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工业化与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中的几个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工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1)02-0015-05
工业化与信息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双重历史任务。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要求我们明确我国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问题是，如何衡量工业化的成熟度与信息化的进展程度；特别是面对国内外不同学者提出的一系列衡量指标，应该如何进行科学地选择。本文认为，为找到衡量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依据和原则，首先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一 量变与质变
经济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无论经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不是突发式地到来的，而是往往要经过漫长的量变以及量变中的由小到大的质变，才会最终发生根本性的质变（注：关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划分，请参见笔者“工业化与信息化在经济发展史中的内在逻辑”一文，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当然，若只单纯靠完全渐进式的自然演进，则发展会是极其缓慢的，而只有在一定的契机下经历若干次飞跃（即激进式的推进和跨越），某一阶段才能从根本上得以确立或较为迅速地不断完善。例如，农业化的漫长过程，最初开始于原始农业经济的出现，而直到发生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才得以飞跃发展。工业化的序幕，可以说最早是在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时就已悄然拉开，而工业经济社会的真正来临，却只能是在经历了产业革命等“飞跃发展”之后，在经历了“第二次产业”（工业）内部的一系列“特殊的分工”之后才能做到。同样，方兴未艾的信息化，早在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时即已出现最为古老和原始的萌芽，但却直到今天，才有可能伴随着一系列新的科技革命有声有色地全面展开……[1]
在设计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衡量指标时，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否则，不但难以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而且还往往会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和经济发展上的损失。
以工业化为例。以往的一些指标，只是注重于使工业化飞跃发展的“产业革命”和重化工业对轻纺工业统治地位的取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此前手工业长期发展的积累作用，即只强调了工业化中的质变，而忽视了作为质变基础的量变的积累。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扭曲——以为只要加强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或坚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发展”就可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了。我国在这方面走过的弯路足以提供深刻的教训。事实上，“西欧在工业革命前，曾经具有一个长达200多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西欧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西欧经济力量的膨胀，社会结构的变革，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期。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开发，都是靠工场手工业的威力。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手工场和手工农场发展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时产生的。托马斯·曼、威廉·配第的全部理论，魁奈的《经济表》，都是以手工生产为依据；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2]在工业化的量变过程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即在手工业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的情况下，人为地去强力扶植机器大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虽可奏效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则无异于“揠苗助长”。试想，如果不是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我国工业发展中的“头重脚轻”现象就不会得到克服和矫正，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也不会取得巨大的突破。
信息化也是一样。只看到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业的“突飞猛进”，而看不到信息业赖以支撑的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作用，就好比只看到了水而未看到源、只看到了木而未看到本。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信息业的形成和发展，不但要在传统制造业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之后，而且要在传统服务业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之后。只有传统服务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信息业的飞速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武装，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
其实，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虽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6个阶段，但其中只有第三和第六阶段呈现的是“突变”。按罗斯托的看法，起飞是工业化的开始，而追求生活质量则代表着“工业社会中人的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3]笔者却认为，“起飞”是在工业化量变过程中的一次质的跃迁，“追求生活质量”则是在信息化量变过程中的一次质的跃迁。
总之，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问题上，既要注意经济体系的结构，又要注意经济体系的进程；既要抓住新技术革命等契机，又必须注意平时的积累；既要注重轰轰烈烈的跃迁，又必须强调对发展基础的夯实。这一点，体现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衡量指标的设计上，就是既要有质变指标（即反映跃迁程度的指标），又要有量变指标（即反映渐进程度的指标）。其量变指标，对于工业化而言，如反映手工业发育状况的指标，对于信息化而言，如反映传统服务业状况的指标。其质变指标，对于工业化而言，如反映机器大工业比重的指标，对于信息化而言，如反映现代信息业比重的指标。
二 占统治地位的产业与其它传统产业
无论对工业化及信息化的定义有多少不同，在下面的看法上都是一致的：工业化意味着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占统治地位，信息化意味着信息业在三次产业中占统治地位。也许正是因此，人们在衡量工业化的进展程度时，往往首先注重的就是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占多大的比重。同样，在衡量信息化的进展程度时，往往首先注重的也是信息业在三次产业中占多大的比重。这固然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产业与其它传统产业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文认为，“比重”所反映出的只是各产业间的一种数量关系，而除此之外，还不能忽视各产业间的质量上的关系。这种质量上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产业离不开传统产业的雄厚基础，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产业对传统产业在技术、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渗透及改造。
比如说工业化，它不仅意味着在比重上工业居于三次产业中的统治地位，而且意味着作为传统产业的农业也要在相当程度上采纳机器大工业的技术、设备以及生产经营方式。如果仅仅在数量的比重上做到了工业居于三次产业中的统治地位，而农业仍是采取以往那种传统和落后的技术、设备以及生产经营方式，就不能说实现了工业化[4]。
从我国实践看，深圳的发展之所以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若单从其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在于不仅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当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建设着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服务业），而且还在于，与此同时对其农业也实行了“企业化经营”。假如没有农业的“企业化经营”，那么深圳的工业以至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会被拖住“后腿”。
同理，信息化也是一样，它不仅意味着在比重上服务业居于三次产业中的统治地位，而且还意味着作为传统产业的农业和工业也要在相当程度上采纳现代信息网络的技术、设备以及生产经营方式。
这要求我们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衡量指标的设计上，既要有反映各次产业所占比重的指标，又要有反映各次产业发展质量的指标；既要有反映占统治地位的产业之特征的指标，又要有反映这些特征对传统产业渗透和影响程度的指标。
三 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尽管对工业化的涵义有不同的解释，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把工业化视为发展的核心内容，正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所说：“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5-1]因此，对工业化的考察，基本上都是从“发展”的角度展开的。而“体制”，往往被视作为发展的一种背景或条件。尤其是，人们曾一度认为，工业化可以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下得以顺利展开。例如，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学派曾倾向于提供一个不依靠市场力量而通过行政行为控制发展变化的理论基础；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学派则注重于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调节和促进作用。人们还根据不同国家工业化的不同实践，将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化，与以前苏联等国为代表的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相并列，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道路，而分别沿着这两种道路走下去，不但可以“殊途同归”，而且甚至后者还会走到前者的前面去。然而事实上，脱离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业化，尽管在某一时期呈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如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国内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这种优越性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发展”问题与“体制”问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研究中不能人为割裂，而必须注意有机结合。在工业化研究中，对于“发展”的概念，人们现在往往取其“狭义”，即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结构转换，比如霍利斯·B·钱纳里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库兹涅茨(1966)在他的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中，将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确定为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5-2]
问题是，其一，“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不仅仅是一个转移结果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转移的动力、机制、方式的问题；其二，从最广的含义上讲，“经济结构转变”不仅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而且也包括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在内。其实，从根本上说，尽管人类经济发展是多线索、多侧面、多层次的，但透过这些不同的线索、侧面和层次，则不能发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乃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需要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供给和支付能力。供给的增加有赖于生产，支付能力的提高体现于交换。生产和交换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大主题。就是说，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通过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的主题。无论生产和交换也好，满足需要也好，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怎样”的问题。而这本身又怎能绕开“经济体制”呢？所谓经济体制，说到底，就是指经济活动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它本身就构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广义上说，经济体制的转换，本身就是发展的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在设计衡量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指标时，不仅不能回避经济体制问题，而且也不应该将之作为发展的外生变量去看待，而应视其为发展的内生变量。也就是说，既要有反映产业结构转换的指标，又要有反映经济体制转换的指标。
四 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学界，“人们往往把近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同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经济发展过程称为‘工业化’过程。”[6]那么，由工业化过渡到信息化，又意味着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意味着由“发展”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由工业化过渡到信息化，是与“发展观”过渡到“可持续发展观”相一致的。对此，我们不妨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因及资源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动因来看，尽管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的国家，其工业化的模式和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总起来看，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原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化的发端，最初是出于商业利益，是为了赚钱，即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政治原因。追赶发达国家、维护和提高国家地位、军事安全、民族强大，即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追求国家和民族的强大。
以上两个动因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呢？当然是前者。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前者体现于发端于发达国家的最原始的工业化道路，是自然形成的，基本上反映了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后者则体现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人为追赶的，是客观规律和主观意愿的混合产物，表现出的是“捷径中的扭曲”和“扭曲中的捷径”。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工业化“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高度“发展”，逐渐暴露出下面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市场力量推动之条件的欠缺——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失灵，以致于产供销脱节而酿成经济危机；二是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人口剧增……这不仅致使当代人的生存质量下降，而且严重地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化的曙光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息化，就是被工业化的上述问题而逼出来的。
其次，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资源来看，工业化过程中利用的最为主要的资源，是稀缺的物质资源，虽然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对这些稀缺的物质资源在相当的程度上进行“合理配置”，但由于主要的出发点是追求经济行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其结果必然是走向两极：一极是人的欲望获得了最大可能条件下的满足，另一极却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一极是当代人眼前的经济发展得以实现，另一极却是后代人将来的发展难以持续。
信息化过程中利用的最为主要的资源，则是社会的信息资源，更被注重的是通过有政府主动干预的市场机制，去处理好对这些社会信息资源的“科学共享”，而要真正做到“科学共享”，就必须强调局部与全体、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兼顾和协调。换句话说，“共享”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代的所有人，而且也应包括未来的后代人。这必然要求人们将传统的发展观，转变为全新的可持续发展观。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信息化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如果说工业化是人类追求发展的过程，那么信息化就是人类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工业化是人类不断实现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那么信息化就是人类逐步走向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事实上，出现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期以来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倡导、宣传、鼓动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部署，是一场可以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全新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如果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为工业化实现质的跃迁奠定了思想观念上的基础，那么可持续发展观的倡导和确立，也必将成为全球信息化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质的跃迁的“前奏”。
可见，要衡量工业化与信息化，仅有发展的指标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五 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在衡量指标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方面，尽管工业化与信息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但在某些方面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否则就切断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所以，肯定有一些指标对衡量工业化和信息化都适用，只不过在指标的具体高低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如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三次产业间的结构指标及就业结构指标等。另一方面，工业化与信息化毕竟是经济发展中两个具有质的区别的阶段，因而各自本身发展程度的高低，会分别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于是，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衡量，就还有必要分别采取不同的特殊指标，如工业和信息业各自内部结构的指标等。
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虽说工业化与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致使其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端和演进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英、美、法等国的工业化，是在个人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的推动下、由民间自发兴起的，它相对表现出自然演进、较为均衡等特点；前苏联、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工业化，是在国家计划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下、由政府自觉发动的，它相对表现出人为赶超、突发性强等特点；而日、德等国的工业化，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由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它相对表现出循序渐进与跳跃发展并重等特点。再如，英、美、法、日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沿着由消费品工业到资本品工业的顺序而向前推进的；而前苏联、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则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开始的。另外，由于不同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核算体系、社会背景等方面客观存在着差异，从而给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衡量和比较带来了困难。在设计指标时，当然应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尽量抓住那些带有规律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环节和方面去设计指标；而对于某些特殊的情况，可以在具体衡量和比较时，对其相关指标进行必要的修正。
[收稿日期]2001-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