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思想论文,汪精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精卫(1883-1944)是中华民国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复杂多变，起伏不定。他于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开始涉足政坛。后曾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反北洋军阀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并大力阐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开始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多个重要角色：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改组派精神领袖、南京政府行政长官、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副总裁、头号汉奸。正是他的思想、行为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使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主要探究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并进而分析其特点和实质。
一、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
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他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其政治思想也于此时萌发。在1905-1910年这一时期，他主要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中兴日报》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言词犀利、论证有力、影响广泛的文章，大力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民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民族的国民》[1](P1-52)。该文从法理上、历史上阐述了“民族”、“国家”、“政府”、“国民”等概念，揭露了清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满汉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批驳了康梁所散布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等谬论，同时明确提出了“排满”、“立国”、“自由”、“平等”、“博爱”、“民权”、“立宪”等主张。此后，他接连发表《革命横议》、《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告非难民生主义者》、《希望满洲立宪者之勘查》、《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革命可以杜绝瓜分之实据》、《论革命之趋势》等文章，鼓吹排满革命，宣扬三民主义，揭露清廷立宪的欺骗实质，批驳保皇派之革命必然招致列强瓜分说、革命必然招致内乱说等论调。
1910年4月，汪精卫因谋炸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而被捕，至次年11月才被清廷释放。一年多的监狱生活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他的政治信仰，但对他的政治思想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开始由激烈冲动转向妥协调和。他刚出狱，就结交清廷实权人物袁世凯。和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一样，汪精卫把结束清王朝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所以，1911年11月14日，他应袁世凯之约到北京锡拉胡同谈论时局时，当面向袁进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2](P115)为调和南北对峙双方，11月15日，汪精卫又与袁世凯的心腹杨度，分别以民主立宪党人和君主立宪党人的名义，联合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以保持全国领土（各省及各藩属）之统一为宗旨”，“要求两方停战，鼓吹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免全国战争之祸”[3](P29)。汪的做法当即受到革命党人的严厉批评，“国事共济会”仅仅存在20天就草草收场。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受当时革命党人中流行的“功成身退”、“耻于为官”等思想的影响，拒绝担任政府职务。2月，他参与发起成立“进德会”和“社会改良会”，提倡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赌博、不纳妾等，以改良社会风气[4](P17-18)。5月，他又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8月，他携妻赴法留学，从此在海外过起读书休闲生活，其政治思想也开始趋于消极。
1913-1922年，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时在海外的汪精卫尽管也能应召回国参加革命，但态度消极，韧性不足。这一时期，他虽然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但他中途又多次出国，甚至有一段时间与孙中山的关系若即若离，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20年初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即《人类共存主义》和《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在前一文中，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夫竞争与互助，同为自然之一法则。”而竞争又可分为“有相长之作用”的“正当之竞争”和“有相消之作用”的“不正当之竞争”。他反对“不正当之竞争”，主张“互助”和“共存”[5](P3-5)。他进而指出：“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其精神即在于不许他人存在，所以为人类共存主义之敌，而吾人所不可不努力以为抵抗者也。”[5](P12-13)在后一文中，他用“人类共存主义”分析了巴黎和会前后的中日问题。他说：“夫人类争存，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其共存，即由利害相同之故。浅识者流，每以谓中国日本，大小悬殊，中国而能自强，日本将无容足之地。此其持论，似中日利害相反，无可共存，诚可谓大谬不然者。第一，中国四千年之历史，只有对于他国之侵略而为抵抗，无对于他国而为侵略，实不失为国际之良友。第二，四五十年来日本已先中国而进步，以中国之地大物博，苟与之提携，则关于国民之经济，可依两利的方法而得无穷之增益。由此二者，中日之利害相同，灿然甚明，固有共存之条件，而无争存之原因也。旷观历史，凡人类之结合，皆由近而及远，由亲而及疏，故始于家庭之结合，继之以部族之结合，继之以民族之结合，又继之以人种之结合，然后乃有世界人类之结合。方今黄种之国，存者几何？本可立于共存之域，何必强而纳之于争存之域乎？”[5](P23-24)从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巴黎和会前后，汪精卫一方面反对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倡人类共存主义；而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他希望日本放弃其侵华政策，实现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所鼓吹的中日和平、亲善思想的雏形。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时，他就曾发出感慨：“中国的得保独立，虽经迂回曲折，要亦得力于日本极多，此实中国所不得不认识者。此次日本若因天灾而将不能恢复，则中国前途亦颇有影响。此事非仅将为日本一国之不幸，且亦为中国及东亚之不幸。”[6](P223)这正是上述思想的具体反映。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主要亲信，参与了此事。但改组之初，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还不甚理解。他曾“非俄派之革命”，对孙中山“以俄为师”、联俄革命的政策，“不能降心相从”[7](P145)。他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也不满意，认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3](P50)当时，由于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政策，汪精卫就亦步亦趋地接受了这一新政策，并且后来表现还比较积极。如国民党一大期间，针对广东代表方瑞麟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发言，汪精卫指出：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人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8](P55)1924年12月，针对国内一些敌对势力诬蔑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为“赤化”和“过激”，汪精卫与孙科、邵元冲代表孙中山发表“负责之宣言”，一方面严厉批驳敌对势力的谬论，另一方面坚决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9]。
此外，在国民党改组时期，汪精卫还阐述了如下一些思想：关于当时中国的“联省自治”思潮，他认为这只能使中央集权变为各省集权，结果仍旧是武力专横。他主张实行“各县自治”[10]。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他认为主义与问题都是政治的，两者不能脱离其密切关系，要拿主义来研究各项问题，尤必先研究主义[11]。关于“好人政府”论，他指出，所谓“好人政府”，“不是以人民为基础的，却是以一种特殊势力为靠山的”。这样的“政府屈服于军阀之下，军阀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在这屈服复屈服的状况中，要想发生好政治出来，比缘木求鱼，岂不更难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终于是坏人政府或是无用人政府的命运了”。他强调：“我们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经过两番工作，一是打破军阀的工作，一是打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工作。这两种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是不会实现的。”他认为，要取得革命成功，“革命党惟有一面自己努力于革命，一面努力于求群众的了解，革命运动不必待群众了解而后开始，却不能不待群众了解而后成功”[5](P75-84)。他进而主张革命党应与群众密切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要训练革命党自己，第二要向群众宣传”[12](P9)。关于实行民生主义的方法和步骤，他认为：“第一步是联合全民实行政治革命，以打破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第二步是联合全民镇压反革命者以实现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以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为根据以实行民生主义。”[12](P46)他还赞同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认为：“国民会议之目的，简单明了，便是将中华民国的主权，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手里，夺回过来还之人民。所以要开国民会议的缘故，是如此，国民会议所以为解决时局之惟一方法，也是如此。”[12](P48)以上国民党改组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尽管显得有些零碎和不系统，然而正是这些带有过渡时期性质的思想，后来经过他的进一步加工改造，逐渐成为他自己政治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至1938年年底《艳电》发表，这一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复杂而多变。简而言之，孙中山逝世后至“三二○事件”前，汪精卫根据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结合国民革命的新情况，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主张由国民党领导、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以实现三民主义，他还坚持联合苏俄、容纳中共以共同革命。1927年，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和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坚持联俄联共发展到主张分共“清党”，由坚持汉宁对立发展到赞同汉宁合流，后又为反对“特委会”而操纵粤宁对抗。1928-1931年是汪、蒋对立时期，这一时期，汪精卫主张维护党义、严肃党纪以“保持十三年改组精神”[13](P719)，强调维护党统、厉行党治的重要性，宣扬树立民主势力、养成廉洁政府以实现民主政治。此外，自“扩大会议”至“非常会议”期间，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蒋主张。1932年1月，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和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的政治思想开始转向对日、对共、对地方实力派的“战与和”这一主题。具体来说，1932-1935年的汪蒋合作时期，汪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共产党主张“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14](P81)；对国民党内部纠纷和地方实力派，主张实行“和平统一”和“均权制度”。西安事变前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先后爆发了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背景下正在酝酿合作抗日。面对这一系列政治变局，汪精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后持反对态度；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更不赞同国共合作；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38年年底的抗战初期，在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下，汪精卫提出了悲观的抗日论、隐秘的反共论和积极的“和平”论。其中他的悲观的抗日论所引发的民族失败主义，成为他后来叛国投日的思想根源；而他的隐秘的反共论和积极的“和平”论，则发展了他过去所坚持的反共亲日思想，并构成了他后来所鼓吹的“和平反共建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1938年年底《艳电》的发表，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日的重要标志。此后，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傀儡政府——南京伪国民政府，并与日本签订了多个卖国条约，还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开展所谓“新国民运动”、“清乡运动”和“东亚联盟运动”等，直至1944年11月客死日本。汪精卫叛国投日后的这些倒行逆施，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主要包括：“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记“三民主义”和“东亚联盟”主张。
关于“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精卫亲自起草的伪国民党“六大”宣言指出：“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且鉴于共匪之死灰复燃，为祸未已，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故而，他强调“非和平不能建国，非反共不能和平”[15](P328-331)。
汪记“三民主义”是汪投日后根据日本人的要求，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的重新解释。他认为，“要打破百年来欧美殖民主义的压迫，这就是民族主义”；“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来改造政治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这就是民权主义”；“要有健全的经济制度来发达民力，充实国力，以抵抗欧美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这就是民生主义”。在这里，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虽然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是服务于日本的侵华目的。他甚至认为“近卫声明”中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个原则，“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16](P320-322)。
“东亚联盟”理论最初是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伪满洲国的炮制者石原莞尔提出的，它是为日本统治东亚、称霸世界服务的一种侵略理论。汪精卫叛国投日后，将该理论作为其附日卖国的理论依据，加以大肆宣扬，并积极开展所谓的“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声称“东亚联盟运动，标举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四大纲领”[16](P345)。这里，他所谓的“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三个纲领已是赤裸裸地要与日本侵略者融为一体“共存共荣”；而“政治独立”并不妨碍日本对“东亚联盟”的指导。
总之，汪精卫的“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记“三民主义”和“东亚联盟”主张，共同构成了他晚年的附日卖国理论体系，并成为其本人及汪伪政权一切活动的指导思想。随着汪精卫客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垮台，这一理论体系最终也烟消云散。
二、汪精卫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通过以上对汪精卫政治思想演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以复杂多变为表象。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其思想中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上，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既有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又有汪氏自身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时隐时显，此伏彼起，混杂成一团，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其政治思想显得异常复杂。而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正是这些矛盾又对立又统一的过程。
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共、对蒋、对日态度与政策的不断变化上。关于对共政策，大革命时期，他先是出于反帝反军阀的需要，实行联俄联共；后又为争夺革命领导权，实行分共“清党”。“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在内忧外患并存的形势下，他主张“剿共”为先。抗战初期，他又隐秘反共。1938年《艳电》发表以后，他则公开反共。关于对蒋政策，“三二○事件”前，他以党权来制约蒋的军权。“三二○事件”后，他与蒋斗争失败，被逼出国。1927年4月回国后，他先是坚持汉宁对立，反蒋讨蒋；继而操纵粤宁对抗，联蒋拥蒋。1928-1931年，他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权，先是遥控改组派，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后又联合地方实力派，召集“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一·二八事变”后，他与蒋既合作又斗争。至1938年年底，他因联共抗日等问题与蒋发生严重分歧，最终和蒋分道扬镳。关于对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一度强调要抵抗日本侵略。“一·二八事变”后，他公开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后，他则力主交涉，少言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更积极地鼓吹对日“和平”论。《艳电》发表后，他进而走上了叛国投日的不归路。汪的政治态度的这种多变性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与他长期共事的吴稚晖对他的评价是：“从极左变到极右，从极高变到极低，从极香变到极臭，他都无所谓。”[17](P92)熟悉他的谭平山也说：“汪精卫系水性杨花，毫无骨格，至危难时每易动摇变节。”[18]汪自己也不讳言：“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19](P105)他还说：“民国以后……我对人对事的态度，却不免时有改变。”[20]
那么，汪精卫政治思想复杂多变的原因何在呢？首先，这是由当时错综复杂、剧烈变动的时代特征决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处于这一时代的政治人物，大多站在时代的潮头，思想复杂多变几乎是他们的共性，不仅汪精卫是如此，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孙科、李济深等亦然，只不过汪精卫的表现更加显著罢了。其次，这与汪精卫轻率冲动、反复无常的个性因素也有很大关系。他的这种个性在政治上表现非常突出，我们且不说他1910年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壮举，单说1926-1936年这10年间，他因政治原因离国赴欧就有4次，以致于陈公博抱怨说：“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三月二十之变，本来不必走，汪先生走了。五中全会的时候，实在汪先生也不必走的，他也走了。”[21](P121)周佛海也认为：“汪之性情……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22](P194-197)正是由于这种个性因素的作用，导致汪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复杂多变，1938年年底汪的叛国投日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第二，以权力斗争为中心。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尽管复杂多变，但复杂中有主线，多变中有不变，这一不变的主线即是权力斗争。汪精卫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常常为争夺权力而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为夺取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通过靠近鲍罗廷，拉笼许崇智，联合蒋介石，甚至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自己投自己一票等手段，终于如愿以偿。1932年初，他违背自己与胡汉民达成的以在野地位监督政府的默契，主动与蒋合作，并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对此马君武曾讽刺说：“精卫兄卧病上海，不能见客，冯焕章来谈话，亦卧而听之，乃一闻行政院长之命，即霍然而愈，作官能愈病，岂非旷古之奇闻欤？”[23](P96)陈公博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汪除了孙中山之外，“不作第二人想”，“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不愿大张旗鼓的做党的总理和总裁……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21](P222)。杨永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汪要者，不过做官而已，若不把官给他做，必然对你反对到底。他虽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实力，但有举国青年的拥护，有社会仰望的积久声誉，力量不可侮，资望更不可侮。与之斗争，则天下将乱无巳时。但若高官与他，则他办法无多，力量自失，处事无轨，人望自消。”[24](P36)事实上，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正是以权力斗争为中心，他对共、对蒋、对日的政治态度也是以掌权与否决定的。他之所以由联共走向反共，是出于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和统治，争夺国家命运主导权的需要；他之所以与蒋介石分分合合，则是出于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需要；而他之所以由抗日发展到和日，乃至投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与共产党及与蒋介石斗争的需要。
以权力斗争为中心是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原因。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纷纷登场，权力更替十分常见，权力斗争更是频繁，置身权力斗争核心区域的汪精卫，其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其次是汪精卫的个性因素。前面已经谈到汪精卫具有轻率冲动、反复无常的个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卑而又好强也是他的突出个性特征。汪精卫兄弟姐妹十人，他年龄最小，又聪明伶俐，故深受父母宠爱，这就使他从小养成了任性冲动、喜出风头、不甘居于人下的个性。然而，好景不长，他13岁丧母，14岁丧父，从此，“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20]。长兄对其管教甚严，这使他经常留恋父母健在时的幸福生活。17岁时，他为生活所迫，便出去做了私塾里的“子曰先生”。不久，其三哥、二哥先后病故，留下“两寡嫂一孤侄”，靠其养活。后来他回忆说：“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20]这种失去父母后“贫薄”、“悲苦”的生活，使他无形之中产生了自卑的心理，但他争强好胜的个性并未因此而改变，反更因自卑而求自强，于是发愤读书，力求获取功名。后来，他参加科举考试，接连获得县试第三名、府试第一名的好成绩。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又荣获毕业总成绩第二名。参加同盟会以后，他多次担任要职，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些都强化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无疑会影响到他的政治思想及行为，使其参与的权力斗争更加富有个性特色。
此外，汪精卫之所以醉心于权力追逐，是与陈璧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陈璧君(1891-1959)是汪的妻子，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曾经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做过不少工作。但此人政治野心很大，权力欲望特强，并且时时处处想控制和支配汪。《汪精卫的全貌》一书指出：“参加革命及政治活动的人们，尤其是和汪接近过的人们，对于汪夫人，提起了，不是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她那雌威，不但在汪的左右害怕，即汪也十分害怕。……就汪来说，她是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在公在私，所以做了许多反情悖理的事情，她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汪的事业，多半也是由她支配了。所谓党国的建国大事，她要过问，甚而至汪要会的客，也要由她许可，而会客的时间，也由她规定。……汪的性情是很冲动的，但对她却不敢如何，俯首帖耳的，由她摆布。”[24](P77-83)汪派干将陈公博曾就汪、陈关系发表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至败事。”[25](P169)汪自己也曾坦言：“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23](P159)事实上正是这样，汪的许多重大政治决策都离不了陈的“意见”，甚至“决定”，特别是在汪等叛国投日一事上。1938年下半年，面对日本的诱降，陈就代汪表示：“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26](P234)汪等叛逃前夕，陈又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离开重庆，并对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的政治地位强烈不满，甚至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27]这样，由于陈璧君的积极推动，汪精卫终于投向日本的怀抱，并坐上了汉奸集团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以“党义”、“党统”为工具。这里所说的“党义”，即三民主义；“党统”，即国民党的传承关系。以“党义”、“党统”为工具，也是汪精卫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在分共问题上，反蒋问题上，还是投日问题上，都是如此。例如，在1927年分共问题上，他曾说：“以前因为是笃信总理遗教来容共，后来也是因为笃信总理遗教才分共，是同一样的精神，绝不是利害的屈服，而是事实上的变迁。从前的容共，是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帮助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不错，他们以前确有相当的工作表现。到后来发觉了共产党确有阴谋消灭国民党的证据，便要反共了，要知容共不是容纳共产党消灭国民党的！要紧记我们的主义。”[12](P209)他还说：“我们分共是与张作霖的讨赤，帝国主义的反赤不同，我们是为国民党而分共，是为三民主义而分共的！”[12](P235)在反蒋问题上也是这样。1927年6月22日，他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报告时，曾声言：“我们要明白，讨蒋并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或是党威党权的问题，而是党义的问题。”[28]7月24日，他在致冯玉祥电中又称：“弟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惟在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无论如何，概不能破坏。”[4](P103)国民党“三大”召开后，汪精卫认为该会议不合“党义”、“党统”，称：“伪三代大会，在党的形式方面，破坏了纪律与制度，在党的精神方面，违反了主义与政策。”[29](P55)故他拒绝承认该会议，并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蒋运动。即使在叛国投日问题上，他也不忘用“党义”、“党统”来遮羞。在作为其叛国投日重要标志的《艳电》中，他还特意指出：“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15](P374)后来，他又主持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并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继续采用“中华民国”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等。
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之所以以“党义”、“党统”为工具，是因为这一“党义”、“党统”为大多数国民党人所承认和拥护，在普通国民中也有较大影响，汪以之为工具，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运用起来也极为方便；但也正是因为汪以“党义”、“党统”为工具，就使其政治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和可操作性。1930年4月，汪发起扩大会议时，关于联合昔日的政敌西山会议派分子一致反蒋问题，曾专门电告陈公博：“对邹（鲁)、谢（持)谓最好不谈党统，说老实话，大家联合起来，取得政权，则号召力大。”[4](P133-134)后来，汪叛国投日时虽然打着“党义”、“党统”的旗号，但他最终还是根据日本人的要求，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在“国旗”上加以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黄布条。由此可见，既然汪精卫将“党义”、“党统”作为工具，那么实际运用起来，就只好以是否符合政治需要为转移了。
三、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实质
由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汪精卫虽然宣称他所信奉的是三民主义，捍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也是三民主义，但他的政治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日益走向扭曲蜕变的三民主义理论。
我们不妨将他的政治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一比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汪精卫虽曾参加过反帝反侵略活动，也曾高喊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当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先是推行对日妥协亲善外交，后来干脆走上叛国投日的道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民权的直接性、平民性和革命性。汪精卫则打着“党义”、“党统”的旗号，虽也提出，过民主、民权的主张，但实际上他的政治思想是以权力斗争为中心，服务于他的政治野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原则，主张耕者有其田和扶助农工，并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30](P836)。汪精卫虽曾积极鼓吹过民生主义，也大力推行过扶助农工政策，但他反复强调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更强烈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对农工运动也由提倡到反对，再到镇压。
总之，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愈到后期愈发丧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内容，至其叛国投日后，更是出于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和掩饰自己卖国活动的需要，歪曲和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如果我们要为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定性的话，其实质只能是日益走向扭曲蜕变的三民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