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与文学者：鲁迅研究的不同关注点——由竹内好的《鲁迅》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关注点论文,文学论文,启蒙者论文,竹内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3.2；J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3-0106-09
竹内好的《鲁迅》初版于1944年，是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伊藤虎丸曾说它“在我国的鲁迅研究中，可以说是出发点的著作”①。丸山升则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他以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即便能够提出在各个方面异于竹内的鲁迅像，也是通过坚持自己对‘竹内鲁迅’的不同意见、深入挖掘差异之处才产生的自己的鲁迅像，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②尾崎秀树、竹内芳郎、木山英雄也都讲述过自己深受竹内好的影响，证明丸山升所言不虚：他们的鲁迅研究，都绕不过竹内好《鲁迅》，或继承，受其中某一观点启发，作深入的阐释；或驳难，由不同的理论得出另一种认识，但在根基上，却是根本相连。可以说，日本的鲁迅研究，因为竹内好此书，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史传统。
对比中国学术界，则显示出令人失望的图景。先是对竹内好此书长时间的冷视和隔膜，虽曾在1986年就有过中文译本③，但识者寥寥。后经孙歌女士等重新译介之后，声名鹊起，在学术界掀起热潮，一时“竹内鲁迅”的说法争见于各样的论文、研讨会。不能说这股“竹内鲁迅”的热潮贡献不大，然而，大部分学人关于“竹内鲁迅”的论文却并不令人满意。如果一本重要的著作译介过来，只是引发一堆言不及义的评论文章，大家只是为了发表文章而急于与它对垒，并不去真心学习它，让它对自己相关的研究产生持续的影响，从而融入到相关课题的学术传统的建构之中，那是非常可惜的。事实上，对此书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探究，此书的价值，还未能得到完全的显明。在此我也尝试表达对竹内好《鲁迅》以及鲁迅研究现状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竹内好在《鲁迅》中的用语“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④为人所熟知，却并不见得得到了准确的理解。有人把它当成一个二者谁先谁后的问题，高远东先生在批评竹内好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反驳”观点：“鲁迅的文学是在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的关系中发生的，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鲁迅的文学则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⑤但在竹内好那里，这并不是问题。他近乎蛮横地宣称：“我先验地把鲁迅规定为文学者。”“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⑥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只是一个表象，是既知的。他的努力，就是循着既知的线索，深入底下的幽暗未明的世界，“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⑦竹内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寻“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的。
也就是说，竹内好实际上完全撇开了“启蒙者鲁迅”的话题，他关心的是使“启蒙者鲁迅”得以呈现的“文学者鲁迅”。更进一步说，他探寻并力图捕捉的，是“文学者鲁迅”得以形成的“那惟一的时机”。竹内好认为：“任何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某个决定性时机，这个时机形成在他终生都绕不出去的一根回归轴上，各种要素不再以作为要素的形式发挥机能，而且一般来说，也总有对别人讲不清的地方。”“在中国的文学者当中，能像鲁迅那样凸现这一特点的人还是很少见的。”⑧竹内好醉心于究明鲁迅生命中这个“时机”，因为他认为一旦获得这个时机就再也“绕不出去”。他反复表述这个意思：“……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换句话说，一个他获得了死的自觉的时机。”“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⑨竹内好紧张地甄别这个“时机”，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时机才能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在他身上没有思想进步这种东西。……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鲁迅》，第11—12页)
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他变了，然而他没变。(第39页)
鲁迅或许是变了。不过在我看来，通过他的变化所变现出来的东西，比他的变化本身更重要，这就是通过二次性转换所能被窥见到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回心方式。(第110页)
这个唯一的时机究竟在什么时候呢？它曾经像闪电般击中鲁迅，却没有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线索。竹内好深入到鲁迅的传记当中去寻找，结果只得到鲁迅的生活大多在波澜不惊的书斋中度过的印象(他同时认为这种波澜不惊其实是鲁迅勉力使波澜不外现)，以及对鲁迅传记不完备的怅叹。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中找出了三个重要的疑点：教给他忧郁的祖父，第一次婚姻，兄弟失和。考虑到竹内好写作的时间(1943年)，不能不惊叹他的敏锐，这三个事件正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聚讼纷纭之所在。
是这些事件刺激了鲁迅，促成了那个时机的出现吗？我想，竹内好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他的目光，很奇怪地注意到这些事件却又并不聚焦于此，而是执拗地滑向别处，试图在不显然的晦冥空间抵达本质。他对众人习常接受的那些解释总是无情地质疑：对于《〈呐喊〉自序》，他认为“其中虚构的成分居多。由于有金心异的来访，所以才有《狂人日记》的产生，这恐怕并非事实本相，至少他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⑩。对于《新生》事件，他认为“把发行杂志的失败看作引他走向了‘悲哀’的看法，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的很多铁片中的一片”(11)。对于幻灯事件，找茬事件，竹内好都作了同样的处理。他把鲁迅因这些事件而成为文学家的看法，称为是把鲁迅的传记“传说化”，而加以坚决的抗议。竹内好并不完全抹杀这些事件的影响，他反对的只是把这些影响绝对化。他自己更宁愿把它们当作“形成他(鲁迅)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12)。
竹内好解释自己的做法：
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决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第57页)
竹内好的努力还是前面所讲到的，要撇清启蒙者鲁迅的干扰，去寻找一个文学者鲁迅生成的秘密。原因也如前面所讲，他认为启蒙者只是鲁迅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表象。鲁迅在成为文学者的那个时刻，不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而是另有驱动之源。竹内好在这一点上的确信，致使他的抗议矛头无锋不撄。他反对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说的“豫才……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他说：“我并不是说鲁迅不想去‘振兴民族精神’。但也很难想象他会‘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我认为，他不仅‘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也不侧重间接的教训作用。对他的文学来说，不仅是不侧重，而是那样的功能对于他的文学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成其为问题。”(13)哪怕他看到周作人的说法在《〈呐喊〉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文章里面由鲁迅自己表述，哪怕他遇到了来自鲁迅本人的抵挡，他仍然毫不妥协，认为这不过是鲁迅的一种化妆：“我对这种说法是并不照字面去接受的，因为照字面接受的话，它和作品之间的矛盾就不好解释了。”(14)“他或许真的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文学的，但包括他的这种看法在内，都是从外部被解释的这一面的鲁迅。”(15)
话到这里，已经登峰造极。态度再明白不过了。竹内好与其他人一样，首先遇到的是鲁迅的文字，不过在这之后，方向发生了分化。众人都往上、往外，争相解释鲁迅文字的含义、功用；而竹内好孤身一人，选择了往下、往内。他要经由鲁迅的文字，潜入他的内心，看看这些文字喷吐而出的泉源。他对怎么解释鲁迅的作品并不太关心，但对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夙寐不忘。或者说，作品不是做工的主要场所，而是一个通道，可以进入鲁迅的内面。经由作品，到达鲁迅；运用作品，验证鲁迅。这才是竹内好的用心之所在。
在逐一否定了充满诱惑力的显在事件(传记中的疑问、幻灯事件、《新生》事件、金心异来访事件等)之后，竹内好把鲁迅生命中那个“惟一的时机”/“回心时刻”确定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在北京的那段生活里：
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
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
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他此后的思想去向，都是有迹可循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第45—46页)
众所周知，鲁迅1912年到北京，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也就是说，竹内好只是划出了一个大的时间范围，而且是一片大的晦暗的时间范围，而无力定格被他描绘得犹如“电光火石”的那个时刻。当然不能因此怪罪、轻视竹内好，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另一个问题上，竹内好却交出了一份自信的答卷，那就是关于鲁迅在那个“惟一的时机”里所获得的“自觉”到底是什么？竹内好说：
鲁迅获得的自觉是什么呢？如果勉强可以用我的话来表述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第53页)
他更进一步解释“文学的自觉”：
把文学看作对政治是无力的，这种自觉态度，并非自国民革命之际才有。在我的想象当中，这是在黑暗里决定了他回心的自我形成作用的反复，就像一根贯穿在他一生当中，使他在不停顿的每次脱皮之后都会回归过来的基轴。(第135页)
竹内好认为这种“文学的无力感”给鲁迅带来了“痛苦”、“绝望”，而鲁迅又没有安于痛苦和绝望，反而正是这些，更促使他抱紧这带来无力感的文学：
他似乎连小说都抛弃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
他为表白痛苦而寻求论争的对手。写小说是出于痛苦，论争也是出于痛苦。
若有人看不过，对他表示同情，他会对同情者的同情态度做出激烈的反弹。这已到了类似偏执狂的程度，无可救药了。
但他所抗争的，其实却并非对手，而是冲着他自身当中无论如何都无可排遣的痛苦而来的。他把那痛苦从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对手身上，从而再对这被对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击。(第108页)
蠢人的希望是可笑的。他笑了。他嘲笑了同时代的许多人。……可以嘲笑希望，但嘲笑希望的笑，也是在嘲笑绝望。他并没安顿在绝望里，而是对绝望感到绝望。
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实性的意义上诞生了。致使启蒙者鲁迅得以色彩纷呈地显现出来的那个要素，也因此成为可能。
鲁迅不在绝望之中。他背弃了绝望。不仅走向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也从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走向墨子、孔子和尼采。在这彷徨的路途上，作为天涯孤独的文学者，他与《离骚》诗人同在。(第107页)
我想，很多读者，或许也如我一样，直到读到这里，才豁然领悟之前竹内好那些扣人心弦的陈述：为什么说鲁迅为人善良却以论争为终生的余业；为什么说鲁迅晚年和死做了场游戏，死是最自然的；为什么说鲁迅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为什么说鲁迅的没有史观的文学史研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家才能而小说却写得不漂亮；为什么他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是失败的作品，但又坦承自己看不懂。答案不都可以从上面所引的那些句子中去找吗？
尽管竹内好在一开始就通过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在与“创造社”和“太阳社”进行恶战苦斗的表现，以及攻击《新月》、《现代评论》和小品文派的表现，抛出了鲁迅一方面“要在文学的政治主义偏向中恪守文学的纯粹”，一方面“又显示了对有闲文学进行激烈讨伐的战斗者姿态”(16)，但直到《鲁迅》一书的末尾，他才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在竹内好看来，对“文学文学”的瞎喊和认为文学“有伟力”，鲁迅都予以否定。“这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互不相干便不会产生有力或无力的问题。……游离于政治的，不是文学。”(17)竹内好通过对鲁迅两个演说的解析，出色地理清了在鲁迅那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鲁迅讲的是文学的不革命。所谓的“革命文学”，不过是获得虚名的手段，是装点在烈士追悼会上的挽联。而几个月之后，国共分裂，在“清党”的血雨腥风中，鲁迅再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说。以革命为时代风尚的现象已经失坠，革命陷入混乱之际，鲁迅却以孔融和嵇康被杀两个事例，传达出无力的文学之有力的态度。竹内好称赞这篇演说“精神之伟大，是我用语言所表述不出来的”(18)。实际上，他对这篇演说的理解之准确，他的解说与自己整体的鲁迅观的契合之密切，他的行文之高妙，都是无与伦比的。他说：
在对方失坠于相对的现在，自我否定就应代之以自我肯定。无力的文学应以无力来批判政治。“不用之用”应变为“有用”。即应该说，政治对文学是无力的。这种立言的态度，是文学者的态度。(第139页)
批判者被杀了，但被杀却是批判。当非革命者口喊革命时，革命者却沉默了。沉默是批判的态度。(第140页)
杀人者杀批判者，而批判者又因被杀而批判杀人者。政治在政治上是有力的，但在文学上却是无力的，无力的文学，作为文学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它的无力。(第141页)
鲁迅正是这样，抱着无用的绝望，在一无所依的痛苦里喊出这痛苦，因而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文学家。将近十年的沉默一旦打破，发言的欲望将不可遏止。“无用”、“无力”的文学，最终成就了鲁迅无不可用、无往不利的“武器”。秘诀就在于，文学虽然对政治无力，但同时政治也对文学无力，一个抱定了无用的绝望的文学家，在任何时候之下，都要以一己之心发出批判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作出了他的被一些人诟病为玄言实际上异常实在的结论：
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如果以上对《鲁迅》一书的梳理大致无误，则可以肯定地说：《鲁迅》一书追问的，是鲁迅的文学如何得以发生。木山英雄也说过：“《鲁迅》的全部章节都是以鲁迅内在的根源性的‘文学的自觉’、或者从宗教体验进行类推的所谓‘回心’这个唯一的焦点或者假设为主题的。”(19)
竹内好并不是不承认鲁迅作为启蒙者的贡献，他在书中说过：
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然而，我的疑问是，一个文学者鲁迅，一个反叛作为启蒙者自己的鲁迅，是否更加伟大呢？是否正因为如此，才成全了现在的这个启蒙者鲁迅呢？因此，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埋没了呢？(第16页)
这番叙述清楚表明了《鲁迅》一书的态度，充分解释了《鲁迅》一书的做法。如果读者加以注意，是可以打消很多无谓指责的。竹内好只是在该书的“附录”里，才放入了他在战后所写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篇文章。在“正文”与“附录”、一百多页与不到十页的对比中，也清楚表明了他在此书中的用力之所在。尽管如此，在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之中，他还是把鲁迅的思想讲述得比那些佶屈聱牙的高头讲章更加深刻透彻，现只摘取数语，以证不谬：
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把鲁迅的思想，作为客体抽取出来，是很困难的。他没有成体系的东西。倘若做勉强之言，那么他这个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思想。(第146页)
他的抵抗，是抵抗把它们作为权威从外部的强行塞入。他把问题看透了，那就是把新道德带进没有基础的前近代社会，只会导致新道德发生前近代的变形，不仅不会成为解放人的动力，相反只会转化为有利于压制者的手段。(第148页)
然而，尽管竹内好已经处理得泾渭分明，国内一些学人却仍然致力于把它们弄混。我在他们关于“竹内鲁迅”的文章中，看不到对竹内好思考鲁迅的“文学自觉”的研究、批评。例如，刘堃在《“文学者”鲁迅——竹内好的两读法》中大谈的是“近代历史观及其文化选择”(20)，张宁则把《“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的大半篇幅则献给了“不能不引用近年来在大陆部分知识者中流行的来自东欧的一个思想资源”的哈维尔(21)。如此立论，实让人感到如今的文学研究者太没有文学的心了(我自己是否也如此呢)。当我们在文章中云里雾里地大谈思想文化，实际上是正义凛然地杀死了文学；当我们的文章通篇由“本源性”、“知识范式”、“结构性逻辑”这些含糊不清的词语构成既枯燥无味又莫名其妙的句子，实际上是徒劳地掩盖在文学上的无能。这种文学的无能发展到极点，就是我看到一个文学研究论坛的征文通知中明白地写着“论文注脚必须引用单篇论文三十篇，外语或外语中译文献五种”的要求——文学研究论文堂而皇之地以这样的标准来显示自己的规格、质量，其荒唐之程度不是无以复加了吗？
在另一些直面《鲁迅》中关于文学的讨论的文章里，我看到了另一种可怕的隔膜。旷新年在《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文学观的诠释出发》中说：“竹内好认为，鲁迅通过将文学独立于当时的政治和启蒙，从而获得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新生》事件使鲁迅‘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文学的自觉’。”竹内好如果在世，听得此言，定然忍不住大叫一声“冤哉枉也”，他的书中白纸黑字地写着“《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的很多铁片中的一片”，何以被篡改得如此彻底？如此这般的问题绝不止一处两处，例如“竹内好认为，鲁迅本源的矛盾使它借助于‘永远的革命者’来生成自己。鲁迅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而成为他自己。他以文学否定了政治，同时，他又以政治否定了文学。他既是启蒙者，又不是启蒙者；既是文学者，又不是文学者”(22)。旷先生此言如同绕口令般顺溜，然读来让人生疑：“既是启蒙者，又不是启蒙者；既是文学者，又不是文学者”云云，到底是什么意思？此外，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认为鲁迅的文学发生是“多原点”的，父亲的病、仙台经验、《新生》的失败、金心异催稿，以及现代中国的各种文学、思想的对立和论战都起了影响，以此来批评竹内好“从中提炼和树立一个自我的、文学者的、根于虚无的、有罪的、自觉的、反抗政治的、体现了现代性问题深度的绝对现代主义的鲁迅形象”，也存在没有认真理解竹内好观点的问题。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竹内好对于传记疑问、仙台经验、金心异来访事件是一视同仁的，他并不否认它们有影响，只是不认为单独的哪个有着直接致命的影响，竹内好明确地把它们称为“投入回心熔炉的小铁片”，但那个决定性的东西只能是一种“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感”。仅仅罗列出哪些因素对鲁迅的文学发生产生影响是很简单的，关键在于对这些因素到真实发生之间那个环节的捕捉和说明，这才是竹内好的首要目的。明白了这一点，高君或许就不必挥舞着自己的“多原点说”扑上去与竹内先生作战，并事先判定竹内为“曲解”了。
我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认为竹内好《鲁迅》完美无瑕、不容争辩(23)。也不是要在竹内好和其他鲁迅研究者之间分出高下。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学者太性急、太自大、太功利了，还没有充分理解别人就急于批评，轻于学习别人而沉迷于阐释自己，或者盲目地追求为自己所用。因此而产生的公然的误解，是极具破坏力的。所谓的“学术讨论”，也因此纠缠于一些可笑的问题。例如，或许是针对竹内好“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一语吧，高远东提出了反对意见：“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张宁表示了赞成意见：“在‘启蒙者鲁迅’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作为‘文学者’的鲁迅。”(24)其实这两者又如何分得开呢？鲁迅是一个文学家，只要我们承认他写的是文学作品，这难道成为问题吗？无法想象在看到鲁迅的作品之前，我们就能够感知到此人是个思想家。我们也无法说，只有概括了鲁迅的文学作品以后，我们才得出他是启蒙者的结论。这两者本来是同时呈现的。否则的话，鲁迅要成为思想家、启蒙者，完全可以不以成为鲁迅的方式，而可以张君劢，胡适之、罗隆基的方式。鲁迅之区别于这些人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他有着竹内好所说的“以死相抵”的文学者立场，他的文字，《阿Q正传》也好，《范爱农》也好，《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好，都是文学作品，有着极强的思想力量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同时呈现的时刻，很多人瞩目的是启蒙者鲁迅。国内学人尤其如此。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在解释启蒙者鲁迅上下足了功夫：民族魂，最硬的骨头，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文化的守夜人，反现代的现代性，立人，立心如此等等，层层叠叠。这同样体现了我们那没有文学之心的一面，我们功利的一面。我们太过于追求鲁迅要为我们所用，急于挖掘鲁迅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对鲁迅本人的关注，然而，“人间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之类的说法，只是为了把鲁迅从“神化”中解放出来，于鲁迅的文学没有本质上的联系。竹内好认为这些都是“从外部被解释的鲁迅”，这样的做法，根本上漠视了或者说罔闻了他的那句质问：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唯一的东西埋没了呢？他关注文学者鲁迅，更关心的是鲁迅自身形成的契机：在很多种可能之中，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文学，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鲁迅？在今天看来，这仍是竹内好《鲁迅》与国内大多数鲁迅研究著作最根本上的不同。在日本，竹内好之后的鲁迅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受尼采影响，产生一种“终末论”意义上的“个的自觉”。其关注点与竹内好是相同的，即是鲁迅之为鲁迅的形成原理，与中国学界热衷于解释鲁迅的作品、鲁迅的思想意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通过一些研究个案也可以看出来。譬如《狂人日记》，很多年来中国学术界都注重对“狂人”说出来的话进行意义分析，无限制地阐发他对四千年吃人历史的控诉，阐发这篇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价值，把它当成了战斗檄文，不自觉地遗忘了它是一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狂人”似乎没被看作过人，大家一致把他当作符号。他只有符号价值，而没有有血有肉的情感体验，他内心的苦闷、不被理解、在黑白颠倒中忧心如焚的激愤，也不能引起研究者的同感。倒是在伊藤虎丸那里，这篇小说得到过这样的认识：“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主人公即作者自己把自己的青春——‘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血腥的歌声’——客观化，为摆脱因青春的‘空虚’而产生的、作者自身命名为‘寂寞’的生的危机，为获得新的自我而无论怎样都必须要经历的自传性(？)作品，那么将这一观念性的首篇作品作为一个奇妙的扇轴，此后又‘陆续’写出的《孔乙己》以下、以《阿Q正传》为顶点的《呐喊》中的各篇作品，就可以看作是《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即作者，站在那个获得了自我之点(自由)，并从那里把以上业已通过‘狂人’的眼睛捕捉到的中国社会的黑暗构造，重新作为黑暗诸相形态，通过‘清醒的现实主义’不断加以再现(重构)的产物。”(25)跟竹内好一样，伊藤虎丸也比较注重追寻鲁迅个人的生命体验，去看待它在鲁迅的文学写作中如何如灼烧的熔岩冷却定型一般的经历。在《狂人日记》的研究个案中，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个不同的关注点依然清晰可辨。
国内紧扣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观点立论的学者也不是没有，代表性人物可推郜元宝教授。他提交给2005年上海大学“鲁迅与竹内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即题为《文学家的基本立场——竹内好的鲁迅论》。后来他又提出了对研究者偏离竹内好《鲁迅》主要观点的不解和批评。他认为竹内是在日本的“思想”与“政治”(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近代”)失败之后，扑向了鲁迅的文学，而国内的学者却是在竹内好所界定的鲁迅的文学失败之后，扑向没有鲁迅的竹内好的国际政治思想，这体现了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学术的语境的倒错与混乱。(26)他本人就是带着对这种“倒错与混乱”的警惕，紧紧把握竹内好所提示的“文学家”的基本立场，进入自己的鲁迅研究之中。郜元宝对“文学者鲁迅”的强调，突出表现在他对鲁迅身上发生的文学与学术的对立的论述。在他看来，鲁迅有一种看文学高过学术的态度。生当扰攘乱世，学术在很多时候都不幸成为“济私助焰之具”，成为左右逢源的游戏之物；但层层叠叠的学术，不仅未必能助成问题的解决，反而对尚未成熟的心智造成更深的遮盖。正因于此，鲁迅更迫切用力的，是直语事实法则、“为热带人语冰”的文学，是首先以文学立纯白之心。这样一个认识，贯彻在他所有的鲁迅研究论著当中，“文学者鲁迅”始终处于郜元宝的研究中心，而在这种执著的研究中，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性知识分子”(27)的身份立场。正如丸山升所指出的，竹内好《鲁迅》中对“文学性立场”的强调，实际上有特殊的针对性，即战时日本出现了“几乎所有的文学都被作为推进战争的手段，作为统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动员；在文学家之中，出现一部分人对此积极响应，高唱正是为国家为战争的文学才是取代欧美近代文学的更为高度的文学的‘文学论’”的状况，竹内在写这本书之时说“我看不出鲁迅文学的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是为人生、为民族，或者为了爱国的文学”，以此来进行他对上述的日本文学状况的殊死抵抗(28)。郜元宝的“文学性知识分子”立场，也带有对时代文化的抵抗之义。他近年出版的大量著作和文章，即显示了把这种“文学家立场”带到当代文化格局中的努力。他在90年代以来许多人离开文学的所谓“文学的失败”中，看到了竹内好所指出的鲁迅所感受到“文学的无力感”，也从鲁迅对这“无力的文学”之终身承担中看到了坚守文学的力量，也多次指出仅有学术的繁荣的时代文化的可疑与危险，不愿意承担文学的失败经验的知识分子之缺乏远见(29)。
当然，对“文学者鲁迅”的研究之坚持，并不意味着必然忽略“启蒙者鲁迅”的价值。“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已经绝好地说出了二者的关系，但只有把握了“文学者鲁迅”，才能“执一以贯道”。然而，在当下中国鲁研界，偏于“文学者鲁迅”一面的著作并不多见，以2010年为例，大概只有《论鲁迅〈野草〉的词语悖反、母题悖论及其艺术张力》(30)等几篇重要论文，以及《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31)等著作庶几近之。而如《鲁迅与孔子》(32)、《“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33)等著作，仍然偏重于“启蒙(思想)者鲁迅”一面。此外，2010年鲁迅研究的两个热点问题，如7月份由鲁迅研究会与湖南师大文学院主办的“鲁迅与‘左联’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集中讨论的仍然是鲁迅在“左联”时期的思想转折之类的命题。杨义为此撰写的《鲁迅与左联三章》一文，既讲了鲁迅对左翼文学思潮的批评性引领，又谈到了在当下国学热中回到鲁迅立场的意义，他认为鲁迅有深厚的国学修养，是从国学深处走出来的思想者，但又对其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和分析，故可以得出结论：“现代中国如果要建构起生气勃勃的国学，就应该珍惜这份遗产，不是抛弃鲁迅返回孔子，而是在现代大国的文化总结构中包容鲁迅与孔子”(34)；他也谈到了鲁迅在“左联”时期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但在他看来这种追问主要是为了反拨左联把文学当成宣传工具的幼稚病，而转向多方面(包括革命者文学、“同路人”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等)的文学翻译，以及萌发创作反映四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长篇小说等。在杨义的论文里，这时期鲁迅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主要地并非来自本身的情感体验，而是时代文化的刺激。本年度另一个关于鲁迅的焦点问题与此性质相近。那就是在9月份新学期开学之际传出的中小学课本“鲁迅作品大撤退”的消息，虽然后来经证实为假新闻，但仍然引发了一阵不小的争论，有人为此愤慨，也有人再次借机鼓吹“阅读鲁迅的时代过去了”。我认为这是近些年颇有根基的“崇鲁”与“贬鲁”之争的遗响，而其根本错误，则在于只是功利地看待鲁迅的思想价值(姑且不论他看得准或对否)，而没有把鲁迅放在“文学家的根本立场”来看。如果我们首先把鲁迅当作一个文学家，如莎士比亚、米兰·昆德拉一样，那么我们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我们不会说阅读莎士比亚的时代过去了，也不会说米兰·昆德拉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不如哈维尔、哈耶克这些人的贡献大，因而要贬低他。如果我们首先把鲁迅当作文学家，我们就知道他不管在任何时代，都会在我们心灵里唤起同样的深沉的回响。而给出社会制度建设的路径，本来不是一个以“立心”为使命的文学家的首要任务。
也许是我们与鲁迅同处于现代文化传统中，面对同样的问题与挑战，生活经验的血肉相连太过紧密，所以当代学人遇到思想文化上的问题总是想“回到鲁迅那里去”，我们难以割舍鲁迅留下的巨大思想文化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有义务在当下语境中阐扬好这份财富，王富仁甚至认为这也是鲁迅研究的出路。他曾说：“不论你对鲁迅的作品作了何种稀奇古怪的解释，你仍然无法使不关心鲁迅及其作品的人们关心你的研究。……鲁迅研究的出路要从鲁迅研究在整个中国当前的文化格局中去找。如果鲁迅研究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不论它自身有什么变化，都难以把鲁迅研究推出低谷；而只要它能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鲁迅就依然会像一个当代人一样受到与他的追求相近或相同的人的关心，鲁迅研究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不可忽视的一环。”(35)我承认他说得非常精辟。可是，如果细读竹内好的《鲁迅》，我总觉得，还有另一个出路，那就是对“文学者鲁迅”的坚持不懈的追问，鲁迅所获得的文学自觉以及终生的坚持，提供给当代文学的启示意义。这方面日本学者从竹内好到木山英雄、伊藤虎丸都已作出了极具示范性的工作，他们的研究非常精细，例如丸尾常喜研究《野草》，主要是以注解的方式，在每一篇原文后加上注释、校异、读解、读解注(36)，如同今人注解先秦古文一般认真，虽然其中观点还可商榷，但其文本细读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我期望国内也有更多这样的鲁迅的“文学同谋者”出现。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这个伟大的生命首先是以他的文学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也许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原点，真正去理解他的文学之“心”，别让先生再慨叹“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37)。
注释：
①[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9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②[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339页，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③[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④[日]竹内好：《鲁迅》，全书收在孙歌等人编译的《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一书中，本文所引《鲁迅》用语，全出自此书，下不再注。此处引文可见于该书第142页。
⑤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见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⑥⑦⑧⑨[日]竹内好：《鲁迅》，第129、146、144、46、39、45页。
⑩(11)(12)(13)(14)(15)[日]竹内好：《鲁迅》，第50、53、57、69、69、73页。
(16)(17)(18)[日]竹内好：《鲁迅》，第11、134、137页。
(19)[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7)。
(20)刘堃原文：“如果说《鲁迅》是竹内好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那么鲁迅从竹内好的‘醉态’中获得了什么？即竹内好在什么地方真正接近和沟通了鲁迅本身？我将尝试从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第一，近代历史观及其文化选择。第二，‘启蒙者’、‘思想家’、‘文学者’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见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192、194页。
(21)见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207页。
(22)(24)见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63、204页。
(23)郜元宝就曾提出，鲁迅的获得文学自觉的“回心”时刻也许应当在1907年留学日本时写的《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就有体现，而竹内好当时也许是没看到这组论文，也许是他故意忽略了(郜元宝：《鲁迅六讲》，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5)[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179页。
(26)郜元宝：《鲁迅六讲》，第166页。
(27)这是研究者评价郜元宝时提出的名称[金理：《“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批判力》，载《文艺争鸣》，2009(9)]；另外，这方面还有谈瀛洲：《语言本源的守卫者——郜元宝印象》，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3)，可参看。
(28)[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342页。
(29)郜元宝：《为热带人语冰》，第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30)杨剑龙、陈卫炉：《论鲁迅〈野草〉的词语悖反、母题悖论及其艺术张力》，载《学术月刊》，2010(4)。
(31)王元志：《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2)王得后：《鲁迅与孔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3)张福贵：《“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4)杨义：《鲁迅与左联三章》，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10)。
(35)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22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36)[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7)《鲁迅全集》，第6卷，第5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