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经验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自身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发展进步艰苦卓绝奋斗的90年，也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90年。在这90年的伟大历程中，党既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做出了卓越建树，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一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规律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设想、对未来社会特征的预测等，主要是根据欧洲各国的情况作出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是根据俄国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作出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指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具体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炼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首先提出一个总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回答和解决这个总问题提出了一个基本方法论，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拓展实践，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理论。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为实现党的宏伟奋斗目标奠定政治基础。因此，上述总问题在夺取政权时期表现为：从事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取得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得出了一条原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找到了一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了四大问题：一是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壮大党员队伍；二是军队建设，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三是扩大党的社会基础，聚集支持革命和战争的深厚社会力量；四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保证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对这一系列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夺取政权后的实质性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党围绕上述实质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并探索解决三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2.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回答和解决实践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获得强大动力。
在破解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的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以下五个观点及其方法发挥了基础性、关键性、持久性的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鲜活内容和经典形式。
一是实践观点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将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提升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90年的历史中，党打仗靠实事求是，建设、改革也靠实事求是（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凭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抵制了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教条主义，也抵制了国际上和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曲折中成功探索到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谋取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在革命问题上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摸索了14年（从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不断成熟起来。在这期间，由于党处于幼年时代，理论准备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加上革命任务异常复杂繁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过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又出现过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开始，党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阶级路线和军事路线，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总问题下，较好地回答和解决了“从事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在曲折中摸索了28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不断成熟起来。在这期间，由于党对比革命更为复杂艰巨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犯了一系列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急于过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接连犯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传统，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下，既反“左”又反右，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新时期基本路线，在理论和实践上先后对上述三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探索，取得了辉煌成就。
二是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将其具体化为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理论要点：其一为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这是阶级存在的客观形态；其二为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或“意向”，这是阶级存在的政治属性；其三为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各阶级政治倾向变动的结构力量。正是由于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态，明确了革命的对象、主体、盟友和可争取的边缘力量，党才得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阶级政策和革命策略。这些认识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有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它们作为阶级已经失去经济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党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分配差距拉大，有产阶层快速崛起，因此，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阶层，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党的十六大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作出了及时创新，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运用这一方法分析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论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以利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9－540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人的社会本质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今天认识和处理阶层问题的指南。
三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来表达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用“真正的铜墙铁壁”来表达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合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观点变成党的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群众史观转化为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用“以人为本”将群众史观转化为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党的重要性、领袖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阶级、群众的重要性；不仅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同时认识到农民和其他阶级阶层、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从而正确处理了个人、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阶级政策上，既重视阶级分析又不唯阶级论，使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观点超越了阶级纯粹主义，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对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处理，对党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曾把德国、法国的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给予很多批评，但他也非常清楚农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在分析德国革命时他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在中国，农民是社会的主体、生产的主体，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和无地佃农，因而也是革命和战争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把依靠农民与开展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之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其政治和社会态度取决于各政治力量对他们的态度。在国际共运史中，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教训多于经验。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有时由于没有区分阶级先进性与个人先进性的关系，把个人的家庭阶级出身与个人先进性直接联系起来，导致知识分子往往首先成为这种认识的受害者。然而，凭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党一次又一次地纠正错误认识和做法，而每一次成功处理知识分子问题，都使党的事业出现崭新局面。1939年，毛泽东专门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政策的感召下，当时的延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和劳动性质的新变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农民，就有了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深厚社会力量；有了知识分子，就有了创新发展的无穷智慧源泉，从而能够始终成为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发展者。第二，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史观与认识论、价值观结合起来，把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当作党的认识智慧之源，把人民群众的意见态度当作检验党的决策的是非尺度，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党的工作的价值标准，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
四是生产力观点与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和文明而不懈奋斗。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90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解放中国最先进的生产主体——工人阶级；进行土地革命，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解放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生产主体——农民阶级；推动北伐战争，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统一安定的社会条件；进行抗日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捍卫民族独立自由，为发展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创造国家条件；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权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和社会体制。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本质上是一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谋求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历史。
五是矛盾理论与矛盾分析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辩证法结合起来，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矛盾理论与矛盾分析方法。第一，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矛盾、矛盾普遍性观念，防止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第二，把正视客观矛盾与预见潜在矛盾结合起来，使矛盾理论自然融入能动性之中。在认识和处理客观矛盾时，深入分析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寻找保证整体利益的矛盾处理办法。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的处理，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一国两制”处理社会主义大陆与资本主义香港、澳门、台湾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等关系的处理，都属于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在认识和判断潜在矛盾问题时，深入认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科学分析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防止矛盾向否定我们的实践目标的方向转化，确保矛盾运行在有利于我们的实践目标的状态和方向上。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在成功和顺利时看到困难和问题，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看到成绩和光明；在认识优势与劣势关系上，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处于弱势时要看到自己的弱中之强，对手的强中之弱，防止悲观失望，处于强势时要认识自己的强中之弱，明白对手的弱中之强，克服骄傲自满，始终保持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双重理性。第三，寻找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我们的实践目标的方向转化。在中国革命最艰难、许多人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时候，毛泽东通过分析敌我之间的强与弱、本质与现象后告诉全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100页），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矛盾转化的神话；当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清醒地认识到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及时提醒全党同志警惕骄傲自满、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90年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得心应手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两大障碍。中国共产党人与它们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中共中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1.坚持与教条主义作斗争，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以中国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来认识和处理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文革”时期的“四人帮”、当今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极“左”思潮，都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
教条主义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学习马列、信仰马列、坚持马列、运用马列是其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实践要求。可是，理论的认同、信念的坚定、情感的共鸣也往往使人在信仰和运用理论的同时，忘记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让实践服从理论。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懂得理论理想、现实条件与策略手段的关系，固守理论理想，不研究现实条件，把理想当作“完美不变”的目标，把书本上的理论、方法当作包医百病的药方。防止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就是正确处理实践中的价值取向、理想目标、现实条件与策略手段的关系，为了实现社会理想，在一定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手段要从现实条件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衡量手段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能否实现理想以及实现的效率。这就是社会实践中的“求真务实”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与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不懈的斗争。毛泽东把“扫除教条主义”作为思想建设的主要目标”，先后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和讲话。邓小平特别强调影响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他们的思想要点有三：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第二，防止教条主义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第三，用“有的放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根本上端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毛泽东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邓小平则要求全党：“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2.坚持与经验主义作斗争，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保证中国实践的正确方向。
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相反，它轻视理论，满足于个人或他人的局部经验，将局部经验到处搬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主义有两种情况：一是个人经验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就投入到繁重而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去，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加上一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出身贫寒，走上革命道路时文化水平较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工作的成绩，所以很容易将局部经验到处搬用。党内长期以极端的方式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实际上就是个人经验主义的掩饰形式。二是整体经验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的胜利，导致了革命经验崇拜，形成了不加反思的整体经验主义。党和毛泽东同志虽然也与经验主义作过长期斗争，但是革命胜利后，自觉不自觉地把革命和战争的经验用于指导国家建设，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违背基本的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以“敢打敢拼”精神制定了“7年超英，15年赶美”的冒进目标，并以“人民战争”的形式组织工农业生产；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原本“相当长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仅用了几年时间；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教条化，照搬照抄，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战略；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和文化问题，等等。
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在思想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9页）
3.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性，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各自的无错误，而在于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性下的科学性。这种统一性告诉我们，只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的内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根本目的和观察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为了谁”。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伦理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之点，在于它的立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上的，所以，“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依据。“方法”是为“立场”及其理想、目的、目标服务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方法的立场和观点会沦为一厢情愿。方法的正当性、有效性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立场所规定的实践目的和目标；二是目的和目标的正当性和可行性的理论根据；三是实现目的和目标所具备的条件。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问题。“左”倾错误的实质是教条式地对待观点和方法，而不顾立场所决定的目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以及实现的效率，比如党的八七会议后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1933年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土地政策、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极“左”思潮等等，其错误就在于此。右倾错误则相反，它或因为立场所决定的目标一时难以实现而放弃立场及其目标，或因为具体观点、方法过时而连同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也一同放弃或否定，比如党的六大之后出现的托陈取消派、抗日战争中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西化”论等，其错误的实质就是如此。
三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制度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从根本上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渠道。
1.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理论武装的首要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要采取两个途径：一是党校的课程（专题）教育，二是经常性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目的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学习哲学的高潮：第一次是延安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时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通过这次学习打下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这成为处理革命和建设中的复杂矛盾的理论本钱。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活动。毛泽东从1951年到1966年，多次提出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学好哲学才能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396页）；第二，“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话才能有共同语言，处事才能有共同办法（同上；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87页）；第三，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页），为此开展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第三次是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哲学讨论的形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闸门。“这场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1029页）
2.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课程（专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融入人才培养主渠道。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学校这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渠道。从建党初期就利用大学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侯外庐、吴承仕、马非百等一批党的理论家和著名进步教授活跃在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上海艺术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红军学校、干部学校一直到今天的各级党校后，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重要教学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从党校到各级各类普通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课程（专题），并在大部分本科院校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设立了相应的学位授权点，培养了大批党和国家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大体说来，通过学校教育这一主渠道，凡是接受过中等水平教育的中国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过90年持之以恒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物质与意识、联系与发展、时间与空间、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个别与一般、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真理与谬误、规律与自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个人与群众、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关系性理论，是中国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范式。我们可以完善它们，但不能抛弃它们。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已经成为中国人基本的理论信仰、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点、辩证观点、联系观点、发展观点、实践观点、能动性观点、生产力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人的发展观点等等，我们可以发展它们，但不能背离它们，否则我们必将遭受挫折和失败。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原理与调查研究的方法、主次矛盾原理与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与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矛盾特殊性原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与群众路线方法等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从事社会实践的重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丢弃这些方法，我们将会犯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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