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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在目前180多个民族国家中，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政党的国家不足20个，（注：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以下凡引自同一版本著作，只标书名和页码。）政党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各方面。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政党外交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政党的广泛认同，已成为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一 政党外交产生的历史条件
1.政党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介入外交领域，丰富了现代外交的内容与形式，催生了政党外交。
何谓外交？人们众说纷纭。英国学者欧内斯特·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注：转引自[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我国学者认为：“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注：鲁毅等著：《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长期以来，外交被人们理解为一种以主权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官方对外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交的参与者被限制在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但历史进程使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同美国学者普利施科所言，“外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表现形式，如同大多数人类制度一样，是充满活力并随时代而变化的。”“20世纪新外交表现为参与者、事务和场合的激增”。（注：[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这种新变化的动因之一是与现代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扩大密切相关的。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是惟一的行为主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已经不是国际舞台上的惟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动等超国家主体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大大减弱”。（注：[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172页。）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从主权国家一个层面扩展到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层面。后两者的大量涌现、日益活跃，一方面突破了以主权国家政府间性质为特点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也对外交领域产生了冲击，一些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已经以行为主体的身份介入外交领域，丰富了现代外交的内容与形式。现代外交已冲破了传统的和单一的政府外交，已经发展成为总体外交：从参与主体看，政府外交、首脑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等同时并存；从内容看，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并行发展；从性质看，官方外交、民间外交相辅相成。
政党（包括政党间的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一方面可以表达国际社会中各方面的意愿和要求，影响或牵制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决策，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和创造非政府性的对话和信息渠道，使得国家间的交流和沟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解决国家和政府组织不适合、不愿意、不能够、不应该涉及的双边事务和国际问题，满足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因此，政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本身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主体，不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影响和作用，决定了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并催生了政党外交，政党外交正是政党作为外交参与者的必然结果。
2.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发展为政党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政党外交的主体和客体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没有一定数量的政党存在，政党外交便无从谈起。政党的出现和政党政治的发展是现代政治和传统政治的重要区别之一，随着民主化潮流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政治形式。如拉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化进程，军人还政于民，游击队放下武装转为合法政党参加选举，党禁开放，目前全地区有比较重要的政党157个，除古巴外，大多数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政治逐步走向成熟。
各国政党的舞台首先主要立足于国内，但任何一个有抱负的政党决不会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一国范围内，都会有视野广阔、容量宏大的对外战略考量。因此，政党国际化倾向也日趋发展：一方面，各国政党的国际交往增多，政党政治的影响跨越一国范围，成为国际政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些意识形态相同、目标接近的政党，为了协调关系，根据协商确定的宗旨组成了国际性、地区性的跨国政党组织。如国际性的有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自由党国际等；地区性的有拉美政党常设大会、美洲基民组织及欧洲议会中的跨国议会党团等。这些政党组织活跃在国际和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其政策纲领影响了国际意识形态的风向。如社会党国际自1951年重建以来，组织不断壮大，从欧洲“白人俱乐部”扩展到“小联合国”，现有143个成员党，涵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执政党和重要在野党，仅欧盟15国中就有13个成员党在执政，它的专门委员会（如勃兰特委员会、帕尔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3.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外交的发展。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对政党的领导能力、应变能力和观念产生直接冲击和挑战，政党能否有力应对并引导国家积极参与上述进程，趋利避害，直接决定了各政党的政治生命力。生态污染、恐怖主义、水源、能源、人口、贫困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协商探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外交的发展。
综上所述，政党外交作为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是随着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政党外交的主客体应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即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的在野党及跨国政党组织；其性质因各政党法律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交往则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在野党之间交往则具有民间性质。
二 政党外交的地位和作用
考察政党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党政治在内政外交中的地位及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二是政党法律地位、政党体制及政治体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前者表明了开展政党外交的必要性，后者决定了不同法律地位的政党在不同体制框架中开展政党外交的能力及功效大小。政党政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党政治主导一国内政。在近现代国家里，政治斗争和政治权力的行使，在通常情况下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的，政党“一直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角”。（注：[美]杰里尔·A.罗塞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的方式主要是：(1)通过选举操纵议会，获胜党接管政府，党的纲领通过议会立法、行政指令等转变为国家政策；(2)任命本党党员充任官吏，组织和控制政府。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通过国家机构来实现的，党对国家机关起着领导和监督作用。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注：美国政治学协会政党委员会1950年报告，转引自[美]希尔斯曼著，曹大鹏译：《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7页。）政党在组织政府，制定、执行和监督国策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政党政治左右一国外交。外交是内政的直接延续，而内政是由政党来主持的。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党对外交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不断扩大，党派斗争成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执政党通过其领导的政府、控制的议会直接参与外交决策；在野党则通过议会斗争等途径，间接制约或牵制本国对外决策。政党对外交政策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地位和实力。典型案例是联邦德国建国初期，以阿登纳为首的基民盟执政，奉行向美国一边倒的“哈尔斯坦主义”，拒绝与除苏联以外的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而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则主张与苏东国家合作，但社民党的在野地位决定了它在对外政策中的发言权有限。即使在1966～1969年联盟党与社民党大联合执政时期，后者处于从属地位，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勃兰特仍受联盟党的掣肘。直至1969年社民党上台，勃兰特主政后，“以接近促缓和”的“新东方政策”才得以全面推行，从而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外部环境。
3.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存在连锁反应。美国学者罗森诺在1969年所著的《连锁政治》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是相互影响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循环关系，国内政治可以直接造成国际政治方面的后果，国际政治反过来又影响国内政治。（注：参见金正昆著：《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20页。）另一学者罗伯特·D·普特南也指出“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经常盘根错节”。（注：周启朋、杨闯等编译：《国外外交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因此，作为国内政治主要内容的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是紧密相联的，执政党的易位会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这是人们密切关注一国大选尤其是获胜党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因。如奥地利极右政党自由党在1999年10月大选中获胜，并于2000年1月入阁，自由党的排外主张、纳粹倾向和反欧洲色彩，引起世人的广泛担忧和欧盟国家的强烈反对，为此，欧盟14国对奥新政府断然采取冻结双边关系的制裁措施。一国政党政治的变动引起国际政治的变化及国家关系的调整可见一斑。
4.平等的党际关系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党际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线之一，党际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牵动国际关系。国际共运中曾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党际关系严重影响了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五六十年代，由于苏共“老子党”的霸道作风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中苏两党从思想分歧到相互交恶再扩大到两国关系领域，并引起一些国家政党的分化和阵线对垒，不仅损害了国际共运，也对正常的国际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清除党际关系中的大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大国主义，才能使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互促进、良性循环，从而在总体上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政党施展政党外交的能力及其对总体外交的贡献，一方面取决于自身法律地位；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政党的法律地位是指政党有关法律规定是否合法及各政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是指执政、参政或在野。政党体制是指政党之间相互竞争和制衡的类型与模式，传统的分类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政治体制则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现代西方国家主要有议会制和总统制，前者以英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后者以美国、法国为代表。政党体制与政治体制是以不同的方式相配置和结合的。如实行一党制的既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党制的既可以是总统制国家（美国），也可以是内阁制国家（英国）；总统制国家既可实行两党制（美国），也可实行多党制（法国）。
一般情况下，执政党占尽天时地利，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和控制、开展国际交往的能力和空间均大于在野党，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执政党对外纲领的具体体现。如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以形象、简洁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外交方略，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时，中共成为执政党，这三大政策通过立国之本的《共同纲领》转化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布局的基础。
但同时也应看到，即使同为执政党，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框架内也有所不同，如同为两党制的英国与美国。在内阁制下的英国，议会中的多数派必然是执政党，执政党领袖出任首相，执掌组阁大权，执政党在外交决策中处于强势；同时，英政党内部存在的“议事规则”约束了议会中党员的投票行为，议员投票情况将受本党“督导员”或“党务干事”的指导和监督，党内“消耗”较小，因此，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决定着政府的对外政策，受反对党的牵制较小。总统制下的美国则不然，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独自进行，经常出现所谓“此党总统、彼党国会”的“政府分裂”情况，“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概念比较淡薄，代之而起的是“多数党”和“少数党”之分，执政党不一定就是议会中的多数党。虽然“总统是政党的领袖，但是在美国，作为政党领袖并不能转化成政治影响”，“总统不能强迫本党成员在国会中支持他”，“与外国政党的强大相比较，美国政党的虚弱使总统成功行使权力要困难得多”。（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34、35页。）因此，总统虽掌握外交大权，但总统在确定对外政策时，既受到反对党的制约，也可能受到来自本党的压力。
执政党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表明，要建立、发展和巩固国家关系，政党外交的首要工作是做好执政党（包括参政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说，对在野党的工作就不重要。在野党可以通过选举上升为执政党，组织政府，从而实现政党政治下的政权更迭。因此，要保持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对在野党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在野党在一国外交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外交政策的牵制和平衡作用。日本自民党曾把在野党对外交的作用归纳为“外交机能的补充”，认为在野党不大可能会积极主动地采取有助于政府外交政策的行动，但在野党的实际活动往往在客观上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自民党以自身为例说，自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建交前，在野党与中国党的交流，既缓和了作为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为日本与中国正式建交提供了中介渠道。（注：参见林尚立著：《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政党政治在内政外交中的地位及其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表明，政党外交决非可有可无。政党外交对政府外交并不是一种冲击，而是有益的补充和完善，都是一国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政党外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积累作用。政党外交是一项前瞻性、基础性和长期性工作，其目标兼顾现实国家利益的需要，但重在长远，不强求一时一地的立竿见影。在政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国家时，政党外交将为新国家赢得国际承认和新的政府外交奠定基础，如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开辟了新中国总体外交之先河，从1941年中共第一个专门对外交往机构——中共南方局外事组成立起，到1948年秋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访苏和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派来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的对外交往从无到有，逐步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组织和人员基础，并开辟了一片国际生存空间。在没有国家关系的情况下，政党外交可以建立和保持双方联系渠道，为国家关系的发展起铺垫和推动作用。如在我与玻利维亚、以色列和南非等国的建交过程中，我坚持做这些国家主要政党的工作，为双方建交起了一定的推动和舆论准备工作。
2.补充、配合作用。巴西民主工党主席莱昂尔·布里佐拉认为：“政党交往有着政府交往无法替代的作用。有些政府做不到的事，政党之间是可以做的”，“没有政党关系，两国关系是不完善的”。美国一些外交官员曾表示：中美间要有长久深入的政治关系，缺少政党间的良好关系是不能想像的。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1996年工党第95届年会上也表示，政府外交、党际交往是中英两国间的“两条平行的外交渠道”，要继续加强两党关系，因为党际交往讨论的问题更广泛、更自由、更有持续性。政党外交在总体外交中发挥第二管道的作用，对政府外交起补充和配合作用。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制裁、政府间渠道被阻滞、高层交往基本停顿的情况下，政党外交发挥了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我首先从政党渠道做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工作，利用该党人士访华时发出的“愿从执政党角度同中国共产党比较灵活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的信息，推动自民党总裁、时任首相海部俊树逐步改善处于停滞状态的双边关系，并在1990年7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表明日本反对孤立中国的主张，以此促动了西方国家逐步解除对华制裁，有力配合了中央提出的“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外交方针。
3.促进作用。政党外交，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可为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对政府外交起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党外交的作用尤为突出，如古巴大使认为：“中古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灵魂”。在中越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越共时任总书记杜梅三度（1991年、1995年和1997年）访华，驱散了笼罩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上空的阴云；现任总书记黎可漂于1999年2月访华，与江总书记一致商定确立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双边关系框架，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性进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两国陆地边界条约按时在1999年内正式签署。
“对外政策是用来增进和保护该国利益的，外交的首要职能也是进一步发展国家的利益”，（注：《国外外交学》，第212页。）政党外交也概莫能外。虽然在政党外交实践中，执政党会把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从而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作为考虑的重点之一，在野党则把维护自身利益、寻求上台执政的机会作为对外交往的基本着眼点，但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党派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否则，将失去存在的民族根基。因此，我们在处理政党外交时，要在总体外交中正确定位政党外交：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指出的“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注：毛泽东在1976年7月1日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时的讲话。）“把党同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区分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注：《人民日报》，1978年11月9日。）党际关系不能包办代替国家关系，更不能凌驾于其上，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政党外交必须而且也能够服从和服务于总体外交，成为推进国家关系的重要杠杆之一。
三 政党外交的指导原则和制约因素
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党际交往，政党外交既涉及两党关系，又涉及两国关系，党际关系必须放在国家关系的全局中考虑；作为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政党外交既要从外交工作的一般规律出发，又要结合政党的自身特点。因此，确立政党外交的指导原则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的结合点上考虑。我党提出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虽是我党根据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明确概括提出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此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如：1956年铁托在苏南两党《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独立、完全自愿和平等、不干涉原则；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其遗书《雅尔塔备忘录》中提出的独立自主、多样化中求团结的思想等。胡耀邦曾对此予以积极评价，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党都是当代开创各国党之间新型关系的先驱者”（参见胡耀邦：《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载《人民日报》1984年5月19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许多共产党共同倡导的，有着较为广泛的国际基础。）一方面吸取了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旨在党际交往中防止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输出革命等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总结了党际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防止大党主义、老子党作风的再现，已为大多数政党所理解、赞赏和认同。因此，四项原则完全能够有理由成为政党外交指导原则。这四项原则的内容及相互关系，毋需赘述，但也应看到，政党外交在实践中遇到一些新问题，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四项原则。（注：四项原则本身也是逐步完善的：1980年4月18日，胡耀邦在与意共总书记贝林格会谈时提出了党际关系三项原则，即完全平等、独立自主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同年12月14日，胡耀邦在会见希腊共产党（国内派）时，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并在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报告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表述都有发展。）
1.不干涉内部事务问题。不干涉原则是与各国主权原则、各党独立自主原则相联系的，它在国际关系史上是逐步得到完善和普遍承认的。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对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提出了挑战，并在国际社会有流行蔓延之势。如德国基民盟对我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表示理解，但又对我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持异议，认为有悖于基民主义宗旨，基民盟发展与其他党关系的目的就是要相互支持、声援和相互施加影响。又如奥地利社民党认为，“在党的关系中，有权利和义务指出对方不对的地方”，“欧洲各党之间发展关系仍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但已放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因为欧洲党发展相互关系有内政的考虑；党的关系是公开的，有时要在公众中讨论，与内政紧密相连”，“提民主、人权问题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因此，什么属于内政，什么情况下是干涉或不干涉，已成为外交实践中急需破解的难题。
2.超越意识形态合作问题。政党无疑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政治组织，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最初就是在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之间开展的。如何与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交往，我们党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早在1954年，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访所召开的准备会上就指出，“我们与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们要相互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2页。）1989年，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353页。）在实践中，我们对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合作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1)“超越”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超越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只是不让差异成鸿沟，要相互尊重各党对意识形态的自主选择。(2)“淡化”不等于同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和渗透始终是存在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但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扩大争论、不强加于人，既不要求对方改变立场，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3)“超越”只是前提，落脚点在“了解和合作”，最终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结束带来的政治冲击波，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政党外交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政党政治的普及、政党数量的激增和政党作用的提升，扩大了政党外交的国际空间；日趋多样化的政党体制要求提高政党外交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新世纪的政党外交将在广度和深度上呈快速发展之势。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政党外交的发展。主要是：
1.意识形态因素。政党外交不可能在政治真空中进行，“意识形态对外交有副作用”（注：《国外外交学》，第28页。）是客观存在的。冷战结束并不意味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如尼克松所言，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张，还是气候的暂时变化，都不会抹去意识形态的对立”。（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页。）尽管我们主张“超越意识形态”，但仍有人跳不出意识形态藩篱。就国内而言，有人还停留在我只同共产党发展关系的认识水平上；就国际而言，发达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禁锢要强于发展中国家政党。意识形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政党与我党交往相对活跃、而西方国家政党与我党交往比较谨慎的原因之一。
2.政党经济实力。政党的经济实力是开展政党外交的物质基础，政党国际交往能力的大小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即活动经费的多寡。西方国家对政党活动经费来源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经费一般来自党费、国家拨款、企业和个人的损赠等，少数党有自己的党营企业。冷战结束后，许多国家改变了传统的政党拨款法，限制国家对政党的拨款，如德国规定各政党只有获得一定的选民支持点后才能得到国家的援助；加强了对政党获赠情况和资金的管理，如美国法律规定候选人必须公布任何超过200美元的捐款。同时，由于一些政党领袖政治和金融丑闻不断，企业和个人大大减少了对政党的捐赠。同时，政党的经费主要用于竞选，因而一些政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在开展政党外交时显得力不从心。
3.政党体制。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存在着核心领导圈的集体和普通党员纪律松弛并存的特点，“选举党”、“议会党”的色彩较浓，政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组织选举，执政党竭力维持其统治地位，在野党则力争早日上台，一旦执政，在“政党分肥制”的情况下，党的要员大多转入政府或议会工作，议会党团的作用上升，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府工作，看重的是政府间的关系，无暇顾及开展大规模的国际交往。
目前，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开端，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大时代需要大外交。所谓大外交，从广度上看，它的交往对象是全方位的；从深度上看，它的交往内容是多层次的；从方式上看，它的交往渠道是多样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有符合自己特色的大外交，需要积极探寻适合时代特点并能胜任我国外交任务的新的外交形式，调动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一切可资利用的外交资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走进新时代的征程中，应当有能力、有魄力书写政党外交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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