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因素与民族因素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互动关系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只要有民族存在，民族经济也将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历史发展历程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别，各民族在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与差距。不难发现，随着各国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民族因素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但从实际情况看，人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时，往往只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很少强调民族因素的重要性。要想了解民族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多重作用，就必须对“民族”与“经济”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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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民族并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尽管有某些局限性，但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民族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有人说，现在全世界共有2000多个民族；也有人说，有5000多个民族；还有人说，可能有20000多个民族。由于民族具有自己的特殊属性，并表现出诸多不同形式的特征或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它也就构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或一门独立的学科。
民族问题是和社会总问题相联系的，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古代的民族问题如此，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也是如此。民族问题不仅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管民族问题是多么复杂，但各民族的主体成员根本利益与本质愿望则是一致的，所以，从长远看无论是一国之内的民族，还是不同国家的民族，她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友好合作的关系，总是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
民族与经济不同，民族问题自然也与经济问题不同。但由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与经济体系的主体又必然是某一种民族或其一部分，因此民族与经济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必然的内在本质联系。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与经济这两种因素或两个领域，不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还交叉在一起，乃至形成一个新的有机因素与特殊领域——“民族经济”。
民族经济问题，不仅是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可以说是它的基本内容。当今的民族问题，不只是民族国家之间，就是一国之内的各民族之间，民族关系与发展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利益表现为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成为民族利益的主要内容；民族关系表现为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成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民族问题表现为经济问题，因此经济问题也就成了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所谓民族经济，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不同民族的经济，或带有不同民族特点的经济。它是在民族共同经济生活或经济联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个特殊概念或范畴。就一般意义上讲，不论是什么历史阶段和什么样的国家，只要是从民族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或者是从经济角度来研究民族问题，即把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使用这个概念，就是广义的民族经济。（注：施正一：《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报》1996年3～4期。）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变化和发展的，其发展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当民族一经形成和产生，那么建立在这个“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稳定的共同体”的经济条件基础上的民族经济也就随之产生。可见，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共同的经济生活，反过来说，只要有民族存在，民族经济也将存在。
一般地说，民族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是其生产方式从落后向先进的发展过程。在民族与地域、文化、经济、政治等诸种关系中，民族与经济的关系最为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是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以及商品生产所有权到资本主义占有权的转化等问题时，都是从纯经济角度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政治的干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这说明经济是决定性的东西，说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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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在考察民族的产生与发展的问题时，也应首先阐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如前所述，民族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上产生的，比氏族和部落更高级、规模更大的人们共同体。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口组成的，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物质资料的生产，民族的发展也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生产。在民族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中，经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对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首先，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影响民族发展的其他因素如政治、道德、宗教、地域等等归根到底是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比如宗教，历史上一切民族宗教的产生都是特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且表现在各种宗教信仰的内容，都深受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原始民族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等，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狭隘的生产关系和低下的生产力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宗教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 而且一种宗教的流行与否以及流行的范围、程度和时间都是由现实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这一点，宗教史上的大量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把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归结于它的现实基础，即经济条件。
其次，经济条件是民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民族形成以来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同的社会形态又是由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就走上了全盛的发展阶段。
第三，民族发展规律要受社会基本经济规律所支配；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以及根本方向。正确认识、掌握和运用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从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可见，民族的产生与发展，到民族的最终消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因素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随着无所不在的跨国经济、技术、资金及人才的交流与融通，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及经济生活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当今的国际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对抗和军事攻守关系，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民族等各层关系构筑而成的相互依存网络。国际关系重心正由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转变，当今的国家战略，归根到底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地位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冷战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区域集团及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几乎均以经济为中心而展开，经济利益高于一切已成为各民族国家对外战略的共同点。
第五，随着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深化，东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及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以政治强制和军事高压为手段的民族压迫和强权政治已难以奏效，世界各国均以经济活动作为推行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海湾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西方以经济援助向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的挂钩，日本频繁使用“日元外交”向政治大国迈进及台湾的“银弹外交”，均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
第六，纵观历史上国际格局的形成，无论是维也纳体制，还是雅尔塔体制，均是经过强烈的军事角逐而最后形成的，而冷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将取决于各主要力量经济竞争的谁主沉浮。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将具有高层次性、残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苏联解体，美国相对衰落，德国、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的提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影响的增强，其主要根源在于经济力量的对比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注：李福兴、李克：《当前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东北亚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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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民族发展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简要分析，但要想对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仅仅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还必须重视民族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口组成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要进行生产，必须具备三个简单的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具有劳动能力和生产经验的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但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并不是仅仅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就能进行生产了。因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都不是某个人单独进行的，而总是许多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社会生产。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具备了以上四个特征。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着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文化素质越高，劳动技能也就愈高，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愈发展，生产工具也就愈先进。民族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或延缓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素质的高低，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民族素质是历史的范畴，时代不同，民族素质的含义也就不同。在民族多方面的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最基本的。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的民族心理素质，间接而深远地对社会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要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振兴民族精神。同样，民族素质中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谈不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
其次，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之一。随着冷战的结束，被两极格局抑制的民族矛盾突发，民族主义异军突起，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和跨国族际问题，使原有的全球政治版图几乎化为乌有。民族分离主义已导致苏联这一庞大的政治实体的四分五裂，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巴尔干半岛盘根错节的民族问题，中东诸国的教派纷争和库尔德问题，非洲和南亚的种族骚乱等，使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民族分离主义在前苏联、东欧仍呈扩展趋势，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以及鞑靼、巴什基尔人、乌德摩尔梯人、楚瓦什人仍在强烈要求独立与自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民族矛盾的不断升级均表明冷战后欧洲的政治版图仍有可能进一步重构。西方国家也并非一片净土，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法国的科西嘉岛要求自治也使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面临严重挑战。
第三，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导致许多国家的政局动荡，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前苏联及东欧地区的民族争端，西亚、中亚、南亚、北非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泛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蒙古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等）及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非洲的部族冲突和种族骚乱均使许多国家的现政权面临严峻挑战。
第四，跨国族际矛盾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以军事对抗和政治角逐为主体的国际冲突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争端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作为冷战时期冲突延伸的伊朗与伊拉克领土之争，以色列为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印巴的克什米尔争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还是冷战后突起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前南斯拉夫战乱，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的种族仇杀，喀麦隆与尼日利亚的流血冲突，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都与跨国族际争端密切相关。民族矛盾诱发与加深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类型，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敌意、民族仇视、民族偏见和民族狂热增加了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转型时期的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与焦点，并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相悖。
第五，弘扬民族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民族文化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会给本民族以巨大的影响。一个民族的内部，个体对于群体的向心力和亲和力，首先根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文化认同，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缔造。一个民族要繁荣、要发展，离不开外因，更离不开内因。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是内因，或者说是民族认同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文化作为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发展性特点。异质文化的敌意与排斥构成了诱发与加深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而同源文化则以其共同文化的特殊的历史认同功能和血缘亲和能力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如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当然是以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同为基础的，这种认同感不仅表现在中华民族上升时期，即使是在危难之机，同样看到了民族的前途与希望，苦苦追求、奋力拼争，这也是近代中国历经百年磨难而不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西太平洋地区儒家文化圈国际合作的加强也表现了同源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复兴为新的伊斯兰共同体或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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