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图国志》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图论文,日本论文,时代论文,国图论文,魏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2-0032-04
《南京条约》刚刚签订的1842年，经世学者魏源便推出其“愤悱”之作《海国图志》。但在1860年以前，《海国图志》并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却在邻国日本受到重视并形成《海国图志》时代。本文试从社会认识传播的角度探讨这一历史现象，以期更全面地认识中日两国社会的不同发展进程。
一、《海国图志》的成书条件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困境
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已是时代趋势，《海国图志》正是代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方向。既然如此，为什么《海国图志》未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广泛传播呢？这固然有很复杂的各种因素，但从社会认识传播的角度看，最直接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内容与受传者的认识不具有相应的同构性，借助特殊外部条件成书的《海国图志》在国内找不到支撑其流传的社会群体。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特意指出了该书的特点：“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注：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海国图志》因“以西洋人谭西洋”显现了其时代价值，却与“中土人谭西洋”群体拉开了距离。当时，“中土人谭西洋”不仅水平很低，人数也极少。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的200年间，中国的世界史地著作不过数十种，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谢清高的《海录》是受到时人较高评价、内容也较准确的代表性著作。《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实际是得益于喜爱西学的康熙帝及其时代。《海录》晚于《海国闻见录》近百年，成书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作者谢清高本为广东嘉应商人，因遭遇海难被西人商船救起，遂跟随西人商船在外漂泊14年，因失明返粤，后又流寓澳门以给人充当翻译为生。在谢清高返粤20余年后的1820年，其同乡杨炳南在澳门偶遇之，“与倾谈西洋事甚悉”，“遂条记之，名曰《海录》。”（注：杨炳南：《海录》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海录》是新航路开辟后中国人亲自游历西方、并留下文字记录而在国内流传的第一部著作。不过，《海国闻见录》仅万余字，《海录》也不到二万字，并都以记录东南亚一带为主要内容，有关欧洲本土的记载很少。《海国闻见录》“大西洋”部分介绍了欧洲八国，但只不过是用一句话说明其与东方的关系和地理位置。如葡萄牙条目为：“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东北二面，地邻是班牙，西临大洋，南俯中海。”（注：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海录》有关欧洲诸国的内容比《海国闻见录》详细一些，特别是对冠于欧洲诸国之首的葡萄牙有近二千字的详细说明，占欧洲诸国内容的一半，涉及政治、军事、宗教、风俗等，尤其是重点描述了该国的风俗。但无论是《海国闻见录》还是《海录》，短短数千字的内容显然只是非常简单的欧洲概况介绍，并且前者没有美洲的内容，后者亦只有寥寥数语，认为美国“亦海中孤岛也。”（注：谢清高：《海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页。）《海国闻见录》与《海录》基本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史地著作。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记载域外情况的著作，如乾隆年间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庄廷旉的《海洋外国图编》，以及鸦片战争前夕几本有关英国的小册子，如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但前二者仍未超出《海国闻见录》的水准。《英吉利记》和《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是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对华冲击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英国，并提供了不少有关英国的新信息，但二者都成书于鸦片战争前夕，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便爆发了战争。上述“中土人谭西洋”的著作表明，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世界特别对欧美诸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并且即使这些有限的著作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形成相应的社会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时期人们对英国和西方的无知便毫不足怪。林则徐在1839年6月的奏折中便指责清朝官员“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实不知其来历”（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8页。）。其实林的西方知识也不多，在其同时致英王的信中仍相信当时颇为流行的大黄、茶叶制夷论。姚莹自称“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注：姚莹：《复光律原书》，《鸦片战争》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31页。），并且任台湾兵备道时仍携带着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但当鸦片战争快要结束的1842年，道光帝得知台湾俘获一批英人后，便发上谕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若干？……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注：《海国图志》卷五十三，第1466-1467页。）而姚莹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注：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9页。）不仅是姚莹，魏源、徐继畬等人在鸦片战争前对西方的了解都很少。1841年，参加浙东抗英斗争的魏源只能根据英俘安突德的描述等写成不足二千字的《英吉利小记》，却称英国“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注：姚莹：《复光律原书》，《鸦片战争》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466页。）。
如果从上述“中土人谭西洋”的状况推断，鸦片战争后的40年代，中国不会有高水平的世界史地著作出现，《海图国志》的成书条件并不具备。但《海图国志》确实应运而生，而为他提供条件的主要是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刊。这些新教传教士的书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1842年以前在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出版；一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通商口岸出版，其中主要以前者为主。这些中文书刊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都是很陌生的，特别是1842年以前传教士在马六甲等地出版的中文书刊，不仅不能在中国流通，连出版地也主要不是在中国大陆，自然不会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有什么影响，更不会形成接受这些书刊的社会群体。所以，不仅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感到强烈震撼，《海国图志》的出现也使国人感到突然和难以接受。其实，这种历史现象本来就不常见——当西方传教士以中国人为对象出版中文书刊时，躲在锁国大门之内的中国人却毫无所知，并一直延续了40年。《海国图志》是将本应在40余年消化的东西一下子端到国人面前，其结果可想而知。
可以说，《海国图志》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借助特殊的外部条件才得以问世，但一个受传者群体却不可能突然一下子冒出，这一群体只能由此前“中土人谭西洋”的状况所决定。随着清朝与外国侵略者冲突的再度爆发，中国人也逐渐消化了诸如《海国图志》中“以西洋人谭西洋”的部分内容，洋务派集团才得以充当了这一受传者群体。
二、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
1851年，《海国图志》60卷本传入日本，增补的百卷本也于1854年输入日本。1854-1856年，日本出版了21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选本（注：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34页。），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形成了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海国图志》，最主要的原因是适应了日本开国之际的现实需要，无论是《筹海篇》中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总结，还是其它各卷中对欧洲诸国特别是美国的系统叙述，对当时的日本而言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说，从现实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需要《海国图志》这样的著作。但为什么日本在50年代便能广泛地接受《海国图志》呢？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具备了中国所没有的条件。
首先，日本的世界认识水平与《海国图志》相近。根据社会认识传播的一般规律，受传者与传播主体之间的观念愈接近，传播的可能性愈大，反之则容易排斥。19世纪40-50年代，日本的世界认识水平不低于《海国图志》，这是《海国图志》在日本流行的重要前提。日本虽与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注意通过与荷兰的通商关系了解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并形成了学习西方的兰学家群体。他们学习荷兰文，翻译荷兰文书籍，创办兰学堂，兰学成为锁国时代日本又一新的学术领域，并与儒学、国学等鼎足而立。兰学的主要成就在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对日本冲击的加深，也不断向社会科学领域延伸，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西方系统的历史、地理知识的翻译和介绍。据统计，《海国图志》在日本出版前的1730-1853年间，日本人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译著及世界地图共达260种，其中绝大部分出自兰学家之手（注：鲇泽信太郎等：《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乾元社1953年版。）。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时，日本的世界认识水平也高于中国。1795年元旦，兰学家大槻玄泽已邀请江户兰学家等举办西方式的“新元会”，并贴出“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此邻”的横幅（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说明兰学家已基本是欧化的社会群体。在兰学家的影响下，日本世界认识的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例如非兰学系统出身的渡边华山已从文明论的角度认识世界，认为世界文明正从北纬40°以南向40°以北转移，欧洲已成为文明的中心并向世界各地扩张（注：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日本思想大第55《渡边华山……》，岩波书店1971年版。）。19世纪30年代，江户街头已有售卖地球图者，可见西方的近代世界认识在日本的普及程度，这与清朝连战争对手英国都不知在何处形成了鲜明对照。世界认识的进步为日本接受《海国图志》破除了观念上的壁垒；同时兰学家也一直通过直接翻译荷兰文书籍认识西方世界，比《海国图志》通过传教士的中文书刊了解西方世界更进了一步，因而日本人更容易接受《海国图志》。另外，《海国图志》也能补充日本世界认识的某些不足。当时，日本的世界认识在观念上是比较进步的，但毕竟处于锁国时代，一些具体事情往往不是很清楚。例如日本人对美国便一直未加注意，1807年兰学大家大槻玄泽的《环海异闻》还不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甚至1838年渡边华山的《
舌或问》仍称“北美洲如今只有英国的亚墨利加领地”（注：日本思想大第55《渡边华山……》，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81页。）。但最后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恰恰是美国，《海国图志》中美国部分主要取材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这基本满足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急迫需要。
其次，日本具备了接受《海国图志》的社会群体。兰学家群体是推动锁国时代日本世界认识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一群体自然不会排斥《海国图志》，并且是《海国图志》在日本流传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过，对《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起到主要直接作用的并非兰学者，而是儒学者群体。首先，《海国图志》的最初日本选本是儒学者完成的。1854年4月，《海国图志墨利加洲部》出版，这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海国图志》选本，训读者表面上是中山传右卫门，实际则是河田八之助。河田八之助是日本官方正统儒学林家塾学的负责人，由于林家兼管日本的外交事务，故有《海国图志》藏本，河田便训读了其中的美国部分，但又忌讳用自己的名义出版，便假借了与他有交往的豪农中山传右卫门的招牌。随后出版的是幕末著名儒学者盐谷宕阴训读的《翻刻海国图志》（筹海篇部分），兰学者箕作阮甫则注释了书中的人名、国名等西方名词。随着以上两种选本的问世，《海国图志》的其它选本也相继出现。其次，《海国图志》的训读者、翻译者基本都是儒学者。日本出版的21种《海国图志》选本共有11名训读、翻译者，除皇国隐士不知为何人、箕作阮甫以兰学家身份注释了某些选本的专有名词外，其它基本是当时著名的儒学者，如广濑达、正木笃、大槻祯、赖子春、小野元济以及前述的河田八之助和盐谷宕阴等。儒学者成为推动《海国图志》在日本流传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
儒学者充当了《海国图志》在日本流传的直接主导力量，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总体社会效应：兰学的影响使日本儒学者对域外世界有一定了解；儒学者的身份让他们特别关注中国的变化和言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强烈地刺激了儒学者，促使其不得不更积极地面对现实世界。从18世纪末开始，日本儒学者、国学者、佛学者等已不同程度地受到兰学的影响，如佐久间象山是儒学系统出身，但也兼修兰学，精通荷兰文及西洋炮术等。但大部分儒学者的真正转变始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之后。由于儒学者同中国的特殊关系，他们对鸦片战争特别关注，日本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基本是儒学者编撰的，在这些著作中，儒学者初步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教训。而且，儒学者关注世界并初步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已与《海国图志》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故《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马上为儒学者所重视并得以流行。
综上所述，1860年以前《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形成不同的社会传播效果，最直接的原因是两国的世界认识积累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可否找到一个在观念上接受《海国图志》的社会群体。当时的中国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为此前的“中土人谭西洋”不仅水平低，而且人数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单独的有影响的社会群体。从这一角度看，《海国图志》虽产生于中国，却是嫁接于新教传教士的世界史地著作机体之上，而这些主要在国外出版的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自然也不会形成接受这些著作的社会群体。没有一个从观念上接近《海国图志》的社会群体，《海国图志》即使符合时代需要并得到个别人的认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广泛流传。与中国相比，日本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已形成了以西方为学习对象的兰学家群体，而兰学的影响和鸦片战争的刺激又促成了儒学者世界观的转变。兰学者与儒学者共同组成的社会群体为《海国图志》广泛流传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由于儒学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一群体对《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