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关系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特征论文,关系论文,时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向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勾勒出了一幅深层渗透、广泛合作、又相互制约的景象，并为国际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特征与机制。
一、贸易、直接投资的发展与金融全球化进程
1.国际贸易的发展：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
贸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下，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的实施受到了更有效的约束，从而为全球商品和服务交换营造了更广阔的空间。2002年，世界贸易总额达到了7840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为62720亿美元，分别是1953年、1983年和1993年世界货物贸易额的74.7倍、3.4倍和1.7倍。
在总量扩张的同时，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不断改善。首先，世界各国工业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和消费的迅猛增长，促使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逐步下降。195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6%，1980年这一比值提高到了66%，2002年达到了75.3%。其次，技术创新发展和技术扩散范围的扩大使新产品大量涌现，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约40%，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重超过了30%。再次，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货物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80年，世界服务贸易额为3565亿美元，2002年猛增到15700亿美元，是1980年的4.4倍，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16%上升到2002年的17.8%。同时，随着全球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服务贸易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系统化。
全球贸易的增长是世界范围内国际分工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共同结果，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发展，有效地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但同时，全球化使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各国纷纷采取更新、更隐蔽的保护手段维护本国的利益。一些国家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并大量采取各种非关税措施，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和商品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与各国利益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可能在部分领域激化。因而，在当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不时奏出不和谐的音符。
2.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态势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近20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FDI的流入、流出总量以及输入、输出存量保持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世界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增速，成为世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尽管受“9·11”事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战略调整以及其他周期性因素的影响，2001年以来，全球FDI总流量有较大幅度的回落，但从过去20年FDI的增长趋势来看，短期的调整往往孕育着更大规模的扩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测算，虽然2002年全球FDI流量降至6510亿美元，为1998年来的最低点，但世界范围内FDI仍具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全球FDI流量将出现恢复性增长。FDI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加快了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建立以及全球要素分工的深化。目前，FDI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3)的数据计算，2002年，全球FDI流入量占当年世界GDP总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了2.02%和10.14%，而1982年和1992年这两个比值分别为0.55%和2.58%、0.94%和4.21%。
FDI在全球各区域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发达国家在吸引FDI中具有较大优势。虽然2000年以来流入发达国家的FDI下降幅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但2002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达到了70.7%，比1993年提高了10.1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值为24.9%，比1993年下降11.4个百分点。近年来，随着全球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外资进入和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采取了优惠和宽松的政策，FDI下降将导致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更加激烈。
3.金融全球化进程
金融全球化指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现象。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结果，是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等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金融创新和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对金融全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资本国际流动限制的放松使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成为可能。金融全球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财富形态的变化以及各国金融体系和相关政策的独立性产生了重大影响。
(1)金融全球化使“符号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从此，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沦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符号”，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货币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应用，极大地刺激了全球符号经济的繁荣发展。“……整个经济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步符号化，……整个经济世界仿佛就是一群符号在表演，真正的物质生产反而淡化了。工业时代色泽凝重的机器、厂房和烟囱，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几乎被花样翻新的符号所淹没。”（注：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
(2)金融全球化和“符号经济”的演进带动了世界财富形态的变化，股票、债务和货币及其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的交换剧增。同时，伴随着跨国并购、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虚拟化浪潮，全球金融市场规模迅猛扩大。2000年，跨国的股票和债券交易额占美国、德国和日本GDP的比重分别达到了15.2%、19.7%和8.3%。外汇市场交易也空前活跃，1973年国际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为150亿美元，2000年已经增加到9000亿美元。目前，国际外汇交易的日资金流量约为2万亿美元，是1970年的120倍，而其中仅有约3%的外汇交易真正与生产相关，其余97%的交易都或多或少带有投机色彩。世界财富形态及其价值构成体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当今世界财富的价值体系就像一座倒置的金字塔，位于金字塔底层的实物财富规模相对缩小，其上一层是商品和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债务、股票等传统虚拟资本，而在金字塔顶端汇集了庞大的衍生期货和其他金融创新产品，这种倒置的结构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突发事件，金字塔必然发生倾斜甚至坍塌，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将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破坏，而且还将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
(3)区域经济集团的金融和货币业务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如欧盟于1999年启动了统一货币——欧元，2002年欧元已全面进入流通，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也逐步纳入了统一的政策体系。在南美和东亚，有关“货币一体化和地区金融合作”议题正成为广泛谈论的热点。
(4)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风险以及政策选择的局限性。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强大的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掌握着国际金融发展的方向，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操纵着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和管理，从而控制了国际金融的命脉，主宰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并以此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则是一柄难以挥动的沉重“双刃剑”。一方面，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上引入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学习金融业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金融体系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体制比较脆弱、金融调控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差，因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中势必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承担金融全球化的大部分风险，20世纪频繁爆发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便是典型的例证。众所周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论证了对于开放的小国经济，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自主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政策目标中，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目标。因此，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市场开放必定以政府放弃固定汇率或货币政策无效为代价，从而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风险的政策选择，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成长乃至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
二、国际分工方式的变迁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点，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注：任志成、马志娟：《论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利益》，《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第13页。）。国际分工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全球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增长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种产品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中心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产业内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3。同时，产业内贸易在各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1980年，美国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SITC3)为0.516，1990年和1997年分别上升到了0.600和0.631，2001年美国有174个产业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且，产业内贸易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也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了0.73，泰国为0.67，印度尼西亚为0.50。
2.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微观主体
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角色。从目前全球价值链内部分工的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带动了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其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特别是在化学、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原材料和中间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某一市场，而是要服从其全球竞争的需要（注：《世界投资报告》(199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页。）。
3.一国的要素禀赋对其国际分工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的技术、资本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具相对稀缺性，因而，随着要素分工的深化发展，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掌握着主动，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致使其对外来资本和技术有较强的依附性。当然，要素禀赋的这种决定作用有别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在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但即便如此，在要素分工方式下，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分工利益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要素的报酬。
三、全球竞争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和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障碍减少，流动速度明显加快，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各国经济的相互竞争程度，还是相互依存程度都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1.“竞争”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外在方式，也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力。随着各国国内市场竞争的激化，各国纷纷扩大了竞争的范围，使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全球竞争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竞争已经不再作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主权国家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机，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重要手段，而各国、各企业也把竞争力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不是把竞争能力描写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无所不包的信条，一种竞争形态”，“对于资本（工业界、银行界），竞争能力是放在首位的短期和中期目标，在利润稳定的时候甚至变成长远目标，变成把公司凝聚在一起的理性目标。民族竞争能力今天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部、工业部以及财政部、劳动部关心的主要事情。”（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围绕着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力和国家整体竞争地位来设计，而各国际组织也正积极致力于以竞争为基本取向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信条。
2.高科技领域及其相关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影响显著增强。只有掌握了产业发展的最先进技术和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才能在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为此，各国以及各大跨国公司在高科技领域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方面，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以创新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加大对基础研究和重点产业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开展重大科研项目的国际合作，从而更广泛地参与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研发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的主体，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把原本相对集中在母公司的研发活动转移到更具研发实力或更贴近市场的地区，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科技基础和人才优势，降低研发成本，改善研发投入的收益。全球高科技领域竞争加剧的同时，鉴于当代科技发展所具有的综合化和体制化的特征，国与国之间在各种层面上的技术交流和合作不断强化，跨国公司之间缔结的技术战略联盟层出不穷。在竞争和合作的共同促动下，全球高技术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并以此带动了国际交换范围扩大和国际分工的深化。
3.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角
在全球竞争时代，跨国公司成长的动力日益增强，其海外生产经营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50%的国际贸易、90%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80%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和专利权，并有70%的国际技术转让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竞争主要依据比较优势在民族国家各产业之间开展的传统形成。跨国公司凭借各自的竞争优势，运用各种竞争策略，争夺更有利的市场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不断对其竞争策略、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调整，通过有效的内部和外部资源整合，适应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新形势的要求。由大跨国公司推动的战后第五次并购浪潮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汽车、医药、化工、通讯、航空、传媒、银行等产业市场结构的变迁，在这些全球化产业中，寡头垄断成为市场经结构的主要形态。同时，跨国公司的核心能力构造、网络化、复合一体化、当地化以及各种形式战略联盟等竞争策略的实施，对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和竞争格局都已产生了重大影响。
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差距拉大
首先，虽然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广泛地参与了国际分工，但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处在不利的边缘地位。而且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对外来资本和技术的依赖，致使这些国家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其次，在新兴的高技术产业领域，发达国家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形成了“数字鸿沟”，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继续扩大。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GDP为6.3万亿美元，仅占世界GDP总额的19.5%，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为1170美元，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其中，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仅为430美元，约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2%。这种收入格局是全球竞争激化和分配机制不合理的共同结果，同时必须加剧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和冲突。再次，发展中国家为迅速提升产业竞争力、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在发展目标的设定中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了整体效益的改善和综合能力的提高，加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往往是对环境危害较大、需要淘汰的落后产业和技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不断攀升，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据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在WTO登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达109个，其中约7成的区域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立的。从这些区域经济组织的组织结构来看，其地区性联合更加紧密，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组织层次逐步提高，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欧盟加快了扩员的步伐；北美自由贸易区增强了成员国的贸易联系；APEC成员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5%，其影响力逐步提高；东亚地区在加强东盟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正积极探索以“10+3”为轴心、3个“10+1”为辐条的新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南美、非洲以及中东欧地区都在巩固原有区域合作组织的基础上，结合各种次区域合作和双边协定，推动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区域一体化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贸易与投资的创造效应”，有利于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提高区域内部分工水平，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带动区域内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性贸易壁垒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区域化和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通过地区内部利益整合，在区域层次上实现全球化带来的部分主权让渡要求，这不失为一条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尽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减少了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层级，但在现行谈判机制下，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彰显地区利益的平台，区域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强的谈判势力及其对地区利益的维护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五、国际经济协调的新进展
1.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协调主要是由WTO推动的。在关贸总协定主持下开展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使关税减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质性进展。不仅世界范围内关税总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且WTO成立后，已经为其成员国关税政策的制定规划了一个带有“刚性”的框架，并以此为非成员国提供了关税减让的参照系，从而改变了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缺乏协调、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多边贸易体系得以不断完善。2001年11月，在WTO第四届部长会议开启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为21世纪多边贸易体系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使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手段和渠道不断丰富、完善。据WTO统计，截止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通报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FTA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原有FTA示范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9·11”事件后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导致了各国对外经济战略调整以及“地区主义”和“双边主义”的盛行。在近年来新成立FTA中，日本与新加坡、欧盟与墨西哥、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FTA格外引人注目，这些FTA不仅谈判程序加快、内容广泛，而且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的特点。在多数情况下，FTA与WTO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FTA可以WTO弥补多边贸易体系的缺口和盲区，减少多边谈判的层次，提高WTO的运行效率。然而，由于部分FTA与WTO的宗旨存在一定出入，而且在协调其各自成员贸易关系中的立场不尽相同，因而，FTA的成立也将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扭曲、官僚主义滋生、增加交易成本，并将世界分割成对立的经济区，各协议之间的差异还有可能使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注：宾建成：《新一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比较与借鉴——以日新FTA、欧墨FTA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第85-86页。）。
2.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
在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1)在多边层面，自乌拉圭回合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以来，WTO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多哈部长会议上，鉴于有关投资自由化的谈判存在各种分歧和障碍，各成员国就继续谈判的议题和程序达成了一致，旨在建立一个多边框架，为跨国投资特别是FDI的长期发展创造透明、稳定和可预见的条件，以建立更密切的多边合作，从而使FDI为促进贸易的扩展做出更大的贡献。(2)在双边层面，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主要通过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来实现。截至2002年底，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缔结的投资双边协定数目已达2181个。另外，为避免对跨国投资的重复征税，截至2002年，各国政府相继签订了2256个双重征税协定。这些双边协议的订立向跨国公司传递了缔约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信号，加速了FDI的全球流动。(3)在地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包括外资流入较少的南亚、西亚和西非）经济组织都进行了有关投资自由化的谈判，并达成了相应的框架协议或旨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合作计划。这些地区性政策协调活动提高了全球外资政策的整体透明度，为促进和保护FDI建立了一套可预测的政策工具。
3.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趋势增强，民族国家政府为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所应用的关税政策、非关税壁垒、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传统政策手段，其作用空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特别是受到了来自WTO等国际组织的约束。因而，在当今时代，单纯依靠政府制定保护政策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已不现实。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尽管各国竞争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但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国际性的反垄断法规或统一的竞争政策。目前，WTO的规则已经涵盖了与全球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多数领域，但惟独作为维护和调节世界市场运行秩序的规则一“全球竞争政策”却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造成国际竞争政策“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各国之间的竞争政策有较大差异、发达国家是国际《反垄断法》缺位的最大受益者，这些问题都直接阻碍了竞争政策国际协调的进程。
尽管国际竞争政策仍然“缺位”，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制定全球性竞争法规的必要性，正着手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首先，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竞争政策的双边合作进展较快，围绕着竞争政策和国际商业活动的反垄断合作展开了多轮谈判。其次，一些地区性和国际组织已经围绕着竞争政策的多边协调开展了大量工作。如欧盟已经制定了对跨国并购实施审查的《并购法》；APEC在1995年的大阪会议上，也将竞争领域列入了行动计划之中；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会议上，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创立，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贸易、投资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在WTO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中，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分歧，竞争政策虽然仍未被列为谈判的正式议题，但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的有关准备工作却在加紧进行。再次，法律界和企业界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正积极致力于全球竞争规范的制定和协调工作，并在并购的多边司法合作、贸易与竞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
以上分析表明，全球化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的运行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为贸易、投资增长以及国际分工创造了更多便利条件的同时，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全球化是一条宽阔但并不平坦的道路，它呼唤公平、透明、高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需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各国际组织真诚、不懈的努力。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积极态度和战略支撑无疑将是不可或缺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必在未来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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