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及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性问题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困难重重的日本经济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遇上了一系列的麻烦。首先是泡沫经济的崩溃。1986年至1989年，日本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超常规猛涨，在此期间，日本GDP每年增长约为5～6%，4年内仅增长25%。而以股价、土地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竟增长100～200%。进入90年代后，以股价下跌为先导，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全面崩溃，上市股价在1989年至1992年下降了330万亿日元，六大城市的地价下降近25%。 日本企业纷纷破产，而受害最深的则是国内的金融业。股市暴跌使银行自有资本比率下降，扩张能力削弱，呆帐和坏帐大幅度上升。据日方统计，银行光坏帐的损失就达到4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0%。日本经济自此陷入了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
同时，对于以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日元的不断升值无疑对其国内经济又构成了一大威胁。日本长期的结构性贸易盈余促使日元不断升值，1973年1美元可以兑换308日元，20多年后，日元几乎升值4倍， 每10年增长将近100%。尤其引人瞩目的是，1994年下半年来， 日元不断地持续攀升，1995年4月19日，1美元只兑换79.75日元， 创了二战以来最高历史记录。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180日元兑1美元）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为此，日本的制造商和企业付出了巨大代价。日元汇价每上升10%，企业利润即下降42%，而每上升1日元， 丰田公司的出口收入就下降100亿日元。在强大的日元压力面前， 小企业纷纷倒闭，大企业也被迫减少雇员，削减开支，移师海外或进行重组。日元升值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复苏：据日本经济企画厅统计，日元每升值10%，经济增长率即下降0.5%。而美日贸易摩擦则愈演愈烈， 出现了美国放任美元贬值以此惩罚日本的局面，给日本的国内市场造成巨大压力。
从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即进入低速发展时期。1992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1%，1993年由于日元一再升值， 日本的出口空前困难，其经常项目顺差从1992年的725亿美元下降到710亿美元，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02%。如今已经是日本经济停滞的第六个年头了。
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刺激日本经济。1992年夏天，政府颁布了一项10.7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计划。政府先后实行了五项巨额开支，其中耗资最大的一项是在1994年花费了15.3万亿日元。 1995年9月也发出了14.2万亿日元。这些计划的总金额占日本国民经济的14%（相当于9600亿美元）。同时，日本银行还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贴现率从1991年的6%削减到目前的0.5%，政府长期债券收益率不到3%，优惠利率曾在1.5%左右徘徊。
然而，这些措施却收效甚微。据估计，日本1995年的GDP 增长率不会超过1%，资本支出自从1991年的顶峰下降了22%以来， 也一直徘徊不前。消费者支出甚至更少，9月份的销售额下降了1.3%，这已经是第9次连续下降。部门销售也比一年前下降了1.2%。尽管中央银行投入大量资金干预外汇市场，但外汇投机者们仍然能够安全地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对其干预置之不理。
因此，日本有许多人指出，日本现在需要的不再是点滴的、表面的应付措施，而是应从深层次上挖掘其经济困难的根源，并对症下药，采取激进的、根本性的改革，来迎接日本21世纪的挑战。从前财政部官员到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乃至公司经理、职员，日本举国上下都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日本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依然沿袭着40年代日本满足战时需要和作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传统，这种传统以中央集权、经济过度管制和封闭保守为特征，它与目前全球倡导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潮流以及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状况极不相符，从而妨碍了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常关系的建立，并最终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痼疾。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们倡导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旨在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结构性问题。这场改革将涉及企业、官僚体制和教育结构等各个领域，最终建立所谓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富于创新意识的社会模式。
了解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渊源及其特征所在，对于理解日本过去的经济腾飞以及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分析其将来的出路都不无裨益。
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
早在30年代，日本政府就通过各种法律越来越多地干预私人企业。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进一步在企业中设立以“自治”为名的“监管协会”，它实质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协会成员甚至被授予政府官衔。 1943年，日本政府通过“军火公司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战后，“监管协会”摇身变为企业代表机构，从而形成了政府、企业代表机构和私人企业三方共同参与经济的格局。企业代表机构将政府意图传达给私人公司，同时又将公司信息反馈给政府，这样，政府的目的和计划就能得以充分实现。
日本政府还在金融领域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私人企业。40年代初期，政府有意识地将金融市场以直接融资方式为主改为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迫使企业向由政府控制的银行贷款，其初衷在于通过政府更有力地控制金融市场以确保军用企业获得大量资产。在政府的“军火公司法案”下，企业和银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每一家公司都和某家支持它的银行建立了特殊关系，银行通过长期贷款获得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银行，日本政府在当时还关闭了许多银行，重组了银行体系，从此以后，很少有新的日本银行出现。
在战后，日本通过《公司帐户特殊条款法律》和《企业重建管理法》，强化了间接融资方式。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还建立了融资调停部来干预银行和企业的信贷关系。目前日本最有权势的财政部以干预金融和股市而著称，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掌握股市资金的来龙去脉，并暗示某家大的金融机构买卖股票，或者直接用公共资金进行市场操作。同时，它还可以插手干预日本央行事务。根据《日本银行法》，财政部对央行预算有最终决定权，还可以选任除总裁及其代理之外的任何职员。因此，日本政府不仅严密地监督着金融市场，而且控制了国家的货币政策。
另外，日本独特的高储蓄现象也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当时，由于经济处于负增长，政府有意识地抑制个人消费来保证对军用企业的投资。这种高储蓄率一直持续到现在。人为造成的低消费水平抑制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从而成为日本长期性的经常项目赢余的原因之一。
日本政府还通过税收方式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征收所得税和公司税，中央政府将大笔税收集中在自己手上，然后再发放给地方政府和一些特殊地区。例如，它常常通过牺牲城市利益来支持农村地区，在农业方面，日本政府制定了《主要食物控制法》，来控制粮食的生产、销售，并一直实行产业保护政策，给农民发放优厚的津贴。
这种实行严密管制的经济模式在战争时期以及日本的经济恢复与起飞阶段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日本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投入到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产业部门，以及扶持一些贫困、弱小的行业，同时也有助于政府实行各种宏观管理。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改变，这种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实需要，其弊端主要表现在：
1.日本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规模越来越大、具有高度灵敏性和复杂性的阶段，官僚机构不可能对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并指挥运用自如。以日本严密控制的金融界为例，近年来，银行坏帐达40万亿日元，许多金融机构倒闭，金融犯罪性质严重，甚至出现政府官员暗中支持的情况，日本的金融界出现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危机。泡沫经济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对股票和不动产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漏洞，而公司对高风险资产的投机活动也没有得到政府及时而有效的警告和制止。这一切表明，迟滞、缓慢的政府官僚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迅速变动的市场形势，在庞大复杂的经济网络面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只有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政府才能卸下重负，有效地承担起管理、协调经济发展的任务。事实已经证明，不取消政府的过度管制并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政府所采取的短期性刺激经济的措施就根本不能奏效。
2.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妨碍了自由竞争原则，束缚了企业活力，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日本的产业政策一向以扶持弱小企业为宗旨。例如，对于小规模的农业和零售企业，日本政府给予了大量的保护措施，结果是，低效率、竞争能力差的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伞下成长壮大，以至于威胁到一些效率更高的产业部门如纺织业和采矿业的生存发展。这种性质的保护政策一方面打击了运作良好的正常企业，抑制了效率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消耗了大量的金钱来扶持那些低效、无竞争力的企业，从而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在政府的过度管制下，企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不利于充分发挥其活力。因此，日本企业界普遍赞成取消窒息企业生机的过度管制。事实上，日本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市场机制在逐步成熟，只有允许企业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取消过度的保护和管制，才能使日本经济充满活力，这是许多日本人的共识。
3.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是日本长期贸易黑字、日元持续升值和经济停滞的深刻原因。由于实行产业保护政策，尤其是对缺乏国际竞争实力的行业实行保护，实施严密的贸易壁垒，导致了日本长期的结构性贸易赢余，迫使日元不断升值。日本的封闭做法自然引起了其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不满，美日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并不断升温，1995年美国更是有意放任日元升值，以此为手段制裁日本，日元一升再升，从而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公司的损失也导致了股市的萧条，股票交易量减少，国内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员1994年至1995年初损失了3872亿日元。这是继泡沫经济以来股市的又一次严重危机。迫于国内外巨大的压力，日本不得不在开放市场方面做出让步，其中包括今年3 月的废除禁止进口石油产品的法律。
4.政府的经济政策造就了一批既定利益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首先，日本一向以金钱政治闻名，政府和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官僚往往成为传统和习惯势力的代言人，其既定利益自然不容侵犯。政府官僚成为日本改革最顽固的堡垒。其次，政府对某些社会阶层长期实行优惠政策，使其依赖政府，反对改革，极力维持其现存利益。例如，一直享受政府补贴的农民极力反对取消农业优惠政策；同时，小规模的城市资产所有者也强烈反对增加固定资产税和继承税。这些曾经受到帮助和扶持的弱小者如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保守势力，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瞩目。
（二）日本企业的结构性问题
日本的企业具有与其他各国企业不同的特色。如：终身雇佣制；职务、工资等级制；建立在企业工会而不是行业工会基础上的劳资关系；公司利益为重的意识形态；以及将公司视为社团的观念等。
这些特征往往被视为日本文化的遗产，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二战前，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而在二战期间，政府通过法律明文限制了股利的分发和股东权利，从而转移了公司的重心。1940～1941年，日本政府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工资结构，并确定了辈分制。同时，政府还规定了初始工资和年增长率。终身雇佣制也非日本传统，而是起源于30年代一些产业部门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员工来源的需要。公司的下承包制也是战时为确保生产供应和技术转让而加强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产物。
日本的公司制曾被视为国人的骄傲，因为它的确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制的弊端还是显示了出来。
首先来看日本公司的工资制度。公司管理层将工资分为三类：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和红利。基本工资是非常低的，加班费和红利则具有很大的弹性，在宏观经济形势好时很高，形势差时则减到低水平。在日元升值、经济不景气时期，公司上下从总裁到工人都削减开支，以防公司破产，却不大会想到经营管理方式上的革新，以积极的方式来应付困境，这与美国一些大公司如“USAA”在客户基数减少时仍能扩大业务并发展壮大形成鲜明对比。同时，由于薪水的增加往往根据职员进公司先后的辈分而定，因而鼓励了一些人坐享其成、不图创新和进取，而一些具有革新意识和才华出众的人也学会了中庸之道和碌碌无为。总之，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目前日本企业界普遍存在着惰性。
其次，置公司利益于职员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日本生产能力的过度膨胀。公司积累的财富历来并不主要分配给股东和公司成员，而是用于设备投资、兴建工厂商店等，从而导致了生产和供应能力的过度膨胀。目前，日本产品如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是其国内消费者购买力的3倍，这迫使日本不断地寻找越来越大的海外市场，其结果是， 即使在经济停滞时期，日本的国际收支仍有1300亿美元的盈余。而日元不断升值，与其国内购买力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使日本公司和个人收入受到严重损失，并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此外，在泡沫经济时期，公司将大量资金投机于股票和不动产市场，不但损害了公司及其成员的利益，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坏帐，导致了金融界的混乱和危机。
另外，公司的终身雇佣制也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在这种制度下，公司只能对其雇员终身雇佣，不管其才干和表现如何，这无形中给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其在输入新鲜血液、更新人才以及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裁减员工受到限制。对于雇员来说，由于终身雇佣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因而在选择新的职业方面就不得不再三考虑。在日本，如果公司辞退了员工，那么该员工所在的岗位就很难再招上人来，同时，被辞掉的职员也很难再找到相同的工作。终身雇佣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对于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经济高度发达和成熟的日本来说，人才资源的有效流动和配置，也是保持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因此，日本许多公司提出了“自愿退职募集”方案，表明了终身雇佣制面临着崩溃边缘。
（三）其它结构性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外，日本在教育制度和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从总体来看，日本的教育模式以“赶超型”为特色。在二战结束初期，由于本国文化、科技的落后，为了尽快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缩小差距，当时的教育方式以“填鸭式”为主，鼓励学生准确无误地记住书本知识，考试时再一字不差地复制出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入学考试等级制，只有考分优异的学生才能进入一流大学。公司在聘用大学生时，最看重的是毕业生所在学校的牌子，而忽视了学生在校的努力程度和实际能力。这样一种体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容易产生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不利于培养创新和冒险精神。而日本的教育部在本世纪以来一直没有进行过重大的教育改革。教育是对经济的一种反映，日本战后的教育制度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赶超欧美的使命，而随着日本跃升为经济强国，想与欧美发达国家匹敌时，“赶超型”的教育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不能再满足日本的现实需要。日本已有人提出：日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它能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鼓励学生敢于冒险、不断地创造出新知识，让世界向日本学习，而不是让日本再充当学生角色。由此看来，日本的一些见识深远者已经从日本当前的经济停滞中深究教育方面的根源，指出要振兴日本经济，首先必须改变承担这种责任的新一代日本人。
还有人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经济保护过多，因而养成了企业和社会公众过于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性和责任心，缺乏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在危机到来时总是指望依赖政府解决各种问题，而政府为了保持自己在管理经济方面“永不出错”的神话，害怕出现失业率、企业破产等现象，因而总是给予企业过多的帮助和保护，而忽视公平竞争和效率的原则，在各种问题累积成山时，终于出现了事与愿违的局面。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存在着调整其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必要性。
三、对日本结构性改革的几点思考
在日本，也有一些人认为，日本的经济模式具有其特殊性，与西方欧美经济有很大不同，因而政府和企业的做法都是合理的，日本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日本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但是，在大学和新闻界，更多的人则认为：日本现有的经济模式不过是战争的产物，是日本作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结果，日本实行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本质区别，在日本目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取消过度管制，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日本目前遇到的种种问题，正是市场扭曲、失灵的表现。日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要么改革，要么继续承受更大的损失。日本政界也有一些人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在取消进口限制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一些政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时也以改革为口号拉拢选票，在大选中，一些反对官僚体制的候选人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但是，面对沿袭已久的传统体制和强大的保守势力，日本的改革绝非易事。目前，改革的话题主要限于公众媒介，要真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进程。
首先，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取消政府过度管制。取消管制可以降低产品价格，增加商品和劳务，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日本目前的官僚阶层和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取消管制则意味着触犯其自身利益，显然，企图依靠这些官僚机构解决问题是极不现实的。围绕着结构性改革问题，早在细川护熙时期就成立了平岩委员会，然而这家经济结构改革的官方咨询机构却遭到了官僚和政官们铜墙铁壁般的抵抗。而在村山富市领导下，连细川式的勇气都不见了。目前，日本仅有的一点取消管制的建议，也不过是政府和商务部门长期、广泛磋商后才酝酿出来的结果，这种改革当然不是大多数日本人所愿意见到的。
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成立一家取消管制的机构，它由不属于任何既定官僚派别的成员组成，能客观地分析、评价日本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同时，这家机构还必须拥有真正的权力和独立预算的能力。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状况至今是不存在的。已经有人尖锐地指出，日本的思想库都与某些特定的官僚集团和企业存在着利害关系，妄想其超越于党派和官僚利益之上，做出有利于整个国民利益的决策是极不现实的。真正独立的思想库很难在日本生存，更不用说赋予其各种权力，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对抗了。
也有人指出，为政府的“公仆”和“精英”提供终身优厚的薪水，在满足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这些政府官僚们自然会考虑到国家利益。这种观点是对目前日本金钱政治的一种默认和妥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政治权钱交易的实质。
其次，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还必须解决目前的银行坏帐等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由于日本的银行业面临着战后最严重的危机，40万亿坏帐的存在，使公众怀疑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僵局。银行业一直未能找到有效途径解救自己。因而， 财政部不得不于去年6月8日颁布了一项关于银行体系功能恢复的基础性计划，旨在5年内解决坏帐问题。计划的关键在于创造有利于“偿付方式”顺利进行的环境。然而，去年的一项关于政府花费300 亿日元帮助两家信用协会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不同意政府用公众的钱拯救私人企业的做法。但是，自从1927年日本的金融恐慌以来，财政部发放了许多特殊贷款，这种不带利息的融资占日本GNP的5%，按现在计算，这笔金额将达到25万亿日元，但仍不足以解决坏帐问题。而目前财政部拒绝发放1 个日元的贷款。日本银行摆脱坏帐的资金从何而来，答案不言自明。但是当前这一举措却遭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反对。
同时，政府的援助计划也没有对当前金融机构中形势最严峻的住房贷款公司提出任何具体的解救措施，因为政府只能直接帮助接受普通客户存款的银行。但是，要有效地挽救银行业的局势，必须首先解决住房贷款公司的问题。因此，总地来说，能否解决银行坏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同时，日本股市继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一蹶不振，1994财政年度日本证券业又经历了一场危机。根据日本证券交易商协会最近的公报，其222个国内企业亏损达4040亿日元，东京证券交易所也表明， 其国内会员损失3872亿美元。日本13家主要的证券交易所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证券界面临削减工资、裁员、关闭和重组。证券商无法向坏帐缠身的银行求助，只好寄希望于财政部。由于资金有限，财政部只能宣布取消对银行的限制，允许其建立证券附属机构以及与信托银行合并等，其效果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此外，在强化市场机制方面，日本也需要采取很多步履维艰的措施。比如，强化反垄断法、改善信息披露、对众多的行业代表组织实行严格监督甚至加以取缔等。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重大的教育改革，建立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政府机构和企业的思想库等。看来，日本的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