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经验、逻辑与扬弃_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管理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逻辑论文,结构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5)11-1571-08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5.11.001

      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议题正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也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本研究从对中国本土情境的分析入手，基于文化深层结构视角探索管理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扬弃，并说明在这一研究方法论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进路、价值和意义。

      1 情境与经验

      1.1 情境的结构与作用机制：外部情境与个体认知

      CHILD[1]认为，管理情境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物质体系，包括商业资产所有权、市场效率和开放性、资本运作和基础设施等；②理念体系，包括文化价值和理性、宗教价值、政治价值等；③制度产出，包括政府制度、中介机构与对国际标准的遵从等。

      LI等[2]认为，中国情境主要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制度情境，它影响商业体系的演化、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雇佣结构、收入情况和社会公平。郑雅琴等[3]通过对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10篇高度涉及情境的论文进行分析，得到了几种被考察得较多的中国情境，即社会资本、组织公民行为、传统性、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关系。任兵等[4]认为，中国情境包括两层含义：①独特的制度、法律和经济环境；②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理解、接受、互动的行为、信念、假定和价值的范式。蓝海林等[5]指出，情境不仅包括物质体系与理念体系自身，还包括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苏敬勤等[6]则从多学科的视角梳理了“情境”的概念：①哲学角度，即情境体现了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构成动态的整体系统；②心理学角度，即情境是个体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体验、期待和倾向；③社会学角度，即情境强调的是个体与特定的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JOHNS[7]用离散一词来指中观环境，用统括一词来指宏观环境。JOHNS认为，这两者对于个体来说是外部的，而认知、情感或主观层次则是个体内部的。由此，主观层次的意义系统、主流沟通模式以及信仰体系(如社会公理)，就可以溯源至离散情境(如组织文化和行业规范)，还可以在统括情境中找到其他来源。徐淑英等[8]强调，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在宏观环境层次与个体微观层次之间是部门或中观层次，具体包括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竞争行为和战略选择的行业或地方特点，以及公司内部的一些特点。例如，领导风格、团队规范、管理实践和其他可能会影响团队或员工态度、感知或行为的因素。以上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环境变量影响管理行为的模型见图1。

      

      图1 情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8]

      本研究赞同JOHNS[7]、徐淑英等[8]、苏敬勤等[6]的观点，即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它包括个体理解世界的总体倾向、判断和决策的逻辑；主观层次的意义系统以及信仰体系，然而，外部环境与个体认知对于管理行为的情境效应有不同的机制，即外部环境影响管理行为，而个体认知是作为外部环境与管理行为的中介变量。个体认知之所以作为中介变量，是因为“情境的构成不仅包括了通常称之为“环境”的客观因素，还包括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新因素”[5]，或者说“个体的行为取决于个体对特定环境的认知构建”[6]。由图1可知上述涵义，但图1中因为包括变量太多，难免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例如，宏观环境中的“立法体制”一般并不影响中观环境中企业层次的变量；宏观环境中的“信仰”和微观层次的“道德”相混淆；微观层次的个体认知中的“空间和时间”很少受到中观层次变量的影响等。为此，本研究对图1进行修改和简化，将宏观环境与中观环境整合为外部环境；不再细致地列出各具体变量。这样，将情境的结构划分为外部环境与个体认知两类，并将个体认知作为环境影响组织行为的中介(见图2)。

      

      图2 情境的结构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1)

      1.2 作为一种整合经验的个体认知

      由图1可知，个体认知包括物理、沟通、感官、心理、哲学5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小方面。由图1还可知，这些方面独立作用影响组织行为。显然，这种因素之间的“分立”没有很好体现“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个体认知”。换言之，个体认知在外部环境与组织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体现得不明显。

      JOHNS[7]强调主观环境的嵌入性，即个体认知都可以在外部环境中找到其来源。徐淑英等[8]通过“构造”一词来分析外部环境对于个体认知的影响。由此，影响组织行为的微观环境就不应包括物理、感官等认知生理过程，而主要体现在主观与客观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构造变量”。在本研究看来，这一构造变量可以称之为“经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认知就是从脑产生心智的过程。认知与脑生理有关，但认知科学不能还原为生理学，不仅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认知科学就发生了所谓“经验转向”。

      认知科学之所以发生经验转向，与认知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关。实际上认知科学自产生之日，其研究重点就不是感官以及对于一般生活概念的理解，而是探讨关于本质、因果、自我、道德、价值等形而上学概念的形成与运用。认知领域的学者发现与理解这些问题需要经过自身的体验和反省，普通人思考这些问题都与日常生活处理经验的能力有关。VARELA等[9]认为，人们的认知既包含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包含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

      由此，图2中作为中介变量的个体认知既包括个体的认知机制，也包含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体现了外部环境与个体心理活动的整合作用，可将这一整合变量称之为管理经验(见图3)。

      

      图3 情境的结构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2)

      2 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2.1 文化深层结构及其对个体经验的影响

      “文化深层结构说”最初的概念由孙隆基[10]提出，所谓“深层结构”是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是指一个文化基本稳定的层次。在表面层次上，文化经常会有变动，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则是相对稳定的。

      布罗代尔[11]在研究地中海地区史时指出，如果想研究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的发展史，应该考察该地区在15～17世纪这3个时间段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相对稳定的结构。孙隆基[10]借鉴了布罗代尔的结构观念，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更长的时段”来考察中国文化相对稳定的结构。

      对文化的结构性考察同样也可以从施特劳斯[12]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找到渊源。施特劳斯研究当地文化的目的是想从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中探求其“深层结构”，并把这种结构看作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根基。

      受文化结构论的影响，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文化层”、“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等概念[13]，具体如下：①“文化层”。该概念基于古代小亚细亚特洛伊古战场的考古挖掘提出文化层层呈现的现象。该概念认为，越是久远的层面，文化构成要素就越少，结构就越简单，然而其影响也越深远。文化的深层结构理论与文化层理论非常类似[13]。②“文化丛”。“文化丛”与“文化层”有密切关系，“层”是一个被时间所剥离的平面，而“丛”则是被空间所切割下来的一个“体”，“文化丛”的“体”有多大，要取决于它所赖以为基础的“层”有多大和它自身的结构如何[13]。这实际上是表明，各文明之间表现的差异性与文化的深度有关。例如，地中海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由于其深层结构的不同，因此，其当前的差异性也最为明显。③“文化圈”。该概念的定义最初仅仅只包括文化范畴中的物质文明，后来被扩展到文化的所有方面[13]。该概念对于某种特质文化的区域性、自足性、稳定性、时空连续性的说明都与现实情况大致相符。当下很多文化学者也偏爱使用这一概念。

      无论是“文化层”还是“文化丛”、“文化圈”都与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关，这些深层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认知和经验。当然，个体经验也与一般环境有关，但是一般环境是不稳定、易变的，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学术研究中将深层结构与一般环境区别开来，其理论框架的说服力可能更强，影响力可能更为持久。

      2.2 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管理的中国经验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管理行为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在“文化多大程度上能影响管理行为”这一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谭力文[14]认为，学术界应注意传统管理经验与科学管理理论的本质差异和时代划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灿若繁星的管理思想多为朴素的哲理，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更缺乏现代社会的气息。本研究同意上述判断，但本研究所指的“管理的中国经验”是一种融合文化深层结构与环境的“当代的”中国管理经验，区别于纯粹的“传统管理经验”；且“当代管理经验”与“传统管理经验”也并非完全割裂，它们的一个共同来源是文化深层结构。正如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的影响非常深远一样，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深层结构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管理方式的影响是持久的，它不可能突然消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对人类文明进行考察，都会发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显著区别，因此，管理的中国经验也一定存在。

      此外，既然存在管理的中国经验，从文化深层结构的视角来看，是否也存在管理的日本经验、管理的法国经验或德国经验呢？在本研究看来，它们也是存在的，只要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与其他国家存在可辨识的差异性。

      在文化深层结构对管理经验的影响上，需要避免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在表面层次上，文化经常会有变动，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则是相对稳定的。以对“关系”的研究为例，韩巍[15]认为，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显示，学术界非常流行的“关系”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俄罗斯、墨西哥甚至英国和美国都存在，如果将“关系”作为中国人社会构建的一般法则，可能不会是真正的本土研究。本研究赞同韩巍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对于“关系”的研究深入到文化深层结构(如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进行[16])，那么它就会是真正的本土研究。罗家德指出，中国的组织中仍然保留着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仍然保留着社会关系和人情关系的特质；我们的领导人仍要情理法兼顾[17]。翟学伟[18]则认为，“中国关系”主要是一种长期性关系。吕力[19]指出，“中国关系”主要是一种人伦性关系，与“身份”有密切关系。总之，本土研究只要凸显文化深层次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经验”，才能真正揭示中西管理经验的差异，从而服务于当代管理实践。

      黄光国[20]提出的“含摄文化理论”是体现文化深层结构对当代中国人心理和管理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含摄文化理论的要旨为：根据分析二元论的主张，将先秦儒家思想视为一种文化系统，分析其内在结构，建立含摄文化的理论，以说明儒家的“文化形态学”，再以之为基础，检视儒家思想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东亚地区的“文化衍生”。其中含摄理论所要求的“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就是儒家思想的“深层结构”，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不仅需要分析儒家思想的深层结构，还需要将范围扩大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

      3 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中国经验的构成、逻辑与研究方法

      3.1 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中国经验的构成：世界观和方法论

      实际上，个体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管理者观察和实践过程中的“有偏眼镜”和“行动惯性”[21]，其中的“有偏眼镜”是指管理者的世界观，而“行动惯性”则是指管理者的方法论，二者都来源于个体认知与外部环境相整合的个体经验，这种个体经验与文化深层次结构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个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能应用于组织，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组织学习等概念，都与组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

      从哲学的意义而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关于世界的观点和看法也必然是异彩纷呈的，但不是所有的观点和看法都构成世界观，只有那些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才构成世界观。人们把哲学上的世界观借用到管理经验中，那么，管理的世界观就是对管理组织、过程、目的等的根本看法，显然文化深层结构对这些根本看法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中英等[22]指出，“管”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管一件事情或处理一件事情到合理的秩序；“理”表示一种自然的条理，用作动词，表示理顺。这说明中国早在古代就有“管理”的概念，这两个字连用不过是凸显出中国人对于秩序的一种认识，甚至于也可以说是包含着理想的、所要求的秩序的一种认识。自现代以来，虽然从教科书或学术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管理”逐渐被西方的“management”所取代，但在管理实践中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文化深层结构对管理经验的影响不仅包括管理的世界观，还包括方法论。文化深层结构影响下的管理方法论有时候被日本的经营管理哲学描述为“套路(KATA)”。鲁斯[23]在对日本丰田汽车的研究中得到如下结论：企业无法根本完全复制成功企业的工具、技巧以及工作方式，这个底层的东西，即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或范式就是日本企业家所谓的“套路”。实际上，套路是一整套、成系统的方法、原则、模式即方法论。简言之，方法论不仅受制于世界观，还受制于人们需要的和可能的效用标准。具体到管理领域，为达到管理的目的，不同文化场景下的管理者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手段：美国人和日本人可能不同；即使同在欧洲，西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亦有可能存在区别。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系统化的、根本的观点与方法。基于此，学术界目前所关注的“关系”既不是世界观，也不是方法论，“关系”只是一种管理现象，在其背后隐藏着文化深层结构所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关系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都能发现，然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对于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操作关系的原则”，本土研究需要深入揭示不同文化状态之下的这些差别。

      除了“关系”之外，“阴阳”、“变通”、“中庸”以及“道”亦是近年来中国本土管理领域内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本研究看来，“阴阳”体现了中国传统易经哲学下的世界观。李平[24]将阴阳的世界观归纳为整体性、动态性与对立统一性3点。吕力[25]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易学哲学在管理经验中的体现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易”在管理中主要体现为“变通”。类似于“关系”，变通并非完全的贬义，“变通”包括“通融”、“动态调整”、“引导”和“变革”4种方式。与“关系”不同，“变通”是一种方法论，它决定了“中国式关系”的表现形式：①基于“变通”的思维方式，“关系”与作为正式制度的层级、官僚体系、组织结构、准则、规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②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③“此制度”与“彼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哲学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反映到管理领域，可以称之为“管理的中国哲学”。

      3.2 中国经验的逻辑

      当观察到管理中独特的中国经验时，研究者的任务是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说明，这是一个理论的构建过程。理论构建的目的是说明中国经验产生的原因，形成一个逻辑因果链。简言之，寻求管理中国经验的逻辑机制，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中国经验背后的逻辑实质上对应于“一种心智、多种心态”中的“心智”，而中国经验对应于不同文化下人们的不同心态。

      在本土研究中，徐淑英等[8]提出了探寻经验逻辑的4种方法：研究情境无关型现象、研究情境嵌入型现象、单情境中研究情境敏感型现象以及基于情境的研究方法。WHETTEN[26]提出了情境理论化和理论情境化两种方法。所谓情境理论化，即找出一个潜在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个体和公司的行为，本研究称之为理论化；所谓理论情境化，即识别一个理论的边界条件，并且确定在新的情境下如何运用该理论来解释和预测管理现象，本研究称之为情境化。

      (1)理论化：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中国经验的形成机制 在中国情境下仅仅依靠对原有的西方理论进行边界条件的调整可能不再有效，“中国独特的情境甚至完全改变了影响企业行为的关键要素”[5]。如前文所述，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下，中国管理者可能在管理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根本层次上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明显的差别。

      郑雅琴等[3]指出理论化的操作要点：①在中国情境中对西方概念进行重大修正；②在中国情境中发展新的概念。任兵等[4]进一步说明了理论化包含的几个步骤：①新情境现象的概念化，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特定情境下隐含逻辑的深入理解；②围绕新概念拓展新机制，这意味着对中国特定情境下隐含逻辑的机制的深入探索和拓展。在本研究看来，理论的提炼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中国经验”的逻辑进行探索的过程，见图4。

      

      图4 文化深层结构视角下中国经验的形成机制

      (2)情境化：中国经验作为组织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情境与中国经验并不是完全特殊的，西方管理理论虽然是在西方的管理情境中被发展起来的，但不一定不适用于中国。将西方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应用于中国情境时，可能需要进行局部的调整。

      进行情境化研究时，情境或经验通常作为调节变量的角色出现。情境化意味着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加入中国经验的调节因素，以期对中国管理实践做出更贴切的解释，并说明在原有理论框架下中西实践的区别(见图5)。例如，采用儒家思想的逻辑去构建中国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变量；考虑到中国社会倾向于传统性，在研究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时加入“传统性”这一调节变量。当然，情境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见图6)。例如，在探索中国和美国管理者在逃避冲突时的行为差异，使用“关系损害”和“关系利得”作为中介变量；在探讨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使用“关系”作为中介变量。

      

      图5 中国经验作为调节变量

      

      图6 中国经验作为中介变量

      (3)理论化与情境化相结合、“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理论化与情境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用于解释中国情境或经验的来源；后者的目的则为在中国情境下修正原有理论。为解释中国管理现象，理论化与情境化都不可或缺：①理论化突出研究中国独特情境的来源，并对此进行理论解释；②情境化将中国独特的情境与现有理论结合起来或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它强调中西管理实践中共同的成分。

      TSUI[27]认为，理论化主要使用“由内而外”的研究方式，即从“识别对中国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来说，独特或至少是重要的那些问题开始，即使这些现象可能对该情境外的学者而言是陌生的”。CHILD[1]认为，“由内而外”的研究方式指出了国家情境的整体本质，而这些情境是从文化、历史和物质环境的特定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以本研究的视角来看，“由内而外”的理论化其基石就是国家的文化深层结构。

      与“由内而外”相对应，“由外而内”的研究方法将中国情境的新颖性与西方主流管理理论结合起来，以使这个理论更具有情境敏感性，并使之能够在与世界其他地方作对比的同时解释中国管理现象。将理论化与情境化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见图7。

      

      图7 理论化与情境化相结合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中国本土研究需要将“情境化”与“理论化”、“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但目前学术界做得更多的是“由外而内”的“情境化”。郑伯埙等[28]指出，亚洲管理学者若想尽早使学术生涯获得成功，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从事“情境化”研究，致力于探讨主流情境下既有理论应该如何应用于新情境，以增加既有理论的价值，已有的研究中，已有不少藉此策略而获得成功。相对于上述这些令人羡慕的研究成就，发展本土特有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很少。不仅如此，在本研究看来，令人信服的“理论化”成果就更少。例如，“家长式领导”至今还未摆脱学术界对其“威权与仁慈同时存在”的质疑。本土研究必须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中国视角”进行“理论化”，以此来说明中国情境特殊性的根本来源。此外，本土研究还必须说明中国情境中除了特殊性的成分之外，与一般情境所具有的相似之处。总之，一个成功的本土研究必须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借助于对管理中国经验的观察，很好地将“理论化”并与“情境化”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出好的管理理论。

      4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经验的价值及其扬弃

      4.1 管理的中国经验与“文化自觉”

      关于管理的中国经验与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全部或大部分是无用的。例如，韩巍认为，中国文化社会传统会造成制度规范缺失等种种恶果[17]。也有学者认为现代管理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无关，但大多数学者与本研究的观点一致，即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化深层结构是导致中国管理区别于西方的重要因素。

      从管理的中国经验区别于西方、从管理渗透着文化传统这一视角出发，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中国本土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回归”到传统，而在于如果不了解管理的中国经验，也就无法更好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优秀的管理经验，更不可能继承中国传统管理中的优秀部分。

      费孝通[29]提出的“文化自觉”能最好地表明对于“管理的中国经验”进行研究的价值。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获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主导地位。

      4.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为“中国经验”的扬弃提供理性的支持

      “扬弃”是黑格尔[30]解释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对于前一阶段来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单纯的否定或完全抛弃，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从而使发展过程体现出对旧的阶段既有抛弃又有保存的性质。

      如前所述，管理的中国经验体现了传统文化深层结构对当代管理的影响，这其中无疑包含着不适应现代化管理的消极因素，但这些消极因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消失的。正如本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管理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的并且动态演化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正好可以为“克服传统经验中的消极因素、发扬中国经验中的积极因素”提供学术支持。

      一些学者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目的”的观点，恰恰忽视了管理的传承性，或者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经验中全部或者大部分是精华，或者认为中国经验大部分是糟粕。事实上，在本研究看来，无论文化深层结构下管理的中国经验是精华还是糟粕，它们都是观察中国当代管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理应就这些问题而展开研究，为中国经验的扬弃提供理性支持。

      4.3 中国经验的全球价值——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如果将视角从中国本土转移到全球，会发现世界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费孝通[29]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各种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里都有一定的位置，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对话沟通、取长补短、共存共荣。他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高度概括这种文化自觉的内涵及境界，“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美美与共”就是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

      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完全照搬西方，其30年来的高速发展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的管理经验确有很多可取之处。这种管理经验可以为传统农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结构转轨提供很多借鉴，这说明管理的中国经验并不只具备“各美其美”的本土价值，它还具备“美美与共”的全球价值。成中英等[22]指出，由于每种文化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还有它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文化也包含不同的生活价值，当然也应该把这些显示出来，凸显不同价值理想与生活

      5 分析与讨论

      5.1 经验的独特性与理论的独特性

      当前华人学术界要求建立所谓“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呼声甚高。“管理的中国理论”与“在中国的管理理论”两个概念最初由BARNEY等[31]提出。BARNEY等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专给出的管理处方只适用于中国情境，管理的中国理论不关注其理论在中国情境以外的通用性，而更关注能否以独特的中国套路来解释中国现象。简言之，“管理的中国理论”具有理论上的独特性，而“在中国的管理理论”具有理论上的普适性。

      BARNEY等[31]进一步指出，对于单一研究者而言，要同时致力于上述两条路径并不容易，这两条路径各自的对话套路相当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因此，鲜有学者能同时对两者均有贡献。

      在本研究看来，“管理的中国理论”与“在中国的管理理论”二者可能确有区别，但这种区分对于研究者而言并不具有太大的价值甚至是有害的。管理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经验研究，管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对管理现象、管理经验进行解释。对于研究者而言，首先要关注的解释逻辑是否合理、理论是否能被现象所验证，而不是首先关注建构的理论是否“独特”。“管理的中国理论”将学者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构建一种所谓“独特”理论的路径上，这其实是片面和不正确的。事实上，研究必须遵循从经验到理论的顺序，在经验研究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是否“一定会产生独特的理论”或者“一定不会产生独特的理论”。

      本研究认为，与其构建一套独特的理论，不如对“管理的中国经验”做出一种中西方能共同理解的、令人信服的、深刻的解释。BARNEY等[31]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更加倾向于“以独特的中国套路来解释中国现象”，但本研究认为，这看来并非上策，因为无论多么独特的“现象”，都可以使用全球通用的学术语言对此进行解释。使用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语言”或“套路”，无疑大大限制了理论的影响力，限制了在管理实践中将中西方管理理论结合起来的能力。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本土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验的价值，而非着意于创造理论的价值。中国的管理学者应该站在管理实践的角度上，而不是站在学者自身的角度上。尽管创造一个“独特的”理论，目标更为明确，对于学者而言更能凸显自身的价值，但是关注“管理的中国经验”更有助于服务中国的管理实践。当然，本研究并不排斥本土研究“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理论体系是否有必要，具体要看它的解释力，如果能令人信服，可深刻揭示现象背后的机制，那当然是一个好的理论。

      管理研究需要好的理论，但大可不必纠结于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在中国的管理理论”。中国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是探索管理中国经验的机制和价值，不必过度关注其结果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在中国的管理理论”。

      5.2 元管理视角下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元管理是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体系结构进行系统反思的学科领域[32]。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属于管理研究的一个不成熟的分支领域，自然也面临着研究目标、方法、体系结构的种种质疑。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包括：何谓中国、如何认识、怎样直面、西方管理理论能不能“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等根本性问题。上述问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视角，重视对“管理中国经验”的观察并以此上升到理论，将理论化与情境化结合起来的方法只是本土研究的进路之一。该进路并非唯一的进路，从元管理的视角来看，这一进路会受到以下质疑。

      (1)本体论的质疑 本研究假设存在“独特的”、“有别于西方”的“管理的中国经验”，会受到管理普适主义者的反对，即认为不存在什么“独特的”管理方式，管理是普适的。

      (2)认识论的质疑 本研究假设对于中国独特的管理经验是可以用普适的逻辑来进行解释的，这可能会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所谓“管理的中国经验”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能用所谓的“中国套路”来进行解释，“管理的中国理论”接近于这样一种后现代的认识。

      (3)研究方法的质疑 本研究假设管理学研究应该采用经验主义的范式，文化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可能会受到行为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只有基于行为的直接观察才是最可靠的，行为背后的逻辑是模糊的、不可验证的，因而也是没有意义的。

      (4)价值论的质疑 本研究假设基于“管理中国经验”的本土研究具有促进“文化自觉”的价值，也具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普世价值，这可能会受到普世价值论者的反对。他们不赞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具体到管理领域，即不存在手段各异又都非常优秀的管理方法，最有效能和效率的管理手段是唯一的。

      本研究虽然提出了一些证据来说明观点的合理性，但从元管理的角度而言，每一条假设都无法得到哲学上的终极验证，因此，在诸多假设上，暂时或许永远不可能得到终极的回答。虽然如此，但却不能因此回避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对象、方法与理论体系的思考——正如工匠永远不可能等到十全十美的工具到手后才开始工作，通常的做法大抵是，边工作边对工具进行改进。

      6 结语

      本研究首次明确提出“管理的中国经验”，强调对“管理的中国经验”的观察、对“中国经验背后普适逻辑”的探寻和将“理论化”与“情境化”相结合的思路，可视为一次改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工具”的探索。本研究认为，未来优秀和有价值的本土研究必然是基于文化深层结构对“管理的中国经验”的透彻洞察，以及使用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对“经验”进行的准确描述和深刻解释。

标签：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世界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