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硕士的就业意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愿论文,硕士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4-0002-15 一、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自1990年我国开始实行专业硕士教育起，专业硕士培养即定位于满足高层次应用专门人才的需求，强调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培育。因为专业硕士教育顺应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复杂多元的社会化大分工趋势，所以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包括学生、高校、企事业用人单位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认可与广泛重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2002-2010)》建议将专业硕士占当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比例逐步提升至40%[1]。在培养目标上，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区别是清晰而明确的：专业硕士应以高级职业技能为基础，以学生自身的特质与激烈竞争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弱化学术研究职能，更倾向以实践为核心、指向性更强的实用性专业培养。2010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审议的《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指出：“专业硕士、是随着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为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职业实践越来越复杂，专业学位在丰富人才培养类型、促进知识经济产业成长、提升社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2]。 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诸如人才评定标准相对滞后、学生对于职业规划和硕士生教育的认知不足、相关教育体系与职能正处于渐进转型与发展完善时期等现实挑战，专业硕士教育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与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专业硕士生源质量的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3]、就业情况与人才市场需求脱节[4]、教育环节设置与教学定位不匹配[5]、专业教育实际效用不强[6][7]以及教育资源均衡与社会公平[8]等仍是考验未来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为应对以上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力求以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与同期入学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了专业硕士的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并纵向回溯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时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学习投入等生源选拔和培养过程，即从“一横一纵”两个视角入手，探讨性别、经济投入、家庭背景、学业情况、教育培养环节等要素对专业硕士就业意愿的综合影响。本文针对我国专业硕士就业意愿现状与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当前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规律，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改革设想。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就业意愿是个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模糊的意向性需求，是就业者对其现状的认知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待。就业意愿的形成既受到内在个人发展动机的影响，又受到外界家庭、学校、用人单位、就业市场的影响。目前，学界尚缺乏针对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实证化的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已有研究大部分是从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视角切入。 从社会学角度看，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家庭代际效应对大学生就业情况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就业类型、首选工作和次选工作、当前工作)对其子女的就业意愿具有明确的影响。[9]另有针对家庭社会经济水平与子女就业和地位获得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状况的不同使得大学生对职业风险的偏好产生相应差异，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产生影响。[10-14]国内外诸多社会调查数据与课题研究表明，毕业生的社会关系与就业概率以及工资高低与家庭的社会关系和父母职业层次有着紧密联系。[15-18]在家庭社会资本的度量上，很多学者运用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等变量指标。[19][20]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收益理论被用于解读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家庭财富、未来劳动收入的预期、职业的风险与福利保障等因素影响了大学生以职业价值最大化为标准的就业选择行为。[21]基于投资收益的考量，一些政策补偿机制，如利用国家财政收入等调节方式，对大学生到西部偏远地区就业进行定向补贴，以弥补偏远地区人才缺口，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22] 从心理学角度看，社会文化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也有所表现。有的研究者提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城市文化、大众文化与主体意识薄弱四大文化特质，导致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在就业过程具有强烈的功利思想，对物质生活、政治权力盲目追求，缺乏自主创业意识。[23]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和家庭影响共同影响学生的就业意愿。[24] (二)关于专业硕士就业意愿的研究 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大力推动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重要战略布局。虽然近年来与专业硕士就业相关的论文数量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当前仍然缺乏高水平、高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专业硕士培养应从教育观念上改变“重学轻术”的思想，树立“学以致用”的教学管理理念，避免经验主义以及与学术硕士“同质化”的机械培养模式，在课程内容上有所区分和侧重。同时要推广“双导师”制度，加强“实践导师”的遴选、聘任和考核工作，发挥“实践导师”在学生职业发展方面的引路人作用，实现校内校外、理论实践的相互协调。[25] 在个人职业能力方面，有研究表明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明确而直接的关系。相关知识、技能与个性品质等方面的因素被纳于职业能力的评估工作当中。其中，专业硕士的就业能力、学业水平、技能理解等变量被综合纳入针对相关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评价，以进一步明确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定位。[26-28] 在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比较研究方面，一些以调查问卷与数据统计为基础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方面，专业硕士的招生人数和录取比例均逐年提高，但从报考人员的心态与社会大众对专业硕士的认可程度来看，专业硕士并不具有明显优势。[29]另一方面，专业硕士的毕业去向并不明确，教育实践和就业情况与专业学位教育的定位尚有相当差距；而学术硕士对其在劳动力市场认可度的信心也高于专业硕士。[30] 三、研究设计及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开展的“2012年度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监测调查(硕士生项目)”。调查共向46所高校(“985”院校8所、“211”院校15所、一般本科院校23所)发放硕士生问卷10600份，返回有效问卷6898份。在返回的样本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学术硕士占64.9%，专业硕士占16.6%；来自城市的生源比例为66.4%，乡村生源为33.6%。剔除学位类型缺失值、废卷和乱填写问卷等之后，剩余样本5617人。其中，学术硕士4475人，专业硕士1142人。在专业硕士样本中，男性占49.3%，女性占50.7%；人文学科占13.3%，社会学科占30.4%，理科占34.8%，工科占21.6%。 (二)变量选择及描述 1.因变量 关于就业意愿的数据来自调查问卷中的题目“您硕士毕业后的就业意愿”，将此题第一选项定义为该生的就业意愿，并将求职意愿类型进一步归为五类：教学科研导向型工作，即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升学导向型工作，包括在国内或国外升学及深造；体制内导向型工作，包括在事业单位或高校从事管理工作以及成为公务员；国企导向型，即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作；其他类型工作，包括在外企、民企就业和创业等。
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就业意愿类型分布情况如表1，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两个群体学生的就业倾向百分比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在研究导向、升学、体制内、国企和其他五个方向上，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存在显著性差异。从求职类型出发，专业硕士对于教学科研导向型工作及继续升学的兴趣明显逊于学术硕士，而对进入体制内或在外企、民企就业和创业等现阶段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职业类型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对进入国企工作的意愿略低于学术硕士。 2.自变量 (1)在学生自身状况方面，本研究选择三个变量，包括性别、学习成绩和读研期间一年的经济投入。 总体来看如表1所示，两个群体在进行就业选择时性别差异显著，P值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女性更倾向于从事教学科研导向型和体制内导向型工作，而男性则有更高的意愿进入国企、外企、民企以及进行创业等，同时男性在继续升学就读博士方面的约束更少。其中尤其以女性专业硕士进入体制内的倾向为最，有40.7%的女性专业硕士有意愿进入体制内工作，只有28.4%的男性希望进入体制内。相比而言，学术硕士中的女性人员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意愿明显低于专业硕士，而在其他几个方面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的男女差异并不明显。 用专业排名划分研究生目前学习成绩，两个群体成绩分布相近，p=0.451，未通过卡方检验，说明样本成绩分布较一致，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主要关注学习成绩在专业排名较前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在就业意愿选择方面的差异及是否对就业选择有影响，因此本研究取二分变量，将学习成绩居前10%(含10%)的学生定义为成绩前列，10%以后定义为其他。 学习过程中的经济投入是以学生一年总支出计量的，包括实缴学费、课外学习(如培训)费用、住宿费和伙食生活用品等。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p=0.000，小于0.05，应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在学生经济投入方面，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有显著性差异，专业硕士的平均支出为17480元，比学术硕士多3870元。 (2)在家庭背景方面，本研究选择父亲职业作为衡量指标。 综合父母的职业情况、教育背景、家庭所在地以及经济状况四项因素(本研究以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状况来衡量家庭情况)，我们发现，在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家庭状况中，明确表现出代际效应。 以父母职业背景而论，在父亲的职业细分上，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两个群体都通过卡方检验，p=0.007，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专业硕士人群中父亲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30%，略高于学术硕士群体，即专业硕士的父母更多地集中在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更有社会地位与掌握更多综合资源的主要劳动力职业岗位。从父亲受教育程度上看，两个群体在0.1的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专业硕士的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学术硕士，专业硕士的父亲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为34.40%，略多于学术硕士。从家庭所在地区分析，无论专业硕士还是学术硕士，绝大多数均来自县级及以上城市，其中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城市生源比例分别为65.40%和69.50%，专业硕士来自城市家庭的比例高于学术硕士，并在0.0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卡方显著性检验。二者相比，专业硕士家庭条件略好于学术硕士，专业硕士家庭年收入均值为69202.68元，学术硕士为68100.54元。
在家庭背景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首先对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是否来自农村三者做两两相关分析，发现均在0.01的置信度上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为避免共线性，本研究选取其中一个变量代表学生家庭背景，由于更关注父亲职业是否对学生择业产生影响，因此选择这一变量作为代表。本文将职业类型进一步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处级或乡县科级以上干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将其他职业类型归为次要劳动力市场。 (3)在学校培养环节方面，本研究选择院校层级、实践导师配备情况变量。 将学校层级划分为重点院校(“985”院校和“211”院校)和非重点院校(一般本科)，如表3所示，学术硕士中来自重点院校的学生比例高于专业硕士7.3个百分点，并且卡方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两个比例具有显著性差异。由于部分专业硕士的培养执行“双导师”制度，即校内导师与实践导师联合培养，因此本文考察了实践导师的有无是否在学生做出就业选择时产生影响，结果发现两个群体实践导师配备情况差异显著，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专业硕士的实践导师配备比例比学术硕士高17.7个百分点。
(三)分析模型 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本研究选用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表示就业意愿分类变量，1为从事科研教学，2为升学，3为进入国企，4为体制内，5为进入外企、民企或创业等；
表示性别虚拟变量，1为男性，0为女性；
表示研究生成绩在本专业的排名虚拟变量，1为成绩排前列(前10%)，0为其他；
表示父亲职业的虚拟变量，1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0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
表示一年学习生活支出，包括实缴学费、课外学习(如培训)费用、住宿费和伙食生活用品等(单位为千元)；
表示研究生院校层级的虚拟变量，1为重点学校(包括“985”院校和“211”院校)，0为非重点学校(一般本科院校)；
表示校外实践导师配备虚拟变量，1表示有，0表示没有。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分类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
分类logistic回归的统计结果发现，性别要素仅在国企就业和体制内就业二者比较时产生影响，女性倾向于进入体制内，男性更倾向于进入国企，专业硕士的显著性低于学术硕士。从成绩变量来看，成绩排前列的专业硕士更倾向于选择科研教学工作而非进入国企，在其他意愿与进入国企的比较中，成绩无显著影响，成绩排前列的学术硕士的就业倾向排序为科研教学工作、国企、外企等。父亲职业对两个群体学生的就业选择均没有影响。在经济投入方面，专业硕士的就业选择对学习期间的经济投入要素(包含学费、生活支出等项目)不敏感，经济投入多少对专业硕士的就业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学术硕士有所不同，经济投入越多的学术硕士越倾向于选择国企而非从事教学科研，投入越多的学术硕士越倾向于选择外企民企或自己创业而不是进入国企。在学校层级方面，来自重点院校的专业硕士在面对科研教学、升学、国企等就业选择时显著表现出对国企的青睐，在对比外企、民企、创业等其他类型工作与国企时，其选择同样倾向于国企。极为明显的是，对比各类型工作与国企时，学术硕士会倾向于选择国企。二者的不同在于，在以体制内与国企作比时，专业硕士的院校层级对学生的选择意愿无影响，而学术硕士的院校层级与其选择意愿依然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高度相关性。在实践导师配备变量上，在对比升学与国企就业时，实践导师对专业硕士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作用，专业硕士更倾向于选择国企，在其他方面无显著影响。 五、讨论：回溯和比较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影响因素显著地影响到专业硕士就业意愿。本节将通过横向比较相同时期相同要素对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差异化影响，发现二者的特性与共性规律；同时，借助对专业硕士自身情况、家庭背景、入学状况和教育培养环节等的纵向回溯，深入研究促使专业硕士形成当前就业意愿偏好的基本原因。 (一)专业硕士具有更大的职业选择自由度，对研究生阶段的经济投入要素不敏感。本研究将五种就业类型进行两两比较，分别基于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两个群体进行分类logistic回归，观察经济投入对就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见表6。在经济投入因素的作用下，专业硕士几乎不存在特定就业倾向，仅在体制内与外企、民企工作和创业等选择之间，偏好于更具挑战、风险更高的职业选项，对体制内工作稳定性的依赖相对更弱。反之，学术硕士普遍更容易受到由其毕业后获得职业岗位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的直接影响。学习期间的经济投入(包含学费、生活支出等项目)越高，学术硕士越不期望从事教学科研、升学深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等短期内较难获取更好经济收入的职业。分析其成因，应回溯到硕士生入学时即已确定的生源基本情况，极可能仍是由于父母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城乡类型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专业硕士不必过于考虑就读期间的经济投入，有更大空间进行职业方向的选择。因此，教育公平性、教育经济投入产出、学生职业选择自由度等问题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
(二)专业硕士在就业意愿方面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学生更倾向于进入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作，女性学生则更倾向成为公务员或进入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而学术硕士在体制内工作和国企工作的职业选择上也呈现出相同的行为偏好。性别因素是影响硕士生就业意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共性要素。究其原因，可能更多的是源于不同性别之间存在的风险倾向与性格特征差异，男性比女性更能够承受未来发展过程中的职业风险，加之“男主外、女主内”等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导致男性专业硕士更倾向进入更高收益效用的国企就业，而女性专业硕士则偏好进入体制内以获得较为稳定的社会保障与职业发展。 (三)专业硕士的学业水平与就读大学的办学层次对就业选择存在明确的影响。首先，专业硕士教育未能够完全实现其培养高水平、高层次职业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定位。模型分析显示，学业成绩排前列的专业硕士显著倾向于进入教学科研岗位，而在升学、体制内、外企等其他职业方向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偏好。这说明学业水平与培养状况相对优秀的专业硕士群体并未像原初设想的那样进入应用型职业。因此有必要通过教学引导与制度设计，给这些虽为专业硕士却有意愿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继续深造的机会，实现教育资源与人才资源的最优化匹配。其次，院校层级越高的硕士生越倾向于从事综合投资回报较高的职业。与从事教学科研、继续学习深造、到外企和民企工作等选择相比，“985”高校、“211”高校的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十分显著地倾向于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作。其原因可能是院校层级较高的硕士生在人才市场具备较大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他们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后，专业硕士可能比学术硕士具备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在诸多职业选择中，专业硕士在国企工作与体制内工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倾向；而在同等条件下，学术硕士非常显著地更倾向选择国企工作，这可能是因为专业硕士的家庭条件与经济实力显著优于学术硕士，代际效应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促使专业硕士更易于追求投资收益周期较长的职业生涯规划，如从事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等。 (四)专业硕士的家庭背景并未直接影响其就业意愿，但在入学时呈现出显著的代际效应。模型所采用的父亲职业类型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学生家庭的实际社会阶层水平与社会资本存量，而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父亲职业类型与他们的就业意愿之间均无显著相关。由此可见，学生职业选择意愿并未受到家庭背景条件的直接影响，其意愿更可能是其社会职业认知情况、家庭文化熏陶和个人自身条件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专业硕士在入学情况和学业水平方面，与学术硕士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硕士生的本科成绩为代表指标，由表7可知，本次调研样本中有52.3%的专业硕士本科成绩排名在11%～50%之间，52.6%的学术硕士成绩排在前10%，通过卡方检验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本科成绩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回溯比较两类硕士研究生入学时的生源家庭背景，从表2可以看出，专业硕士的家庭背景中父亲职业类型和家庭城乡类型等条件均具备相当优势。以上数据也印证了社会资本以代际传递的形式决定了专业硕士的生源背景。
在中国，现行的专业硕士培养项目的入学门槛相对较低，贴近实际、注重应用的教学目标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被人才就业市场和学生及其家庭完全认可。在此影响下，专业硕士极可能被视为学术硕士的简单补充或替代品。另一方面，专业硕士家庭因具有更良好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优越的经济条件，有可能更认同子女接受专业硕士教育；而在此种家庭环境文化和认知的影响下，学生也具有更强的求学主动性。综合而论，在更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具备更好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子女也相应地具有更高的升学就读硕士的积极性，在专业硕士入学门槛相对较低的约束性条件下，凸显出教学资源配给的“洼地效应”。具体表现为家庭背景较好而学业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有更高比例会选择接受专业硕士教育；而当面临就业意愿表达时，专业硕士的选择更为自由，更少受到家庭背景、特别是经济因素的约束。 (五)实践导师对专业硕士直接就业或继续升学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但对具体的职业方向没有特定作用。数据分析发现，配备了实践导师的专业硕士更偏好选择直接就业，而对升学深造的兴趣不大；同时，实践导师的有无，在涉及从事国有大中型企业、教学科研工作、外企或创业等具体工作类型的选择引导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正向或负向作用。在对实践导师的满意度调查选项中有68.6%的专业硕士认为实践导师对个人的指导作用不大，学生对于实践导师的满意度并不高。所以，可以将目前的“双导师”制度理解为专业硕士了解行业特征、获知职业技能需求、加深自我认知的重要而有效的渠道，但最终的职业意向则是学生根据自身情况与外界条件得出的理性判断。实践导师“引路人”的作用值得重视，这是提高专业硕士就业能力、拓展学生职业教育感知、引导专业学位教育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借助首都地区硕士研究生的调研数据以及分类logistic回归等统计方法对专业硕士就业意愿进行深入研究，并对专业硕士与同期学术硕士进行比较；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文献综述等方法分析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以性别、学业成绩、经济投入、父亲职业类型、研究生就读院校层级、实践导师配备情况作为自变量，分别代表学生自身条件、家庭背景和院校影响三方面的关键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专业硕士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对经济投入不敏感，有一定的职业风险承受能力。整体而言，专业硕士对于创业、民企工作、外企工作以及当公务员、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短期经济回报有限而远期发展空间更大的就业类型表现出更高的兴趣，而在教学科研、升学深造等方面的兴趣则明显低于学术硕士。然而，女性专业硕士尤为倾向于风险规避，期望能够在体制内从事更稳定的职业；学业成绩优异的专业硕士并不倾向于应用型职业。 第二，更好的家庭背景为专业硕士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生入学机会，并使之拥有更自由的就业意愿。专业硕士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更高，其从事行政管理、个体或私营企业主等高社会资本和高职业影响力的岗位比例更大，其家庭所在地更多地隶属于城市或城镇范围。在职业意向方面，家庭要素间接地给予专业硕士更大的选择空间，而不限于某些特定的岗位选择。 第三，学校培养因素对专业硕士的就业意愿影响显著。重点高校(如“985”“211”高校)的学生具有更强的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优势，更倾向于在体制内或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作；此外，高校专业引导与实践培养环节(以“双导师”制为代表)对于专业硕士选择直接就业还是继续升学深造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具体的职业方向则作用有限。 以上结论说明当前我国的专业硕士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自专业硕士生源选拔阶段开始，相当数量的学校就未能完整而良好地贯彻专业学位教育所强调的高水平、高层次的职业技能培养与应用型人才教育的核心理念；加之专业硕士教育在教学培养、职业实践、就业引导等环节上与学术硕士教育差异不明显以及实用性职业技能培养不完善等问题，极可能导致现有的专业学位沦为学术教育体系的简单补充，甚至成为低门槛的次级替代品。故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条政策建议： 1.转变学生就业观念，引导专业硕士理性对待人才市场需要。 首先，现阶段专业硕士教育的实际培养效果与其目标定位尚有一定差距。专业硕士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31]而本研究发现，专业硕士毕业后有半数以上希望进入体制内和国企(其比例分别为34.6%和23.6%)，而希望进入外企、民企或创业的比例不足14.6%，并未实现“从事实际工作”和“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教育初衷。 其次，专业硕士的职业认知与人才市场需求不匹配。虽然研究生入学前的读研动机主要集中于“找到更好的工作”和“结交更多的朋友”两方面(见表8)，但是“更好工作”的标准尚停留在工作相对稳定、显性或隐性福利保障更好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或国企”等工作，与就业市场的现实脱节，并未发挥专业硕士的技能优势和应用型特征。
因此，专业硕士教育需要针对研究生强化就业引导，向其展现更为多元化的价值观。通过准确而有效地传递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贴近社会生活与专业工作环境，从而有利于学生打破传统价值观念，促使学生更为理性地认识专业硕士教育的实际意义，科学地谋划自身的职业发展路径，更为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完善教学培育环节，以实践导师制为基础提升专业化技能。 专业硕士教育更突出“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要求，顺应“日趋精细的社会分工”和“丰富人才培养类型”的形势，因此，专业硕士的教育培养内容应与学术硕士有所区别，更偏重于“职业实践”。除了在教学内容上强调专业实践课程的设置以及更好的社会实践平台建设之外，实践导师在专业硕士综合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以北京林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案为例，其指导教师聘用原则指出：各相关学院应在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校第一个学期为研究生确定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至少两名，一名由校内具有相关领域技术推广、生产和管理实践经验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导师担任；另一名由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选送单位推荐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人员担任，校内外导师组成指导小组共同开展研究生培养的指导工作。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有别于本科的通识教育，更多地倾向于在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自我教育和自主成长，一般性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有所减弱。而实践导师为专业硕士提供了接近社会现实、获知职业需求、提升专业实力的渠道和窗口。然而，在调查过程中仅有26.5%的专业硕士配有实践导师，虽然在数量上要远高于学术硕士(比例为8.8%)的配备比例，但专业硕士对实践导师发挥作用的评价并不高，学生满意度低于学术硕士对实践导师指导的满意度。因此在专业硕士培养过程中，实践导师制度应当广泛推行并有效地落实。 3.重视教育公平问题，建立更为积极的政策扶持与资助体系。 相较于学术硕士，专业硕士的代际效应较为显著。专业硕士家庭的教育水平更高，学生来自于城市家庭的比例更高，按职业类型划分，其父母更多的集中在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更高的社会阶层。同时，专业硕士的支出水平明显高于学术硕士。在总体支出方面，专业硕士一年总体支出均值为17482.02元，而学术硕士一年总体支出均值仅为13612.33元。在支出结构中，以学费支出的差异最为突出，专业硕士平均学费为7024.19元，而学术硕士学费均值仅为2659.65元。在生源素质与入学门槛方面，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也有着一定的差距。以硕士生入学前本科成绩排名为例，超过半数的专业硕士本科成绩排名在11%～50%之间，而相同比例的同期学术硕士的学业成绩排在年级前10%。 综合以上各因素，专业硕士的入学、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更多代际效应的影响，其所承受的教育公平方面的压力也更为显著。如何协调好城乡差异、社会阶层差异等矛盾，合理运用入学选拔机制的政策倾斜与完善就学资助体系，将是我国未来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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