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钱大昕所著万斯同“传”纠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著论文,全祖望论文,钱大昕论文,纠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全祖望和钱大昕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各自所著的万斯同《传》，影响很大，然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全祖望所作《万贞文先生传》，对万氏在京修史时间及其修史的佚事，颇有失误。钱大昕的《万先生斯同传》，除对万氏卒年重复方苞之误外，文中所述万氏主立中史表的言论和建文帝自焚的书法问题，其实都是把王鸿绪《史例议》中的观点，误嫁于万斯同。由此可知，治史之难，治史必须慎之又慎。
关键词 万斯同 全祖望 钱大昕 传
我在与陈训慈先生合著《万斯同年谱》一书过程中，发现全祖望和钱大昕所撰万斯同的传记，多有失误。近年来又发现我们合撰之万《谱》错误之处亦不少，①因叹治史之难。愿以纠前贤之误，以勉自己，并祈海内外史家，纠本文及万《谱》之缪，是则为我写本文所期望的。
有关万斯同的墓志铭、行状、传记、主要有黄百家、刘坊、杨无咎、方苞、李塨、全祖望和钱大昕所著七种，为研究万氏的生平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其中后面三人，都著名于世，所以影响最大。方苞是著名文学家，缺少史家严谨精神，加上记忆力不好，其回忆之作往往有误，柴德赓先生的《万斯同之生卒年》一文已有辨正②。全祖望生活在雍乾之世，钱大昕生活在乾嘉之世，时离万斯同的逝世已有一段距离，他们或由于传闻失实，或由于文献失考，在他们各自撰写的万《传》中，也产生了若干错误，而以后者更甚。
全祖望所著名《万贞文先生传》，收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其收于《续甬上耆旧诗》卷七十八的，名《贞文先生万斯同》）。他的失误，主要有二处：
一，在京修史时间之误。他说：
先生自以故国世臣，不欲出仕，而有志于故国之史，故出而秉史局之笔者七年。
然而万斯同自康熙十八年(1679)至京修史，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京逝世，除其中二次南归故里约一年时间外，在京修史共二十二年，怎能说“秉笔七年”呢③？
二，修史事迹之误。他说：
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馆于督师《传》少为宽假，先生历数其罪以告之。有运饷官以弃饷走道死，其孙以贿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
生于道光、咸丰、同治间的全祖望同乡陈康祺，在其所著《郎谮纪闻初笔》卷十二《万季野父子之狷介》中，受全氏的影响，而更予以发挥，他说：
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请先生少宽假，先生噤不答。有运饷官遇贼，走死山谷，其孙怀白金请附《忠主传》后，先生曰：“将陈寿我乎？”斥去之。后先生兄子言，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相家子弟多以贿入，求减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
其实，全祖望在《传》中所述的这件事，是万言的事，他把叔侄两人事混淆起来了。陈康祺或许看过全祖望的《传》，而又风闻万言撰《崇祯长编》而得罪权贵，因此以讹传讹，以讹增讹。万斯同卒后，他的另一们侄子，万斯大之子万经，在雍正时纂修《宁波府志》，在卷二十五的《儒林·万斯同》和卷二十六《文苑·万言》两《传》中，都没有提到全祖望所说的这件事。首先辨正此事的是全祖望的弟子蒋学镛，他根据刘坊的《万季野行状》，全祖望的《传》和万经《宁波府志》中的有关资料而作《万斯同传》，他删去了全祖望《传》中的这一段，而把这一内容移到《万言传》，在他所著《鄞志稿》卷十五《文苑下·万言》中说：
召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一书，杨武陵（即督师杨嗣昌，湖南武陵人，崇祯十二年特旨任督师剿农民军）孙行贿于阁臣明珠，乞督师《传》少宽假，又有运饷官以弃饷走死，命附入死事之列，并力拒之，以此得罪当轴。后以教习期满知五河县，大吏承阁臣旨，文致之，论死。其子承勋遍贷诸有力者，得以赎免。
经过蒋学镛订正，此后宁波的地方志，都把此事归于万言，这样，导源于全祖望《传》的错误，终于得到纠正。
钱大昕所著名《万先生斯同传》，载于《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其取材多来源于方苞的《万季野墓表》和全祖望的《传》，而他自己所增加的部分则全误：
一，万斯同卒年之误。他说：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
万斯同卒于康熙壬午四十一年四月，这是对的，然而，年六十则错了，柴德赓在《万斯同之生卒年》中已纠正了钱大昕之误，他还指出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自竹汀有季野卒年六十之语，后之作者，多循此误，如阮元《国史儒林·文苑传》、钱林《文献征存录》、李元度《先正事略》下至《清史稿》，皆云季野卒年六十。大师一言，不幸为众所奉行，每至如此。”④
二，万斯同论史表之误。他说：
马、班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机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记》、《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这一段话，往往被视为万斯同主立史表的观点，但这段话在万氏所有著作中都找不到，却在王鸿绪《史例议》中找到了。王鸿绪说：
《史通》之论表也曰：“……而重列之《表》，成其烦费，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然有其人入《纪》，入《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未入《传》而牵连以《表》之者，是《表》所以通《纪》、《传》之穷也，庸可废乎⑤？
由此可知，钱大昕基本上采用王鸿绪《史例议》的内容。万斯同善于作表，上述这段话与万斯同提倡史表并不矛盾，但把这些内容引入万《传》，说是万斯同说的，那就失实了。
三，万斯同建文书法之误。关于建文书法有两种：一为“建文自焚”说，即燕兵入南京后，建文帝阖宫自焚而死；一为“建文逊国”说，即燕兵入南京后，建文帝离京出逃。钱大昕在万《传》中，说万斯同力主“建文自焚”，并说：“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然而，他所引用的万氏的话，也基本上摘自王鸿绪的《史例议》，今把两人的原句摘录对比于下：
钱大昕
1，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后人多信之，先生直断之曰：“紫荆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
2，《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岂肯以皇后尸诳其主，而成祖亦竟不之察耶？况成祖清宫，中涓嫔御平日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拷，苟无已死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
3，若曰“逊”、曰“让”，则登极二、三年间，窜周王于蛮方，执齐王于京师，囚代王于大同，幽岷王于云南，专行削夺之谋，曾无宽假之诏。及至欲执戮燕王，以致称兵犯阙，为其逼迫自殒。厥躬即曰“出亡，”亦是势穷力尽，何“逊”何“让”之有？
王鸿绪
1，为逊国之说者曰：“……”，夫鬼门是何地？既无所考，……况紫荆城无水关，如何可出？
2，《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拷，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
3，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致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⑥？
看来，钱大昕不过把王鸿绪《史例议》中这三段话予以量增饰，不少地方简直原句照抄，从而把王鸿绪的建文书法，变成了万斯同的建文书法。
不过，是不是由于万斯同正如钱林所说的以布衣而“隐操总裁之柄”⑦，王鸿绪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作《史例议》呢？如果是，则是王鸿绪的书法，即万其同的书法，或许钱大昕正是这样考虑的。其实不然。《史例议》第十八条有“后熊文端公为监修，虽加删订，然造峻甚速”句。熊文端公即熊赐履，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文端”为其卒后谥号，而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这样《史例议》自然作于万斯同逝世以后了，王鸿绪不可能征求过万斯同的意见。不仅如此，《史例议》多次批驳由于明太祖曾奉韩林儿名号，“便当表林儿为君，明祖为臣”的书法，并责问：“则九江王（英布）之杀义帝（楚怀王），德庆候（廖永忠）之沈林儿，千古有同罪矣，明太祖其心服乎？”⑧他的观点，显然与万斯同《明乐府》第一首《沉瓜步》指摘廖永忠“弑主甘为贼”⑨的观点恰恰相反。更有甚者，他在《史例议》中还说：“然则今之为史者，远乏前贤之著述，近无耆旧之可征，加以才学浅陋，论断寡识，欲比拟古人万万不能。”⑩万斯同生前，他礼聘万氏到其馆邸，委以修史大权，一旦逝世，尸骨未寒，却大肆攻击他无才、无识，既掠人之美，又置人于学术上死地。但我们且不管他“心所阴蓄，不觉流于笔端”(11)，《史例议》根本不可能出于万斯同之意，则可以肯定无疑了。所以钱大昕《传》中的建文书法，是王鸿绪本人的书法，与万斯同毫不相干。
然而，是不是万斯同本人也主张“建文自焚”的呢？也不是。万斯同在其《明乐府》第八首《火烧头》一诗的诗序中明确说：“燕王称兵犯阙，既入京，宫中火起，帝已潜身逸去。”诗中还有这样一段：
金川门开兵才入，乾清宫闭火已烧。
火烧头，真还假？
当年火裹尸若真，异日逊荒胡为者？
乃知天心终有存，难亡天下不亡身。
头白归来帝城死，眼看仇人已易孙。
君不见，
高皇寄食萧寺里，前为沙门后天子。
又不见，
嗣王行遁滇江滨，前为天子后沙门(12)。
明确宣称建文帝已假扮和尚逃亡了。《明乐府》第九首《下西洋》中也说：
人言让帝遁西极，此举意在穷其迹。
被褐已辞黄屋尊，泛舟宁作沧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应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涛填壮士，几曾穷岛遇王孙？
宿师海外馀十载，让帝行踪竟安在(13)？
显然万斯同是力主“逊国”说的。清咸丰同治间，万斯同同里人徐时栋，发觉了《明乐府》与钱大昕《传》中所说的矛盾，为了解“读者之惑，”他解释说：“盖先生（万斯同）少年以逊荒为真，既师梨洲，梨洲力辟之，先生亦遂变其初说。”(14)徐时栋错了，其错有二，我们翻开《黄宗羲全集》，其中没有一句提到黄氏是主张建文自焚的，此其一；说万斯同师事黄宗羲后才变其初衷的，这是他不了解《明乐府》写作时间所致。全祖望早已指出：“此（《明乐府》）乃先生少年时馆李杲堂（即李文胤）家作也。”(15)考万其同馆于李文胤家在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他三十七岁时(16)，这一年，李文胤为他的诗集作《序》，其中说：“季野近与余约，拟取三百年朝延大事与士大夫风节有关名教及他轶事足传，每题以乐府一章。”(17)可知那一年《明乐府》尚未作，而黄宗羲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却在康熙七年(1668)，比作：《明乐府》起码早六年。师梨洲在前，作《火烧头》在后，怎能说师梨洲后而变更其建文书法的初说呢？
现存天一阁的万斯同《明史稿》(18)在《郑和》传中说：“当是时，帝以兵戈取天下，心疑建文帝行遁海外，将踪迹之。”可知在他生平后期，万斯同和仍力主“建文逊国”说的。
1937年，孟森在《万季野先生明史稿辨诬》一文中已辨正了所谓万斯同力主“建文自焚”说之误，并指出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中关于万氏主张“自焚”说来源于王鸿绪《史例议》(19)，但在钱大昕盛名之下，孟森的纠误并未为人所重视，甚至逐渐为人所遗忘。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在历史人物卒后，其生平事迹，几经岁月的流迁，被淡化，模糊而趋向湮没。故历史文献学，是史学的重要内容；强调信史，是史学的可贵精神；历史考证，是史学的必要方法。全祖望、钱大昕都是有清一代的史学大家，治史以缜密著称于世，全祖望提倡治史要“核其实”(20)，钱大昕更是乾嘉历史考据学派贡献最大的史家。然而，他们尚且都不免失误，可知治史之难，治史之必须慎之又慎。
本文来稿日期：1994年5月25日
注释：
①陈训慈先生治史极其严谨，我看到他在已发表的《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旁，以蝇头小字，密密修改，这种自己纠自己之谬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发现万《谱》之错误近十处，可补之处也有十余处。梁启超曾说：“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我也可以说：“万《谱》长处，训慈先生实尸其功：万《谱》短处，训慈先生不任其咎。”但愿在以后再版之机，我亦能纠自己之谬。
②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6月第一版，第244页。
③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和217页。
④《史学丛考》第245页。
⑤⑧⑩刘承干：《明史例案》卷二《王横云史例议上》。
⑥《明史例案》卷三《王横云史例议下》。
⑦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下《斯同》。
⑨《万季野先生明乐府·沉瓜步》。
(11)魏源：《古微堂集·书明史稿二》。
(12)《万季野先生明乐府·火烧头》。
(13)《万季野先生明乐府·下西洋》。
(14)(15)《万季野先生明乐府》卷首徐时栋《新刻万季野先生明乐府序》。(16)《万斯同年谱》第114页。
(16)《万斯同年谱》第114页。
(17)李文胤：《杲堂文续钞》卷一《万季野诗集序》。
(18)参阅方祖猷：《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清史研究》93.2。
(19)孟森：《万季野先生明史稿辨诬》，《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基墓纪念刊》，1936年宁波华升铅石刷局印，第八页。
(20)全祖望：《鲒奇亭集》卷三十五《辨大夫种非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