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英国都铎政府经济政策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经济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国内史学界对英国都铎政府单项性的经济政策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如工商业政策、海上政策、移民政策、反圈地法令等等，但对都铎王朝总体性的政策评析文章尚不多见。本文拟从都铎政策呈现的一些特点入手，对其政策的指导思想，目的意图作一剖析，以探寻封建政权经济政策的实质。
一
尽管中世纪时代的国家，其政府机器不完备，不具备对社会经济全面调控的力量，史学家们仍承认，中世纪的国王政府是存在明显的、连贯性的经济政策的。而都铎王朝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呈现越来越加强的趋势，则是国内外学者们基本一致的观点。（注：刘新成：《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历史研究》，1992,2，第123页。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1988，第267页）
一个政府要能维持其正常运转，财政政策首当其冲。都铎政府的财政政策，旨在为政府各项必要的支出筹集资金，以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在这一点上，政府除了极力追求金银货币贮藏的最大化，严禁货币输出本国之外，其政策呈现相当的随意性。因为正常的岁入根本不可能使其收支相抵，于是，只要能增加收入，政府的信用、经济的波动无关紧要。借款，公开性抢劫外商，剥夺修道院财产，变动货币量，都成为财政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了。其中影响深远的没收修道院财产一事，原因固然很多，但国王想从中大捞一把，改善财政窘迫的心态是人们所公认的。国王因此每年能增加10万英镑的收入。（注：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及其意义》，载人大复印本《世界史》，1991,6，第95页）
都铎时期，国家财政和国王收支间关系非常密切。依靠对钱币的铸造、改铸、发行专有权来牟财生利，亦是都铎政府的一项举措。尤其在亨利八世（1509-1547年）和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时屡次铸造含银量不足的银便士，而且含银比率一次比一次降低，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极端混乱，物价随之飞涨；（注：辜燮高：《11-17世纪英国的钱币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1，第114页）主教拉提摩尔在给国王和枢密院讲道时都敢当面嘲笑这种钱币；（注：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第240页）可见影响之恶劣。靠此手法，仅在1542-1551年间，王室增加约120万英镑收入。5（注：D.C.Colemn,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Oxford,1978,P.189）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年）明智过人，为平息民怨，稳定经济，于1560-1561年间收购旧硬币送进造币厂重铸，恢复原来的成色标准时，仍不忘从中赚取4万5千英镑，而这“不过是许多次同样行动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而已。”（注：辜燮高：《前揭书》，第112页）
在工、商、农业政策方面，政府政策有着明显的矛盾性，既出台了许多积极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又颁布了不少阻碍其发展的保守政策。以呢绒业为例，呢绒业是都铎时期最大的、最主要的工业部门，“这个国家的最大部份的财富及其贫民的最好的就业机会，都在于制造衣着方面。”（注：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1991，第73页）政府对其原料来源、税收、质量等等，制定一系列的法令和条例，如禁止优质羊毛及绵羊出口，对呢绒制品课税很低，严禁偷工减料等；（注：陈曦文：《英国都铎王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和重商政策》、《世界历史》，1990,4）以保证产品的高质量，获取高额利润。同时，又唯恐呢绒工业发展壮大到“失控”的程度，所实行的法规主要有以下几点。
1.限制个人势力的膨胀。1533年，禁止任何人拥有的绵羊头数超过2000头，农场超过2个。（注：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English Historical Facts1485-1603,London,1977,p.18.）1555年织工法规定，乡村呢绒制造商不得在家中拥有一台以上的呢绒织机；不得出租织机，不得出租安置织机的房屋。（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1983，第19页）
2.抑制地区工业势力向外扩张的势头。1534年，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沃斯特郡内生产或者雇人生产呢布出售，除非他们是居住在沃斯特的城市之中。（注：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156页）1543年，规定约克郡内床罩的生产只能在约克城中进行，政府有关管理人员有权在郡内区域进行检查。（注：W.Cunninghu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第一卷，牛津，1915，第519页）同年，禁止诺福克居民在诺里奇城外染呢绒，剪平呢绒或整饰呢绒。（注：保尔·芒图：《前揭书》，第69页）
3.不允许某些新技术发明成果运用到工业生产上。1551-1552年，禁止使用供织物制造及线结用的起毛机。（注：W.J.Ashley，《英国经济史及学说》，郑家稼译，台北幼狮，民国63年，第435页）剑桥大学毕业生威廉·李发明的织袜机，被视为是一种会剥夺大批工人生计的有害的革新，不予采用，他被迫离开英国，在异国他乡默默地死去。（注：保尔·芒图：《前揭书》，第148页）
封建社会里，农业可谓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都铎政府在农业中颁布的反圈地法令，明显地与重商主义政策相矛盾。由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旨在变耕地为牧场，扩大养羊业，这既可为呢绒工业的发展提供丰富原料，又可为手工工场在乡村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但遭到政府强迫反对，政府先后两次组织调查圈地委员会分赴各郡调查处理违法案件，并颁布近20次法案及皇家公告反复禁止圈占耕地。
都铎时期，政府政策中还表现出强烈的垄断性，这正是封建政权性质的必然体现。所谓垄断，一指出售专利权，国王利用自己享有不容议会染指的特许权，颁发特许状给予公司或个人的独家制造或售卖某种货品之权，“根据这项特权，专利人有权向任何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人抽税”。（注：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81页）这项特权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由竞争。连盐、糖等日常用品都列入专利范围，直到伊丽莎白末年没有改变。沃尔特·罗利公爵垄断了扑克牌的买卖，埃塞克斯伯爵买了征收甜酒税的权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注：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译，商务，1993，第294页）二指强买制。王室有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食品、日用消费品，负责采买的官员更是从中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注：刘新成，前揭书，第284页）
二
极力追求金银货币贮藏的最大化，可谓是英国14世纪以来政府的基本国策。（注：参阅陶大镛主编：《外国经济思想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第240页。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240页）一直到都铎王朝，严禁货币输出，鼓励吸收国外货币的宗旨从未改变过。那么，有哪些因素促使政府把获取金银看得如此重要呢？笔者认为，从政府收入的用途着手，可以有所领悟。
和法国不一样，英国政府一直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只有少量皇家卫队，1513年时才600人。（注：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前揭书》，第115页）国家在无战事时不用为军人开销。中央机构并不庞大，直到17世纪初，“英国政府可能还不如法国诺曼底一省政府规模大”。（注：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73页）维持地方秩序的主要是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济贫税主要来自各教区募捐，政府财政很少拨款，由此看来，王室生活费用及战争支出确是国家财政的重头了。
都铎时期，王室生活往越来越奢华的方向发展。亨利八世时，王室开支从一年的2万5千英镑涨至4万5千英镑（注：Roger Lockyer,Tudor and Stuart Britain,1471-1714,NewYork,1964,P.86），几乎涨了一倍。伊丽莎白时，一条绣花的装饰得很阔气的裤子要值7-100英镑，一双鞋子要值4-10英镑。女王喜好奢华的、花样百出的贵族时装，豢养无数的奴仆和吃闲饭的人。她一次盛大豪华的乡间巡游，足以使招待她的贵族倾家荡产，因为每一次招待女王的费用要超过两、三千英镑。（注：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47页）而当时一个拥有100英亩以上的自耕农，一年估计才赚100-200镑。（注：罗伯兹：《英国史》，上册，台北，民国75年，贾士蘅译，第411页，《前揭书》，上册，第314页）
红白玫瑰战争结束后，在100多年间英国国内处于和平局面，但与欧洲大陆及近邻爱尔兰、苏格兰的战争却延绵不断。享利七世时尚须为巩固王位费力，只敢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对法战争（1492年）。亨利八世对战争的喜好则大大超过他的父亲。1512年6月，他率25000名英军登陆加来，9月，占领法国两个微不足道的小镇，花费达92万2千镑，“对一个年入15万镑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注：罗伯兹：《前揭书》上册，第314页）1521年，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结盟，向法国开战，延至1523年，国内财政枯竭，“反战争和重税的呼声高涨，萨福克郡的毛纺织城市约4000人武装抗税，亨利八世被迫放弃对法战争”。（注：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98页）1542-1544年，享利八世将英国陷入对苏格兰的战事中。1544年7月，再次率48000名英军入侵法国，2年后议和。“为了这一空洞的胜利，亨利用去200万镑以上”。（注：罗伯兹：《前揭书》，上册，第344页）1547年，萨默塞特率军18000名入侵苏格兰。1557年，玛丽女王向法国宣战，损失惨重。
1558年伊丽莎白登基后，战事依然频繁。仅爱尔兰一地发生4次大叛乱（1559-1566年、1569-1572年、1579-1583年、1594-1603年）（注：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前揭书》，第167页），她还5次派出远征军帮助法国那瓦尔的亨利与吉斯家族争夺法国王位，援助尼德兰。据估计，仅在尼德兰的花费到1603年时，已达200万镑。（注：蒋孟引主编：《前揭书》，第319页）与最大的敌人——西班牙的战争每年要消耗25万英镑。（注：摩根主编：《前揭书》，第293页）议会的津贴，国王的土地收入，关税及其他财政收入加起来也难以抵偿战争费用。试看下表伊丽莎白时期征兵及开拨地点情况：
1585年至1602年英国征兵及服务表（注：C.G.Cruickshan,Elizabeth's Army(Znd ed,1966)Appendix I，载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前揭书》，第156页）
年代 征兵名额目的地
15857500荷兰
15864870荷兰
15874800荷兰
15886000 葡萄牙
15894850法国
15904270 爱尔兰
15918425 法国、荷兰
15922490法国
15933025法国
15944806 法国、荷兰
15951806 爱尔兰
15968940 加的兹、爱尔兰
15978835 爱尔兰、亚速尔群岛
15989164爱尔兰、荷兰
15995250 爱尔兰
16004885 爱尔兰
160112620爱尔兰
16023300荷兰
表中显示，不到20年时间内，英国年年都要派兵出国打仗，累计士兵人数已超过10万。无怪乎伊丽莎白在出售王室土地、借款、分享私掠船利润等等办法外，还要靠大量卖官位挣钱了。（注：摩根主编：《前揭书》，第294页）
1581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对近年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作者约翰·海内斯（现在一般认为他是当时英国政府的官吏），他在书中极力主张尽可能把金银储藏在国内，那么其用途是什么呢？海内斯想到了两点：一是一旦发生战争就从海外购买军火；再是农业歉收时从外国购进谷物。（注：陶大镛主编：《前揭书》，第34页）曾任政府贸易委员会委员的大商人托马斯·孟和海内斯的想法完全一样，有了钱就“能够维持一场长期的防御战，可以使战争结束或转移目标”。（注：托马斯·孟：《前揭书》，第69页。该书写于1621年，1664年出版，孟所反映的仍是16世纪的主张。）孟还进一步认为，从人民身上取得的每年进款中的一大部份，应该“一直不断地散发到人民中间去，譬如雇佣他们来制造战舰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建筑和修缮要塞；收购足够一年（至少）吃的粮食贮存在各省的仓库里边，俾得防止一个国家所不能不注意到的偶或有之的缺粮危机；……纪律严明地来维持那些向他们领受薪饷的旅长、排长、兵士、将官、海员和其他在海上和陆上的工作人员；购置东西装满他们的仓库（在各要塞地方），并且要有充裕的火药、硫磺、火硝、子弹、大炮、滑镗枪、剑、矛、铠甲、马匹和其他许多这一类的作战用的东西”。（注：托马斯·孟：《前揭书》，第69-70页）那么在英国有哪些人具备当兵作战的资格呢？法令规定，凡健康的年龄在16-60岁间的成年男子都必须登记入册，准备从军。1541年法令要求男孩从7岁起，须训练他们使用弓和箭的方法。（注：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前揭书》，第157页）尽管这时弓、箭的作用已不是很重要了。
由此看来，在都铎时代，战争仍是国家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同时也是使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确实，16世纪又值“价格革命”时期，物价速度几倍增长无疑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这时所进行的战争又不像中世纪早期那样，靠封建主率其领地上的人力及物力来进行，而是国家出钱雇佣军人，按天数发给土兵工资及食物，购买大炮及枪支等等。这不仅需要一大笔钱，并且最好是能立即拿到手上的现金。从财务署(Excheguer)支出来看，1509年支出额是39766英镑，1555年增至15万1100英镑，1558年达到33万4340英镑。（注：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前揭书》，第26页）而一场战争的花费动辄就上几十万英镑。如此严峻的事实，怎能不让统治者忧虑呢？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受到时代社会经济背景的制约。15世纪以来英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不断增长的商品流通和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的需要，使得如何增加贵金属，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托马斯·孟曾写道：“一个要想保存大量货币的国王，必须想尽一切良好的办法，来维护和发展他的对外贸易；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使他达到他的目的。”（注：托马斯·孟，《前揭书》，第69页）他多次强调：“我认为当然的是，除了通过对外贸易以外，我们就没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获得现金。这是任何一个有判断力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出产金银的矿藏。”（注：托马斯·孟，《前揭书》，第13页）孟的主张和政府所坚持的“货币差额论”原则完全一致，尽可能少进口、多出口，少买外国产品多卖本国产品，是政府尽力达到的目标，而日益壮大的私人工商业经济的存在，使得政府不得不明白，要扩大财源就必须依靠和发展工商业。尽管当时西欧人的观念认为，工业生产只是手段，是为商业服务的，货币才是目的，都铎政府较之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荷兰相比，仍具有过人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始终抓住了本国的工业优势羊毛纺织业。吴于廑先生曾写道：“耕与织是传统农本经济的主体，纺织是农耕世界中仅次于谷物耕作的生产部门”。（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载人大复印本，《世界史》，1987,5，第104页）地位非常重要。英国雨水充沛、气候温和、水草茂密，其牧场和草地都能长年保持适宜的温度。在欧洲，象英国这样适合养羊业的条件是少有的。（注：周光远：《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载《世界历史》，1982,1，第26页）乡间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呢绒手工工场的发展具备了客观前提，政府没辜负这一天然优势，其扶植保护条例，在英国一步步由羊毛出口大国转为呢绒出口大国进程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而随之而来的不以政府意志转移的、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则成为英国迈向近代的非常重要的一环。第二，如托马斯·孟所认识到的：“倘使只有威风而无充足的实力贮备，就没有力量保证必要的供应了。”（注：托马斯·孟：《前揭书》，第71页）政府不仅仅主张依靠对外贸易发财，而且进一步意识到要靠本国生产的产品赚钱而非转手贸易。出于此目的，约翰·海内斯和孟一样坚决反对原料输出，海内斯还说：“这些商品如果在本国加工后再出售，那么将在短期内带来无限的财宝”。（注：陶大镛主编：《前揭书》*
第34页）政府也是如此行动的，为在本国发展盐、玻璃、啤酒、造纸、印刷等新兴工业，政府颁布了许多优惠、保护外国技术工匠的移民政策，以鼓励他们贡献自己的技术专长。张云鹤先生亦认为：“英国早在16世纪，商业就建立在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荷兰则靠贩运贸易。”（注：蒋孟引主编：《前揭书》，第277页）荷兰直到17世纪，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其船舶装载的却不是荷兰的产品，“这些船舶把东印度和西印度两个殖民地的产物，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金属，……运到各个目的地去”。（注：保尔·芒图：《前揭书》，第68页）西班牙在最初的海外殖民活动中获取金银最多，政府却并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扶植本国的商业及手工工场，大量金银花在非生产性消费上，使西班牙一流强国的地位渐渐消失。
政府追求货币财富的最大化与保持现有社会秩序稳定的心愿同样强烈，是其政策呈现出矛盾、对立一面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由封建政权性质所决定的。著名经济学家坎宁安说，16世纪是竞争正在毁灭古老制度的世纪。（注：W·Cuninghum:《前揭书》，第一卷，第559页）这是国家不能容忍的。年幼而成熟的爱德华六世写道：“这个国家不能容忍商人拥有超过100英镑收益的土地，农民或农场主有100-200英镑以上的财富，工匠有100马克以上的财产，不允许体力劳动者获得大大超出他身份的财富……。国家不能容忍一个人有2个以上农场，一块以上的封地，2000头以上的绵羊，超过1门已可生存的手艺。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这一部位太多那里太少”（注：W·Cuninghum:《前揭书》，第一卷，第560页）可以说，都铎国王们及传统封建主们都是受这种思想支配的。政府的立足点旨在经济是要发展的，但其发展的速度、规模只能控制在现有社会等级完好无损的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即有危险。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稳定公共秩序的一贯目的着想，政府应该抑制国内劳动力的流动，而这又几乎当然地与通过刺激工业发展以创造工作机会的努力相矛盾。（注：D.C.Colemn:《前揭书》，第174页）学者们普遍认为，早期的圈地面积是比较有限的，自1455至1607年间，只有约50万英亩土地被圈占，不到可耕地总面积的3%。（注：奇波拉：《前揭书》，第2卷，第262页）但圈地仍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其目的并不是同情农民失去土地，而是唯恐因此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税收减少，兵源无着，农民流浪。对乡村工业规模扩大的限制，对新技术运用的限制，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对传统的手工业行会组织的威胁，是对无数小工匠的无情竞争。“血腥立法”的出现，更表明统治者对社会秩序稳定的渴望及对动乱的恐惧与仇恨，后期对待贫民政策的转向温和，虽说明统治者也朴素地认识到贫困流浪与社会现实有关，国家有责任去解决安置，但最终目的仍在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政权根基。
三
与法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的是，16世纪英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不仅有国王，还有议会议员。虽然国王有不容议会染指的专卖权，新贵族、富商、乡绅等干预国事的能力仍日渐加强，“议员们在审议提案时表现出来的政治取向乃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注：刘新成：《前揭书》，第154页）更不容忽视的是下院权势日渐上升，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下院人数由开始的296人增加到462人，占议会人数的56%。（注：G.R.Elton,The Tudor Constitution,Documents and Commentary,Cambridge University,1982.p.248.）下院中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乡绅的人数保持在2/3以上。（注：刘新成：《历史研究》，1992,2，第122页）上院似乎成为多余的，下院中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大过贵族或主教。（注：G.R.Elton:《前揭书》，第245页）于是乎，一项法令的出台，首先要由国王与议会，尤其与下院协议、较量一番，国王想事事按着他的意志办理，已不可能了。
中央的法令地方是否言听计从呢？非也，“如果地方治安法官不赞同一项枢密院的命令，则他们用拖延与借口来阻挠这一命令”。（注：罗伯兹：《前揭书》，第405页）“如反圈地法案，很多治安法官只当闭上了眼睛没看见”。（注：Roger Locker:《前揭书》，第145页）事实确实如此，学者们大都认为，都铎时期所颁布的经济法令中，以反圈地法的实施阻力最大，没有产生什么实效，仅是一纸空文。反对者上至中央部分官员，下至牧场主，富农及呢布商等等。“从1515年至1555年，都铎政府提出的十几个限制养羊，禁止圈地的议案无一不在下院受到猛烈的抨击，其结果不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就是流产”。（注：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第249页）从1563年至1597年间，议会没有再颁布过新的反圈地令，皇家文告只在1569年出现过一次。限制乡村工业发展的法令，以玛丽女王统治时期颁布的1555年织工法最严厉，但也挡不住资本主义经济往前发展的浪潮了，“史学家一致认为，都铎王朝限制乡村工业发展的政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被逐步放弃了”（注：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第166页）。
政府在海外贸易业方面的努力，迎合了时人发财致富的心理，没有什么反对抵触之声。政府以出借船只，外交掩护，投入资金等方式支持海盗抢劫他国船只，积极颁发私人特许状，鼓励商人海外探险，批准成立一系列商人冒险公司，得到了商人们的欢心，那些得不到财产继承的贵族子弟们同样跃跃欲试，尤其伦敦商人们积极组织到非洲、俄罗斯等地的探险，虽没有开辟出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航线，但为17世纪英国在美洲等地的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道布也认为，都铎时期的新贵族对于工业的发展兴趣不大，因为海外贸易的利润太可观了，靠海外探险致富太快了。（注：M.Dobb,Studies in tf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smn,New York,1981,P.182.）
政府对造船业的扶植，对水手队伍的培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注：高作钢：《英国都铎政府海上政策初探》，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其移民政策对纺织行业的发展，新兴工业的成长，亦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注：陈勇：《十四至十七世纪英国的外来移民及历史作用》，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
综上所述，都铎政府的经济政策呈现多样性的面貌。既有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也有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法令。由于第三等级力量的增强，其具体的政策措施在制定执行的过程中，已受到国王，上院及下院多种势力的制约与争斗，致使有些政策难以出台或无法落实。而不甘于自己的落后地位，极力想参与国际竞争所带来的战争及其庞大军事费用，是造成政府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亦成为迫使统治者努力发展经济以积聚财富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