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交的前夕，研讨“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一个角度阐述一些看法。
一、实事求是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到了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就有了观察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逐渐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基本趋势和根本走向。如果有人问，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可以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去回答，那就是实事求是。
有什么依据来说明实事求是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主要的依据有三。
一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和体现。
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500页）在形式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的思维方法、 语言形式等特点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而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内容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正好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解决了这一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哲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和体现。
二是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与教训的哲学概括与结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曲折后，才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主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此后，我国的革命就连续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又迅速地取得了“一化”、“三改造”的胜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又经历了两次胜利（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和60年代初经济调整中的成功探索），和两次失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才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及其理论基础——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党成立以来，70多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胜利，就是成功，就是人民的幸福。反之，就是失误，就是人民的苦难，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贫困。
三是实事求是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一直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有过一系列的论述。
二、实事求是哲学在本世纪的形成和发展
实事求是哲学思想在本世纪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直接式的，而是迂回曲折螺旋式上升的，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其主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毛泽东实事求是哲学。
毛泽东实事求是哲学思想，形成于毛泽东1920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其主要代表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其成熟和展开期是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发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起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是其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主要代表是邓小平，其主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及其理论基础——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这期间，前20年，经历过前述两次成功的探索和两次重大的失误，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及其理论基础——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思想。
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就其关系而言，当然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是在考察两者继承和发展关系之前，有一个情况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历过一段“拨乱反正”（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的过程。就是说，就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及其哲学基础而言，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纠正错误的关系。
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实事求是哲学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者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也就是说两者的根本思路是一脉相承、基本一致的（只有具体思路侧重点和认识角度的差异）。
第二，两者的理论特色是相近的，都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成果，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都强调认识的实践性、思想的创造性、科学的预见性和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第三，两个理论的创造者有历史上的连续性。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的创立、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失误，又使他受到打击和迫害，对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造成的危害和灾难，有着亲身的深切感受。邓小平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未竟事业，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了，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事情改正过来了，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了。因而在两代领导集体的交接和理论过渡方面有着历史的连续性。
那么，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有何差异呢？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哪些发展呢？
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邓小平这一期间的重要著作看，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差异或者说突出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理论重心的转移（由以政治斗争为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课题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去夺取政权，并摧毁其政治思想文化基础是当时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突出地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强调两大对抗阶级的对峙和斗争，是必然的。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则不同。在这一时代里，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极对抗已经转变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多极共处与斗争。由于新的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以科技革命为龙头的，以经济实力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国内看，需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和平环境，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更充分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变化，哲学理论的重心，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转变是：
1.由强调意识形态的对峙向注重文化交流的价值求同转变。其目的是为经济合作提供观念沟通和行为互助的思想基础。
2.由强调两元阶级主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向注重多极经济主体的合作转变。其目的是利用一切有效手段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的更大发展创造前提和基地。
3.由强调社会理想的“定性”向注重社会系统的调控转变。其目的是使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合理地组合起来，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和发挥，从而推动社会总体及人自身稳定、协调、有序地全面发展。
第二，哲学观念的推进和更新。
时代需求的上述变化，必须要求哲学思想观念的推进和更新。推进是指对原有范畴、概念、规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更新是指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范畴、思想去更换原有的内容。推进和更新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这种推进和更新表现在诸多方面。
例如：在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上，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价值取向，注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修正和补充，主张用新的实践经验去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视野，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把改革的是非评判从理论范围引向行动领域，提倡“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搞强迫，也不搞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这就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说到那一步，就干到那一步，政策放宽到那一步，就干到那一步”的守旧思想定势。在实践观方面突出生产斗争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还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理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上，邓小平特别注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提倡“亦此亦彼”的兼容思维和求同思维。主张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性，承认它们之间有共存性、相融性、互补性，允许人们在亦此亦彼中作出兼容、求同的选择。国营企业可以与外资合营；集体企业可以由个人承包；外资或合资企业可以由外方或中外双方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还主张把所有权和经营权，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方法区分开来。他说：“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手段、方法。”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还提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创造构想，鲜明地体现出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哲学智慧。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上，毛泽东重点强调基本适应的方面，邓小平则在注重适应方面的同时，着重注意不相适应的方面，开辟了改革开放解决矛盾的新途径、新方法。他认为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主要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和运行机制问题，要用改革开放的途径和方法来解决。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此外，与上述诸方面的推进和更新相联系，邓小平还在实践观、观众观、时代观、历史观、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划分、发展动力、运行机制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和新方法。这样，邓小平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哲学结构的新构想。
邓小平常用“构想”一词，来说明他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蓝图。他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的，至今还未看到他对一问题的直接回答。但从他的一系列论述看，有理由认为：他的哲学新构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实事求是”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一次飞跃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以拓展和深化，建构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二次飞跃中的重大贡献。
三、实事求是哲学的丰富蕴涵
实事求是通常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地说，实事求是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狭义地说是指我们的认识不但要从“实事”中求“是”，而且我们的行动要按照“是”即客观规律办事。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哲学的具体阐述主要体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段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很显然，这里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论的。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哲学的丰富蕴涵虽未做集中概括，但从他诸著作的散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原理来看待和认识实事求是的，他是把实事求是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如，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邓小平在阐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内容时曾经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在这个表述中，“实事求是”是整个思想路线的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列的书本出发，从外国模式出发，更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是哲学的唯物论，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其中最关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思想路线的运动过程、检验标准及最高目标。而实践的检验，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检验、人民利益的检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检验。故而，这里所说的思想路线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全部主要内容。所以，这也可以说就是邓小平阐述的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实事求是虽只4个字， 却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的全部基本观点和方法，体现出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中国历代优秀文明成果的灵魂。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和精髓所建构的邓小平哲学思想，首先，充满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人对己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对就承认对，是错就承认错，是先进就承认先进，是落后就承认落后。只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是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不走极端，不搞绝对化。其次，注重从社会实践出发的主体认识论，突出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纠正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纠正教条式的理解和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再次，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倡导“按辩证法办事”，注重整体的宏观系统思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用辩证法精神改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同时，特别重视历史唯物论，强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中心，突出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建构，应该说是既全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列宁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精神和浓重底色，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新义和异彩。
四、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测未来。回眸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看出，下一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哲学。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哲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
第一，只有坚持和发展这一哲学，才能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统一全党全民的认识，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顺利实现分三步走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克服前进中的重重困难。
第二，只有坚持和发展这一哲学，才能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解决当前面临的新问题，作出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不致于将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重犯本本主义的错误，走入“左”的和右的歧途。
第三，只有坚持和发展这一哲学，才能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行动的指南，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目前的困惑和贫困，使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用武之地，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哲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要求我们以实事求是哲学作指导，加强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改革，走出书斋，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作出新的发展。1985年我对哲学工作的改革提出过：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加强应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建设多层次、多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体系的设想。过了十几年后，我感到这方面既有巨大进步，又有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惑，还得进一步做出多方面的努力。相信只要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面对当前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大胆探索，积极进取，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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