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1]2004年在《信息化时代社会诚信的伦理之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诚信危机的解读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实证科学的制度层面研究，视诚信危机为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导致的“现代性后果”，摆脱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具有公共强制权威的普遍性规范。另一种是人文科学的规范价值层面研究，诚信危机即社会文化领域的信仰、伦理等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合理性”质疑，诚信危机的解构首先在于建构普适价值观并注入人们的理性生活。 新进的信息社会革命赋予社会诚信建构新理路：一、诚信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反复博弈而确定的对他人善意的期待。二、信息社会的开放、平等、自主等特征消解着传统诚信的社会基础。叁、信息社会的公共利益构成诚信博弈的价值核心。由平等自主的公共空间达成的公共利益将成为信息化时代社会诚信的伦理之维。
李彬[2]2006年在《走出道德困境》文中提出道德困境是道德发展的常规现象。道德困境在道德意识层面指的是道德认识的模糊、道德评价的混乱;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表现是行为规范的不统一和道德行为缺乏动力。道德困境在整体上表现为某种道德的无序状态和道德建设的困难状态,其中既包含阻碍道德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有新的道德因素生成的萌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变革,以及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从而从整体上而言对于社会道德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道德作为利益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是这种调整的结果。人们所提出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道德爬坡”、“道德滑坡”抑或“道德代价”等的论说是道德价值观在理论上的表现;理论上的争论是道德观念方面存有分歧的高级形式,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个体的道德困惑和在此背景下的道德建设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义与利的冲突和公与私的纠葛。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一种经济选择,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正如道德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规范和要求一样,走出道德困境不是道德本身所能够完成的。道德的样态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交往生活的价值观反映,因此,同样基于发展着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他律的形式确定合理和合乎道德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形成某种自我完善、关爱他人的精神自律追求。 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是权力—权力关系,根本是利益关系,由于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关联,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其道德上的诉求;而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政治民主化、开放化和社会化效果必然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就我国来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或主导力量是政府;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相对比较缓慢的过程,它以和平方式进行,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因此,政治改革不仅涵有改革发动者的道德理想,而且必然顾及人民群众、被管理者、
卢德之[3]2004年在《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契入点》文中研究说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最初,经济研究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它往往与政治学、伦理学等混同为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学开始逐步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和独立出来,在其理论的发展中渐渐抛弃了伦理学。以亚当·斯密为开创者的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因其失去了伦理学的支撑和形式化特征而愈益远离现实,失去了其解释现实的生命力。于是,适应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要的新制度经济学再次把伦理因素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研究与分析经济现象的核心范式,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虽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中包含了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但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对之给予足够的重视,惟有诺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强调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对伦理道德因素的论述也不是很详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传统伦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对经济生活中的交易成本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伦理传统的国家来说,尤为如此。诺斯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正说明了这一点。“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它是指人们过去所选择的制度,在其变迁中会产生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会使制度的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使制度沿着既定的路径往下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传统伦理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文主要关注新制度经济学中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伦理道德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探讨伦理道德是如何节省经济生活的交易成本的。这不仅对加强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进经济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全文包括导言、上篇和下篇。导言主要阐述了研究该问题的必要
刘国洪[4]2012年在《公共管理伦理学视阈下的政务公开》文中研究指明政务公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内涵,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管理主体,在实施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外的事项均应公开。政务公开应是一个体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以道德为核心,涵盖立法、司法、行政和其它公共管理活动。它是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体现了权治、法治和德治有机融合,一可以适应政务公开社会化的需要,二是为了人民普遍参与、管理和监督公权力运行,从而保证公共管理活动顺利进行。我国还没有建立政务公开的基础体系,因此政务公开的制度建设必须跟伦理结合起来,以制度伦理的形式,在人民主权理论指导下,以建设责任型、服务型、信用型、廉洁型政府目标为引领,贯穿民主、责任、公正、服务、自律、透明等伦理精神,进行政务公开的伦理立法,同时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特别是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道德教育,以期建立全方位、公开透明的政务公开体系,使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体系,实现公共管理伦理学条件下的善治和良治。
郭玉宇[5]2004年在《初论伦理视域下的中国企业诚信建设》文中研究指明企业既是经济实体也是伦理实体,企业的契约特性决定了诚信是企业最重要的伦理品质。而当下社会,以网络化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建设更是对中国企业提出更高的诚信要求。中国诚信文化源远流长,商业历史上也不乏以诚信经营流芳百世的商家。但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诚信缺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给社会、国家带来多方面的危害。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中国特殊的血缘文化、家族文化背景下,诚信观表现出自律性、重义轻利、多用在个人品德中恪守,并局限于家族圈子中实行的特点;与中国相比,西方诚信观产生起便与法律制度、交易关系紧密联系,更多得表现出一种他律性、经济性和广域性。中国传统诚信观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新的转型。如何转型?要进行中国企业诚信建设。一方面,吸收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进行整合,赋予“诚信”现实内涵,另一方面,将诚信贯彻到现实社会中,这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共同努力。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应当加强诚信教育,重塑诚信的道德理念与社会风尚,其次应当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从制度上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进行企业组织结构伦理建设,另外一方面,对诸如消费者、员工、供应者、竞争者、社区和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做到实际的诚信。企业诚信作为一个伦理要求,需要制度的保障,但并不意味着等同于法律。它是企业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是一个以善为价值指向的伦理追求。
敖翔[6]2013年在《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目的追求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人的素质全面提升以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提升的问题就是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问题。在此，本文将力图实现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有机统一，论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的内涵、特征、现状与建构途径等，从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作出理论探讨与现实解读。为此，本文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追问来谋篇布局而分为如下五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探讨“为什么”的问题，即论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论文的研究逻辑结构及研究方法、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进行说明。第一章，关于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内涵、结构与特征研究。本章节主要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即采用概念对比入手的方法，以传统国民素质为基础导出国民素质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并讨论了在总和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指导下，对国民素质现代性结构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自然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和精神文化性存在作了充分论述，最后从要素、结构、功能和标志四个方面研究了国民素质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第二章，关于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批判与借鉴研究。首先对中国传统国民素质中的现代性特质进行是实事求是地挖掘、对其消极成分及其现代改造进行分析；其次在世界视角下对西方社会国民素质现代性的积极内核作了归纳性研究。这样，通过对古今中外国民素质的客观分析，试图探索对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叁章，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素质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加以研究。即，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素质存在理论和人的素质发展理论进行梳理，结合中国共产党各个不同时期对国民素质改造的探索及其经验总结，归纳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素质思想在主体论、辩证法、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不同视角的指导意义。第四章，从哲学的角度上论述了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规律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五大规律：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必须适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与政治文明互动性规律、与现代文化互化性规律、与现代教育共进行规律、与环境和谐共生性规律；应遵循的五大原则：文化整合原则、系统合理原则、现实超越原则、整体优化原则、创新开放原则。这五大规律和五大原则对进行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第五章，关于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的具体途径研究。本章在前面内涵分析、借鉴研究、规律原则探寻的基础上，从国民现代思想观念引领力、现代经济决定力、政治文明整合力、现代文化内化力、环境塑造力五大方面对国民素质现代性的建构做了全面研究，是整个论文的落脚点。第二、叁、四、五章主要探讨的是“怎么办”的问题，最终和前面几部分形成浑然一体的研究结构。总之，本文根据结构和论证的需要，在不同部分坚持贯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人的发展阶段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人的异化思想、人的解放思想、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等思想作为立论基础和理论依据，从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现实出发，对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进行哲学思考和本质概括，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符海平, 罗明星[7]2018年在《“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交往异化及其超越》文中研究说明"微时代"是集微信息、微社区以及微媒体等多种媒介形态为一体的新传播时代,它不仅蕴含信息传播方式,而且蕴含着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作为新传播方式的实践主体之一,大学生在微平台中的人际关系逐渐异化,其交往已丧失了传统交往的伦理蕴涵,这不仅使现实生活领域日益遭受挑战,而且不利于大学生美德的养成与完善。鉴于此,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避大学生交往价值功利化、加强微平台中隐性德育的渗透、加强网络精神共同体的构建等方式,或许是大学生超越网络交往异化,形成网络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构建和谐伦理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孙杰[8]201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与探索，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共分为导论、主体与结语叁部分。导论部分分别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基本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重难点与创新之处。主体部分包括六章内容：第一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重自强、重和谐、重爱国、重伦理、重民本等；空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主要是：和谐、平等、民主、劳动、幸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博爱等。此外还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贡献、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步性、虚伪性。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主要是：解放、自由、平等、民主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主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建立新型民主制度的政治价值观，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价值观以及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文化价值观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另外还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点。第叁章，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探索。本章系统梳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探索及其特点。第四章，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现状。本章主要探讨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剖析了当前我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备的现实条件。第五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从叁个方面阐述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高度凝炼、概括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接着介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最后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第六章，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章主要谈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与机制。其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蕴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继承世界文明成果与优秀民族传统等；其基本机制主要是：建构制度保障机制、健全社会教育机制、规范舆论引导机制、推动实践养成机制、建立文化发展机制、加强道德建设机制以及完善法律规范机制等，以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未来展望。重难点与创新之处：本文是在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相关思考与探索的。从多视角、多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力图有所新的突破，作出新的总结与概括。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现状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基本机制等。本文研究的难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本文选题综合性强，理论要求高，学科跨度大。本文涉及挖掘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等，由于这些需要进行文本解读与中央重要文献解读，所以把握起来难度较大。本文的创新之处，比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思想资源的挖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总结，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的概括与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机制的探索等。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综合法、比较研究法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尧新瑜[9]2004年在《学校道德课程理解论》文中提出道德教育有效性是古今中外教育家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都对之进行了本体论、知识论与教学论的思考。其中，德性是知识吗?美德可教吗?是“苏格拉底问题”的两个经典命题。苏氏通过形而上学的逻辑论辩，将道德教育何以可能的追问带入了理性之域，从而开启了西方理性伦理学的先河。进入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对于理性伦理范式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在他看来，“是”与“应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或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个由“是”与“应该”关系构成的“休谟问题”引领人类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道德情性之维。 在中国，发端于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道德之争经久不息，进入南宋时期达到了高潮。陆九渊“尊德性”与朱熹“道问学”论辩最终形成了两大道德修养学派：一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其关注的是人类“本心”——德性之域，以之相匹配的修养方法是以“内修”为特征的“发明本心”与“去蔽”；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其关注的是人类的知性之域，以之相匹配的道德学习方法是以“外烁”为特征的“格物致知”、“先知后行”。明代王阳明将陆朱之争推演为“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以“知行合一”来解决二者的紧张，这个由“知行”关系构成的“阳明问题”具有鲜明的“践履”取向。其关注的是道德教育的德行之域。在当下，围绕着学校道德教育的“滑坡”与“爬坡”之争和“去魅”与“返魅”问题，教育界的学者也是见仁见智。然而，无论是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历史问题还是现实困惑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涉到学校道德教育的有效性。 诚然，道德教育是一个问题之域。对道德教育中诸多问题的理论研究固然有益于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的落实必须以学校道德课程为载体、为平台。从现代课程论视域观照，“苏格拉底问题”、“休谟问题”和“阳明问题”所包含的不同命题关涉学校道德课程内容的叁个维度：(1)理性道德；(2)情性道德；(3)行动道德。虽然，除了道德内容以外，道德课程还关涉到目的、过程、评价等课程范畴，但道德课程内容建构的合理性是学校道德教学有效性的根本保证。不过，对学校道德课程建构的合理性论证需要以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为理论工具，而蕴含人文精神和生命意义的理解理论可以担当这种合理性论证的承诺。 理解理论是解释学的内核，在解释学漫长的理论进化过程中，理解从认识论解释学发展为科学理解范式；从方法论解释学升华为人文理解范式；从本体论解释学提升为实践理解范式。借助复杂思维的方法论支持，理解的科学、人文、实践叁种范式可以在学校道德课程的建构中得到逻辑地整合。其中，理解的科学范式适用于理性道德课程；理解的人文范式适用于情性道德课程；理解的实践范式适用于行动道德课程。从而回归道德教育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 首先，科学理解指向学生的与伦理相关的理性层面。理性道德课程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合法性等特征，它从维护公共生活的秩序、公平、正义等原则出发，发展学习者的“公共包括由于公共意志形成的一系列外在的理性文本，诸如习俗、礼仪、禁令、守则、纪律、规章、规则、规范、制度、法律、权力、义务、自由、责任、正义等伦理共同体。在社会学意义上，理性道德课程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或“底线伦理”，同时，它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一种他律道德。其教学目标预设为帮助学习者成为一个遵守“现实法则”的社会公民。 其次，人文理解指向学生的情性层面。主观性、情境性和个体性是情性道德课程的基本特征，它从关怀学习者的幸福、快乐、高尚、优雅、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出发，培养学习者的内在德性。情性道德课程可分为自爱、爱人、仁爱叁个层次。其中，自爱层次包括:自尊、节制、知耻;爱人层次包括同情、诚信、理解;仁爱层次包括宽容、奉献、慈善。它可视为自律道德的范畴。其教学目标在于将学生人性中先验的良知、良心等道德资源发扬光大，并引导学生的人格向“至善原则”升华，最终促进学生道德自我的达成。 再叁，实践理解指向学生在教育世界、生活世界、社会世界中的道德践履层面。行动道德课程的特征是主体性、实践性、整体性。其旨趣在于将学生习得的理性道德知识、情性道德知识迁移、外化为一种可观测、可统计、可检验的亲历行动。行动道德课程的内容是由教育者通过与家庭、学校、社会等组织共同为学生提供各种道德实践的机会，促进学生从“知善”、“向善”向“行善”飞跃，即学生将“知善”作为自己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将“向善”作为自己个人的心理需要与行为动机，将“行善”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它的教学目标预设是让学生在道德行动中亲历、体验、感悟，最终使学生自主地发展个人生活实践的道德智慧。 总之，从本体论上追问“为什么”，从知识论上淦释“是什么”，从教学论上探究“如何做”构成了学校道德课程的理性道德、情性道德、行动道德叁位一体形态。这种立体或整体的复杂形态缘自于对道德教育历史问题与实现问题的实读与创读，缘自于对道德教育本体属性的理解
王瑞芳[10]2017年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文中提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国防等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着人们的思想导向和意识形态安全。在网络中,隐含在大数据中的价值观极大的影响人们思想的形成。突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价值,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的舆论影响作用,这既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大数据时代的现实回应,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随着大数据的应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如何引领人们思想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五个部分对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首先,在把握大数据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大数据时代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做概念性的分析。同时,对两者的关联性做出说明。其次,分析对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趋势,主要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新趋势、教育形式、方式以及教育载体和教学思维的新趋势。再次,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点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要求客观分析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第四,根据大数据自身的技术难点和运用困境,结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特点,分析具体的问题与原因。最后,分析大数据时代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对策。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思维、建设大数据人才队伍、健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体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的具体对策四方面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 信息化时代社会诚信的伦理之维[D]. 黄丹. 苏州大学. 2004
[2]. 走出道德困境[D]. 李彬.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3]. 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契入点[D]. 卢德之.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4]. 公共管理伦理学视阈下的政务公开[D]. 刘国洪. 南昌大学. 2012
[5]. 初论伦理视域下的中国企业诚信建设[D]. 郭玉宇. 东南大学. 2004
[6]. 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D]. 敖翔.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7].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交往异化及其超越[J]. 符海平, 罗明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8].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D]. 孙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9]. 学校道德课程理解论[D]. 尧新瑜.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0]. 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D]. 王瑞芳. 兰州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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