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I 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年中论文,报告论文,C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宏观经济运行走势的基本判断
对于1999年中国经济的走势，经济学界看法分歧较大。一种观点（以社科院经济学片为代表）认为，由于1998年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多项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是扩大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较大，其效应会在1999年充分释放出来。自1998年三季度开始，中国将结束持续了近6年的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上升期。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地高于1998年，超过8%，甚至可能接近9%。另一种观点则比较悲观，认为，1999年国际经济形势将比1998年更加恶劣，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韩国的衰退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比1998年更为严重。同时，在市场需求和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政府启动经济的政策，难以得到企业、个人及银行的积极回应。另外，从财政政策看，政府由于受财力不足的限制，1999年不可能再度采用大规模发债的方式，扩大政府的开支。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政策，不可能长期化。从货币政策看，目前中国银行系统呆坏帐比例较高，内部金融风险较大，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危及金融稳定，引发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也不大。因此，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1998年的水平。
分析和判断当前中国是否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进入经济回升阶段，首先要看通货膨胀的走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1992年达到本次经济周期的高峰(14.1%)，之后进入长达6年的经济增长回落期。1996年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适度增长区间。199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6%，通涨率6.1%。之后的两年(1997-1998)，在中国政府已经逐渐将宏观调控目标由治理通货膨胀，转向启动经济的政策环境下，通货膨胀率继续大幅下降。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12月的-1.3%，下降到1998年9月的-10.7%。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1997年9月越过0点后，下降到1998年8月的-3.3%，其后两个月（9月和10月）降幅趋缓。1998年2月以后，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也出现了负增长，9月跌至-1.5%。根据卢卡斯总供给方程，当实际物价水平低于预期物价水平，总产出将减少。按照一般规律，企业根据当前价格水平安排生产，以当前实际物价水平作为预期物价水平即预期收益率。如果企业形成产出后，进入销售阶段时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企业安排生产时的通货膨胀率，从而实际收益率低于预期收益率，企业必然倾向于减少下一阶段的生产，社会生产将会出现萎缩。从实际情况的观察分析，通货膨胀率负增长，将使企业投资回报率降低，利润减少，亏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会缩减生产，生产减少引起失业和下岗职工增加，或者是就业不足，使收入水平增速下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又会加速通货膨胀负增长。这就是1997年到1998年前三季度出现的情况。因此，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达到反周期的目的，就要看这些政策能否打破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
“通货膨胀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观察和分析通货膨胀走势，关键要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1997年9月通货膨胀率出现负增长之前的3个月，1997年6月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开始下降。从1998年7月开始，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出现明显的回升，止住了持续13个月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下降的趋势。随着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止跌回稳，8、9、10三个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跌幅放缓，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跌势减弱，通货膨胀率出现了见底回升的迹象。随着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跌的态势将会改变。但由于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总需求状况不足的现象突出，通货膨胀率下跌时间持续较长，因此，通货膨胀率的回升将比较缓慢。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在0以下，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回升。总之，当前通货膨胀的走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止住跌势，但还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一判断。据此分析，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向下的可能性很小，向上回升的力度也不大。
1999年社会总需求状况
1.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增长。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化，消费者行为日趋理性和成熟。当期的消费支出更多地受到“跨期预算预期”的支配。从预算预期的形成分析，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台和到位，如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使消费者产生“未来支出将增加”的预期，而职工下岗、失业现象凸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使消费者形成了“未来收入不稳定，有可能下降”的预期。这两种预期都会促使消费者选择减少当前消费和支出，增加储蓄的预算安排。由于这种“谨慎消费”心理的产生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不能企望消费需求近期有大幅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方式和习惯一旦形成，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因此，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也不大。农村消费主要受收入增长缓慢的制约，短期内也不会有大的增长。比较有利的因素是1999年政府将进行大规模灾后重建，对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2.企业投资需求回升缓慢，私人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998-1999年政府扩大支出，增加公共产品投入，主要带动的投入品是钢材、水泥、电力、各种建筑材料、工程机械、普通机电设备等。这些投入品的生产能力大多数处于过剩的状态，而且产业链条也较短。政府投资对企业的主要效果是消化存货，提高企业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增加就业，推动工业生产。以目前政府投资规模而论，不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的拉动效果。同时，政府对制造业的投资还会持比较慎重的态度，政府直接大规模介入制造业投资的可能性不大。
企业投资方向主要是竞争性领域，以市场为导向。1999年总需求不足的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变。1998年出现了国有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加，造成了企业拖欠银行利息和企业间三角债增加。据估计，1998年上半年，企业拖欠银行利息增加1200亿元，企业间三角债增加1500亿元。以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看，在目前比较严格的市场约束条件下，自身也不具有大规模投资扩张的能力和动力。另外，中央银行已经提出3年内根本改善银行系统资产质量的社会承诺，估计银行系统对企业的放款将更加谨慎。
今后制约企业投资需求还存在着3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外资进入的速度。自90年代以来，外资已经成为拉动企业投资的重要力量，外资的进入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1997年协议外资额下降。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向中国投资的主要国家日本、韩国的投资将会明显减少。在各种外部因素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外资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进入速度，这将是影响企业投资需求的重要变数。二是投融资体制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很难进入现有的融资体系的主渠道，银行信贷、发行企业债和股票，主要依靠民间融资，这种体制外的融资渠道一方面规模有限（中小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利税占40%，但银行向中小企业投放的信贷资金只为银行系统总信贷资金的10%），另一方面在政府的规范管理下，空间越来越狭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三是制度创新。由于在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形成的委托－代理制度，不能有效地建立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利益相一致的激励机制，所以，企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企业经营者任期之内见效的项目。对企业经营者来说，不能形成对长期投资项目回报的稳定预期，企业行为短期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更多的是追求短期收入或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制度创新不足制约了投资需求和动力。因此，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可以为企业投资打开一定空间，缓解当前出现的投资意愿不高的情况，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的问题。
同时也应看到，私人投资可能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力量。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个人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如果政府能够从法律上对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私人财产给予承认和保护，稳定私人投资的长期预期，放宽对私人投资市场准入的种种限制，通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让出市场空间，并对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将会极大地激发起来，成为拉动企业投资的重要力量。
3.政府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其作用将逐渐减弱。1998年政府增加的1000亿国债、银行的1000亿贷款所形成的2000亿投资规模，预计分3年完成，其中大部分将在1999年实现实际工作量（据估计为60%）。因此，1998年政府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主要在1999年。以目前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不可能长期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政府支出项目的效益和效率也令人担忧。如果政府投资难以为继，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逐渐减弱。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的潜在需求很大，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支出系统已经基本“瓦解”，而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共开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使社会对公共支出的潜在需求难以转为现实需求。如果政府在重构和改善财政基础及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至少可以持续执行3年。
4.出口增长将继续向下。当前国际经济正处于极不稳定的阶段，可变的因素很多，但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都难以改变中国出口增长向下的趋势。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运行态势，日本经济出现复苏，欧元顺利启动，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开始恢复正常运转，这种向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有利于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无疑会增强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价格弹性较大，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将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将抬头，世界贸易量将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同样不利。另外，中国的出口产品经过几年的高速增长，其需求在世界市场上几近饱和，可供开发的市场（如拉美市场）规模有限，因此，即使不出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也会减慢。
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测算，我们对1999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结果如下：
GDP实际增长率为7.5%-8%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8%-9%
实际社会消费品增长率：9%-10%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4%-15%
进口增长率：2%-3%
出口增长率：-2%-0
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0
关于1999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讨论
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超乎寻常的强调经济增长目标，8%的经济增长目标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评论。政府提出“确保8%经济增长目标”的政策意图十分清楚，是处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要缓解由于国企改革的深入而产生的日趋严重的失业和职工下岗问题。通过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从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的过剩的劳动力，减小改革的阻力，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抵消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外的依存度大幅提高，1997年的进出口总值与GDP之比高达36%，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中的20%以上份额是出口增长的贡献。如果东亚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形势急剧恶化，国内需求又没有相应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跌至7%以下，这个结果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三是改变公众的预期。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公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对中国经济未来“看淡”的悲观情绪弥漫于社会各界。新一届政府有意提出一个认为可以达到的、比较明确的响亮目标，以集聚“人气”，稳定人心，避免出现社会恐慌的局面。四是中国政府完成治理通货膨胀任务，实现宏观调控“软着陆”后，进行政策目标转向和调整也是很自然的事。五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的对外吸引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同时，中国经济也确有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和启动经济的条件及能力。一是中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目前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0%，按照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这样高的储蓄率，应该足以支撑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二是中国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从而使中国农村的商品化程度较低，消费层次不高。在城市，有些重要的消费领域如住房、教育、社会保险等，计划配给制度还居于统治地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尚有比较大的国内需求空间，存在需求压抑的现象。三是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也不存在明显的供给“瓶颈”部门或产品，这就给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实施“反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留有较大的选择及操作余地。四是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政府具有较强的调动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
1997年召开了中共十五大，1998年政府换届，按照以往的规律，当在政治周期中出现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时，总是诱发经济的回升，甚至刺激经济走向高涨。同时，8%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低于1997年8.8%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不应很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客观上说，1998年7、8月发生了特大洪灾。虽然洪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应该比较清楚即洪灾延迟了经济复苏期。政府年初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也估计不足，计划出口增长目标高达10%，而实际运行结果可能为零甚至负增长。另外，由于经济运行存在着自身的惯性因素，改变经济运行方向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且从政策提出到见效有一定时间的时滞，指望当年出台政策，当年就充分见效出是不现实的。
从更深层次角度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买方市场的出现。买方市场的出现使需求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主导方。其次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的作用在减弱。80年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是消费需求的高速增长，90年代以后，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阶段，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进入了相对需求饱和期，而形成新的需求的动力不足（如企业投资）或者条件不成熟（如城市中的住房、汽车等消费，农村中的家电消费等）。第三，中国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化。企业和银行行为日渐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市场的约束力大大增强。第四，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在短期内不能消化，难以从市场上转移和“退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运行愈加显示出市场经济环境下常出现的商业周期特征。一方面应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也使经济运行中的不可控因素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采用计划方式，以8%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调控目标，势必增加其操作难度。
建议调低和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并按照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政府可提出宏观经济运行的控制目标和预测目标。控制目标为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干预的底线，如预测经济运行可能或已经越过控制目标，政府将加强干预力度。预测目标则是政府对未来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所作出的判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期调整。另外，应该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利用市场的力量，在周期性波动中对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的无效供给进行“清除”。建议，1999年经济增长控制目标定为7%。通胀率的控制下限为-3%，上限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