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境界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三个代表”要求是贯穿这篇讲话的主线，“与时俱进”便是这篇讲话的精髓。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精髓，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创造活力，对于切实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对于胜利完成新世纪党的三大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个指导思想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教训也证明，一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党就会垮台，社会主义就会灭亡，人民就会遭殃。所以我们党一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老祖宗不能丢。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重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
然而，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真正奥秘，因而也是其最可宝贵的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一向以发展的观点对待自己的理论，他们总是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研究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例如：从强调暴力革命到提出夺取政权的两种方式，从对未来新社会的原则性构想到初步形成未来新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从论述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到论述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从强调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到全面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等等。“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指导和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也一向采取这种科学态度。他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发展、俄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一系列新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从“共同胜利论”到提出“一国、数国首先胜利论”，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从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到利用商品货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全面阐述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到揭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等等。正是这种“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达到新的境界，形成了列宁主义，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和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在中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典范。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同时又使这一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例如：从坚持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制定土地革命战争政策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观点到形成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农村”，等等。正是毛泽东的这种“与时俱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之后，邓小平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例如：从“两个凡是”转变到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实行对外开放的新政策，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到“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生产力中包括科学”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一般地强调“发扬民主”到提出“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一般地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到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从“解放台湾”到“一国两制”，等等。正是邓小平的这种“与时俱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指导中国建设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世纪之交，面对世界的大变动和中国的新发展，江泽民同志率领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又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例如：从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到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理论到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到提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坚持“解放思想”到提出“全面创新”，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从而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的世纪，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从国际大局来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能否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能否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历史进程中独立自主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且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考验。从国内大局来说，我们已经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最近的一、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能否与时俱进，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对于我们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从而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我们党的建设来说，我们面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的艰巨任务，面临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样两大历史课题。总之，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党的队伍及其所处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二、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说：“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所谓理论上不能停顿就是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而理论要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
理论创新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以正确的思想观点纠正错误的思想观点。例如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取代过去的“城市中心论”的错误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取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等等。二是以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丰富、深化、补充原来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不够具体的认识。例如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补充了“两个必然”的原理，使人们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补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实现情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理论；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关于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新概括，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概括，关于对外开放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的新概括，等等，都是在原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更丰富、更深刻、更具体的新认识。三是以对新事物的新认识、对新问题的新回答，填补原有认识的空白。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反映了当时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新论断反映了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大局的新变化，江泽民关于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论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往不曾有过的新认识。四是在以上各种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以新的系统认识开拓了认识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创新需要两个条件：从客体方面说，事物的发展从一个过程转变到另一过程、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阶段，这样实践本身的发展就不仅提出了对新理论的需要，而且提供了产生新理论的客观可能性；从主体方面说，新的经验和认识的积累达到了十分丰富和系统的程度，科学回答了新过程或新阶段所提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重大基本问题。例如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属于这种情况。
无论何种形式的理论创新，都要求增强解放思想的自觉性。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如果思想僵化，搞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把头脑紧紧地禁锢起来，不开动脑筋想问题，不敢怀疑已有的认识，不想说一句与别人不同的话，不去办一件别人没办过的事，那还有什么与时俱进，还有什么理论创新，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江泽民同志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此，他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既不能把别人的“本本”、经验、做法等等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自己以往的认识、经验、做法等等看作永远不可移易的真理，一切都在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否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进步的要求。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已有的“本本”。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否则就离开了客观真理，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本本提供给我们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我们应当记住恩格斯的话：“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因此，每一时代人们的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25页）。新陈代谢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也是认识的普遍规律，与时俱进没有止境，解放思想没有止境。
三、与时俱进的关键是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
在新世纪，要使我们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通过对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使理论富有时代精神。为此，我们要自觉地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随时总结和概括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的基础是实践，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实践的检验是理论创新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实践的成功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因此，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时、处处尊重实践，自觉倾听实践的呼声，认真总结实践的经验，虚心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本本”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它们并没有穷尽真理，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回答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遇到过的种种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只能靠新的实践。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任何伟大人物在作出其历史贡献的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哪些是正确的东西要坚持，哪些是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都需要有在实践中探索的勇气，都需要有唯真理是从的精神。一个思路，一种观点，一条政策，一个做法，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做结论，只能“拿事实来说话”。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践的道理是“硬道理”，实践高于认识，高于理论，实践总要排除一切谬误和偏见而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尊重群众与尊重实践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实践是理论创新之源。对于我们党来说，认识从实践中来，主要地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来；认识到实践中去，主要地是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因此，“实践——认识——实践”和“群众——领导——群众”这两个公式是完全一致的。领导机关、领导人员、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对亿万人民群众实践和创造活动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反复说明，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例如在谈到农村改革的时候，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又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52页）这些话不是客套话，不是谦虚之词，而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备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改革、创新和探索活动，大力倡导和鼓励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勇于进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的创新。有了这些创新，我们的理论创新才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才有丰富的可供加工的资料来源。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总结、概括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自觉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坚持不懈和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正确、及时地把群众中分散的、不系统的创新思想和实践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上升和形成为理论与政策，用以指导群众的实践。我们应当坚持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像邓小平同志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江泽民同志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了这样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价值取向，我们就会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勇气，就会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会有理论和政策创新的正确判断标准，就会在实践中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就会在理论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