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东论文,性关系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9-0004-15
当前世界上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共有57个成员国，约15亿人，主要分布在中东、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所在地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中东伊斯兰国家具有非常鲜明的代表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埃及是北非地区的文明文化古国、地区政治大国以及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伊斯兰教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朗是最大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国家，它的“拥核崛起”不仅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而且已经并仍将继续在对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和国际形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以中东伊斯兰国家为主进行论述。
一 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特点
（一）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政治关系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流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表现出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在古代，丝绸之路奠定了双方友好往来的传统，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由西亚北非的穆斯林传到了欧洲，而伊斯兰文明于公元7世纪中叶进入中国后，经过逐步融合，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双方都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占领和掠夺，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沧桑巨变；现当代，双方又都面临着同样的发展任务，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双方都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形成了明确的战略思维——相互支持和借重，以应对西方大国的压力和挑战，并确立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为主旨的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对华采取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只能采取“一边倒”政策。1955年年底前，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仅23个，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中国邻近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和少数西欧国家。①周恩来总理在1952年4月30日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在谈到伊斯兰国家时说：“伊斯兰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②但周总理的“逐步进行”指导思想并非消极等待，而是一直以他外交家的睿智眼光，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变化，积极开展工作，以创造条件，努力团结争取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广大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亚非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对埃及的纳赛尔总理③说：“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④正是那次在开罗停留期间，周恩来总理向埃及报界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一向同情埃及人民的斗争，我愿借此机会向埃及人民表示敬意。”⑤此后，在1954年12月，埃及曾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探询派遣外交官的可能性。周恩来总理考虑埃及受到美国的压力，还想保持与中国台湾的官方关系，因此制定了“善待多等，多做工作，水到渠成”的方针，在坚持建交原则的同时，先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
在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中，属于伊斯兰国家与地区的有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约旦、沙特等阿拉伯国家，还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以及代表巴勒斯坦地区的耶路撒冷穆夫提，总数超过与会国的一半，它们大都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政策等缺乏了解或存在误解。为此，周总理在做过大会主要发言后，又做了针对性明确的补充发言。这是一篇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精神，结合中东国家存在的疑虑阐发“求同存异”中国理念的讲话，它立竿见影地改善了会议气氛，被誉为“在亚非会议上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⑥纳赛尔明确对记者说：“我喜欢他的演说”。⑦伊斯兰国家各代表团也纷纷与周总理互动交往，从而明显地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在新中国历史上，和平共处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不但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最重要的基础，而且也是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极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公共产品。对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而言，周总理的外交理念和他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后决定进口埃及长绒棉，设立驻开罗商务代表处，邀请埃及宗教代表团访华，派遣包括回民学生的中国赴埃留学生，审定京剧团赴埃及演出的文戏、武戏节目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经济外交和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人文外交实践，迄今仍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弥足珍贵的资源。
（二）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从开始启动到现在，都包含着明显的战略意蕴
中国与埃及的建交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新中国开始摆脱西方国家的包围与封锁，中埃关系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建交的高潮，以点带面的全局性特点十分鲜明；对埃及而言，在促成纳赛尔总统决定与中国建交的主客观原因中，显然也有要缓解欧美对埃及新生政权施加的压力，又须出于地缘政治考虑避免造成全面倒向苏联的倾向。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中东伊斯兰国家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争夺和利用的对象以来，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伊斯兰国家正是在应对两极对峙格局中，逐步形成了在大国博弈中寻求生存发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是地区大国，又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占领和干预等问题上，双方都有共识，即坚持明确的原则立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中国能源保持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时期，中东伊斯兰国家最为看重的是中国在变易不定的大国博弈中，在政治层面上给予它们的这种战略性的恒定支持。
冷战结束前夕的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也出现了一场政治风波，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其媒体大肆造谣和渲染，竭力造成围堵和孤立中国的局面。当时中国选择挫败西方国家图谋的外交战略突破口之一是杨尚昆主席于1989年12月中下旬出访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阿曼四国，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宣告，中国国内政局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与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合作的政策都没有改变，以争取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夯实中国外交的基础。这次访问效果显著。上述四国的领导人不仅都对中国表示出了理解、同情和支持，而且还就当时的国际、地区形势及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同杨尚昆主席深入地交换意见，取得了广泛一致。⑧接着，1990年3月和5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先后访华。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政要也相继来访。1990年7月，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中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与中国建交。中国对伊斯兰国家采取的上述外交决策，对于粉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既及时又成效卓著，战略突围的性质十分明显。
进入21世纪后，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客观上迫使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把全球战略重点从臆想的竞争对手转移到了中东。⑨美国确定的“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反无赖国家”的国家安全政策是把中东伊斯兰国家当做美“反恐战争”打击、控制和改造的对象。在美国和欧洲媒体的渲染与鼓噪下，伊斯兰教被严重歪曲、丑化，穆斯林在西方国家受到排斥、歧视，“伊斯兰威胁论”甚嚣尘上。伊斯兰世界中不要说那些被美欧国家列入所谓“黑名单”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利比亚等国，即便是像沙特阿拉伯、埃及这样温和的伊斯兰国家，也都感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坚持采取不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民族挂钩，反对单边黩武，主张标本兼治等政策，这使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伊斯兰国家感受到了中国对它们主权和尊严的尊重、维护和支持。2007年12月2日，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在接见出席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的中阿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亲密友好的国家，因为她总是同真理与正义站在一起，总是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站在一起。”⑩
（三）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双边到次区域多边，以政治领域为主向经贸、能源、安全、文化等多领域逐步拓展推进的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1949-1979年），这种双边关系主要立足于双方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相互支持的需要，其他领域的交往和合作虽然有，但数量和规模都不大，未形成显著的共同利益，其原因在于双方间的需求不突出。例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贸易1969年为2.316亿美元，到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9年是7.89亿美元；到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4743亿美元，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贸易额也仅为163亿美元。(11)这并不奇怪，因为从贸易传统上看，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一向都把贸易重点放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双方都对对方的市场潜力缺乏了解。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经贸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冷战结束前后。当时中国遭受西方制裁，欧美资金流入减缓，1993年中国又成为石油纯进口国家。在现实政治、经济、能源需求的多重动力推动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方针，这就使中东的能源、资金优势显示出来，中国外交部的对中东外交也更趋积极，参与度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1993年9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取得阶段性进展。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中东政策期间，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都获得了调整政策的间歇期，出现了“向东看”，即与东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取向。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遂在双方领导人的重视和推动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经贸、能源合作进展迅速。
1999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中埃建立起了战略合作关系。陪同穆巴拉克总统访华的埃及高层官员和主流媒体，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迅即做出了大量报导。时任总统顾问、《金字塔报》的董事长兼主编的伊卜拉欣·纳菲尼当年出版了《中国——20世纪末的奇迹》一书，用大量的数字和翔实的材料向中东国家推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12)自此之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媒体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重点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外汇储备数、经济特区政策等。同时，它们的政府、企业也都积极采取行动，大力推动与中国在能源、经贸和工程项目等方面的合作。随着中国进口原油数量的不断递增，伊斯兰世界的产油国对华出口的原油多年来一直占中国总进口原油量的一半以上。从2004年至2009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从367亿美元攀升至1 074亿美元，相互直接投资累计从11亿美元增加到55亿美元，工程承包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从135亿美元提高到700亿美元。(13)双边关系中经贸与能源合作的迅猛发展，固然是因为中国对海外能源、市场的需求不断上升，但我们也应看到，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产油国也需要稳定的中国市场。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成员国都十分重视抓住中国和平崛起对它们形成的战略机遇。多年来，阿盟首脑会议和外长理事会连续做出对华关系决议，呼吁阿各成员国积极发展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关系。由于符合各自的现实和长远利益需要，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实际行动都较前有明显增强。
在主权、安全领域，中国面临的有“台独”、“藏独”和“疆独”问题以及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伊斯兰国家则有巴勒斯坦问题、反恐问题、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问题、伊朗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双方在这些涉及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都始终强调要通过双边或多边会谈，或在国际场合中保持密切磋商，相互支持和合作。在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近年也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例如，2008年6月沙特阿拉伯高教大臣率校长代表团访华，一次就签署了20多份与中国各类高校的合作协议，涉及理工医药、人文社会等许多学科。高教大臣在会上宣布，目前在华的沙特学生约为400名，计划在未来二年内增加到上千名。沙特阿拉伯虽碍于宗教不接受中国在其境内设立孔子学院，但已决定开办3个中文系，以加快培养通晓中国语言和中国国情的人才。
值得指出的是，在2001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阿拉伯国家立即行动起来，于2004年与中国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同年7月，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偕六国财经大臣访华，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双方又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是新世纪初期，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关系进入机制化发展阶段的标志，目的是通过这个双方都认同的合作框架，以统筹协调地处理涉及双边和多边、区域与领域的各种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世界经济结构也孕育深刻转型。中阿双方更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加强相互间的战略合作已成为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重要有效途径，因而在2010年5月13-14日的第四届部长会议上决定，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当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关系都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而且也明白无误地公开揭示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层次、多领域的战略性质。
二 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当我们说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当中国在与国际接轨，国际问题也在中国化时，其实伊斯兰国家的问题早就国际化了，而且不少还是国际的热点问题，被列入了全球治理范围。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继续拓宽、加深的同时，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随着双方相互依存度的日趋紧密，还存在着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有认知问题，也有利益摩擦问题。
（一）认知问题
进入21世纪初期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胜利完成抗震救灾，“神舟七号”上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为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的重要角色等一系列成就，越来越使伊斯兰国家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全世界的工厂，而且是一个在政治领域、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它们要摆脱相对孤立、边缘化的处境，维护自己在政治、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拓宽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在当地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把中国称为“超级大国”，认为中国将超过美国的说法已屡见不鲜。2010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著文称：“美国力图通过制造地区羁绊与中国对峙”，“中国现已成了一个另类的竞争对手……开始以与美国粗暴的军事进攻方式完全不同的温柔方式打入世界各地”，(14)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一些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领导层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即中国将取代已经解体的苏联，成为对抗美国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更多的当地政府人士和精英人士虽大都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持肯定、赞赏态度，不过他们也认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格局中的平衡力量，应帮助它们缓解或减轻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的压力；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像西方大国那样，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援助项目，帮助他们发展。正因为此，我们在与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人士和精英人士们交流对话时，或者从当地的报刊书籍中，都会不时听到和看到它们的不满或批评表述。
从中国方面看，虽然中国政府的外交、外经贸、文化新闻等涉外部门与伊斯兰国家交往时间长，接触多，了解也深，但总体而言，且不说广大社会民众，就是媒体或学界也有不少人都还不了解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朗是不是阿拉伯国家等常识。中国学界在研究和介绍伊斯兰国家的发展情况时，同伊斯兰国家分析评论中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状况相仿，一般都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依据的资料大都来自美欧国家，研究方法也多采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因此，西方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在伊斯兰国家便不乏市场，而“伊斯兰威胁论”对中国也有影响。比如，在涉及反恐问题时，西方惯用的而被伊斯兰国家甚为反感的“政治伊斯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术语，在中国也时有出现。
（二）利益摩擦问题
伊斯兰国家数量众多，国情迥异，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不相同。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做些归纳：
其一，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很强调经济利益诉求，期望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要求中国对它们加大投资，提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提供援助等，有时极个别国家还会因为谋求一些局部经济利益而打政治牌。如约旦、利比亚、阿联酋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就曾出现事端；埃及也曾因投资和项目启动未如其所愿而动议在台湾地区设立办事处；土耳其则在“东突”问题上的表态多次出现反复。对这些事关中国主权、安全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外交部和驻外使馆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工作，在中阿合作论坛建立后，阿拉伯国家方面已基本消除了打“台湾牌”，接待达赖喇嘛等做法；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在2009年新疆发生七五事件时曾一度紧张，经中国外交部领导和中国驻土使馆做工作后也趋缓和，但还有隐忧。中国与土耳其双边关系缺失了利益交汇和认知沟通，土方对中国的核心关切便感受不深，政策表态也难免会出现分歧。因此，对两国关系眼下除政府先导之外，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已亟待重视和加强。毕竟，土耳其也是伊斯兰世界中的大国，近年因加入欧盟希望渺茫，已转而重视凸显它的伊斯兰属性，目前已成为G20中仅有的两个中东国家之一（另一国是沙特阿拉伯），不但在处理伊核问题、巴以关系等地区热点问题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上升，而且还直接关系到中国打击“东突”分裂势力这项长期任务的外部环境。
其二，以伊朗、叙利亚、苏丹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谓的“伊斯兰激进国家”，同美国、以色列的紧张对立已持续多年。它们感到中国视大国关系为关键，把中美关系列为重中之重，客观上正与它们渐行渐远。据伊朗人士说，中国领导人约有六七年未访问伊朗了，伊朗对中国今年在联合国上投赞成票通过对伊制裁的1929号决议，舆论上有不少不满反映，伊朗原子能组织阿里·萨利希甚至说：“中国逐渐丧失了在伊斯兰世界的可敬地位”；(15)对中国政府与学界至今不同它们支持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接触等，也都啧有烦言；苏丹的反政府政党和人士认为中国为了石油利益而偏袒巴希尔政府，近年来在苏丹媒体上发表了不少批评、指责中国的文章。
其三，伊斯兰世界的中亚五国与中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近年来的双边经济能源合作已掀开新的一页。但它们在对中国寄予希望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它们大致怀有五个担心：担心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威胁自己，“中国威胁论”在它们国内有一定的市场；担心中国经济扩张，自己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担心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生态变化，影响邻国；担心中国大量非法移民进入；担心中国一旦与美、俄交恶会殃及自身。(16)
除上述几点外，还有不少伊斯兰国家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个别国家曾不时提出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等。但凡此种种，都还不是伊斯兰国家与中国关系的主流，只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双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除政府外交部门的认真筹谋、妥善应对外，还需统筹学界、企业和地方等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通过经济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各种途径的配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去化解矛盾，减少摩擦，推进双边关系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
三 战略性关系发展趋势刍议
西方国家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认知存在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应从中东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特别是以三大一神教为代表的文化文明资源）等层面去做解读；后一句话采用“埋葬”、“坟墓”等词语有些夸张，实际是指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会把心怀叵测卷入其中的大国缠住、拖垮或遭受严重挫败。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二战结束以来英、法、苏、美在中东的经历，应可领略其中的警戒意义。换一个角度，从中东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看，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争夺的重点虽在欧洲，但它们进行较量、角逐和争夺的舞台却是中东。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舞台出现的是“一超多强”的过渡格局，国际热点最多或关联度最密切的地区也聚集在中东，比如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东和平进程、九一一事件、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都是大国关注的焦点，也是推动大国关系互动和发展的重大事件。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把世界划分为八个文明体系，认为“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17)笔者在此并不展开对“文明冲突论”的评析，但感到把文明体系视做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行为体，提出一个“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的视角和范式，还是有一定理由和依据的。目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确立起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已经视中东伊斯兰文明体系中的这个特色国家群体为战略合作对象，它们在国际体系中虽不是一个大国，但却代表了当前主要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乃是一个“战略板块”，在交往中必须既要关注中国与它们的双边关系，又要注意在国际体系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考察这种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百多年来，从中东伊斯兰国家追求的理想看，一直是想通过“阿拉伯统一”、“阿拉伯复兴”、“伊斯兰复兴”来重现昔日阿拉伯帝国时代的辉煌。然而，地区内的各种矛盾盘根错节，要理纷解结谈何容易，而且，外来侵略、干预从未停止，冲突战争连绵不断，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都制约着它们的改革和转型。因此，称这个特色国家群体是一个“板块”而不是未来国际格局中的一个“极”，也是考虑到它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很难通过资源整合和制度建设，形成一个既有强大综合实力，又有统一意志、全球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但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阶段，任何大国却仍须高度重视这个“板块”的战略价值：地理位置，油气资源，重要的文明文化影响力，在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政治经济作用，对其他大国力量构成的牵制、屏障功能，等等。问题仅仅在于大国与这个“板块”交往的目的和方式：是侵略、占领、控制和干涉，还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
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后，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身份没有变，但面对的国际环境和自身条件已有巨大变化——世界大势因为出现国际金融危机而出现转折，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阶段；中国已形成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和地区多边机制中的重要行为体，全球治理中负责任的一员，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已由经济层面迅速扩展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明生态建设等新的更高也更广泛的各个领域，因而也正面临着再一次的转型，亦即不能仅囿于经济建设层面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应确立起维护和发展自身战略利益的指导思想，以期更准确、更能动地判断和把握未来10-15年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上述对中国发展需要的认识，中国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应继续坚持冷静客观的研究判断，根据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大国力量变化和相应政策调整还未形成的国际局势，从中捕捉中国的发展机遇，并认真地谋划中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的战略部署。这里谨提出几点看法，供学界方家指正。
第一，中东的战略空间正在出现变化。奥巴马一年多来的中东外交与布什政府相比，是有区别的。具体表现在布什政府2003年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尔后又推出“大中东倡议”欲改造中东伊斯兰国家，实际是图谋独霸中东。而如今美已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移到南亚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奥巴马通过在开罗大学演讲，宣称“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开端”，(18)目的是想缓解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修补美国在中东的形象；对伊朗，奥巴马政府一面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迫伊弃核，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对伊制裁施压，亦即变布什政府的对抗遏制为接触制裁等。但是，美国欲主控中东事务的目标未变，其中东政策中的双重标准也未变。因此，在2010年6月17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大型年度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形象在过去的一年中变差，在伊斯兰世界中尤其明显”，“在埃及，对美国持有好感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27%下降至今年的17%。其他伊斯兰世界国家对美国持有好感者的比例也基本上在被调查者总人数的20%以下”。(19)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虽说成效不彰，进展难如其愿，但毕竟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黩武和“民主改造”伊斯兰国家的嚣张气焰和狂妄目标有所不同，显示出收敛而非继续自我膨胀的特征，一超独霸中东的局面终成明日黄花。美在中东的政策调整，现阶段正呈现出战略收缩态势，客观上已为其他大国和新兴大国腾出了战略空间。
第二，中东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过程中，大国固然是主导力量，但从文化文明体系看，也必须高度关注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一的伊斯兰核心国家的价值观走向，是继续片面强调战斗的“杰哈德”（亦译“圣战”）观，还是转向温和中正，走上通过对话、谈判解决矛盾冲突的伊斯兰中间主义的道路。从能源战略看，美国情报委员会编写的一篇报告在谈及代替化石燃料的新能源技术时称：“到2025年，新能源技术还不能大批量生产或普及”，“最近一份研究调查发现，一项新生产技术被广泛应用，平均需要25年时间”。(20)这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油气仍将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也就必须关注世界主要能源产地中东海湾国家的政策走向，如它们对新能源的看法，对中国油气合作多元化的反应等。从安全的角度看，我们还必须关注中东核军备竞赛、恐怖主义等威胁的发展态势。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相较于美欧俄日等大国与它们的关系，一直具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友好传统，这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优势和亮点，它们总体上是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能获得支持和配合的好朋友、好伙伴和好兄弟。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在能源需求和海运通道安全方面仍将依靠中东；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也离不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因此，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仅仅定为中国“周边战略的延伸和大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显然已不足以反映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实质性内涵，在中国已经形成广泛全球利益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改用“中东伊斯兰国家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支撑”这样的定位，使之更加符合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值得指出的是，双边关系中这种战略性内涵的扩展，业已表现在中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有关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期许上。2010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题为《深化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就很明确地把中阿双边关系置于一个宏大的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展开论述，具体包括：要积极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经济全面稳定复苏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要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加速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要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努力缩小南北差距；要努力维护能源安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这表明中国在关注双边关系发展的同时，也肯定并器重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视之为潜力巨大的战略力量，希望它们成为积极推进改革的全球性角色。
第三，重视构建中国的中东战略。如果政府和学界都能认同上述的“现实导向”范式，那么就得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在外交部门的统筹协调下，主动设计、经营中国的中东战略，包括核心国家或重要次区域组织的确定，各种合作机制的构建，议程的设置等。这在G20还处在建章立制阶段，国际体系转型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的现阶段，及早加强同西方国家最感棘手却又具有全球影响的伊斯兰国家的沟通和协调，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互补性很强的互利共赢，也有利于化解西方国家不会也不愿放弃对华的持续挑衅和施压。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始终是建立在“假想敌”基础之上的，近30年来，在它四年一度的国防部评估报告(QDR)中，被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对手”或“潜在对手”名单的，几乎每次都有中国和中东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亨廷顿教授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更是直白地宣称：“那些由于文化和权力的原因不想或不能加入西方的国家通过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同西方竞争。它们这样做的办法是，促进它们国内钠发展和同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最突出形式是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出现，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提出挑战。”(21)这就又从理论上支撑了美国的这种“假想敌”政策。事实上，包括中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维护的只是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自己的文明文化传统，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在美欧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唯有加强团结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具体应对西方国家的肆意挑战或压力时，就更需要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和合作。与中东伊斯兰国家这个“战略板块”构成掎角之势，当也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双方的选择。
第四，大力加强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人文外交。温家宝总理于2009年11月7日在阿盟总部发表了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世纪初期再次就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对中国与伊斯兰国家这两个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核心行为体现有的重大关切做出的明确阐述，也是对中阿友好关系进入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合作新阶段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在中东伊斯兰国家进一步开展人文外交和公共外交工作的带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讲话。从双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看，坚持求同存异精神，深入开展文明对话，是双方都有迫切需要的共同任务，也是中国发展与这一“战略板块”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外交史上，宗教交流一直在中国人文外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里有宗教事务顾问达浦生大阿訇，译员有北京大学的回民教授刘麟瑞先生，这使埃及纳赛尔总理深受感动，“他把周总理精心安排阿语翻译看成是中国政府对他本人，对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以及对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尊重，是体现中国政府建立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和积极姿态”。(22)万隆会议结束后不久，埃及于1955年5月15日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是由埃及宗教基金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率领的宗教代表团。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代表团时说：“我非常感谢纳赛尔总统，他选派了一个穆斯林部长，一位爱资哈尔大学的学者来中国访问，中国穆斯林对爱资哈尔大学怀有深厚的崇敬心情。”(23)正是在巴库里访华期间，双方讨论了政治、贸易、文化和宗教问题，商讨了贸易代表团互访、签订贸易协定、互设官方贸易代表处、参加开罗博览会等。这些史实说明，中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上述方面的交流对两者关系无疑起到了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
把宗教交流视做中国对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和内容，前提条件是要坚持统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大局。一方面，我们应坚持尊重伊斯兰文明，尊重伊斯兰国家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断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起牢固的、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处理好与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2 000多万穆斯林的关系，一向占有很大的权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交流接触已大大增强，各种教派教义不断传入，其中也不排除夹有带极端主义倾向的宗教主张。对这些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宗教主张，是防堵打压还是疏导化解，往往是地方政府要面对的政策选择，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在伊斯兰世界引起负面反响。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尽可能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即既要看到中东伊斯兰地区确实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产生地，又要看到伊斯兰国家和人民也是这些宗教极端势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要我们恪守中国特色的反恐观：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反对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等，并及时地与它们互通信息、情况，便一定能得到它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应看到，伊斯兰文明有它自身的发展机理。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已经出现了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形成了自己的领军人物和教学研究与传播基地，许多伊斯兰国家设立起了研究中心、论坛，政府也将中间主义列为像和平、公正、宽容等一样的伊斯兰教义，作为政策宣示的内容。这客观上可视做是伊斯兰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治本之道，即从自己本身的信仰着手，杜绝宗教极端主义这个思想源头。这股方兴未艾、正向伊斯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方向发展的思潮，不仅对它们在适应、参与国际体系转型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极其重要和有利，而且对中国进一步深化与它们进行宗教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内涵，推动发展双边战略关系，同时借用其主张温和、宽容的学说来配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解经工程以及在推动宗教和谐、促进民族和谐等方面，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有关经贸与文化方面，中国在伊斯兰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应了解和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相关人员的言谈举止也得注意韬光养晦等，这些都很重要，但由于这些议题不涉本文主题，这里不赘言。
研究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总还是应该从中国谈起和做起，我们不要等着它们来了解、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政策，而应多采取主动，积极走出去交流，开展人文外交、公共外交。对中国来说，中东伊斯兰国家虽是一个“战略板块”，但在国际体系转型期间，恐仍会延续其被动态惯性。因为其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还将是理不清，解还乱，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同一性的利益诉求，在不少区域内部或全球问题上，也不易做到齐心协力，统一步调，仍还需要国际社会和大国区别情况，有针对性地去做争取、整合工作。周总理早在开展对埃及外交之初就有明确指示：“要想立住脚，首先是尊重别人，态度诚恳，才能取得对方信任；尊重是相互的，但我们要积极主动，因为我们是大国……”(24)在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日趋上升的今天，周恩来总理强调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中国之道，依然值得我们时刻铭记。
［收稿日期：2010-06-19］
［修回日期：2010-07-28］
注释：
①时延春主编：《丝路盛开友谊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③纳赛尔于1954年11月14日任代总统，1956年7月7日当选总统。
④詹世亮：《周恩来总理亲手培植中埃、中阿友谊之树》，载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⑤詹世亮：《周恩来总理亲手培植中埃、中阿友谊之树》，载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第40-41页。
⑥刘慧：《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⑦郁兴志：《中国埃及建交五十年》，载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第22页。
⑧参见刘宝莱：《杨尚昆主席阿拉伯四国之行》，载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第124-136页。
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200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
⑩Arab News (Saudi Arabia),December 3,2007.
(11)参见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1-200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6页。
(12)［埃及］伊卜拉欣·纳菲尼：《中国——20世纪末的奇迹》，埃及：金字塔翻译出版中心1999年版。
(13)温家宝：《深化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14日第三版。
(14)参见《卡扎菲称美设“地区羁绊”制衡中国》，载《参考消息》，2010年3月10日第八版。
(15)参见《内贾德出席上海世博会“伊朗日”》，载《参考消息》，2010年6月12日第八版。
(16)参见赵常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合作与互动中共同发展》，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年第6期第2-3页。
(17)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3,No.3,1993.
(18)http://news.163.com/09/0604/22/5BODLSV40001121M_5.html.
(19)《美在伊斯兰世界形象变差》，载《解放日报》，2010年6月19日第六版。
(20)美国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4页。
(21)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3，No.3,1993.
(22)刘慧：《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23)刘慧：《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第162页。
(24)李振中：《尼罗河畔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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