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蒙主义对现代文学的作用和意义，这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90年代以来，随着启蒙主义被思想界重新重视，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效地梳理了启蒙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史实关系，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启蒙”作为“主义”对现代文学的负面性认识不够，缺乏从启蒙主义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反思。本文即探讨这一问题。
一、启蒙主义及其反思
在当下语境中，和“现代性”一样，“启蒙”也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充满不确定性的概念。在西方，启蒙作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和思想方式，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开始了，但“启蒙”作为概念却是18世纪才开始流行。根据哲学家的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启蒙是一个泛文化概念，它象征着人类精神空间的拓展、延伸、变化”①，除了理性、人权、自由、财富、社会体制等我们经常所说的内涵以外，“情趣与快乐”也是它的合理内涵。当然，这是在综合意义上而言的，实际上，在西方，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启蒙的理解不同，也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有的人是在理性的意义上使用它，有的人是在进步的意义上使用它，有的人是在知识的意义上使用它，有的人强调它的道德理想，有的人强调它的自然人性等。康德关于“启蒙”的概念经常被人引用，“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这里，康德显然是在进步的意义上使用启蒙概念的，同时，于康德来说，启蒙也是一种心态。
中国的启蒙概念又不同于西方的启蒙概念，“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与外国启蒙主义在其发生发展中各有自身独特的逻辑机制与演变规律，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它们即便有‘惊人相似’之处，也属异质同构。”③而在中国内部，启蒙的概念也各不相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同于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启蒙，不同于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启蒙。“五四”时期的启蒙主要是“科学”、“民主”、“人的解放”，“个性主义”，“输入学理”，反传统、反封建专制等。而30年代张申府、陈伯达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除了承继“五四”传统以外，还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张申府说：“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而对于30年代的中国来说，启蒙则主要是两大任务：“思想的自由与自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④。这里，“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显然就是时代的政治任务在“启蒙”上的“赋予”。张申府认为，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是不同的，“至于中国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内容当然更有所不同。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发生，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至少可说是由于七种必要：一是民族自觉的必要，二是思想解放的必要，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必要，四是新知识新思想(新哲学新科学等)普及的必要，五是铲除残余的封建恶流的必要，六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七是救亡运动转向及扩大的必要。”⑤与“五四”启蒙运动相比，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知识普及等都是新的内容。
但总体上，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字面上的望文生义，很多人都是在发蒙、脱离蒙昧等词源学意义上来理解启蒙的；二是西方思想来源，主要是源于介绍与翻译；三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也可以说是启蒙在中国特定现实语境中的意义衍生。具体在中国现代，启蒙主要是反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其目标一方面是建立现代社会体制，另一方面是开启现代文明，所以，“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的两大口号——“科学”和“民主”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基本内涵。“科学”主要是知识上的武装，与理性有关；“民主”主要是思想上的开启，既与政治有关，也与精神价值有关。“现代性”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五四”启蒙运动的表征和结果。
在西方，启蒙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现代文明社会，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长期的启蒙运动，西方社会从教会专制体制逐渐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也是这样，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是为了救亡、为了富国强兵。美国学者施瓦支最早探讨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他的观点是：“每当他们试图批判封建礼教的时候，救亡的紧迫和他们试图兼及政治革命的欲望，往往使他们中断自己的努力。”⑥这一问题后来被李泽厚加以详细的讨论，他认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但“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⑦李泽厚所理解的“启蒙”显然是很狭义的，主要是指“自由平等民主民权”以及“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等，在这一意义上，并且限定于社会实践的领域，“五四”之后的确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实际上，启蒙的内涵是很宽泛的，在思想的层面上，救亡也是启蒙的合理内涵。西方的启蒙主义也不仅只是争人权，它同样具有争取社会文化进步、增长财富的意思，启蒙也不是终极目的，社会进步才是终极目标。所以，启蒙与救亡的合流具有理论的内在性，而不完全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生成。只不过在中国，启蒙尤其具有工具性，它任何时候都没有脱离救国以及富国强兵这一主题。所以，救亡在思想的层面上其实也属于启蒙的合理内涵，我们不能笼统地把“救亡”和“启蒙”相对立，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有时救亡压倒启蒙，比如战争时期人们更关心战争的胜负，而思想问题相对地受到冷落，并且思想为战争的胜负服务，但一般意义上，救亡的理想以及其它社会理想都属于启蒙的范畴。
对于西方社会，启蒙运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解决了精神和制度上的自由问题，开启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之路，从而使西方社会走上了现代文明。启蒙对于中国社会也是这样，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从语言体系到价值体系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启蒙在给人类以及中国带来现代化文明的同时，绝对化即发展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负面效应，比如：“导致越来越失去控制的个人中心主义，使得家庭、社群的价值越来越边缘化”；“极其成功地发展了‘凡俗化’的世界”，而“凡俗化越来越像是庸俗化了”；“由于启蒙过分地自负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来越盲目地妄自尊大，无所不在、无所顾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主宰，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相应地，人也越来越多地遭到自然的报复，人在自然中的处境事实上已经举步维艰”；“人日益成为财富的奴隶”。⑧可以说，当今世界重要的社会问题，比如生态问题，环保问题，重要的思想问题，比如精神空虚、信仰迷茫等都不同程度地与启蒙主义有关。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比较早地对启蒙问题进行反思的学者，他们两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开首第一句话就是：“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过去启蒙的纲领曾经是使世界清醒。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像。”⑨这段话真是太精辟了，尤其对文学问题一针见血。首先作者对启蒙精神的概括非常准确，所谓“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也即人的解放和进步。其次，作者并不否定启蒙的作用，承认启蒙曾经“使世界清醒”，即启蒙让人类对社会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作者也认识到，世界完全启蒙化，即过度启蒙或者把启蒙绝对化，又给世界带来了灾难。第三，启蒙对文学的伤害或者在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幸，主要是用知识代替想像从而导致文学性被压抑，这里的“神话”不过是“文学”的代名词。
启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伤害和压抑尤其是这样。以启蒙为核心内容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全新的内容与全新的形式，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但是，现代文学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缺憾，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启蒙主义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五四”时期，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正是启蒙运动导致了西方思想的输入，导致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解体，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这里所谓“主义”，笔者是在汉语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义”上而言的，不仅是指一整套的理论和主张，更是指一种思想方式和品格，启蒙发展成一种“主义”之后就具有了独断、专制、排它性，就体现为陈独秀所说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⑩。对于文学来说，启蒙一旦变成“主义”，就会出现一元化趋向，文学的各种因素就会失衡，非“启蒙”的因素就会被压制、被排斥甚至于被否定和破坏，从而大大降低时代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
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二、思想压倒文学
“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根本上是思想运动，而不是“文学”运动，它实际上依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目标是“思想”而不是“文学”。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和逻辑，通常是这样叙述和解释的：19世纪中期，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中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中国失败。这种失败迫使中国人反思自己，反思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主流的结论却是：中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我们的器物不如人，比如我们没有洋枪洋炮。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仅就器物来说是非常成功的，比如我们的海军在当时就非常强大，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甲午海战，我们却在最强大的地方惨败，这逼着我们进一步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我们之所以失败，不在于武器不如人，而在于政治制度存在着缺陷。所以就发生了旨在改革社会制度的戊戌变法运动。但戊戌变法运动仅百天就失败了，这时知识分子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和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整体和深层的反思，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再失败，饱受侵略和屈辱，甚至有亡国亡种的危险，从根本上是因为中国落后，而要改变落后，器物、政治制度都是表面的，文化才是深层的，才是最根本的，所以中国文化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于是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是一种思想革命，即陈独秀所说的“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1)。
而如何进行思想革命以及向哪个方向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开出的方案是：一方面向西方学习，输入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另一方面是反传统，反封建专制思想，破坏传统思想体系。所以，在思想和伦理的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是启蒙运动，它在当时和以后都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在启蒙意义上而言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究竟是“启蒙运动”还是“文艺复兴”，学术界存在着争论。美国学者格里德说：“启蒙与再生，……这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精神。”(12)我认为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启蒙运动，又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五四”时期，启蒙与复兴在逻辑上是一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立国”。我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五四文学革命是响应五四启蒙运动的呼唤、作为思想启蒙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所追求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显示五四新文学最初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它确立了五四新文学的范式；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13)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是探讨社会、国家、民族、个人等重大问题，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文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哲学的问题，还有伦理学的问题，社会学的问题，教育学的问题等。而涉及到文学本质的“文学性”、“审美性”在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到日程上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也非常热闹，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国民性、“问题与主义”等，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最多可以说是“新批评”所说的“外部问题”，即与文学有关，但并不是文学的本质问题。而对于文学的根本问题即“内部问题”，比如“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文类”、“叙述方式”、“意象”、“隐喻”等，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却缺乏深入的讨论，即使有些探讨，影响也非常有限，从来都构不成现代文学的重大现象。只要是写小说就会涉及到叙事问题，但奇怪的是，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似乎对于小说来说，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纵观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看到，除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所讨论的新诗格律以及“三美”问题算得上是纯粹的审美问题以外，其它重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都可以说是思想问题，或者说深层上是思想问题。
有些问题，比如文学语言、创作方法，本来是文学的技术问题，但现代文学却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来探讨的，如果不是因为深刻地涉及到思想问题，也许它们并不会引起现代文学的兴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学性就表现在语言的表达之中，所以，词语、语音、节奏、格律、意象、隐喻、象征、各种修辞等构成了“文学性”最重要的内涵，但反观“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语言的探讨，我们看到，胡适、陈独秀等人并不是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来提倡白话文的，不是在文学的“工具”性、而是在思想的“工具”性上来探讨语言问题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言之有物”，所谓“物”，一是指情感，二是指思想，“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14)胡适之所以提倡语言变革，根本原因还是在思想：“时代变的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15)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章中他说：“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16)胡适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理论，一是建立“活的文学”，二是建立“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17)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观基本上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元结构观，在这种文学观中，文学的内容显然是更重要的，是核心，而语言只不过是表达内容的工具。正是因为时代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语言也应该变化。这样，胡适提倡白话文，并不是出于文学的艺术或者审美上的原因，而是思想的原因，语言并不是文学的本体，不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为思想革命服务的。所以，“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变革从根本上也是思想革命。
创作方法也是这样。所谓创作方法，是指作家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塑造文学形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地表现生活的一系列手法的总和。创作方法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处理文学与生活审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塑造艺术形象的基本方式；与前面两个特征密切相联系的具体表现手法。由此可见，创作方法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学问题。但我们看到，在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主要是在生活态度、人生观以及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意义上而言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杨春时说：“五四文学思潮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18)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主流，这实际上与中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启蒙主义相契合有关系，现实主义以强烈的现实使命契合了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则以激情契合了启蒙主义。相反，现代主义注重艺术形式的探索，不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与“五四”启蒙主义相隔膜，所以在当时影响有限，也备受争议，始终不能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颉颃。
纵观现代文学，我们看到，理论批评上也好，创作上也好，都是围绕着启蒙主义的主题展开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所谓“为人生”，一方面是指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是指文学具有指导人生、改造社会的功利目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流派和社团，无不重思想，无不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重要的作家也是这样，鲁郭茅巴老曹，郁达夫、丁玲、胡风等，其文学无不具有启蒙主义的特点，茅盾说：“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19)这其实也正是茅盾创作的特点。张光芒评论胡风的创作：“如果说西方思想家更侧重于在理性、现代性的视野内探讨主体的本体论价值，那么胡风则从个体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角度，将主体性置于文艺与社会、作家与对象、思想与生活等多维坐标系中综合求索。”(20)其实，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作家其思想和创作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
读现代文学，我们感到，似乎所有的文学都是“问题文学”、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政治问题，文学创作就是为“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每个作家都在为“问题”开处方，文学中充斥着“问题”的药方。作家始终具有很强的社会使命感、历史使命感，他们对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充满了忧虑，对现实社会强烈地不满，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现代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思想家，都是改革社会的“设计师”，他们都在进行着严肃而沉重的思考，现代文学似乎承担着现代社会的几乎是一切精神与道德上的义务与责任。作家一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面孔，始终高高在上，严肃地教育人，训导人，对于国民，一方面是同情、怜悯他们，另一方面是“怒其不争”，满腔热血与愤懑地希望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文学批评也是这样，现代文学批评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思想问题展开的，“社会”、“现实”、“真实”、“反映”等构成了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文学作品的内容是文学批评的中心内容，文学作品的好坏也主要是由作品的内容决定的。批评家主要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的任务似乎是从作家所描写的内容中分析出“深刻性”，这种分析越有哲学意味，越具有抽象性，似乎批评家就越有水平。不懂文学创作，对作品缺乏感悟，仍然可以进行文学批评，仍然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家，并且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这种情况至今仍然还在延续。这也是作家对文学批评不以为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21)。80年代之后，我们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其实，整个现代文学都是这样一种标准，只不过具体要求稍微宽泛一些而已，是思想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是文学为思想服务，新文学运动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就是格里德所说的“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诺言波及甚广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运动’闻名的变革思潮的工具。”(22)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现代文学的思想性、社会和历史使命感，并不是否定现代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和批判性，按照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对社会进行批判，这是文学的职责。但文学在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也不能丢掉它的审美职责，不能把文学置于思想的从属地位，不能把审美置于启蒙的从属地位，不能启蒙压倒文学。
三、启蒙对审美性、娱乐性和旧文学的压抑
正是因为思想高于文学，启蒙性压倒文学性，所以，现代文学总体上表现出思想性压抑审美性、纯文学压抑俗文学、教育性认识性压抑娱乐性消遣性、新文学压抑旧文学的趋向，从而给现代文学带来类型上的缺陷。
纵观现代作家创作谈以及文学批评，我们发现，现代作家一般不谈审美问题，或者不从“审美”的角度来谈创作。也有一些审美谈论，但这些谈论很多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启蒙话语。沈从文就是一例。在现代文学中，沈从文是一个艺术风格独异的作家，尤其以“造希腊小庙”、“抽象的抒情”著名，他明确主张文学的审美性，并多次强调；但实际上，他的审美不过是工具，其终极目标仍然是改造社会和“拯救人心”，仍然是“立人”与“立国”，不过是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的翻版，即“用美来改造国民”，所以沈从文仍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过去有人认为创造社的文学观实际上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确，创造社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也的确强调文学的表现、天才、“无目的论”等，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思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23)又认为：“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存在。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24)在创作上，郭沫若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郁达夫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比文学研究会还更具有启蒙色彩。
正是因为启蒙主义，所以现代文学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理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以及进步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周作人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情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25)理性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感性的品格，丰富了感性的内涵。张光芒认为，理性对情感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理性的觉醒起着肯定情感、发现情感、升华情感、锻铸意志、培养信仰等作用。”“第二，理性的觉醒既扩大了情感的幅度，又改变了人们情感的强度和方向。”(26)所以，理性的情感是更高级的情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理性不仅仅只是使感性更加合理，加大了感性的理性维度，更重要的是提高文学的思想力度，使文学更加有深度，更能够深刻地认识和反映生活，从而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和人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由于科学至上，理性被绝对化、万能化，发展成“理性主义”，从而具有专制性、排他性，这样就使现代文学在精神上过于偏狭和单调，理性膨胀，非理性萎缩、压抑。这可以从茅盾的文学观念中得到证明，茅盾说：“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27)以求“真”为目的，“善”与“美”被冷落、压抑，这正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但问题是，“善”和“美”同样是文艺的本质，并且是比“真”更为重要的本质，缺少“美”与“善”，文学虽然仍然是文学，但却是不健全、不完整的文学。文学不能失“真”，但更不能没有情感和美感，失去了感染力和艺术性的文学，很难想象它能吸引人。文学如果没有人读，其认识作用以及教育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启蒙主义在文学上不仅压抑审美，对消遣和娱乐也是排斥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消遣娱乐和启蒙二者在精神品格上是背道而驰的。启蒙重思想，重社会功利目的，具有忧患意识和精英意识，所以启蒙主义文学多是重大的主题，沉重而严肃。启蒙作家满怀教育人民、提高国民素质的情怀。而通俗文学则重商业利益，重消遣、娱乐和游戏。通俗文学作家对于普通读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诲，而是迎合，迎合他们的爱好、兴趣，满足他们的消闲需求。所以，通俗文学在消遣娱乐的意义上从根本上是妨碍启蒙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明确反对消闲文学。《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28)鲁迅也是这样，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9)文学研究会也好，鲁迅也好，都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但这里的“人生”显然是狭隘化的，仅指工作上的人生、事业上的人生、社会价值上的人生，而把生活的人生、享乐的人生排斥在外，这显然是启蒙主义在作用。鲁迅是比较早地在文学上使用“启蒙主义”这一概念的，从启蒙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启蒙主义的特点。
启蒙主义文学不仅反对消闲性的通俗文学，还在文学批评、文学组织的层面上打压它们，所以，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中是没有地位的。
压抑通俗文学，把文学的消闲功能排斥在外，这是现代文学的一大缺失。启蒙主义对现代文学最大的遗憾就是把思想、观念无限地上升，提高到绝对的地位，思想与艺术本末倒置，从而遮蔽、降低了文学的文学性，压抑了那些游戏的、娱乐的、休闲的文学，“异化”了文学，悖离了文学，使文学误入了思想的歧途。重科学、重知识、重实用，压抑娱乐、消遣和审美，因而现代文学可以说背负沉重的政治、思想以及救亡的压力，相反，它的文学性本身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张扬。
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相应地，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多方面的。林语堂说：“人生永远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30)工作是一种人生，消闲也是一种人生，而文学欣赏就是满足人的消遣、游戏、陶情与放逸的最重要方式。作为精神方式，文学不同于哲学、历史，或者说，哲学、历史之所以不能代替文学，就在于文学具有它独特的作用于人的方式，具有它特殊的功能。就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广度来说，文学没法同历史与哲学相比，但人们仍然愿意去读文学，就在于文学有思想以外的东西，这思想以外的东西就是娱乐与消闲。所以林语堂说：“艺术是创造，也是消遣。这两个概念中，我以为以艺术为消遣，或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是更为重要的。”(31)创造是在作家的层面上而言的，而消遣则是在阅读和文学对人的作用和意义上而言的。不能笼统地说文学的消遣比创造更重要，而且文学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但消遣绝对是文学重要的功用之一。
国家危亡，民族灾难，这都不是否定文学消遣性的理由。文学的消闲性并不是“歌舞升平”、“粉饰太平”，而是文学的本性。文学的消遣与娱乐不同于游戏、打麻将和体育运动的消遣与娱乐，它不是感官刺激和宣泄，而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高级的精神活动。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且越是人生苦闷，越是处于沉重的社会困苦之中，越是需要文学来进行调节与抚慰。在社会结构中，文学是奢侈品，它的主要作用是精神享受，其社会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梁启超所说的小说“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术”、“新人心”、“新人格”(32)的作用虽然不能否定，但也不能过于夸大，社会问题主要还是要通过社会的方式来解决，文学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也不应该超越自己的职责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代文学最大的失误和最大的成功都在这里。由于重视思想以及社会作用，现代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在庙堂里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作家的地位空前地高，以至到了90年代文学恢复正常的时候，作家们感到特别的失落，这是它的成功。由于过分夸大文学的思想性，文学的审美作用、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被压抑，文学被不恰当地定位，这是它的失败。
文学上，美国作家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反奴隶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曾是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对美国历史以及世界文明进程都有巨大的影响，但这是一个特例。况且，《汤姆叔叔的小屋》只是一个契机，它引发了历史但不是制造了历史，假如没有奴隶问题，没有普遍的人权要求和废奴要求，这本小说是不可能发挥那么大的社会效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评价巴尔扎克，认为从他那里所学到的比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那里学习到的还要多，但这是就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终不能用巴尔扎克的小说来研究历史和经济。对于茅盾小说《子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问题上的贡献，我始终表示怀疑。我认为，小说不过宣传了一种思想，重要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它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了思想宣传，文学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想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明它的伟大，我认这是搞错了方向。
因为启蒙主义，现代文学也强烈地压抑传统文学。
从理论上来说，启蒙与传统并不必然性地构成矛盾，但在中国现代，启蒙主要体现为学习西方，主要体现为输入西方的思想和精神。由于价值上的差异，再加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情感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输入的最大障碍，中西两种文化激烈地冲突，因而启蒙与中国传统就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有效地输入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人主义等思想，采取了激进的反传统的方式。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功过，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我认为，反传统特别是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比如反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等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没有现代社会。但传统也是有区别的，专制体制，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戕害等，这是必须全盘否定的；而文学则不一样，它不像社会体制那样具有纯粹的政治性，我们承认传统文学在思想上具有落后的一面，需要批判，我们也承认传统文学在形式上具有僵化的一面，需要改良，但文学又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一面，人情、人性、友谊、爱情、亲情等这些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过时的，叙述技巧、写作手法、结构布局、创作方法、语言这些文学形式也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反传统，进行文学变革，这是合理的，但“五四”新文学绝对的反传统，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切都否定、都抛弃，完全割断与传统文学的关系，这却是值得商榷的。传统文学在新文学的格局中一下子消失得全无踪迹，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奇怪的文化现象。
正是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态度以及相应的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具有现代性，古代文学是古代汉语的文学，具有古代性，它们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不同。这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大文体看得非常清楚。新诗不同于旧体诗词，新诗是白话文，自由体，而旧诗是文言文，格律体；现代戏剧主要是话剧，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戏曲；现代小说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志怪小说和传奇；现代散文主要是美文和杂文，虽然也深受中国古代小品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是从西方学习而来。我们承认由于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学，中国文学发生转型这是一种进步，现代文学也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但是，我们又不免假设，如果现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也许成就会更大，从理论上来说，这完全有可能。
比如新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其成就显然没法和古代诗词相提并论，就民众喜爱的程度和普及的程度来说，就公认度来说，旧体诗远远要超过新诗，在中国，从老到少，少有人不能背诵几首古诗的，但却少有人能背诵几首新诗的。我们也许可以用新诗毕竟只有几十年来为新诗的尴尬状态开脱和辩护，但再过几百年新诗也未必能产生李白《静夜思》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未必能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涉及到理论的问题，白话与文言倒不是根本问题，关键是新诗的自由体从根本上破坏了汉字在诗歌上的格律、音韵与节奏，从而韵律不再，这种缺失至今没有找到办法予以弥补。在意境上，在韵味上，在思想的深刻上，新诗也可以达到旧诗的高度甚至超越，但在形式上，新诗永远无法替代旧诗，除非它不再是新诗。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新诗不能建立在对传统诗歌继承的基础上呢？为什么新诗一定要以打倒旧诗作为前提呢？为什么新诗不能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进行呢？归结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启蒙主义的偏执。
启蒙主义的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同样给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带来了伤害。
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启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和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启蒙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局限和缺失。今天，我们也应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从而采取多元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今文学，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
注释：
①尚杰：《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③④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⑤张申府：《启蒙运动的过去与现在》，《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⑥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页。
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⑧《启蒙的反思·编者手记》，《启蒙的反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⑩陈独秀：《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1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1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13)洪峻峰：《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东南学术》2006年第3期。
(1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5)(16)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的〈导言〉》，《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24页。
(1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18)杨春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9)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20)张光芒：《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2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2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页。
(23)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24)郭沫若：《论国内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25)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学会演讲》，《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6)张光芒：《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北方论丛》2001年第4期。
(27)茅盾：《文学与人生》，《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28)《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0月)。
(2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30)林语堂：《说潇洒》，《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3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3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之十(新印《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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