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执政党官僚化的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执政党论文,官僚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里，政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党就是党。党不是国家机关，也不能取 代国家机关。遗憾的是，在苏维埃体制下，共产党却严重地非党化了，党一步一步地失 去了政党的特性而逐步行政化、官僚化。探讨苏共失败的研究者也应该把这一点纳入自 己的视野，而不是仅仅关注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问题。
列宁曾经赋予苏维埃以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下的议会之替代物的地位，也曾设计过多党 制下苏维埃民主的第一个可操作形态。但形格势禁，苏维埃民主制度并未能沿着理想的 轨道发展，而是出现了逸轨和嬗变。党最终成了事实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党的领导 变成了事务性的、具体的领导。既然要进行实际的业务领导，在党的机关内便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相应的行政的、经济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是与政府的各职能部门相对应的。 既然党是领导机关，政府的相应部门便成了党的各职能部门的影子。宪法规定的全权机 关最高苏维埃在事实上被架空而成了通过党的决议并把它变成法令的纯粹表决器，成了 执政党机体上的一个器官。由于党在形式上作为政党存在而在实质上却是绝对的国家最 高权力机关，结果是：执政党既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进行有效的自身建设，又不 参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约。也就是说，在自我认知方面，执政党在两个层面 上都轮空了：它把自己界定为政党，但却并不遵循政党的游戏规则行事；它以行政行为 无孔不入地行使着国家权力，但它也并不遵循国家权力机关的游戏规则。党成了一个有 权无规则地干预任何国家事务而又不受任何权力约束的绝对权力。
党要管具体事务，它就要变成行政性的机关，而且是凌驾于其他一切机关之上的行政 性机关。党机关化了。党的机关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党的官僚化，它造成了党官僚和行政 官僚的双重发展。由于党政不分，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使得国家(党)统管一切，社会自 治力量衰萎或被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从而形成了庞大的从中央到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网络 。这又必然造成管理机构部门林立、各成系统而又相互交错，结果是设置机构越多，办 事效率越低，从而导致增加新的机构。当国家不堪重负时便大规模地裁减机构；由于裁 减并没有解决管理机制本身的问题，于是过不了多久机构便又重新膨胀起来，甚至比前 尤甚。这便是斯大林式体制下管理机构轮番膨胀的机理。斯大林把自己的思路绝对化、 固定化，并认为它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是符合列宁的思想的。这样，本来是畸 形的、亟待矫正的一种政治形式被广泛地肯定和颂扬，而列宁的苏维埃却被淹没了、丢 弃了。
苏维埃试图实现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的结合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在理论上，苏维埃还 是列宁的苏维埃，但在实践中它已变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它未能达到直 接民主的目标，甚至没有保持住早期苏维埃所展示出来的积极趋向；另一方面，它也未 能建立起合格的代议民主政制，因为代表没有独立的地位，没有任何自主决定权；同样 它更未能找到直接民主原则即保障全体人民从总体上通过苏维埃参与形成共同意志和代 表制即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表达人民的共同意志之间的契合点。在这里，民主在操作 的层面上轮空了：它既没有实行直接民主的条件，也没有实行间接民主的机制，各级苏 维埃显示其作为权力机关的活动变成了定期的机械的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表决。一个权力 中心的衰落意味着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崛起，苏维埃的式微使权力垄断落入了一个在事实 上未经任何人选举当然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的执行机关的手里。斯大林启动了苏联党和 国家全面官僚化进程，他唯一可以使社会偶尔焕发活力的途径便是依靠个人的无限权力 和威望。赫鲁晓夫想要焕发起社会的活力，他失败了；勃列日涅夫恢复了社会的平静与 稳定，而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化的进程最终完成了。
执政党官僚化的后果之一是党失去了政党的本性，党组织机关化了，担任一定领导工 作的党员成了官僚。党在国家的各个层面上通过相应的各级党的机关去管理和解决相应 范围的日常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党看上去如此庞大，其触角如此广泛，以致人们从不 怀疑它的力量，党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恰恰是这种无孔不入的庞大的网络下面隐含着 党的变异和虚弱化。政党的生命在于它的政治性，它是政治组织而不是行政机关，其生 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超脱纯粹的行政领域而把目标集中在能反映人民群众目前和长远利益 要求的政策上而不是琐碎的事务上。党的舞台在政治领域。当苏维埃被弱化成一个工具 性的机构时，党也就失去了根基和舞台。政党的机关化和官僚化，标志着党失去了它曾 经作为党的那种凝聚力，官僚化的党员现在所考虑的是切身的利益，是自己所依附的机 关，他的生命已不再属于一个政党，而是与他所隶属的机关休戚与共。于是一个庞大的 、无所不在的拥有1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实际上不再有坚定的支持者：官僚们不属于党， 而党也不属于普通党员。这个党的生命、前途与党员不再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当这个社 会突然间有那么一天放开党禁、各种政党纷纷成立起来并同它争夺权力、同它进行政治 斗争的时候，它便显出了自己已经不再是政党的那一面；而新出现的政党的目标却很明 确，即谋取权力——这实际上是任何一个政党中的活力之所在，也是任何一个政党存在 的起码的条件。行政化、机关化了的苏共这时真正变成了一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它 在进攻面前节节后退，后来终于在自己的总书记宣布辞职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 共和国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之时而不知所措，而瓦解，而溃散。戈尔巴乔 夫宣布解散苏共，这本身即是行政行为，而党居然“奉命”解散，这本身则又反证了这 个组织的行政化程度。苏共因削弱苏维埃而失去了政治根基，因取代执行机关而行政化 并进而官僚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它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后来注定这命运的那条不归路。
执政党官僚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社会停滞和腐败现象的泛滥。在一个政治功能健全 的社会里，行政机构是受多重制约的。由于苏维埃的权力地位几十年里得不到应有的承 认，各种政治性的组织也机关化、官僚化了。党务机关与国家机关的官僚阶层在失去制 约之后便拥有了足以使任何解决根本性社会经济问题的努力化为乌有的力量，只要解决 这些问题的措施或行动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它们必将被废除或被扭曲。社会因创新机制 不能正常运转而日趋停滞和失去活力。
由于执政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于苏维埃地位的衰落和长期得不到恢复，人 们逐渐产生了对在现实生活中几乎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的苏维埃的冷漠、疏远和失望 。而恰恰在人们的怀疑和失望日渐增长的时候，长期封闭的状态一朝打破，外面的世界 如万花筒般地展现在面前，令人头晕目眩：多党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总统制、 竞选等等蜂拥而至。被展示的并不是西方议会民主的整个现实，人们接受的仅仅是一个 抽象的模型，然而，这个模型却是被作为现实世界而被奉为圭臬的。这是对长期片面性 否定批判西方民主的反动和无情的“报复”。长期歌颂的引起了极大失望，而长期被贬 抑的却带来了憧憬，两相比较而产生的心理落差足以摇撼最坚定的信仰。此时，面对“ 全盘引进”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冲击，苏维埃必将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这便是后来戈尔 巴乔夫改造苏维埃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这时的党却因为其自身的官僚化业已无能为力了 。
苏维埃民主机制的畸形发展也使得苏联难以培养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群体。在西方社 会，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成熟和文官制度的日渐完善，政治家与行政官员发生了明确的 分流，政治家的活动在议会和一切民选的舞台，文官活动则限于管理领域。在苏维埃政 权建立的最初时期，也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的。在老一代相继遭到清洗、撤换或自 然死亡之后，重新涌现的管理机关的领导人就很难称得上政治家了，因为这时已不再有 就决定重大社会问题提出并辩论各种纲领或观点的公共领域，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 ，不再有公众对公务活动的监督和对政治领导人的评判与选择。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 种现象已相当明显，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也被认为只是一个“超级官僚”而算不上政治 家了。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充斥整个国家各个领导层的是一 些平庸的官僚、一些唯唯诺诺的政治奴仆和一些阳奉阴违的投机分子，却恰恰缺乏有历 史洞察力的高瞻远瞩的各级领导人才，缺少大批的有创造力的高级干部，缺少有战略决 策能力的领袖群体。同时，官僚化又造就了不善于甚至不会运用自己权利的普通群众。 由终身制引起的同步老化则又使得新一代的领导人在缺乏治国经验的情况下上台执政了 。倘若这些条件聚合在一起，这个国家将不得不面临的政治现实是：长期的官僚制下成 长起来的不具备足够政治家素质的领导人在缺乏足够的治国经验的条件下接管了政权， 而辅助新领导的要么是积累了较多治国经验的老一代的官僚，要么是同他(们)一样的新 一代的官僚或准官僚。当新的领导人不满于现实而希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他(们)将为 整个国家机器的老化而急躁不安。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这是合格的政治家的必备的 基本条件，他会用较长的时间去唤醒和培育国民的政治理性和培养起一批成熟的政治家 来；如果他缺乏足够的耐心，希望摧毁旧有的一切而从零开始，那他成功的概率是微乎 其微的。或许他有可能创造出政治史上的奇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带给国家的将是 高昂的代价和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