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与中国近现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中国论文,爱国主义教育论文,香港回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重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爱国主义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洗雪了中华民族百余年的耻辱，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回归即将一年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它遗忘，我们应当在历史教学中增加这一内容，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服务。因为，香港回归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许多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香港从被割让到回归祖国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香港分为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个部分，是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割占的。1840年，英国为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第三款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贮所用，今大皇帝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及嗣后袭主位者，常远居守主掌，任便立法自理”。由此，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从此，开始了香港的屈辱历史。
1856年，英法两国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于1860年，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九龙给英国，扩大了香港地盘，但英国仍嫌“这块土地的总量是如此的小”，还想进一步加以扩大，真是欲壑难填。1864年，英国私自将香港地界伸展到深水，并不时叫嚣要进一步“扩展香港边界”。
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借口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对香港构成重要威助，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租借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的要求，并要挟说如不答应要求，即出兵浙江和福建，这确实太横蛮无理。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讨价还价的勇气都没有，再一次在英国炮制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把中国广东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租借”给英国。至此，英国完成了对香港的占领。
香港被割占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此，旧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进行收复。1841年，英国用武力强占香港岛，清政府就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上奏折具奏，但清政府最终未能收复香港岛。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曾两次试图收复香港。一次是在巴黎和会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参加。会上，中国代表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包括香港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英、法等国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结果，中国不仅未能收回香港，反而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原来权益也未能收回，造成了中国的奇耻大辱。
第二次在华盛顿会议上。1921年12月，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提收回各国在华租借地的提案。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矛盾日渐尖锐。美国力图钳制日本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要。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法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湾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和旅大租借地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为由，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论。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语，美国代表无动于衷。此后，华盛顿会议不再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仍未能收回香港。此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向英国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略香港，仅仅18天时间，英军就完全撤出，日本占领了香港。此后，中、美、英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已联成一片。中国的抗战和各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而且有利于中国收复香港。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中国坚持抗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方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英国知道后，表示与国民政府谈判。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谈判。随后谈判正式开始。美、英分别提出新的草案。在草案里，英方明知中国最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但却只字未提。11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只提出收回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也同意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对中国有利。
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决定不把九龙租借地问题纳入新约的讨论范围。11月30日，英国政府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引起激烈争论。蒋介石知道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如果不包括收回香港内容，他就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让步。为此，他请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很大作用。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于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意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在英方的压力下，蒋介石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新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租借地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无可何”（注：转引自刘存宽、郦永庆《关于收复香港的历史考察》，见《人民日报》1997年3月22日。）。
1943年1月，中英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在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英方谈判代表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这样，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收复香港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了。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英国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连在香港争取受降权也未能实现，最后事实上还是被英国夺去。国民政府再一次失去收复香港的良机。这是对国民政府的极大讽刺，也是它的悲哀。
香港的丢失及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未能收复香港，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中国的腐朽落后。首先是社会制度的腐朽和落后。近现代时期，中国的社会制度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特别落后于英国。英国由于最早经历工业革命，因而到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科学昌盛的头等资本主义强国，在世界拥有众多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而当时的中国，仍处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社会制度腐败透顶。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依然在实施。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把“与外界完全隔绝”作为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事情全然不知，甚至当英国的大炮打到自己国门，道光皇帝竟然懵里懵懂地向臣属发问，英国在何处，方圆几里许，距中国远近，有无陆路相通。更为可笑的是，身为亲贵的封疆大吏耆英、琦善居然向朝廷奏报如此荒唐的故事：英人夜间目光昏暗，英地一片漆黑，船行半日方能见天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蛮夷之国，犬羊之性，不知礼义廉耻等等。试想这样一批愚昧无知、腐败固执的封建官僚组成的清朝统治层，怎能谈得上治理国家，有效抵抗外侮，怎能保卫国家？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中国仍然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断，政府软弱无能，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收复国土？
其次是经济技术落后。一个国家要想战胜强敌，在世界求得生存和发展，捍卫或收复领土主权，必须依靠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这三者又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实力是基础，有了经济实力，才有科技和军事实力。恩格斯有过一句名言：“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07页。），这句话不仅讲了政治制度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讲了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
由于社会制度的落后，旧中国的经济技术是相当落后的。中国近代工业虽然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出现了，但那是外国资本家开设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具有一定开放意识的少数封建官僚主张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制造洋枪洋炮，倡导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虽然主观上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开始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趋势很快停止。因为，甲午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而且是它们资本输出的对象，加上受到本国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发展的机会，但是，仍然遭到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战后不久，民族工业又萧条起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华北、中原、华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的工业全部被日本控制，遭到残酷的摧残和掠夺。在国民党统治区，官僚资本则乘机发展、膨胀，民族资本遭到破坏和掠夺。在旧中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与西方列强相比相差太远。以工业基础的钢产量为例，英国和美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突破了100万吨，而中国到1907年才只有8538吨，钢产量比西方不止落后一百年。1800年，美国的铁产量已达4万吨，英国20万吨，百年以后，1902年，中国的铁产量只有15800吨，其中95%以上是土法冶炼。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由于经济技术的落后，导致军事技术的落后，这样，要捍卫领土是非常困难的，更谈不上收复国土了。
了解香港丢失和旧中国收复香港的历史，并探究其根源，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狡猾、贪婪的侵略本性和国内反动阶级的腐败无能，从而增强他们对侵略者的义愤，对反动阶级的痛恨；还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即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被宰割，从而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并把它付诸行动，发奋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贡献。
香港的丢失是由于中国的落后，而香港的收复则是由于中国的强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改革、开放、搞活，进一步解放、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方面，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自1952年以来，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年增长率为3%和10%，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83年——1988年的5年中，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是8%，工业则达到12%，在1979年——1983年，世界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时，中国的经济却飞速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了70%（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550-557页。）。制造业方面，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而到1996年则突破1亿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一位，大大超过了英国。军事技术方面，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已日渐增强，这已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中国早在1964年就能制造原子弹，如今已是世界几个核大国之一。中国的导弹制造和发射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它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政治方面，中国社会政治清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可见，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增强，所以，西方人惊呼“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513页。）。
正是由于有了坚强的实力后盾，中国才能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邓小平同志才能坚定的对英国人说：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收回香港。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看得最清楚，他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谈成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85页。）。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承认：“因为我们同对手相比力量悬殊，对手又不肯妥协让步，因此香港谈判不可能是英国的胜利”。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能够收回香港，主要是由于实力。而中国之所以拥有相当的实力，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了解这一段历史，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够收回香港，主要是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归根结蒂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推动他们发奋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好坚实基础。
香港的回归除了与中国的实力有关以外，还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有很大关系。中国拥有相当实力，这只是中国收回香港的客观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没有正确的方法去实行，香港就不能和平地顺利地收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我们顺利收复香港的法宝。
“一国两制”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从历史和国情出发，为了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和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科学构想，是根据当今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是考虑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英国和葡萄牙各方利益了的，是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是能够行得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构想的正确。正是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中英、中葡双方就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达成了协议，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了祖国，澳门也将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也将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香港的回归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而“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是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发展而来的，因而我们也应该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综上所述，香港回归的历史可以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内容，一是学习香港回归的历史可以揭露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卖国行径；二是通过学习香港的回归史可以教育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是通过学习香港回归的历史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我们应该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中运用香港回归这一事例，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提高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全国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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