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人口——改革开放拯救了人口学，也为人口学茁壮成长开辟道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30年的回顾与评论——主持人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茁壮成长论文,也为论文,计划生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陈卫
背景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短暂的30年里，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低生育、低增长、高寿命的国家行列，我国的人口再生产指标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人口指标上，中国可以说是发达国家。30年来，我国人口学和人口研究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国际人口学研究的差距；可以说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我国人口学的发展最具有国际性。
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在历史上和国际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这些变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深远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刊将在这一期和下一期的“人口与发展论坛”，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文，回顾30年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发展、人口学科的新生和繁荣，以及中国特色人口转变历程。
改革开放拯救了人口学，也为人口学茁壮成长开辟道路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弹指一挥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对于中国人口和人口学发展确实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1951年回国从教，1972年才从事人口学的研究，所以，改革前28年，我在我国人口学方面基本上是个旁观者，改革开放后30年我是一个积极参加者。因此，改革开放后30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和人物，大多耳熟能详，记忆犹新。抚今追昔，我感到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人口学确实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1 改革开放30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丰功伟绩不可磨灭
改革开放30年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年均9.88％，GDP由1978年的364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万亿元，相应的财政收入由1132亿元达到5.13万亿元，体现了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与经济成就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成就，但国内有些政府官员和理论界很少提及，似乎是无关宏旨。然而，在国外许多知名学者在谈到和讨论“中国模式”时，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人口控制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和经济增长相媲美。他们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能把原来人口盲目高增长稳定住也是个人类奇迹。我感到对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在改革开放路线方针下取得的成就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往后人类人口发展历史将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为我国发展创造的机遇期，政府和理论界都应有足够的认识。我国控制了人口数量，大大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在人口结构上创造出的人口红利是谁都承认的。具体说来：一方面降低生育率能解放数以亿计的育龄妇女使他们投入社会生产和提高自身的教育和文化素质；大量减少新生人口的抚养费和人口投资，使得国家、社会、家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经济投资；使我国城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为现实，扩大了职业学校和高校招生人数，为扩大培养研究生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减少了出生人口，大大缓解了我国人口就业的“瓶颈”。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减少生育和提高了人口素质，一大批农村青壮年离土离乡，为人口流迁和城镇化创造了条件。农村青壮年进城为我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进出口国，2007年进出口量达到2.17万亿美元，计划生育功不可没。与此同时，高校扩大招生，大学入学率达到大众化水平，已为我国今后培育大批高科技产业人才和许多尖端科学研究人才做好了储备，计划生育也有一份功劳。
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成就为我国发展创造机遇期还包括减少人口对粮食、耕地资源和能源、住宅、医疗卫生和环境的压力。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多年来的努力使我国少生了3～4亿人。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GDP已占全球的8％。如果今天多1亿人口对我国的就业、粮食、能源、住宅和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堪重负的，此外计划生育对我国安定团结的作用也不可小视。人口与计生在我国发展机遇期所作的贡献，应该高度评价。
2 人口学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前，在所有社会科学中，人口学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思想路线损害最大的学科之一，不仅作为一门科学被取消，而且受到政治大批判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又是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发展最快、受益最大的学科之一。限于篇幅，下面简要谈四个方面：
（1）解放思想是人口学思维创新、理论创新的力量源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它冲破了人们头脑中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它冲击的是不以中国国情出发，按苏联的人口模式和按苏联教科书揭示的规律行事；它支持的是中国必须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正确主张。为此，很多理论家常常举人口为例，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佐证。人口学是理论界和广大人民都公认的“重灾区”。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还心有余悸。因此，在人口学界，思想解放显得特别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批驳人口快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论证在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控制人口增长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也突破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论证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只从母婴健康、青年人健康和事业成就的框框。改革开放之初，很少人从我国人口过多，存在着过剩人口等方面论证人口控制，生怕同马尔萨斯人口论划不清界限。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许多学者从各种资源，如耕地、淡水和人口环境容量等探讨中国人口的规模，甚至各抒己见提出各种中国最佳人口数字。有些学者为了论证中国现阶段要控制人口，提出一种新的思维，计算一个人出生后成为一个劳动力以前的培养费用，同成年后劳动生产率比较，这些都是过去人口学者很少研究到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就人口规律展开广泛讨论，从人口规律的讨论逐步形成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必须协调，保持一定的比例。两种生产理论成为一个时期我国为什么要开展计划生育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有的学者还提出三种生产理论对上述理论进行补充，等等。人口理论研究有一个时期十分活跃，由人口理论的研究又具体到探讨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
我国人口与计生工作成绩卓著，发展变化很快，人口学研究也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至更替水平，就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问题、中国人口转变问题、计划生育效益、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文化等问题引起了广大人口理论工作者广泛探讨。国际上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热点更激起了人口学者广泛兴趣。人口在人口、资源、环境这个直接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引发出许多人口研究机构不但转向这方面研究，而且大量招收研究生。
改革开放使人口学由濒于中断的边缘到获得新生，人口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队伍不断壮大，使人口学吸引了许多学者来参加。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学方面的学术会议非常频繁，在一个时期曾经是全国社会科学中最活泼的一个。随着改革的深入，暴露出的人口问题更多，人口学研究也向更广的领域和更高层次发展。
（2）冲破教条主义的人口学平步青云，成为一门朝阳学科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人口学理应得到较好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人口学是一门古老，但有时又是很时兴的学科。到20世纪上半叶，也曾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索维）。新中国成立时，在旧中国只在个别大学里开设的一两门人口学课程。以前最大的调查机构是清华大学在抗战时在云南呈贡办的人口调查机构。人口学在中国可以说更是软弱无力的。
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国际上形成了比以前更丰富的现代人口学，上世纪70年代中达到顶峰。而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后，人口学在高等学校却被取消了，加上人口学遭受到大批判，人口学可谓雪上加霜，已奄奄一息，只剩下个别学者在学校讲点人口统计学。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被恢复后，要开展国际对话和交流，以及国内开展计划生育都迫切需要人口学。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学开始了复苏前的准备，但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和教条主义仍然存在，人们研究人口仍心有余悸。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口学很难破土而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后，人口学才真正得到新生。
改革开放后，开展人口问题研究多起来了，研究机构开始创办人口刊物，一度还出过刊物的英文版；人口学界翻译了相当多的国外人口学文献；教学界编写了人口学系统教材；不少地方开始讲授人口理论；高校招收人口学研究生，等等。
改革开放的先导是解放思想。在国际上，培养人口学人才都是基于研究生和双学位学生。但中国人口情况特殊，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教育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普及大学教育的程度，而且人口与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项政府职能。考虑到往后人口的问题愈来愈复杂，需要更多人口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人才。因此，在人口学得到恢复以后，我国以创新思维，提出招收人口学专业本科生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政府职能部门和教育部同意，也得到当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支持。1982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接收人口学本科生。接着，有些省市的人口与计生部门和大学也接收人口学本科生，这是突破传统观念的一种制度创新。现在，人口学专业又发展为人口管理专业更加符合原来的初衷，前途更加宽广，这也是一项改革。迄今，人口学本科专业培养的几百名学生，许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骨干，许多毕业生在国外也显示出他们的才能。
由于培养人口学人才需要，我国人口学的学科本体和各分支学科，如人口学概论、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数理人口学、世界人口、中外人口思想史等十多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都成为系列教材，大大促进了我国人口学科的发展。
人口学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和联合国的支持下，人口学一度成为一门红得发紫的学科，许多各行各业的学者都涌进人口学领域，大大超出学科正常发展的需要，最高时全国有几十个人口研究机构。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计划生育管理开始倾向于稳定低生育水平。1995年，教育部对招生专业目录调整减少本科专业，一度中断人口学本科生招生；再加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联合国暂停支持中国人口学教学与研究项目，认为中国人口学已具备独立自主、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些都使得过热的人口学降温，人口学超常发展的势头开始下落。许多地方人口研究机构停办和专业人员转向其他研究领域。
人口学发展出现短暂的萎缩，实际上也是人口学发展过程中的调整和巩固，以便进一步发展，这种状况引起人口学界中生代的注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2001年召开了一个全国性人口学学科的学术会议，出席会议300多人，共同讨论和再认识人口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社会功能。经过学者的潜心研究并考察古今中外人口学发展的历史，在讨论会上明确了人口学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口变量。人口学是一门数量科学、实证科学，但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既研究总人口，也研究分人口（亚人口），研究人口变量本身的规律，也研究人口变量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变量的相互关系。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人口学的作用不可代替。人口学在21世纪中将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并得到所有学者的共识。
（3）对外开放大大加速和提升我国人口学的科学水平
科学发展需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闭关锁国，科学必然落后。人口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关系“一边倒”，造成人口科学以苏联马首是瞻。遗憾的是，苏联的人口情况同我国大相径庭，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拒绝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那时苏联的人口学在国际上是相对滞后的，例如苏联唯一一本《人口统计学》我们翻译过来了，在苏联也是受到批判的，因为它吸收了外国的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的模型。改革开放前，我国学习苏联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无多大促进作用。在国际上，现代人口学蓬勃发展的二战后年代，我国人口学者却是孤陋寡闻、故步自封，同国际上人口学差距拉的很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合作，打开了人口学对外的一扇大门。1979年，我有幸参加联合国邀请的第一个“中国人口学家考察团”，访问了联合国几个人口机构，美国几所有人口机构的名牌大学和英国、法国以及泰国的人口研究机构，并同几个世界著名人口机构，如IUSSP，CICRED，WFS接触，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出访以后，我们发现我国同当代国际人口学水平差距太大，与印度的人口学相比也差距很大，必须迎头赶上，以无愧于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人口学水平。
1979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与我国签订了“人口学培训和研究计划”。在联合国资助下，在1980年后，我们派出大批青年学者到世界各国学习人口学，了解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除了联合国这一渠道外，许多国外基金，如人口理事会等都资助我国大批青年学者到国外学习人口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起，出国学习人口学的不下二、三百人。另外，在联合国资助下出国访问考察人口学的也不下二、三百人。现在，活跃在我国人口学第一线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大多是当年派出学习人口学的青年学者。许多人口学研究人员都有在国外培训，长、短期国外考察和学术交流的经历。
为了加速人口学人才培养，1985年，中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共同成立了一个“中国人口学培训中心”。通过这个中心，邀请国外知名人口学家到中国讲学并举办培训班。培训班大多是强化课程，讲一门课程或一个专题，一两周结束，最长的不过三四周。1985～1995年，先后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将近20人。中国人口学培训中心也接受联合国委托培训过朝鲜、蒙古人口学人才。各地人口学机构通过双边关系“请进来”，“派出去”的人口学者也很多。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者应邀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数很多。从1979年起，在中国召开各种规模、各种人口专题的国际会议非常频繁。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叶，人口学曾是社会科学中对外交流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学科。
中国人口学从1979年开始同国际交流，到20世纪末已大大提升了学科的整体水平。最早接待中国学者和最早来中国讲学的也是中国的启蒙学者、国际最著名人口学家Ansley Coale，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作为美国人民友好使者代表团的领队，再次访问中国。在一次同中国老中青三代人口学者交流后，Ansley Caole对我说，“我未想到中国人口学发展的这样快”。联合国人口基金也认为中国接受联合国人口学援助已经15年，已能在人口学的培训上参加“南南合作”。后来，联合国确实把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学培训工作委托给了中国。
（4）引进和创新人口学方法使人口学成为一门无可替代的科学
中国人口学的方法和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人口学引进的方法都是比较简答的，改革开放后引进的许多方法，虽然在国际上是常用的方法，但在中国过去几乎闻所未闻，例如：总和生育率、总再生产率、净再生产率、平均世代间隔、内在自然增长率、模型生命表，等等。中国人口资料同现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残缺和不完整的。因此，国际上开发了许多从不完整数据中估算基本人口统计指标的方法，又称间接估计技术，对研究我国历史人口，对认识许多地区的人口状况提供一种手段。随着中国人口资料日益丰富，研究人口的方法就更多更广。
对人口预测技术的引进连同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大大提升了我国认识人口发展趋势和制定人口规划的技术含量。记得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了写一个研究报告必须估计未来人口，我们用年龄移算法和当时我们仅有的手摇计算器为手段，足足算了两三个月。如果用今天的人口预测技术，在电脑上不用半天就全部完全计算出来并画出图表。中国为了预测，引进国外模型生命表，在人口普查以后，中国学者又新编出自己的模型生命表，对我国人口死亡率的认识加深了。
人口学方法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有世界人口最丰富的人口资料，如果引进先进的人口调查统计方法和分析技术以及计算机的软件等，对人类人口自身生产的认识会进一步提高，对我国各个政府部门和各门社会科学都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证支持。
1982年，中国在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支持下，进行了一次10亿人口的普查，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举行过如此规模的人口普查，指标之多也是罕见的。这次普查是与联合国合作进行的，由联合国提供人口普查专家和技术，特别是为统计资料整理技术提供一套大型电脑装备，使得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很快完成归纳、整理，对这些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也大大提高了全国各省人口统计分析队伍的总体水平。1982年的人口普查，在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这次人口普查召开的国际会议吸引许多国家的统计学专家和知名人口学家参加，中国人口统计的准确性和统计汇总技术及分析研究能力受到外国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我国又举行了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和普查间的几次抽样调查，每次技术方法都有创新。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妇女生育状况，1982年和1988年先后举行了1‰和2‰的生育调查，这些调查也都有独特的方法创新。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调查的资料由于其规模大和有很高的准确性，成为国际人口学术会议上许多外国学者进行人口学实证研究的重要依据。
中国近年来举行许多人口调查和利用人口学不断创新的方法研究诸如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流动人口中的儿童和农村留守老人的调整研究等，为各部门提供了不可代替的科学实证资料。为了证实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中国人口学者和统计工作者利用儿童入学资料来校正和修改人口普查资料，在方法上也是一种创新。人口学方法和它所产生的资料已被国内外广泛使用，充分证明人口学是一门无可代替的科学。
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30年的回顾与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法规司司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过去的30年间，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科教兴国、男女平等与改革开放几大基本国策相伴而行，互相促进，使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稳定本国和世界人口发展，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随着中国人口、社会、经济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目标、内容、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向未来，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继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1 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10月，提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的要求；而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9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大学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198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社论，提出到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是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保证实现这一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此，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晚、稀、少”的要求，最后定位在1980年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委会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当年年末，中国人口突破10亿大关。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的人口政策，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并对生育政策做出完整、具体的表述：“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这一指示精神成为各地制定具体生育政策的基本要求。1982年12月，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在实践中，1980年确立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要求在贯彻落实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已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形成了新的出生高峰；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后，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来的一些办法有的已不适应，有些地方出现了放任自流的现象；新《婚姻法》实行后，法定的结婚年龄比提倡晚婚的年龄提前了几个年龄组，形成了婚姻和出生“堆积”现象。面对严峻的人口增长形势，针对放任自流和急躁冒进两种错误倾向，1984年4月，中共中央及时批转了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实行“堵大口，开小口”，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政策。此后，各地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条例都遵从这一指示精神制定具体的生育政策。2002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后，各地对计划生育条例中生育政策的规定进行了微调，并逐步形成了现行的生育政策。
2 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
从工作思路的变化看，经过了以国家利益为主，到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有机结合，再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几个阶段的变化。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初期，一方面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政策水平、工作手段有限，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计划生育的认知程度、自觉意识也有限，于是，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计划生育更多地强调国家利益，主要是以行政制约措施去做计划生育工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育龄妇女做出了很大牺牲，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宗旨是相背离的。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为了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不吃亏，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在计划生育的实践中，将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福利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后，中国计划生育又引入了以人为本，优质服务，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的理念。近些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从工作内容的变化看，经历了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到稳定低生育水平，再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个阶段的变化。过去，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就是抑制人口增长速度，控制人口规模。2000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第13次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2003年2月，中央决定将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近几年，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的业务职能在不断拓展，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已经融入社会经济的全局，远远超越了传统计划生育的内容，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
从工作方法的变化看，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措施抓计划生育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主要依靠地方法规、行政手段和利益导向机制去抓计划生育工作的阶段；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了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的新阶段，人民群众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有了法律的保护。经过多年的努力，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网络不断健全，初步建立起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经济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特别是，最近几年，先后实施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的转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形象不断改善。
3 计划生育政策的评论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负责任的态度。尽管国内国外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声音从未间断过，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评价要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看。从历史的观点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由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和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是中国人民正确的选择。当然，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能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20世纪50年代开始，效果会更好。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加之当时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的30多年里也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公共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权衡利弊而制定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是经过了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近20年的讨论的，才逐步形成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一个人，突然作的一个决定。时过30年，不能因为有了负面效应就指责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是错误，并要求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更好的问题。
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人口问题表面看，是人口自身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人口问题关乎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说是最大的发展问题，涉及个人和家庭福利，关系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和国家安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人口再生产，使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相协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人的全面发展互相促进。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在解决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人口问题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形势决定了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最复杂的人口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说计划生育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不意味着其内容是一成不变的。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为了全面统筹解决复杂的人口问题，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目标、手段都必须加以调整，用新的思维、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妇女的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实现了既定的政策目标。21世纪的前50年，特别是2020年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人口问题引发的预想不到的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大，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许多负面影响会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必须加强务实高效的科学研究，准确判断人口形势，明确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吸取过去30年的经验和教训，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以科学发展为指导，站在促进和谐的高度，尽量减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硬性要求，多用间接的、导向性的手段来统筹地、平衡地解决各种人口问题。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中国国情特殊、人口问题特殊。就某个问题而言，可以借鉴国际的经验和教训，但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主持人评论
将30年的历史浓缩在三、五千字里，本期论坛的两位作者从理论和实际、学科和政策，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变化、人口与计划生育对我国发展的贡献、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开创和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的不断完善。
邬沧萍教授是我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从事人口学教学与研究已有36年。他亲身经历了我国人口学的复兴与成长，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亲身经历并积极参与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重大变革。使用了大量详实的数据与事实，他指出改革开放30年对于中国人口和人口学发展确实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人口与计划生育为我国发展创造了机遇期，对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改革开放下取得的成就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对于人口学的发展，他强调了改革开放给人口学带来的新生与繁荣，国际交往对人口学科学水平的提升，理论与方法创新以及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使人口学成为一门无可替代的科学。人口学在21世纪中将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
于学军博士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工作进行了全面科学合理的评价。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计划生育。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从形成到完善的过程。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到稳定低生育水平，再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变化。工作思路经过了以国家利益为主，到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有机结合，再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变化。工作方法经历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措施抓计划生育，到主要依靠地方法规、行政手段和利益导向机制去抓计划生育，再到依法行政、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阶段。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是改革开放30年创造的“中国模式”。世界著名人口学家考德威尔、弗莱德曼、菲尼等，乃至一些环境学家都盛赞这一“中国模式”。伟大的实践创造出伟大的模式。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在世界上受到了比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更多的关注。中国人口转变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
收稿时间：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