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想范式与话语汰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范式论文,话语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国学界遭遇到了诸种“主义的困惑”，解惑的前提应当是“问题的审理”。
近10年来，西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研究等，一浪一浪地传过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轻视西方的诸种“主义”的精神意向，认为完全与当代中国问题无涉，仅是一种新潮理论而已。另一些关注西学的学者则认为，如果不注意这些新理论的动向，不通过其理论范式对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审视的话，就有可能再次滑入学术盲点，并对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产生误读。
我认为，对西方20世纪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识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或完全拥抱，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洞识，而只能遁入其问题的遮蔽之中。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中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当然，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做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共同特点均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阶”，只注意到“主义”的术语、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而且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如何走出理论的陷阱和主义的怪圈，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以为是十分紧迫的事。
一、后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范式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90年代确实发生了诸多新变化，其所受到西方现代性之后（后现代性）的诸多渗透，使其既不再是传统型的旧形象，也不是完全走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形象，而是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人文话语的同时，也吸收其社会科学以及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一些思潮，并构成自己的多元开放的新形象。如今，中国已经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思想学术语境，疏离当前全球化知识语境的诸多因素，去闭门关窗式地书写“自我形象”和“自我身份”，而只能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参与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的研究、评介、借鉴、互动的同时，也在反省其正负面的双重性。这样，通过对“后现代”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的洞悉，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之途尽可能减少其“现代化的陷阱”和“现代化的代价”。
西方学者中对后现代研究颇有心得者很多，如德里达、福科、哈贝马斯、杰姆逊、斯潘洛斯、纽曼、德勒兹等，但对现代与后现代特征加以比较而有深度者，当数伊哈布·哈桑(I.Hassan)和利奥塔德(J.F.Lyotard)。二者都分别对后现代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列出了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叫特征，在哈桑那里理解为：现代主义即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意图、设计、等级、语言中心、作品中心、距离、创造的总体化、综合、在场、中心、文类的边界、语义学、范式、主从关系、暗喻、选择、深度、阐释性理解、所指、叙事的正史、大师法则、症候、类型、阳物崇拜、偏执狂、追求本源和原因、超验、确定性、超越性。而后现代主义特征即：形上物理学、达达主义、反形式、游戏、偶然、无序、技穷、无言、过程化即兴表演、参与、反创造、解构、对立、缺席、分散、文本间性、修辞学、句法、平行关系、转喻、混合、表层性、反阐释或误解、能指、反叙事的野史、个人语型、欲望、变化、变形的两性同体、精神分裂症、差异性踪迹、圣灵、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注：I.Hassan.The Postmodrn Turn:Essaysin PostmodernTheoryand Culture.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同样，利奥塔德认为存在两套划分后现代主义的标准：其一是历时态标准，即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从6O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其二是共时态标准，即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权威、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注：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on Knowledge.Trans.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Massumi,Foreword byFredric James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上述看法对弄清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特征可能有些帮助。然而，我又感到某些不满和困惑，因为仅仅零散地堆砌一些特点，仍然有扪象之憾而难以准确地把握后现代的思想状态。
我尝试着从另一角度，即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出发点和基本范式角度，阐释其基本理论维度。似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去看其思想范式，即：反本质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启蒙主义、反本体论神学、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
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反中心主义，反对将事物都化约归纳而寻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背后的深度，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这种“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的同时，又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而获得所谓的唯一性。无疑，这种本质主义具有独断论的、僵化性的对象性阐释特性，置之于知识真理判断和日常思维中，则有可能出现各种弊端。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则意味着消解中心险和所谓二元对立中的本质维度，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伏的现象，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宽容精神重于独断态度，开放的民主氛围重于垄断式思想控制的权力话语。因此，进入后现代话语就意味着要从本质主义的独断论中挣脱出来，一切都通过对话而沟通，一切的意义都通过阐释和再阐释而不断生成，一切都不可能从先验设定的框架出发，而要从具体的、实际的、丰富的现象本身出发。
反权威主义。即反等级制度和权威性话语。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却发现，所谓等级制度或所谓权威话语，均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如果对僵化的话语加以消解，打破思想的禁锢，那么，这种等级制度就将在后现代的宽容和自由精神中，获得一种相对的价值。换言之，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思想、知识、审美和传媒，都不再是知识专家和知识精英的特权，真理也并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理念，而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过程中能够获得的资源。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的产物，所以，反权威主义和反等级制度可以使人将自己的思想触觉和生命体验伸向所有陌生和渴求的领域，并在全新精神性层面上，获得自己新的体验。当然，如果完全消解权威话语和等级制度，必然使社会丧失秩序和正常运作规律。而每个人都随心所欲，按主观相对沦的思想去把握社会，那么，社会将出现话语沟通和失效的冲突和矛盾。这无疑是后现代的难以消除的自身有限性之所在。
反启蒙主义。即反理性主义和知识精英、唯我独尊的启蒙心态。有两种启蒙，一种是人文精神的启蒙，强调心灵和向我意以的觉醒；另一种是工具理性的启蒙，将整个世界置之于理性的、按部就班的实用工具理性之中，人成为手段而非目的。后现代主义力求打破这种工具理性启蒙，强调以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性的、人文的差异性去打破同一的整体性，通过把握变化中的不变者，辨析流动中的恒定者的思想方法，去获得信息社会中真正的智慧。然而，遗憾的是，后现代主义在对工具理性启蒙加以清算时，又不断地伤害人文理性，使人文精神启蒙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损毁。
反本体论神学。反本体论神学即反绝对乌托邦。后现代罢黜了理性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之后，开始重新推衍自己的谐系学，即强调各种对科学、道德、艺术、宗教所提出的永恒性问题，或者是认知问题的仲裁者的那种所谓的理性哲学和启蒙哲学，已经无可挽回地终结了。如今人们仅仅关心一种过程哲学，相信通过自己的活生生的感受性，才能对真理、审美、科学、宗教加以真切地把握。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乌托邦即玄而又玄地设想终极实在、上帝、灵魂、永恒等永无答案的问题的追究，而把这种通过彼岸的超越性的思维，作为一种马托邦的诉求加以消解，还原到人的生命感、人的肉身存在和人的当下感的把握。因此，后现代性强调的是，理解现世中人的存在境况的特殊问题和生命存在的基本规则，而不是把生命的意义变成是从此岸向彼岸的飞跃。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这个世界的意义只有一个，即所谓否定肉身而鼓励灵魂，同时也拒绝将生命的意义归于终一的答案。相反，后现代人相信在对世界和人类的无穷多的真实描述中，只有一个描述能够适合于自己来说明世界和人的真实本质。因此，反本体论神学实际上突出了现实的人的当下性的存在，强调了人的非理论推导的、现世的“行动哲学”或“行为艺术”。
反主体性。即反那种理念的成绝对理性的主体。后现代主义消解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通过他去对这个属于人的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陈述。后现代人放弃了对同一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地对文学、历史、政治、科学、社会和文化进行世俗化的评价。这种非神圣主体的个体将那种集体性的乌托邦，还原为个体性的自我存在。它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因为，对它而言，任何观点都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观点。换言之，没有超历史的视点，任何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绝对性，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而需要人这一存在主体自身不断地去发掘和把握。
反形而上学。后现代性坚定地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不再将整个西方哲学运用了两千年的形而上学手法，即用预先未经证明的设定作为自己论证的手段，它拒不承认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它要抛弃所有那些形而上学的大话和宏伟叙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表述自己对这个世界文化的理解。所以，后现代文化力求去打碎“合法性标准”，打破几千年来形而上学的梦魔，从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走向具体历史、个体经验和个人的独特阐释。
就此而育，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性，反权威，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反终极价值，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范式。可以说，后现代在思维论和价值论上，都使自己获得了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局面。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与其思想范式紧密相关，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性、中心性、思维性、话语权力性等方面，大致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非深度性。指丧失了现代性深度而成为平面化状态。后现代往往不再追求那种历史性的深度，而将历史性转换为空间性的、多元并置的、共时性的存在状态。打破现代性的本质性深度、叙事的完整性和话语的统一感，强调非完整性，强调表述生命、历史和时间的零散化。这一改变非常重大，使得后现代在艺术形态、叙事模式、言说方法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与前现代性、现代性有了相当的差异性。
多元共生性。与现代主义强调的中心性和一元性相反，后现代注重对立面的消失。就艺术而言，后现代视域不再强调文学和哲学的对立，小说和非小说的对立，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或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对立，相反，它认为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哲学和其它艺术、叙事类作品与非叙事类作品，正好可以通过互参性和差异性而互释其意义，并通过差异而表现出独立不倚的特质。人类精神历史的发展是延伸与回溯、结构与解构的统一。在后现代时代，对思想家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以一种平和的心境看待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秉持的态度应更加宽容，视野应进一步扩大，应将任何偏激的理论和实践都放到历史中加以检验，以减少独断性和虚妄性。因为，从本质上说，整体同一性和非中心差异性是互相依存的，丧失了其中任何一维，则另一维也不复存在。
思维的否定性。后现代思维向度强调怀疑历史，怀疑终极价值，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确定性。他们保持相对主义意识，认为借助于最新科学成就的时髦词汇，并不能表达本质的特殊现象，因为世界是永远发展的，它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它永远不可能受制于任何一种单一的体系或论断。因而，否定性思维或思维的否定性，成为后现代施之于历史、理性、本质、意义、本原、深度的重要方法，也是其遭到现代性攻击最集中之处。
消解权力话语。后现代强调对整个社会的权力话语和精英话语加以批判和质疑，对权力话语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的挑战性，强调世界是一个不断地建构又解构，然后又再次建构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决定的，而是被决定并不断生成的。任何僵化的意识，任何霸权性的话语，都将使思维受到压抑。后现代就是要打破这种思维的一元论，打破权力话语的霸权性，由一元向多元扩展，由知识霸权向资源共享发展，以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改变这一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后现代往往是通过后现代的信息媒体来向意识形态的话语控制进行挑战，使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日常生活批判，从而解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加强地压抑人、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获得自身的感性解放，并通过文化网络，使文化生产的复制过程出现标准化和统一化，又使对权力话语的消解丧失了创造性和个体性。于是，往往大众传媒又走向迎合潮流、趋向时尚之途。因此。那种思维的差异和否定性最终又回到一种标准化、模式化。
三、后现代在中国的阐释焦虑
在弄清上述后现代思想范式和基本特征以后，应该说，后现代主义问题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现代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者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者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解决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而正走向现代的时间断裂，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了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处理变得相当棘手。大体上说，主要有这几个问题：
其一，多种主义的杂糅使问题的研究具有模糊性。
在如何理解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异同上，中国学界有不少分歧。在我看来，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地说，“后现代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文化政治话语的鲜明特征，是在对“现代性”误区反拨中产生的。“后现代”是一个历史社会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研究越深，进入问题越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阶，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这种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种理论对当代中国的阐释也同样失效。因为，中国还是处于一种杂糅的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地、一次性地、终极地解释这一现象的意义，都必然落空。不妨说，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不仅触及到当代学术思想史问题，也触及到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西方与东方、本世纪与跨世纪，以及大众传媒与精英文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重要话题。怎样对问题的杂糅和研究对象的宽泛模糊加以认真厘定，是走出困惑的关键。
其二，研究者学术背景的差异导致研究的多元图景。
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困难在于这一“舶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前现代（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9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本创作和批评都既“新”又“热”，既多又杂，不易评价，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意向和学术意趣不同，造成了批评群体中观点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总体上说，批评群体在交锋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推动者。这类批评者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的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叫好，对“后”这一词辍抱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准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二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这类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在其著书行文中保持客观性和清醒的批判性，为后现代主义颠覆伪价值形态和意识权力话语秩序而欣喜，同时又为后现代主义越过尺度边界而否定普遍性文化价值根基所造成的虚无倾向表示担忧。三是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这类批评者又分为两种，一是站在传统理想主义和历史人文主义乌托邦角度反对后现代主义颠覆策略和“怎样都行”的游戏人生观，坚持以传统道德的精神信仰反击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站在中心意识话语立场，以过时的政治性语言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去反对后现代主义，而保持自己的中心主义地位。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语境”十分复杂，上述三方的争论实属正常。清晰地把握这种差异，可以使人窥见其当前态势和未来发展的不同意向，不宜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学界的主流已然进入严谨的、对话的、互相达到共识的学术研究层面，我认为这是可喜的。但是，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针对后现代的非常情绪化的谩骂，这是一种并不严肃的态度。
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与海外的“后学”研究同样存在着相当复染的关系。换言之，处在跨国资本的后殖民语境之中，后现代研究已不再是一般的学术文化问题，而兼有了浓厚的政治话语和东西方意识权力色彩。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和海外的华人学者，相当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评价和褒贬，但总是使中国的后现代研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引起了关注，这使我们有可能在论争中能更广泛深入地反思自己。而且，各种不同观点的互相检讨，可以使人从这种文化论争的张力中看到文本后面的精神意向，看到在平等的学术对话中自然彰显的价值，看到处于剧烈变化的世界文化大潮中东方学者的对话智慧。
其三，研究语境的复杂使得“后”批评存在诸多问题。
后现代语境是全球化浪潮强加给中国的。在这一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态反思，并处处表现出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小管怎样，反思启蒙、理性、元话语，审理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价值诉求，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要求。但是，问题也不少，即从历史必然性到生命偶然性，只要肉体感觉而无视历史社会；从二元对立论到多元论无元论，对人的超越性和目的加以嘲弄和怀疑而走向虚无；从意义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甚至到生命的意义约化为权和钱；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世俗游戏，甚至只有世俗游戏而拒斥一切非世俗的价值诉求，这事实上是以新的“一元”取代旧的“一元”。其中不少东西很值得考辨。
处在跨国文化语境的中国接受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争议很大的当代话语方式。但是，人们已不像80年代那样简单地谈论在所谓“前现代”的中国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应该怎样面对和分析“后现代”以及“后现代在中国”这一复杂“问题”。因为中国80年代的先锋话语和90年代的解构游戏，从激进和保守两个方面染上了某些后现代式特征。这种后现代姿态，拒绝权力意识话语，而力求保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建构性的诗意诉求，而在日常语言中获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反抗权力话话的束缚的同时，又力求保持自己的观念和方法的前卫性。在一味标举欲望话语的同时，又试图同大众时代流行的“伪艺术”保持某种距离。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方式的自我检视，坚持从国家话语退回到个人话语的态势，又不仅仅拘于个人独白，而是重新整合“主体间性”话语沟通系统，使后现代批评成为中国思想问题清理的重要环节。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奢侈，相反，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下个世纪即将出现的问题。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有效参照系，而对它在知识性、权力话语、价值论等方面上的正负面效应，应该谨慎地加以剖析。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出现对后现代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现象，是对意识形态的权力的质疑，同时拓展了更大的对话空间，不仅是东西方对话，而且是自由撰稿人和平民们的对话、民间与官方的对话等。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要重新书写自己的形象，重新找到自己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自我地垃，它必得要关注当代西方的这种学术后语和学术格局。
其四，思维论价值论上的评价问题和阐释焦虑。
在对90年代的知识话语和知识权力的考察中，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起点并由此而寻找到历史完整的脉络，找不到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因为起点与终点都早已消失于虚无之中。但问题是，在这种丧失了整体感的当代文化分析中，我们不得不问：一种理论或其解释是根据何种规律而形成？而话语世界描述的究竟是事件本身，还是超越于事件之上？或潜人事件背后的那层未曾陈述的内容，研究思维的寓意和话语所未显现出的那一部分？甚至，仅仅是零散地研究个体性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抛弃了对话语世界的根本性的把握？
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确实是在90年代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进而成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论战、阐释文本意义和艺术创造的阐释代码。不用这种阐释代码，有可能获得一种对现象难以把握的焦躁，一种阐释的焦虑。如何在主义的陷阱和阐释失效之间找到一种既不一味挪用主义而落入陷讲，也不完全拒斥主义而使自己的阐释失效的良性的宽松的文化处境，是非常关键的。
后现代性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捧”与“棒”皆非良策。相反，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层关系：一、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任何以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或以现代性囊括后现代性问题的做法，均不可取，因为这与事实本身有差距。二、对后现代性似可采取“一分为三”的态度。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性工艺论（科技后现代）应采取积极引导、推动的态度，使我们在高科技时期尽早进入信息时代。在对后现代思维论上，张扬多层多维思维，无疑对拓展思维空间、破除巨型想象、改写僵化的文化身份有积极意义。但在后现代价值论上，却需要关注过度世俗化、肉身化、私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需要有效防止消解人类精神价值的虚无观念。或许，一分为三，有舍有取，方能使后现代这一西方思潮成为有意义的文化资源。
四、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问题
就文学艺术而言，后现AI写作作精神的确大异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换言之，后现代主义文化症候是在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比较的“差异性”中呈现出来的：就精神模式而言，现实主义注重理想模式（典型），现代主义注重深度模式（象征），而后现代主义则追求“平面模式”（空无）；就价值而言，现实主义讲代永恒立言的英雄主义，现代主义讲代自己立言的反英雄（荒诞），而后现代主义则讲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凡夫俗子）；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现实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人的社会性，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必然性与人的偶然性相遇中的个体存在的状况，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存在的偶然性（生命与艺术是偶然的）和生命的本然性；就艺术表现而言，现实主义以全人观物，叙事人无所不在，无所不晓，并且有一种求雅的审美情趣，现代主义则以个人观物，具有一种雅俗相冲突的审美取向，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纯客观的以“物”观物，讲求无个性、无情感的“极端客观性”，并表征出一种直露坦白的求俗趣味；就艺术与社会关系而言，现实主义认为艺术是超功利的审美欣赏，具有一种提升读者的功能（教化大众），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是对社会异化压抑的一种反抗，艺术表现为反抗性反弹的痛苦与丑，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艺术是一种商品，是日常生活中解魅化、大众化的消费品。
中国后现代文学平面化问题，可以说在一些消解性作者那里相当明显：在80年代新潮之后，“后现代派小说”、“新写实主义”、“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诗群”、“新状态”、“新体验”、“私人写作”、“新生代”等层出不穷。如果说，王朔小说还仅仅是以“语言游戏”和“文本平面化”的方式，使现实意义和历史深度消解，将市民或市井生活意义展示出来，那么，伊沙的诗则多采用语言“俚俗化”甚至是“俚痞化”的方式来消解艺术典雅性，往往因挑战现行审美趣味而将读者深深激怒。而于坚的《0档案》等作品，则将现实的垃圾般的词语堆积在文本中，以一种自我贬损的“非诗”方式完成了诗歌的意义结构置换。而“新生代”的写作更进一步地将欲望作为写作主题，并与“私人写作”在肉身性空间获得某种呼应。这些具有试验性的写作，在招致诸多指责的同时，也使人们真切地感到了后现代精神与中国式的游戏精神相整合时出现的种种新问题。
就文学批评策略而言，后现代思维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进入到解释学批评、解构批评、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层面，注意语育表征出来的事物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的深层是话语的冲突。但是，因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无意于新体系的建立，加之其反价值倾向，使得90年代文学在多元格局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低俗化趋向和变态心境。这种正反面问题的凸现，使得我们的评价变得相当困难。
不难见到，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突出的问题是“感性欲望话语”的空前膨胀。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感性肉体取代广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曾经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主题，但是，当后现代主义极端张扬感性肉身，尤其是以人的“身体”取代人的“面部”为其表现对象时，就已然削弱了精神对存在状态的内在表达。人的面部与精神相关甚至就是精神的直接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的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自从现代人带上了层层“人格面具”以后，现代乃至后现代艺术就已经从“面容之美”的表现走向了“身体之欲”的复制，进而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这在大众传媒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无论如何，中国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后现代具有类后现代性，即它因为经济地位落后的原因正在走向后现代，但其文化的超越性和精英们引进的急迫性又使它具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经济的复苏，文化的振兴，传统的强盛，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市民文化的崛起和乡村文化的落后，在这多元的差异的调色板上，中国后现代显得步履蹒珊，步调也难以和谐，故而文化交锋是不可避免的。
在后现代思潮东渐之时，其思想范式和话语意向的传入、渗透，其文化的过滤和文化交互的作用，都有待于本土精神价值选择者自身的强健。只有具有了强健的文化意识和肌体，中国文化才会在后现代语境中作出自身文化汰变、转型、创新的真正选择，并在“后思潮”中，禀有清醒的重塑“中国形象”的开放的学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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