动，就不能产生真正个人性的突破性的文学史。而充分的学术冲动并不复杂，乃是对整个现代文学史作结构性调整的野心与信心，是对构成现代文学史一脉或数脉传统的追寻的执著与热情，是对现代文学发展规律发现与揭示的欣喜与快慰，没有这些因素，文学史的写作就失去了学术上的依据；不基于这些方面，文学史著作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突破，而冲动越明显、越强烈，文学史操作的理由就越充分，文学史著的个性就越鲜明强烈。“学术冲动”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与会代表强烈的“冲动”，会议气氛高涨，形成自由讨论的热潮。
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是文学史写作追求个性化的一个方面。陈剑晖（华南师大教授）强调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与语体问题，是建构一门学科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他认为撰写文学史虽然应“论从史出”，以史为主，但必须有理性的烛照和理论的支撑，要求史家有理论的视野，应具备一种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之上的理论穿透力和开阔的文化视野，而且史家还必须着力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系统，同时，还必须寻找合适的语体方式。文学既然是“文学”的史，它就不应忌讳主观的介入，它理所当然应以摇曳多姿的笔调，去描述文学进程的趋势，追踪文学思潮的流变，甚至勾画出作家的灵魂。只有找到了属于自己语体的文学史，才是有学术个性的文学史。
许多学者都试图用新的概念去整合整个20世纪文学，揭示其本质内涵，从而建构新的文学史体系，实现文学史写作的新突破。刘锋杰（苏州大学教授）企图以“人的文学”来界定20世纪中国文学，他认为“人的文学”既体现了中国文学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精神的整合，又能体现中国文学基于传统文化缺失人的文学的丰厚内涵所作出的价值上的选择，并且具有与世界新的潮流相交流相适应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样一种开放性品格。一部现代文学史，正是一部“人的文学”自身内涵不断发展的历史，即由单一维度的启蒙主义向多维度的开放的启蒙主义与非启蒙主义联合的转移过程，现代文学史正是在如何表现人的文学这一主题上展开其世纪画面的，因而可将“人的文学”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贯穿在现代文学史的构建之中。周晓明（华中师大教授）则建议采用“现代中国文学”来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他认为这一概念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现实性的特点，“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既顺应了“大现代文学”基本学科意识的发展潮流，又比现有的各种提法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核心文学史观念和学科观念，可以为现有近、现、当代文学学科分支的重新整合和深入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可能性。马俊山（辽宁师大教授）试图用“过渡性”来概括20世纪文学的近代性、现代性特征。他指出，文学的“近代性”、“现代性”是西方理论话语，属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想象的产物，我们却以此来言说中国20世纪文学的特征，这是一种文化失语症，而“过渡性”这一概念，既能阐释现代文学创造、动荡、飘移的独特性质，又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当许多代表在探讨用新的概念去整合20世纪文学，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时，朱晓进（南京师大教授）则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要有真正的突破，不在于为整个现代文学史找到一个统一角度，而恰恰在于为每一个研究对象找寻到最合适的角度。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可以而且应该是多元的，但是针对不同时段的文学使用何种角度却不能是随意的，存在一个研究角度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问题，能为每一个时段的文学，甚至是为每一种文学现象，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也就是为文学史的撰写找到了创新和突破的真正机遇。
许多学者从自己长期进行的文学研究的某个领域出发，对建构文学史的不同文体、类别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他们的想法，或许会给20世纪文学的不同层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契合的角度，从而为文学史的撰写带来新的机遇与拓展。李继凯提出要实现现代文学文体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体研究一直薄弱，现代文学史编撰在强调时代主题和文化主题同时，也应突出文体史的研究。蓝棣之也指出了各类文体研究的重要性，一些代表也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李怡（西南师大教授）着重从诗歌史领域进行探讨，指出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困难，企图寻找真正属于诗歌话语的叙述模式。他认为，新诗长期以来，受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话语体系干扰未能获得自己话语概念阐释的自由，在诗歌艺术规律和美学价值的探讨中，往往套用古典和西方的概念术语，并不能真正概括中国现代新诗的审美特质，而且诗歌批评者常以非诗论性语言介入诗评，从而导致批评的失语，再加上新诗发展本来艰难坎坷，诗歌自身还不成熟，未提供多少显性知识，这些都导致了新诗史写作的困难。面对这一状况，他主张寻找诗歌发展的内在理念，使中国新诗达到别有意味的自我呈现。喻大翔（海南师院教授）从散文史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有一种“文化生命理想”的追求，人的生命包含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两部分，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文化生命不断被人类自己丰富、拓深和美化，文化生命理想因此也永无止境，它可以替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政治、文学等集团的终极目标或理想图景。他从“文化生命理想”这一概念出发，着重描述了华文散文史的发展历程，希望从历史、理论和文体等种种层面建构散文史的话语体系，力求从散文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化生命理想作一种探寻。盘剑（浙江大学教授）提出电影文学史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他强调电影剧本仍属文学范畴，许多作家也积极“触电”，电影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现代性特征，因而现代文学史中电影文学不可缺席。
与会代表在强调文体史的同时，也从文学的不同类别出发，结合自己长期研究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吴建波（华中师大副教授）谈到了“守成文学”这一具有保守与改良倾向的文学形态，它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三足鼎立，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大景观，但在旧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守成文学”这一概念意味着它居于现代的时空位置上，对民族之成、传统之成、本土之成采取创造性转化的开放姿态，对外来世界既吸纳又抗拒，显得稳健中和。吴建波希望“守成文学”能浮出历史地平线，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奇异风景。他认为守成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涉及到相当多的问题，希望能引起重视。乔以纲（南开大学教授）谈到“女性文学”是文学史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她指出女性文学史的写作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学界关注，迄今为止，虽已有不少成果，但仍需进一步努力，要求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开放与包容。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史的描述和总结方面，它与一般的现代文学史既有共同处又有自己的特点，对此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和总结。高旭东（山东大学教授）提倡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现代文学横向移植较多，应纳入世界文学范畴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在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一定要防止后殖民主义情绪和解构主义话语。黄万华也从战争时期文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与世界息息相通，华人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在现代的简单延伸，而是文化资源上的拓展，通过对战争时期华人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史写作应该有一个广阔的存在空间。
逄增玉从审美本体论出发，要求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价值、艺术诗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研究，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和体现出的文化形态、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角度，撰写文化价值论的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不仅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如何将内容主题与诗学美学真正统一起来，写出诗学价值论和美学价值论的文学史，是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挑战。在同样强调文学的审美本体这一问题上，何锡章（华中理工大学教授）提倡以文本艺术叙述模式来从事文学史写作，他认为50年来文学史的主要叙事模式，是意识形态叙述和文本叙述，这两种叙述都是以价值评判为逻辑起点，而文本艺术叙述则以文本和艺术为逻辑起点，展开文本内部解读的艺术逻辑序列，将文本所蕴含的内容价值与艺术形式视为一个整体，并从文本自身来解读作者内在的精神、情感、审美思维结构，无疑更具有客观性和魅力。杨洪承（山东师大教授）还指出，在今天教育改革的情势下，文学史写作还须探索文学审美的本体和文学教育素质能力的培养这两者有机融合的途径。
凌宇大胆倡导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运动，确立现代文学史“文学性”的主体主导地位。他针对文学史一直注重从外部着眼的外倾模式的缺憾，极力提倡文学史研究的形式主义运动，发展小说叙事学、话语理论，如现代文学史可由个人话语、启蒙话语、大众话语等话语模式来重新建构。高远东（北大副教授）也从对文学史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析中提出希望，即注重从外向内把握文学的历史和审美本质的螺旋式轮回，也许能凝结为文学史写作的新成果。吴晓东（北大副教授）从叙事学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他认为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表现出对文学史的理论观念、方法以及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的自觉探索。其叙述化的语境的鲜明美学特征，在于它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具体性和细节性，对历史的具体性和细节性的关注，追求一种回到历史的现场感。还表现了对文学史的偶发性、特异性的原生味的执迷，隐含在这种执迷背后的是一种文学观以及一种历史观。在钱理群的文学史观念中，仍有一种追求历史的本真性的执着，即相信有那么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吴晓东认为，钱理群为我们探索文学史的叙事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而对文学史叙事学的探索与追求，必然会对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吴晓东从文学史叙事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钱理群先生追求历史现场感和历史本真性的写作方式，李今则从对历史的真实品格与想象虚构性质的认识着眼，试图界定历史的概念和文学史写作的原则。她认为，史学家和文学家区别不在于真实和想象不同，而在于前者处理的是有根据的“史实”，后者所对待的则是“想象”的事件，所以，尽管史的写作也离不开虚构、想象和阐释，文学史的写作虽然面对的是处理“想象”事件的作家和作品，但它仍然要根据文本和有记录的文学活动的史实进行文学史的叙述性重造，无论如何强调其主观虚构性质，只要偏离了这个规则同样不再被划为文学史的文类。
此次会议，不少学者还谈到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王富仁提出应将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资料的发掘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恰当处理其关系，同时指出，我国现代文学史已进入批评的年代，因而更要重视文学的批评。陈剑晖也指出文学史应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孔范今则认为不能以文学批评代替文学史的建构，因为两者立场不同，文学批评可以站在当事人立场来写，而文学史则必须超越当事人的立场。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王保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高质量的研讨会，会议学术空气活跃，探讨深入，信息量大。这些成果拓宽了文学史研究写作的思路和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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