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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0；P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7-0003-14 有学者将科技进步导致的太空争夺作为“太空时代新的地缘政治”①。但是，笔者认为用“天缘政治”更为恰当。所谓天缘政治，就是指各国借助于太空技术(包括卫星、国际空间站、火箭、导弹等)而在国际太空中的竞争与合作，从而构筑了一个边界并不清晰的太空政治格局。天缘政治格局仍然沿袭了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即大国主导。当今能够参与天缘政治博弈的主要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但是，天缘政治博弈与地缘政治博弈也有不同的地方，地缘政治博弈强调的是实际控制某一地块，而天缘政治博弈虽然也强调太空控制，但一般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际控制某一部分太空，而是通过技术获取太空优势，以达到获取制太空权的目的。因此，国家在外太空的博弈不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而是全新的天缘政治现象。 一、世界政治进入天缘政治时代 所谓时代，“是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总称。由于国际政治力量不断分化、重组，影响时代的因素在不断变化，因而，时代也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中。从国际主要力量的战略利益来看，国际政治首先是传统地缘政治时代。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国际政治，基本上可以划归到传统地缘政治时代中去”②。在这一时代中，国家权力主要是通过领土控制来实现的③。“在传统地缘政治时代国家主权所以得以弘扬，其基础与核心就在于国家疆界的划定与维护，并在此前提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才得以形成。民族国家因有领土而有了自身的载体，而民族国家要长期生存并进一步壮大首先最为关注的就是领土。因为，在民族国家统治者看来，拓展足够宽大的领土是民族国家壮大的前提条件。”④因此，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都为扩大领土而施展种种手段。自欧洲三十年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小小的战争，无论是因宗教纷争而起，还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无论出于何种借口，版图之争始终是各国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动因。于是，在战争结束后，领土安排也就成为最后的最为关注的事情，它甚至是每一次战争后世界格局形成的关键。威斯特伐利亚格局、维也纳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格局，都是在领土或殖民地安排结束后才得以形成的。可见，“在传统地缘政治时代，地理的经济价值成为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和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甚至对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然而因其损失却会造成战略损失的领土也必须努力地实现有效的控制。但是，传统地缘政治时代随着原子弹的爆炸而结束，国际政治进入了核政治时代。在核时代，虽然一些国家甚至是大国仍然为占领和控制更多的领土而进行角逐，但是，领土的争夺已经不是大国关系中的焦点问题”⑤。随着美国、前苏联先后掌握核技术并把这种具有巨大摧毁力的技术运用于军事上后，核竞赛不仅伴随着整个冷战时代，而且成为两极霸权争夺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自1949年9月，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以后，核竞赛就正式拉开了序幕。不过，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仍然处于核主宰地位⑥。美国不仅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库存，而且还有一支发射这些武器的洲际核武器发射部队。所以，美国在靠近苏联的欧洲和亚洲地区几乎都部署了核导弹⑦。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虽然还处于核优势地位，但已经不再处于核主宰地位。因为这一时期，苏联成为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运转轨道的国家，表明苏联不仅拥有完善的高能火箭，具备了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而且还通过卫星技术开辟了新的国土边疆——“高边疆”⑧。这也促使了美国在里根时期专门组建了“高边疆计划”研究小组，其核心就是迫使苏联应对美国在外层空间进行核技术竞赛，以拖垮不堪重负的苏联经济，最终彻底瓦解苏联⑨。太空技术和借助于太空技术开拓的“高边疆”就意味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逐渐丧失了意义。 虽然有卫星技术、卫星助推技术等，苏美之间的争霸战略从传统的地理版图延伸到太空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太空时代已经开始，而只能是说苏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增加了太空因素。那么，天缘政治时代来临的标志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来标识天缘政治时代。 其一，多个大国已经成为太空政治版图的重要行为体并在太空展开竞争与合作。假若仅仅是一两个国家在太空中探索还不足以表明天缘政治时代的到来。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里根时期就提出了“高边疆”概念，并在《“高边疆”研究报告》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开拓和利用宇宙空间的总构想，使之成为一种包括军事、技术、政治、经济等各项战略在内的总体战略。正是在“高边疆”战略支撑下，里根政府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但是，美国、苏联、中国都仅仅掌握非常有限的太空技术，行为体在太空中主要是非常有限的探秘，还没有能力进行太空角逐。因此，还没有形成天缘政治的竞合格局。 其二，太空技术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无论是在军用、民用、科考等方面都得到了规模技术的支撑。虽然20世纪50年代苏美两国先后把卫星送上了太空，60年代苏联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则成为第一个在地球外星体上留下脚印的人类成员，但是，那时候无论是卫星技术还是助推技术，以及相应的科考技术都没有形成规模，都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至于用这些微弱的太空技术来抢占制太空权，那也只是远景而已，当时还不足以付诸于实践。 第三，太空博弈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之一。划分国际政治时代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正如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依据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样，判断国际政治时代的性质同样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⑩。那么，判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必须具备三个特点，即是主要国家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关系到大国的战略利益；这一矛盾影响世界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11)。首先，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必须是大国利益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国际格局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国际秩序也是主要国际力量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产物。而国际主要角色主要是根据综合国力来确定的，国际主要角色的实力一旦发生质的变化，国际格局就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反映的就是主要矛盾的变化。因此，只有大国利益关系才能反映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其次，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必须关系到大国的战略利益。并不是所有的大国利益矛盾都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由于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复杂多样的，但在众多的大国利益矛盾中总有一组或几组矛盾是关系到大国战略利益的矛盾(12)。再次，只有当某一组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大国的战略利益，而且这一矛盾的变化还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那么，这一组矛盾就成为那个时期国际政治时代的主要矛盾。 从这三个标准来看，世界政治进入天缘政治时代几乎与人类迈进新世纪几乎是同步的。大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先进太空技术的大国之间太空竞合构成了一种天缘政治的结构关系。在此之前，掌握多种太空技术的也仅仅是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和美国。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掌握多种太空技术的大国逐渐增多，除美国、俄罗斯外，还有中国、日本、欧盟、印度等，多个行为体的竞合关系形成了天缘政治的基础关系。因此，21世纪的门槛不仅表明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更标志着世界政治迈入了天缘政治时代的门槛。 二、高科技塑造天缘政治格局与高科技外交 地缘政治是传统国力的角逐，天缘政治则完全依赖于现代高科技。科学技术实际上一直就在塑造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3)。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哪个国家站在技术变迁的前头并掌握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技术，它就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强国、霸权国。18—19世纪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率先进入蒸汽机和铁路时代，所以大英帝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霸主；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从汽车时代到互联网时代，都是世界技术变迁的领头羊，因而迄今为止美国在传统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霸主地位仍然是无法取代的。高科技对天缘政治的塑造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传统科技对传统地缘政治的塑造是一样的，谁拥有更先进和更全面的太空技术，谁就能够抢占世界政治的制太空权，从而获得天缘政治的优势地位。 从美苏争霸把太空作为新的地缘政治因素开始，长期以来，太空的争夺主要是在美苏之间展开，而且，太空的争夺主要是为地缘政治争霸服务的。美苏之间的太空竞争内容非常单薄，当时主要是战略导弹和太空器助推技术，美苏的卫星技术发展很快，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统性的太空技术。例如，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研究全球定位系统(GPS)，但该系统直到1994年全面建成。俄罗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格洛纳斯)始于1993年，但也是到2007年才开始运营的。而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则更晚，是1999年才公布的。中国的北斗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制的，但也是直到2000年才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此外，日本是在2010年才发射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的第一颗卫星，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就更晚了。由此可见，真正在太空技术上形成规模竞争格局的是进入21世纪的事。 高科技又是怎样塑造天缘政治的呢？首先是大国在太空高科技上的竞争与合作。大国在太空技术上主要是竞争。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各大国都组建了自己的太空科研机构。例如，美国在1997年就组建了一个太空战实验室，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各种太空战实验室，先后验证了诸如“卫星跟踪设想”、“GPS系统的太空运用”等太空项目。到目前，美国更先进的太空技术还有“好奇”号火星登陆技术、反导系统等。俄罗斯则大力研发太空战略武器，包括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战略导弹，并考虑载人航天学用于军事的目的，研制新型卫星提升“格洛纳斯”的性能，重点研制和部署反卫星武器等。欧洲早在1975年就成立了欧洲空间局，以促进欧洲国家的太空研究和技术合作。欧洲空间局成立之后就研制出来世界著名的阿丽亚娜运载火箭系列。2004年，欧盟又成立了欧洲空间理事会，目的是全力推进伽利略计划的实施。2007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欧洲空间政策》，强调欧洲必须成为空间系统的领先者、全球有关空间活动的倡导者(14)。此外，日本、印度等次强国家在新世纪也都加入到太空博弈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竞争与合作的天缘政治格局。 其次，大国太空政策的协调。天缘政治在竞争中也有合作，为了有利于合作，各大国之间也会调整相应的太空政策。例如，美国在2002年推出反导条约，俄罗斯强烈反对，指责美国这是破坏太空平衡的行径。卫星及其部件的出口管制，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体制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长期的管制也削弱了美国太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2012年，美国对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进行了改革，放松了一些技术的管制，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仍然没有放松，主要是担心中国太空技术的迅猛发展会对美国的太空战略产生威胁。俄罗斯因国力下降则强烈反对美国的太空军事化计划，联手中国等倡议签署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协议。由此可见，尽管和平利用太空的空间仍然存在，但太空的武器化趋势在天缘政治格局中已经越来越严重。 再次是国际太空行为准则的制定。太空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有能力进入太空的国家越来越多，大国的太空器也越来越多，太空出现了“拥挤”的现象，加之太空碎片也越来越多，太空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太空争夺日益激烈，如何规范太空的行为也需要各国进行协调。在这种情形下，制定太空行为准则势在必然。在太空技术之下，通过相应的条约、公约、协议等来规范各国的太空行为，成为高科技特别是太空技术塑造天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而围绕上述内容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就构成了高科技外交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科技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国科技的巨大发展，科技外交已处于中国外交战线的前沿。在气候变化、能源环保、粮食安全、重大疾病防控、国际标准制定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科技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已经具备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的能力。国际大科学工程历来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近年来，通过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全球对地观测系统等一系列大科学计划，中国与美、欧、日、俄等主要科技大国开展平等合作，为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作出了应有贡献。从科技外交的实践来看，中国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内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见表1)。
在高铁、核电外交成功的基础上，北斗外交也就应运而生。一方面，高铁、核电对外推广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独立发展、自主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互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涉及最广、技术最复杂和建设周期最长的航天基础工程。它能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和短报文等服务，是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北斗系统对外推广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内部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但通过技术为世界各国提供相应的服务，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随着北斗导航系统在2012年年底完成亚太地区组网，北斗导航系统不仅在中国国土范围内使用，同时周边国家也陆续采用北斗系统。这就意味着北斗导航系统已经正式走出国门。北斗外交也已经正式启动。当前，北斗系统对外推广已经取得了不少业绩(见表2)。
表2的情况显示，北斗卫星系统已经是继高铁、核电项目后又一张重要的外交名片。2014年11月7日，联合国的国际航海标准设立机构——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正式将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纳入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之中。这意味着北斗成为继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后第三个被联合国机构认可用于航海操作的定位数据。这意味着中国北斗国际化步伐和推进北斗外交迈出了最重要的一大步。 三、推进北斗外交的SWOT分析 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相比，中国的北斗系统究竟有何优势、劣势，推进北斗外交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1、推进北斗外交的优势(Strength) 首先是功能和技术优势。其一，北斗系统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要其他通讯系统支持。而美国的GPS只能定位，不具备通讯功能。北斗的通讯功能主要是短报文通信，一次可传送多达120个汉字的信息。这是北斗系统与美国、俄罗斯、欧洲的卫星导航系统相比所体现的最大优势。如果北斗的通讯功能与定位功能结合，就可以实现对无人区等特殊环境的设备控制等。该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无通信信号的救灾终端，可以通过短报文通信功能，及时报告情况；野外或无人区的基站控制、油路仪表数据读取等应用也将成为可能。此外，北斗的通讯功能将被广泛地应用于物联网之中。其二，北斗系统覆盖范围大，没有通讯盲区。北斗系统覆盖了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为中国、也可为周边国家服务。目前北斗系统覆盖范围已经扩大到东经55度到180度之间的范围，到2020年它将覆盖全球(16)。其三，从定位来看，北斗系统定位精度与GPS相当，相比之下，北斗系统具有快速定位的优势，可以为服务区域内的用户提供全天候、实时定位服务。这一点，北斗系统与欧洲伽利略系统相似。伽利略系统也可以发送实时的高精度定位信息，这是现有的卫星导航系统所没有的，同时“伽利略”系统能够保证在许多特殊情况下提供服务，如果失败也能在几秒钟内通知客户。北斗系统的授时精度则可达20纳秒。从定位精度来看，如果说GPS系统只能找到街道，而“伽利略”则可找到家门。美国GPS向别国提供的卫星信号，只能发现地面大约10米长的物体，而“伽利略”的卫星则能发现1米长的目标。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的地面精度为10—15米。北斗系统地面定位精度是10米，测速精度是每秒0.2米。此外，融合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卫星增强系统两大资源，因此也可使GPS的应用更加丰富。例如，GPS在山区和城市的隐蔽地区只有60%左右的可用性，但GPS加上北斗联合定位以后就会达到80%以上的可用性。而伽利略系统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不具备与GPS兼容的功能。其四，从成本来看，北斗系统需要的卫星数量少，即使将来扩展到全球定位需要的卫星也很少，因而成本低；如果系统开通服务，则接收机之间可以通过导航卫星直接通信；有选择性的服务，可以随时决定为谁定位不为谁定位。而GPS需要的卫星数量多，成本太高；接收机之间不能通信，要通信须另外使用无线通信装置，如果远距离通信需要另外的通信卫星；因为是无线服务，所以无法限制不希望的用户使用(除非关掉)。 其次是战略优势。一是北斗国际化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框架下和平科技外交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通过技术垄断来使他国对它产生技术依赖。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来是靠垄断科学技术来进行独霸世界的。GPS也是一样，美国不仅靠GPS垄断卫星导航市场，而且还把GPS应用在战略争夺上。与此相反，中国的北斗系统国际化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互联互通”战略的一部分，北斗系统国际化的目的是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而不是用科技的手段对世界各国进行战略渗透。因此，在战略目标上与美国的GPS是有根本差别的。二是中国在战略上提出的“互联互通”，得到了亚洲、欧洲乃至非洲国家的认同，而“互联互通”不只是有形的，还包括无形的信息互联互通。因此，北斗系统就成为“互联互通”战略中“信息通”的重要载体。 2、推进北斗外交的弱势(Weakness) 首先是功能技术上的弱势。一是目前北斗系统的卫星数量还没有覆盖全球，还不能实现全球定位。二是北斗系统主动式定位，需要客户机向卫星发送信息，这样容易暴露。三是北斗是有限服务，卫星要接收到客户机信息并响应后才能定位，如果用户太多可能造成阻塞。 其次是战略上的弱势。一是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崛起大国的任何举措都会受到守成大国及其盟友的指责，认为中国是在挑战守成大国，甚至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因此，中国的北斗系统也一样会被指责为挑战美国的GPS乃至是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在此情形下，中国会处于一种崛起困境。二是在产业上，北斗系统毕竟军事色彩较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对它们进行战略渗透和科技侵略。特别是国内民用尚未普及，更没有形成相关的产业链，因而很难在国际民用市场上获得认可(17)。 其三，在国际舆论上，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太好，“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北斗系统的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也成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依据。 3、北斗外交的机遇(Opportunity) 其一，全球卫星导航产业迎来了一个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卫星导航多系统并存和与其他信息系统间相互渗透、集成、融合成为大趋势。这种趋势为中国北斗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二，在国际认可上，2014年11月23日，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认可的航行安全通函，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取得面向海事应用的国际合法地位。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已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这为中国北斗系统国际化提供了国际合法性资格。其三，中国周边国家对北斗系统有兴趣。目前，北斗系统已走进二十余个国家、地区，北斗国际合作工作已从宣传推广阶段步入示范应用阶段。因此，下一步要通过建立海外增强系统，建立北斗GNSS中心，借助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等亚太区域多边平台开展联合研究、监测评估、人才培训等方面合作，使系统建设成果惠及他国。其四，中国从事北斗项目的诸多企业在北斗系统国际化方面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愿意加大力度进行投资(18)。 4、北斗外交的主要威胁(Threat) 首先是来自技术上的威胁。一是北斗系统毕竟开发时间不长，系统不稳定，因而很容易因技术上的不成熟而受到影响，包括产业推广和外部其他信息通的干扰。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鑫诺卫星受到法轮功技术攻击的情形发生了多次。北斗系统一旦应用于民用市场，类似法轮功对鑫诺卫星一样的攻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如何在技术上提升自身的抗干扰、抗攻击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来自战略上的威胁。当前国际政治进入到天缘政治时代，大国之间的太空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俄罗斯、欧洲大国，以及印度、日本等都加入到天缘政治的争夺之中。中国虽然已经迈入到太空大国行列，也拥有类似于反卫星武器之类的技术，但美国、俄罗斯等都拥有反卫星武器。北斗系统首先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当大国的太空竞争一旦失控，中国北斗系统同样也是竞争对手反卫星武器的重要目标。 再次是来自产业上的竞争压力。一是产业链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收益期相对滞后，导致企业投资兴趣大打折扣。二是北斗产业发展空间很大，市场潜力也很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到2015年相关产值就可达到2000亿元，2020年有望达到4000亿元。随着“北斗”系统逐渐向民用方面转化，投资机会显现。但是，对具体的企业而言，其实力不一样，收益也会有较大差距，具体的企业收益可能会低于预期，这样企业会因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退出的可能。而内部推广遭遇尴尬(“不敢用”、“不愿用”却依然制约着北斗的发展)，从而在对外推广上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况。 四、北斗外交的义利观 义与利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虽然历史上各家对此有不少争论，但都强调“国家百姓之大利”为义。正如冯友兰所说，“凡事物必重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次估定”(19)。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义利观，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了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习近平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例如，在非洲访问，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以义至上的传统友谊(20)；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1)；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22)；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23)。总之，习近平倡导的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外交的新指针，也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责任的基本外交伦理。北斗系统对外推广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高科技外交，中国高科技对外推广和对外服务，同样也要践行正确的义利观。由于北斗系统研制的时间不长，在对外推广过程中，短期内无法获得现实的收益，因此在北斗外交的实践中，需要着眼于长远的打算。 1、要看到北斗对外推广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商机 其一，北斗导航系统逐步走出国门，行业迎来新的发展。“随着北斗导航系统在2012年底完成亚太地区组网，北斗导航系统不仅在中国国土范围内获得使用，同时周边国家也陆续采用北斗系统替代GPS。这意味着北斗导航系统已经走出国门。由于北斗导航系统在精度和功能上均已经接近GPS，同时还具备特有的通信功能，未来有望将陆续在亚太地区获得推广。”(24)虽然北斗导航产业在国际市场规模还较小，但对北斗导航产业来说，走出国门就是开了一个好头。北斗导航系统建设按照“先区域、后全球”的总体思路分步实施，采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2000年初步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第二步，2012年底北斗导航(区域)系统将为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无源服务；第三步，2020年全面建成北斗导航系统为全球提供无源服务。未来北斗导航完成全球布局后，非洲、中东、南美等地区将会是北斗导航系统主要开拓地区。这是潜在的巨大市场并孕育着巨大的商机。 其二，交通部大力推进北斗导航示范工程。2013年初，交通部要求在9个示范省份加快“两客一危”车辆以及新进入运输市场的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加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实施工作，这是中国北斗导航在2012年底正式商用后的第一个示范工程，此次9个省份参与示范应用，需要建设11个支撑平台、7个信息系统、安装8万台北斗双模终端，测算下来大概在10亿左右的市场规模。交通部大力推进北斗示范工程也意味着北斗导航在政府行业应用提速，也反应出国家对北斗导航产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具体落实，同时各地北斗导航产业园也陆续建立，不断形成产业集群模式(25)。 其三，看好北斗导航产业的逻辑，即行业进入高速增长快车道。北斗导航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将步入“黄金10年”高速增长期，具备持续高成长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逻辑：一是北斗二代亚太地区组网完成，意味着产业发展拐点已经到来；二是北斗导航产业逐渐成熟；三是北斗导航属于战略新兴产业，行业本身步入高速发展期。 其四，看好优先受益于国防安全领域、政府行业应用的上市公司。对于北斗导航产业发展的情形，2012年是启动期，2013年以来是初步发展期。对于北斗导航产业的应用路径，参照美国、俄罗斯等卫星导航产业发展路径，国防安全领域和特定行业都将优先应用，然后扩张到大众市场，即国防安全领域先行，行业应用不断深入，大众消费未来看好(26)。 2、北斗外交要有战略思维 既然如此，我们不能单从当前利益来思考北斗系统对外推广问题，特别是企业要有国家战略思维，也就是要从国家大义和国际大义的高度来认识北斗系统国际化推广的意义。 其一，坚持“义以生利”的原则。北斗项目的对外推广切不可只看到眼前的小利。目光短浅的企业往往会因小利而失去大利。但是，要获得大利就必须讲义，坚持义。那么，当今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国际道德标准呢？简而言之，我们的国际道德标准，就是坚持和平发展的世界大义，坚持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利。 其二，坚持“和为贵”的营销理念。“和”就是要妥善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来实现目标。“和”也意味着企业与网络中的相关成员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北斗项目对外营销绝非要与美国的GPS系统、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展开竞争，而是要与他们进行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世界人民。 其三，北斗系统对外推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北斗系统对外推广的“以人为本”的含义，就是技术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的，而不是用技术来控制人。北斗系统对外推广的目的是使北斗技术在抗险救灾、气候监测、交通安全、野外救助等方面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并非是中国通过北斗技术要使所有的国际客户对此产生技术依赖而受控于中国。 总之，北斗系统对外推广，一是要正确协调企业与社会、国家间的关系，坚持“义以生利”。要以利国利民为大义，为人类和世界的发展做贡献。二是要协调好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在北斗系统对外推广过程中，更要符合国家战略大义和国际发展大义。三是正确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义为上”。中国从事北斗系统的企业不仅承载着企业自身的现实利益，而且还承载着国家长远发展的长远利益。企业有小利与大利之分，有当前的现实利益与未来的长远利益之别。不能谋小利而失大利，不能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而失去长远利益。谋大利者，必先舍小利，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取则必取大利，与乃于小恩小惠也。 3、北斗外交中的国际道义 当前，北斗系统对外推广过程中也遭遇各种“问题话语”，如“中国威胁论”，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科技威胁论，认为北斗主要用于国防上，北斗对外推广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扩张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科学技术上，北斗系统成为与GPS、“格洛纳斯”、“伽利略”一样的卫星导航系统，也意味着中国崛起后对外扩展有了科技依托。“中国挑战论”，跟中国的国际角色一样，北斗系统是崛起者，而GPS是守成者。北斗系统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从科技上也对美国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形成了挑战。“中国科技新殖民主义论”，认为中国通过北斗系统对相关国家进行资源监测，目的是要掌控相关国家的资源，并借以控制其经济。因而，中国是在相关国家用北斗系统推行新殖民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表明，中国的北斗外交要讲究国际道义。 那么，什么是北斗外交要遵守的国际道义呢？传统的国际道义无疑是北斗外交所要信守的东西，如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和争取国际和平、倡导和追求国际平等、伸张和支持国际正义、认同和增进全球利益、关怀和促进人类福祉、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等(27)。更重要的是，北斗外交要不断拓展和创新国际道义的内涵。 一是提供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议程、国际价值理念、安全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品。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传统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出现了短缺，更难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只是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通过科技的发展而为国际社会提供相应的科技服务，使中国的科技发展能够惠及国际社会。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但中国通过北斗系统对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正是中国大国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 二是提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世界经济之上，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创新不足。世界各国都在倡导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显然，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来临，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借助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来打造“工业4.0”，但这并没有形成具体的产业链。中国的北斗系统正在加速向民用方面转化，在未来5年内其直接的产值就可达到4000亿元。这只是北斗系统对中国国内带来的直接收益，并没有包括北斗系统建立起来的产业链及其相关产值。另外，如果北斗系统对外推广而且也实现了民用化之后，将在其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形成巨大的产业链，从而对所覆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动力。这正是创新驱动带来的巨大产业和产值效应。 三是提供全新的合作方式。一方面美国的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在开发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如何与其他国家和其他系统兼容合作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GPS，基本上是排除合作强调垄断的技术系统。但是，中国的北斗系统从开发设计时就考虑规避同行竞争、兼容其他系统，实现优势互补、错位服务，在合作中向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例如，中国北斗的增进系统就能够通过与GPS的兼容而提高服务水平。又如，中国北斗系统主要覆盖在中低纬度，而“格洛纳斯”则主要覆盖中高纬度，从而二者形成了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北斗系统对外合作和卫星出口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玻利维亚、白俄罗斯、印尼、老挝、泰国等，中国高科技的对外合作，开启了南安合作的全新方式。 四是提供全新的对外援助方式。传统的国际对外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如前面所说的补贴息优惠贷款、传统援外项目、对外合资合作、债务减免等，但是，中国北斗系统对外推广将拓展对外援助的内容，开创全新的对外援助方式即高科技援外。科技援外以前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高新区、国家实验室、完善科研体系，以及举办国际培训班、开展联合研发项目、设立合作示范区等。但是，中国北斗系统对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人位置服务。特别是当一个人进入不熟悉的地方时，他可以使用装有北斗卫星导航接收芯片的手机或车载卫星导航装置找到你要走的路线；可以向当地服务提供商发送文字信息告知你的要求，如查询最近的停车位、餐厅、旅馆或其他想去的任何地方，然后，将一张地图发送到你的手机上，甚至还会为你提供酒店房间、餐厅或停车位预定等增值服务。这些虽然是商业性服务，但这绝对是超值的、价廉物美的商业服务。同时，在双方合作协议下，也可先期提供免费服务。这些免费服务包括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利建设、水文监测、气象测报、森林防火、电力调度、通信授时、减灾救灾等诸多领域。 总之，在北斗系统对外推广过程中，中国将本着真、信、亲、惠的原则来拓展国际道义内涵，创新国际道义的内容。 五、北斗外交对中国战略的意义 外交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塑造国家的国际形象。长期来，中国的外交缺乏话语能力，使得中国的经济外交遭遇了前面所说的“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压力，特别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经济外交)被指责为中国式的“新殖民主义”。因此，高科技外交也应该用实际行动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问题话语”，从科技的角度来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此可见，高科技外交的意义在于： 第一，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确实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当今科技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国际竞争更是以科技竞争为最重要的领域。中国从农业大国发展成为拥有诸如北斗系统之类的尖端科学技术，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的最直接的体现。 第二，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品位。“中国制造”曾经是“问题产品”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中国产业技术升级，“中国制造”开始重新获得价廉物美的褒扬。但是，在继高铁、核电对外输出以后，北斗系统的对外推广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产业链和产品技术升级，使“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转型，“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品位和质量将大幅度提升，从而为中国产品赢得更多的美誉。 第三，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科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中国窃取西方技术，美国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等等，都涉及“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问题。在西方看来，中国所取得的任何科学技术成果都是从西方窃取来的。这样的“中国形象”在西方长期流行。然而，今天中国科学技术的成果用事实证明了中国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特别是高铁、核电、探月工程，更包括北斗系统，这些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尖端技术。北斗系统的对外推广更进一步改善了世界科技领域中的中国形象。 第四，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的内容。“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互联互通”大战略框架下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基本上缺乏基础设施的支持，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在当今超大规模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不可能在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完成，必须要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的技术平台。因此，如果说“一带一路”设想是中国“互联互通”战略的观念(软)平台的话，那么，高铁构筑的对外交流网络则是“互联互通”战略的硬平台。同样，北斗系统对外推广而形成的信息平台和产业链，也是中国“互联互通”战略的又一硬平台。这样，“一带一路”的设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如果说高铁是升级版的现代丝绸之路，那么北斗系统则是现代丝绸之路的加强版。 第五，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从对外战略安全来说，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是拥有制空权、制海权、制陆权和制天权。美国以航母为支点，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的基地群，这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制海权”、“制空权”。今天的大国竞相发展宇宙航天，是为了掌握“制天权”。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时代。中国铁路修到哪里，国家的意志就通达到哪里，国家的安全体系就建构在哪里。中国高铁“走出去”维系着中国在欧亚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维系着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的重大使命。航母和中国未来的航母群将逐渐构筑起中国的海上安全体系。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这些还不够。中国还必须要拥有“制天权”，那就是以卫星导航系统为中心的安全体系。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航母(群)不能依赖于美国的GPS，必须用自己的导航系统才是最安全的。 第六，进一步丰富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频繁，经济外交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中国过去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能源勘探与开发、对外投资和承接建筑工程的劳务输出。北斗系统对外推广之后，将丰富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未来在北斗系统的支持下，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将在以能源勘探与开发、建筑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以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各类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对外信息服务产业和通讯产业等。也就是说，围绕北斗系统所形成的相关产业链将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七，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然灾害对外救助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对外救助自然灾害方面一直坚持积极的人道主义政策。这也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表现。地震、台风等是人类必须面对的自然灾害，当重大灾害来临的时候，卫星导航系统就是抢险救灾的生命线。特别是在遭受重大地震灾害后，所有的有线系统都可能失去功能，而卫星导航系统却不受影响，既可以及时地进行灾害位置报告，又可以进行通信，为抢险救灾提供保障。当台风、海啸等突发灾害袭来的时候，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及时地发送位置和与位置有关的信息，从而为抢险救援赢得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技术实力的重要标志，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是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家信息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转变人民生活方式、提高大众生活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北斗系统对外推广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为此要在以下方面加强北斗系统的对外推广。 第一，加强宣传推介。单有技术还不够，还需要对外宣传。对外宣传推介时要强调：北斗系统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所谓中国的，是因为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所谓也是世界的，因为北斗系统是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非是封闭式的系统。也正是因为其兼容性而提高了为世界各国客户服务的质量。此外，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这样，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是这样，既要有利于中国内部的发展，也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所倡导的是全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的发展就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第二，加强人文交流，构筑人文基础。虽然技术带来经济利益、产业发展，但这一切需要人文的基础。因此，通过人文交流，在各国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包括文化影响力、人文亲和力等，有助于北斗系统在相关国家顺利推介。很显然，中国在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地区有很好的人文基础，因而北斗系统在这些地区的推介相对容易一些。 第三，北斗系统是中国的战略性产品，对外推广一定要纳入国家战略。纳入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像高铁一样，国家领导人的外出访问一定要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所访问的国家进行国家层面的推介。凡是国家领导人亲自推介的项目就很容易成功，如果每一次国家领导人的出访都把卫星项目的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一方面能够有力推介北斗系统，另一方面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关系都会因北斗系统的介入而得到提升。 第四，政府、企业对外推广和高校、研究机构的项目研发同步推进，以研发带推动，促进企业加快对外推广的步伐。北斗系统毕竟还不成熟、不稳定，这是对外推广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凡是民用化的技术可以在对外推广的同时，借助于所在国的研究机构与国内研究机构共同研发，从而使一部分技术和相关产业实现本土化。这更有利于北斗系统的对外推广。 第五，对内加强产业链的培育使之能够对外产生示范效应。2013年10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多项政策支持推动导航产业快速发展，而北斗卫星导航将是重点支持发展对象。根据《规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兼容产品除了在能源(电力)、金融、通信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之外，还将在大众消费市场逐步推广普及，实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规模化应用。即便如此，北斗系统在国内的产业化程度还非常低。内部产业化程度低就不利于在国际上推广。因此，要加大力度促进北斗项目在国内的产业化，使之对国际市场产生示范效应。 第六，对内加快北斗技术的军转民，使之成为国内民用技术的一种自觉行为，从而对对外推广也能产生示范效应。北斗系统是军民两用的系统，但在外界看来其军用功能更多，特别是民用转化的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这更让外界感到主要是用于国防的。因此，在加快产业转化的过程中，促进军转民功能转化，使国内消费者自觉地使用北斗系统。 第七，在对外推广的具体实践中，企业要稳打稳扎，把项目做牢做实，使之在某个国家的成功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样板。企业不能为了争夺市场而盲目拓展，而是要在一个国家的具体项目做成功以后再拓展新的领域。同样，要把某一个国家成功的项目进行推广，然后通过该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其他的项目产生示范效应。 总之，“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在对外交往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和平发展是世界大义，合作共赢是世界大利，两者并育不害，相辅相成。当前，全球化所以遭遇重挫，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重私利轻大义，少数人得利，大多数人失利，没有互利共赢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版本要升级，也需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指导。义利失衡是当前世界的一大问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科技发展上特别是在北斗对外推广的过程中更要贯彻中国坚持和平的外交价值，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①何奇松：《国际太空活动的地缘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 ②④⑤胡键：《国际能源政治时代与国家间关系结构范式的转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③[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⑥[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五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⑦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1961年5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公然宣称“门罗主义的原则和它在1823年宣布的时候一样有效”，因而决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一个为国际共产主义主宰的政权”。然而，美国对古巴的干预使赫鲁晓夫联想到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因此，赫鲁晓夫萌生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念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围布置了军事基地，并用核武器来威胁我们，现在叫它们尝尝要是敌人的导弹对准你是何滋味；我们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参见[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下)，赵绍棣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⑧[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游燮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1页。 ⑨[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部：知情者的见证》，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⑩关于时代性质的问题在世纪初曾经有过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时代的性质是由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决定的，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时代性质的具体表现，是由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化的世界主要矛盾规定的。参见何方《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曾昭禹《论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11)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2)胡键：《国际能源政治时代与国家间关系结构范式的转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3)参见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参见何奇松《浅析欧洲空间政策》，《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 (1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cm.fmprc.gov.cn/pub/chn/pds/gjhdq/gj/nmz/1206_1/sbgx/t7915.htm。 (16)参见北斗导航系统官网，http://www.bddh.roboo.com/。 (17)中国北斗产业发展遵循的是先国防安全领域然后是行业应用，最后是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路径。所以，北斗产业首先在军用和特种行业迅速发展，而民用市场还刚刚起步。参见北斗导航系统官网，http://www.bddh.roboo.com/web/news/297436/94573917205.htm。 (18)例如，2013年3月，武汉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泰国科技部三方在泰国曼谷正式签订《泰国地球空间灾害监测、评估与预测系统合作协议书》。商务部“中泰地球空间灾害预测系统合作基地”成立。同年8月，武汉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与研究中心与泰国科技部地理空间技术局签订共同制定总体规划的MOU备忘录。同年11月，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投资3亿元建设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增强系统“ChinaCM中国精度”，在获得政府批准的前提下，采用自研的接收机和天线在国内和海外同步建立全球参考站网络，2014年开始全球参考站网络的建设，2015年实现米级精度(1米至2米)免费服务，2016年实现分米级精度授权服务，2017年实现厘米级精度授权服务。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20)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501703.htm。 (21)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美好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伟业》，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05/c1024-25241720.htnl。 (22)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 (23)习近平：《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人民日报》2014年9月11日，第1版。 (24)(25)杨鑫林：《北斗导航走出国门，行业迎来新机遇》，《证券时报》2013年5月24日。 (26)未来三年将是北斗军用市场的爆发增长期，市场空间有望每年翻番。以上市公司业绩为统计口径，2017年市场空间保守估计有望达到60亿元。海格通信、振芯科技等上市公司军用订单近两年已经开始放量。参见北斗导航系统官网，http://www.bddh.roboo.com/web/news/297436/94573917205.htm；杨鑫林《北斗导航走出国门，行业迎来新机遇》，《证券时报》2013年5月24日。 (27)参见刘兴华《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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