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理逻辑与体系建构（专题讨论）——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学理论文,三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2-0086-14
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学术命题，学术界在十年间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讨论，有的从具体探讨一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实例入手，总结了某些带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也有一些则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意义等问题作了探究，直接在学理性的层面上发表了不少高见。这两种研究的路子形成了一股合力，使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得以不断推向深入。我深感自己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这里仅就三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想法，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下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第一点是“变”与“通”，要关注“通”的研究。
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从字面儿上看，显然是落脚在“变”上。古往今来，多少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家都是力促文学的变革与进步。事实上，我们目前多数的研究是在探究其“变”，有的是自上而下，梳理某一文体、某一题材、某一人物类型、某一情节等的顺时演变过程；也有的是溯流而上，逆向回顾种种文学现象演变的历史；当然，也有的集中研究文学突变时期的所谓“临界演变”的研究。通过“变”的探究，可以了解文学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呼唤作家适应时代，创新求变，积极进取。过去，我们讲文学理论，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变”的一面，喜欢引用“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皎然《诗式》)，“变则新，不变则腐”(李渔《闲情偶记》)之类的话，这当然有它的道理所在。但问题是，“变”未必总是变向“新”，变向美，有时候也变为倒退，变为丑腐。所以，中国古人讲“变”时，很早就是与“通”联系在一起的。《周易·系辞》在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时，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教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将“通”与“变”的理论引入到文论中，恐怕最早、最权威的是《文心雕龙·通变》篇。尽管刘勰在论“通变”时所理解的“通”与《周易·系辞》所说的“通”并不完全合榫，但他还是照顾到“通”与“变”两个方面，所谓“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刘勰针对当时新变的文风，志在补偏救弊，全文最后落脚在“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所以他所说的“通”，主要是指向通古，希望在创新的过程中继承“古法”，这就不难理解纪昀说刘勰所说的“通变”实为“复古”了。不过，后来的“龙学家”在解释“通变”时，好一点儿的将“通变”解释成继承(通)与创新(变)的问题；差一点儿的就对“通”字置若罔闻，不予解释；更次一点儿的将“通”字吃掉，干脆将它解释成一个“变”了，如有某辞书释“通变”为“犹变动，不拘常规，适时变动”。其实，我们讲文学的“通变”，这个“通”字十分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研究“变”更重要。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就不仅仅在于罗列一系列“变”的现象，而是要在“变”中探求其“通”。这个“通”也不仅仅是以今参古，或者是以古视今，将一系列文学现象像串珍珠一样贯通起来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这“变”的过程中探究其贯通全局、通行古今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普遍性的内在精神。这种内在精神可大可小，可以从诸如表现的形式、民族的风神乃至人性的诉求等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不管一时间怎么变，外来文化的冲击怎么大，但总有一种精神在血脉中顽强地流淌着。这种“通”，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最值得加以关注的，因为这才是对我们总结演变历史，建设当代文学最有现实价值的东西。比如，就中国古代的文论而言，古往今来，千变万化，能贯通全局，笼罩古今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一个“原人”，即以“人”为本的问题，就是认为“文自人，文似人，文为人”。文论演变到清末民初，在西方文论的激荡下，从梁启超等倡导“文学界革命”，到包天笑等力主“兴味为主”，再到五四新文学家强调“人的文学”，实际上都万变不离其“人”，在变中有相通不变之处。我们把握了这“变”中之“通”，才能使我们更自觉、更清醒地对待当前的文学建设，使我们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更富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点是“突变”与“渐变”，要关注“渐变”的研究。
现在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论文，有一类只是在古代的范围内探究其演变，不涉及“今”；另有一类是打通古今的，但多数也是找一些古今的相似点来比较与认同而已；再有一类是研究近现代“临界演变”的，主要就是强调在西方文论的刺激下突变的，这更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是简单的西方化的产物，于是就认为占与今之间有着一个“断层”。这些研究似乎都没有足够地关注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本身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比如，中国近现代所谓“转型”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从中国的“杂文学观”向“纯文学观”的转变。其实，中国古代从文学指的是学术，到“文”与“学”分开，出现了“文章”一词，接着又是对“文”与“章”作区别，反映了对文学的特性不断有所认识。到了元代、明代以后，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人们又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学具有虚构的特性。到了近代，就桐城派而言，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对“文”的认识在不断演变。如梅曾亮就比较强调文人的独立性，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独立的事业，赞赏归有光“始以文人归之”，“决其一而专处之，甘心于寂寞之道而不悔”(《赠汪写园序》)，乐意自居于文人之列，称自己“稍知者独文字耳”(《答吴子叙书》)，而不是什么“义理”与“考据”。曾国藩接着说得更明确，“古文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覆吴南屏书》)，“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与刘霞仙书》)。后来，吴汝纶再前进一步，明确表示不能认同桐城的“家法”，说“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文，但随理障”(《答姚叔节》)。在《与姚仲实》中也说：“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赅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这都可以看出桐城文人对于“文”的思考，他们在不断地摆脱“义理”、“考据”的束缚，去把握“文”的基本特征。这些论调，实际上与后来的“纯文学观”仅有一步之遥。与所谓“纯文学观”有关的，在对于《诗经》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来。三百篇《诗经》本来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后来被经学家们奉为儒家的经典，长期是用经学的眼光来解《诗经》，这是事实。但并不是到了“五四”以后才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读《诗经》的。用文学的眼光来读《诗经》，实际上已有一个漫长的、逐步演变的过程。现在的《诗经》研究家们，有的认为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如刘勰、钟嵘等就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诗经》了，也有的认为宋代朱熹传注《诗经》也渗透着文学的精神，更多的则认为从明代开始的《诗经》研究才从经学向文学转型。但事实上，从汉代，甚至从孔子起，对于《诗经》的认识就包含着从文学的角度上来出发的。到了汉代，对后世解读《诗经》影响巨大的《诗大序》强调文学创作要“发乎情”，又总结《诗经》有“赋、比、兴”的不同表现手法。这三种表现手法，具有极强的概括力。文学的基本特性是什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令人眼花瞭乱，但究其根本，实为两点：一是有真的感情；二是有美的形式。《诗大序》接触与抓住了这两个根本，难道能说它不注意文学性吗？后来的刘勰、钟嵘、朱熹之流的一些解读《诗经》的所谓“文学”观点，实际上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变化和发展。当然，后来明代出现了较多的用更文学化的眼光去研究《诗经》的论著，乃至到清末像作《读风臆补》的作者陈继揆更明确地说：“以经读《诗》，不若以诗读《诗》之感人尤捷也。”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将“诗”的眼光掩过了“经”的樊篱。这里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文学观”的所谓转型，与中国古代的逐步演变是分不开的。由于以往过分强调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西方文学与文论的作用，而低估、忽略、漠视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渐变，因而所下的一系列的结论都是片面的，这对继承优秀文学遗产与建设当下的文学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觉得当前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演变时，特别要注意总结与梳理这种“渐变”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认识“古”与“今”的关系。
第三点是“文学史书上的变”与“文学史事实的变”，要关注“文学史事实的变”。
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乃至所有的有关文学史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在研究文学的演变，但这些书写，都是经过了时代与作者的筛选和重塑，往往反映了某些真实，但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夹带着某种偏见或疏漏。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的演变，应当努力避免炒冷饭，走老路，而要抱着求真的态度、有用的目的，用自己的眼光去梳理材料，解释历史。比如，就中国近现代小说的激变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复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话语，将所谓“旧派小说家”说得一无是处，给他们戴上了“金钱主义观念的文学”、“纯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艺”等帽子，对他们的作品与文论，或遮蔽，或歪曲，在中国文学演变史上就将他们定性为“一股逆流”，似乎中国小说从古代到现代完全是由五四新文学家们登高一呼，一蹴而就的。其实，在清末民初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突变过程中，所谓“旧派”小说家在理论上倡导“以兴味为主”，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起了很好的救弊补偏的作用。同时，他们重视小说翻译，成绩斐然，且注重中国读者的接受与中西小说的融合；他们力促小说的白话化，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最早宣称“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可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以“短篇小说”为突破口，以传统小说为根基，借鉴了西方小说的一些艺术技巧，在写人、叙事及环境描写等方面多有突破与变革，在小说艺术表现技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呈现了难得的多元性、平民性、自由性与趋新性。因此，历史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转型，是经过了梁启超们的“小说界革命”、民初小说家的大力提倡“兴味为主”、五四新文学运动而逐步完成的。在这一转型的“三部曲”中，每一阶段的历史功绩都不容否定，而且也不容夸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小说演变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的演变，不能简单地被已往陈说所牢笼，一定要从历史的事实出发，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在以上所谈的三点之中，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即在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临界演变”问题时，务必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尊重传统，努力关注、认知、发扬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不要将“新变”都归功于“今”，归功于“西”，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始终是一个贯通古今、中外交融的过程，在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精神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