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杰[1]2003年在《中国私营企业“家族化”经营区域差异及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孕育、萌生了私营企业。这是一种有别于公有制的新的经济形式，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以私人或家族的资产为投资主体，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组合生产要素。私营企业作为私营经济的载体，它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大，在不到20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的私营企业以顽强的生命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各个发展阶段，至今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同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还是显得太年轻，毕竟它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政策不断开放而成长起来的产物，缺乏适合自身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战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的今天，在大部分私营企业已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准备进行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如何把握企业自身发展规律，如何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经营战略，是当前摆在私营企业面前的一项关系到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本文就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共同战略进行了探讨。 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这种区域经济的差距可以通过各地区的私营企业分布状况表现出来，东部地区私营经济发展快速，规模大，中西部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面临这种私营企业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不同区域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应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同时应优势互补，促进东部和中西部私营企业的联手合作，就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资金缺乏，金融环境不如沿海地区，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私营企业的限制因素较多，但是，中西部地区有资源的优势，可以吸引东部大型私营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东部地区有资金、市场和人才的优势，中西部的私营企业可以利用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国际化的条件，实行中西部部工厂和东部总部的区域合作模式。区域合作模式不但可以在东西部之间进行，也可以在东部内部或西部内部实施区域合作的战略。通过区域合作，可以培育出更多具有竞争力的、融合东中西部比较优势的私营企业。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私营企业绝大部分的“家族化”经营模式，从理论和实例两方面对私营企业“家族化”经营的成因、特征及利弊作了分析研究，对我国家族化经营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文章还分析了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私营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并指出根据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了私营企业“家族化”经营的成因，中国私营企业家族化经营是由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第二章客观分析了私营企业“家族化”经营的利弊及对这种经营模式的评价;第叁章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家族化经营的区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也是导致东部地区私营经济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东部和中西部己上规模的私营企业应告别家族制传统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条件的实行股份制改造，争取上市。从资本市场筹取资金，谋求企业的快速发展;第四章运用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和实例，分析与研究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家族化”经营企业重视发展战略选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以及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第五章指出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私营企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应采取相应的发展战略。并走区域联合之路。
袁友军[2]2003年在《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机制的形成与演变》文中研究表明家族制经营是我国民营企业当前主要的经营形式。民营企业的这种家族制经营是传统文化、特定的社会环境与企业规模相结合的产物。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形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经过二十多年超常规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此时，认识和把握家族制经营，对于推动民营企业的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管理创新，以迎接激烈的市场竞争，实现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九十年代以来，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在规模扩大以后，出现的某种程度的经营危机，更进一步表明，研究和探讨民营企业的家族制经营，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首先阐明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与目的，并对国内外有关家族经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同时，还指出了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阐述了论文的框架及其主要观点。 本文在第二部分对家族制经营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家族制经营是一种经营形式，家族企业与家族制经营的关系，就如同国有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关系。家族制经营与现代化经营，最大的区别在于经营中的关系主义、管理中的家长式领导、对所有权和经营权控制的产权结构。 本文第叁部分分析了家族制经营的形成，指出文化传统是造成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的深层次因素，而企业自身的规模与技术状况则是决定我国民营企业家族经营的基础。此外，特定的外部环境也是造成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的重要原因。 本文第四部分分析了家族制经营的内在矛盾，指出，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家族制经营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因此，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本章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了西方国家家族制经营的演变及其一般规律。 本文最后提出了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的演变趋势及其途径。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的形式可以保留，但是经营的内涵和实质必须改变。必须突破传统狭隘的家族观念，树立企业大家庭的观念;必须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制度创新，实行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本文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了这一转变的方式必须是逐步的和渐进的。 文章通过对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的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实地访谈，认为，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是最佳选择，而盲目坚持传统的家族制经营，也不适合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于己经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的演变趋势是把传统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有机的结合，建立现代家族企业制度。而传统家族经营能否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民营企业能否把握好转变的条件、时机与途径。
刘难[3]2008年在《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家族企业的崛起。许多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持续和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事实证明,哪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快,那个地区的经济就越发达。目前,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大都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长,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叁代”,平均寿命短等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遇到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对处在不同阶段的家族企业,其匹配的组织形式如何?组织发展和变迁的路径怎样?中国家族企业是否还应继续存在等中国家族企业问题,是一个急待研究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现实中的家族企业是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个体,发展程度不同,选择的组织形式应该有所差异,根本不存在某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会适合于所有的家族企业。文章在考察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东部地区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及教训,研究对处在不同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所匹配的企业组织形式及其变迁的路径问题,探讨影响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家族企业组织从古典式向现代企业制度变迁及集群化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寻求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企业组织创新思路,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实践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剖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变迁的现状。(1)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类型、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纵向分析。明确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叁个阶段,存在着叁种主要类型,家族企业以两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居多,但是部分家族企业的公司化行为已开始起步,部分家族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网络联系形成家族企业集群也获得发展。(2)通过横向分析并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英、美、日)家族企业的横向比较,明确了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竞争力不足、规模不大,平均寿命短暂及组织创新机制受到约束等;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基本因素是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和社会信任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制度、技术和管理能力等。第二,系统地探讨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基本因素、条件和方式。(1)针对家族企业公司化变迁路径,分析了企业规模、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成本与效益等对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员以实现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产品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制度性产业进入壁垒对家族企业两权分离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分析侧重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家族企业上市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分析侧重于研究信任和企业家网络对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2)针对家族企业集群化变迁路径,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企业家网络)以及专业化分工对家族企业组织集群化变迁的影响。(3)提出了多步到位的微调式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方式,和组织刚性下的家族企业组织变迁方式。第叁,运用数理技术给出了家族度、家族控制权度、合作伙伴的弹性管理、家族企业变迁的临界点等数学模型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争强了相关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第四,通过对四川新希望集团、茂隆公司、正泰集团及长春汽车企业集群等个案分析,使本文的研究具体化和实证化。第五,通过对处在初创期、合作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的十二个家族企业的调查,针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不发达、社会信任水平较低、产权明晰度低、管理社会化步伐较慢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实际状况,提出了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外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环境、社会信任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家精神培育)、实施集群化成长模式为依托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范忠宝[4]2003年在《中国家族企业论》文中认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以当代中国大陆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经济与文化为二个基本分析维度，按“纵横结构”展开中国家族企业的研究。在“纵向”上，充分认识中国家族企业发生发展的阶段性，努力使中国家族企业研究获得正确的理论与现实定位；在“横向”上，把中国家族企业当做一个具有某种优势的交织着经济关系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复合模式对待，从而使其获得更为严肃的理论研究价值。 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共同点是同时具有“二重性”，即建立在家族文化和利他主义基础上的家族性和建立在契约文化和利已主义基础上的企业性。家族企业二重性与国有企业二重性具有本质的区别，家族性与企业性之间表现为“相融性”与“矛盾性”共存。家族企业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是准确把握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规律的理论基础。 家族化指数是用以衡量家族企业家族化水平的量化指标。论文定义了家族化指数的内涵，设计了家族化指数计算公式与评价指标体系。家族化指数提供了家族企业数量化分类方法：古典家族企业与现代家族企业。这种基于企业性质上差异的分类，导致不同类别家族企业组织特征与行为方式具有本质的区别，对此展开分类研究是十分必要与可能的。古典家族企业的家族性为其主要特征，而现代家族企业的企业性为其主要特征。 论文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提出了基于家族企业性质的家族企业概念，提出了“网络家庭企业”概念，提出了家族企业“渐进式”人力资本融合方式，提出了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博弈模型等。 论文对辽宁省家族企业进行了专项调查和实证分析。对各样本企业的家族化程度进行了分析、计算与排序，并开展了家族企业分类比较的量化分析。
刘平青[5]2002年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什么在转轨期间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也普遍存在、持久不衰?当经济学从亚当·斯密那里开始独立门户后，追随者便把道德、家庭等留给了其他社会科学，故而主流经济学中似乎没有家族企业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也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现代经济学不断吸收其它学科营养，拓宽新的研究领域，但至今对家族企业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论文尝试突破传统学科分工的藩篱，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结合的视野，对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 论文导言基于“经济人”是来自于家庭的“生物人”、信息不对称、制度多样性叁个基本假设，在评述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家庭或家族制度，并梳理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论文上篇(第一章至第四章)阐述了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基因”内生性决定且由企业环境选择的组织形态。第一章分析了家族企业内生性因素——“家族基因”。构成“家族基因”的四个碱基分别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家族基因”决定了家族企业具有适者生存性、形态差异性和生命周期性叁大“生命”特征。所谓家族企业，也就是指由“家族基因”决定资源要素配置，且企业控制权以及全部或部分所有权为某一家族所拥有的企业组织形态。第二章从分工与专业化及由此引发的信息问题角度，构建出一个以企业家式企业为逻辑起点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即分工—专业化—信息租金、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成本双链信息分析框架。据此，家族企业可理解为遵守“分工原则”，有效选择契约型、身份型两类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第叁章，家族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人格化，其成长是基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叁维机制的一个动态过程。第四章，转轨期企业融资环境诱导了家族企业超强的内源融资“偏好”，进而锁定着家族式企业治理结构。家族企业克服了“所有者缺位”造成的困惑，成为真正意义上“所有者到位”的企业。因此，对转轨期信息环境、企业家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分析表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是一种适应性制度安排。 论文中篇(第五章和第六章)揭示家庭或家族制度如何通过“家族基因”向公有经济领域渗透并推动公有企业变迁。传统计划经济中，行政命令取代了家庭、市场等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家族基因”缺乏发挥作用的经济空间，形式单一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层单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元后的市场化改革，为民有资本和家族成员向国有经济领域渗透提供了契机，使国有企业“准家族化”得以萌生。如果说企业“国有家营”只是“家族基因”决定的市场化企业的“雏形”，那么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缘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全面改制，则是“家族基因”历经了扭曲、变形之后，逐渐趋向正常表达的结果。 论文下篇(第七章至第十章)在逐一分析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FBsTC)、早期中国家族企业(FBsEC)、海外华商家族企业(FBsCO)和发达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 (FBsDC)各自的成长与特色之后，将前者与后叁者进行了实证比较，其基本结论是:四类家族企业的“家族基因”，分别表现为隐性、次隐性、杂交显性和显性。受不同企业环境的制约，FBsTC表现为诱致适应型，即在不完善市场环境的诱导下，从计划经济体制边缘自发成长以适应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企业组织;FBsEC表现为濒临破产型，即在家族政权、外国入侵和“苏联模式”时期，家族企业受尽摧残与低毁，发展举步维艰;FBsCO表现为自发适应型，即身处异国他乡的海外华商，将家庭或家族制度与市场制度有机融合，企业自发成长并适应所处经济文化法制环境;FBsDC表现为自发协同型，即家族企业在几百年的演变过程中与市场经济协同进化，成为发达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生态群体”的“母体”，而且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家庭或家族制度作为“又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家族基因”发挥资源要素配置的作用，并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转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将沿着继承优秀“家族基因”的现代公司制企业方向变迁。在尊重市场经济与家族企业协同进化之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保护和优化“企业生态环境”，是培育中国市场经济和促使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化的关键所在。
韦革[6]2009年在《中国转型期家族企业成长的制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如何以制度创新推进中国家族企业成长。在这个问题要求下，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能够发展的原因、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它同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的不同之处，进而分析如何从制度创新的角度予以解决。首先，分析家族企业的制度属性和生成、成长机理。家族企业的制度属性可划分为家族属性和企业性，制度属性的形成，除技术和市场因素之外，还应该看到宏微观制度、正式制度和非制度之间的互动情况。家族企业是为了满足家族利益和克服外部市场失灵而产生的，其生成机理可归纳为：家族资本满足了家族利益动机并以家族内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和把外部性内部化解决了创业起步问题。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的收益受资本、企业管理能力、信任广度缺口的限制出现递减。企业成长机理可归纳为：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和技术发展的趋势，摆脱陷于死亡和衰退的路径而形成吐旧纳新的内在运行机制。其基本标志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网络创新等。通过企业公司化和网络化两种制度创新途径，提升企业素质获得成长。其次，分析家族企业关系契约的意义和转型。关系契约是一种不完全的长期契约，它并不尽量考虑所有未来的具体情况，但契约方之间过去、现在和预期未来的个人关系影响着契约的长期安排。资产专用性是关系契约的技术基础，法制和社会资本是关系契约的精神基础。与经济体制相匹配，关系契约存在人格化和非人格化两种类型。在不良的宏观制度环境下，采取以血缘、亲情交往和经济交易捆绑的缔约方式来减少交易成本和获得资源是中国家族企业人格化关系契约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推进关系契约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型，才能推进家族企业制度转型，促进家族企业健康成长。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成长的路径、现状和问题和突破进行制度分析。关系契约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成果提供了比较安全的保护和支持，但是关系契约总体上并不利于中国家族企业向技术创新型企业转型。家族企业应改变传统企业成长的思维，通过产权安排激励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政府应为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对于中国家族企业成长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一资独大”或者“一股独大”造成的产权的单一性。为了弥补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的资本和智力缺口，以融资目标导向和融智目标导向的产权开放尤为重要。为了解决管理控制权开放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在控制权安排方面依据人员的信任度和岗位的重要程度，把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结合，以亲制疏是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管理制度变迁的现实性选择。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制度变迁现实目标是通过产权明晰化，解决家族企业产权纷争，在保全家族控制权同时，通过产权开放达到融资融智目的；企业控制权由家族内外分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结合。最后，对中国家族企业外部成长的路径、现状和问题和突破进行制度分析。网络化发展方式是中国家族企业外部成长主要形式。网络化成长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家族企业保存家族企业制度优势前提下获得成长所需的资源和核心能力，充分发挥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优势。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网络化生产体系依靠关系网络来减少外部交易成本；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引起的机会主义风险；解决外部市场不健全带来的诸多问题。中国家族企业网络演化的方向由中国微观个体社会资本的扩张能力和宏观社会资本的质量两个社会资本的维度决定。需要家族企业与社会一起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度，培育新文化，以实现网络化生产体系的实质性转变。国际化发展方式也是中国家族企业外部成长形式。目前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依赖于人格化交易网络，形成了“路径依赖”。根据网络的性质不同，企业网络分为机械网络和有机网络。家族企业应该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内国际政策变化，从机械网络转向有机网络，有效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化经营环境。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一是提出家族企业不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家族企业可以做强做大，但前提是家族企业要解决好资金、技术、人才缺口的制度创新(通过企业公司化和网络化)问题。二是明确提出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制度变迁现实目标是通过产权明晰化，解决家族企业产权纷争，在保全家族控制权同时，通过产权开放达到融资融智的目的；企业控制权由家族内外分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结合。随着转型的完成，家族企业的家族性逐渐淡化，企业性逐渐增强。特别指出了网络化更适合于中小企业突破家族制的局限，是一种值得考虑的产业组织模式。叁是从内部和外部、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制度障碍。提出了家族性的文化导向是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内部根本性障碍；法律、道德(主要是职业道德)、政策环境是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外部根本性障碍。关键是如何以关系契约转型推进家族企业制度转型。四是以“企业利润率”作为企业成长的终极标志，把企业规模、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网络化等企业成长的途径统领在提高企业利润率的终极目标下，发掘企业多种成长方法。把“适应性效率”作为判断企业成长的动态标准，家族企业的“家族性”与“企业性”的制度属性对应不同发展环境，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庞华[7]2005年在《论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着,整体上呈现出规模由小到大、作用由弱变强、发展由慢变快的趋势。而企业的内部治理状况在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得以确立的今天,也成为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为此,本论文将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作为分析与研究的对象。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古典家族制企业是一种比公司制企业落后的前现代企业组织,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也是一种落伍的管理方法。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由家庭所有并控制的家族制企业是一种日渐衰微的古典企业组织形态,在企业成长内在规定性的要求下,家族企业会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路径变迁,并最终过渡为由职业支薪经理所控制的现代股份公司制度(伯利、米恩斯,1932;钱德勒,1987)。钱德勒(1997)认为,家庭公司只是在一国经济工业化的初期十分流行,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随着企业组织的进化,家庭公司会逐渐地消亡。家族制企业被看作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制度,对它的理论研究也非常有限,在中国,经济学者对家族制度的研究的漠视是令人惊异的(李新春,1998),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几乎被人们忽略了,往往不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储小平,2000)。李新春(1998)指出,在缺乏对家族制度和家族企业深入了解的状况下,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企业组织的发展将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中国的家族企业并非舶来品,在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家族企业就曾经大量存在,并且经历过长期的发展成长与兴衰,上世纪 80 年代的夫妻店、乡镇企业以及 90 年代的小业主都有着家族企业雏形的影子。与理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国的家族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经济实力上,其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家族企业一旦有了足够的政策土壤,就迅速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创业的主流模式,而且家族企业的出现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现代意义。我国目前既有大量的古典模式的家族企业,也有以自然人身份直2接控股或间接控股上市的公司制企业形式。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治理模式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弊端逐渐显现,家族企业面临着走出家族制的迫切要求。众多经验性研究表明,企业的兴衰成败、业绩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家族式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它也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研究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决定、影响因素,找到制约内部治理的核心因素所在,以推动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水平的改善,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指导私营企业建立与完善高效率的治理结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长时段考察将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在此,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现代公司制度是一种比家族企业制度更有效率、更富于成长性的企业制度安排,那么为什么家族企业会自愿“锁定(lock-in)”在这样一个低效、落后的制度结构中呢? 带着这个疑问,作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本论文分做七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把论文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对家族企业的概念、内部治理的概念、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现状、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论文的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作出阐述之后,第二部分主要是前人对本论题的研究内容的文献综述,第叁部分采用归纳的方法,首次用两个维度:企业主控制权维度和企业形态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形式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中,界定了各种内部治理的分类,为后面论文的展开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作者对每一种内部治理形式进行了深入阐述,并且得到了我国家族企业的演化路径 。 家庭企业形式 家族企业形式 公众公司形式强控制权 个体工商户 原始家族企业 现代家族企业弱控制权 不存在 准公司制形式 现代股份公司作者将影响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因素,划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第四部分主要是阐述各内生变量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制约作3用,分别从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规模、组织结构、技术、家族成员的参与等维度深入剖析各变量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第五部分从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外生变量:融资环境、文化与信任和法律政策等维度来进行深入分析。第六部分在廓清了研究思路的基础上,作者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比美国、日本、韩国、东亚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历史及其内部治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演化路径 。第七部分为本文的对策建议。针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为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转化与完善提出对策建议。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中性的组织形式,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从经济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文化学领域等角度入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多是对其粗线条的表面现象的描述,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的并不多;从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多,而从多视角、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还很不够;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演进的影响因素描述
陈育琴[8]2004年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应用价值。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实质是中国家族企业有机融合各种社会资本、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过程。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产权制度、管理体制、用人机制以及制度供给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引发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以及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模式，并提出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对策和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制度分析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法来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问题。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一、本文研究了中国家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来自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制度需求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家族企业产权残缺、家族式管理体制、特殊主义的用人规则等；而制度供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以及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供给过剩等。这些制度问题制约了中国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二、本文分析了引发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原因，认为追逐外部利润是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利润内部化、规模经济和资本本性是引致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内部动因；管理分工、管理复杂化和企业规模扩大是引发了中国家族企业管理体制变革的内部原因；人力资本相对价格的上升、外部制度环境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是引发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因。这些内外因素的变化带来了大量使家族企业处于不均衡的外部利润。所以，新的制度安排成为必然。叁、本文分析了引发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条件，认为制度变迁的预期净收益大于成本是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叁个方面：（1）当家族企业规模发展到在企业内部无法整合各种稀缺资源时，企业制度就要转变了；（2）当法律秩序越来越完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体系越来越发达、科学技术越来越成熟时，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就应转变了；（3）当家族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需要及早进行制度变迁。另外，从企业生命周期看，家族企业转变为现代企业制度还受企业规模、发展后劲以及无形资产等多种要素所影响。<WP=3>四、本文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应建立各种利益主体协同作用的混合模式。根据影响制度变迁的力量的不同可以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分为家族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引导性制度变迁和企业主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等类型。本文在分析了各利益主体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后提出，中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应建立各种力量协同作用的混合模式。五、本文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目标，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不仅具有产权多元化、管理职业化的特征，还应该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现代企业制度优点。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完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准确定位政府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虽然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能还不是十分娴熟，但不啻为一种全新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
吕洪霞[9]2005年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家族企业是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代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内部结构与关系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已经表现出强大活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在形式上就是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不仅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也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暂,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叁代”的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 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具有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家庭和血缘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现代中国的第一主题。因此对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探寻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工具,采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和效率等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合理取向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可行方案。第一章,导论,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在综合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家族企业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以家庭(或家族)契约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庭(或家族)成员掌握企业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为基本手段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
木志荣[10]2003年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研究意义 私营经济的重新萌生和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分析研究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思路和对策，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研究工作。本文紧紧围绕“发展”二字，主要研究叁个问题：第一，弄清私营经济复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描绘它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特征。第二，从生产力决定论、混合所有制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论叁个方面论证私营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第叁，从私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融资问题和治理机制创新叁个方面重点分析当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对策。 二、结构 全文共有九章。第一章是导论，本章首先阐述论文研究的动机和意义，界定“私营经济”概念的内涵，然后介绍学术界对私营经济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重点分析并界定了“私营经济”概念的内涵。文章对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企业界普遍用“民营经济”取代“私营经济”概念的现象表示异议，指出民营经济是一个表述经营主体的概念，用“民营经济”一词取代“私营经济”，只不过说明在某些人的思想深处对私营经济仍有疑惧、歧视和偏见。 第二章分析私营经济在改革之初重新萌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随后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从生产逻辑上分析了私营经济再生的叁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人手中必须有一定数额的原始资本积累，指出我国私营企业的原始积累主要靠勤劳起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不同；二是社会必须有开放的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为私营经济的产生提供广阔的市场条件；叁是政策要对生产本身赋予合法性。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大体上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978年——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这是我国私营经济萌生和初步发展时期；1989年——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这是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徘徊阶段；1992年——2002年为第叁个阶段，私营经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为第四阶段，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提升阶段。 第叁章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说明私营经济自1989年以来的发展状况。从四个方面阐述：首先，从户数、注册资金、从业人员、产值、消费品零售额和企业规模等各项指标的增长情况说明私营企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一种经济成2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分;其次，分析了私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吸纳劳动力、出口创汇等方面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的重要作用;再次，分析了私营经济的叁大产业和具体行业分布情况、特点和成因，指出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主要集中在一般加工制造业、商业和餐饮服务业，在一些产业领域尚属空白或进入较少;最后，分析了私营经济的城乡分布、区域分布和省市分布情况、特点和成因，指出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省份。 第四章总结概括了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有:1、我国私营经济在经济制度中具有逆向成长的特征;2、我国私营经济的成长经历了从制度外拾遗补缺的补充地位向制度内重要组成部分转化的过程;3、我国私营资本增殖虽然迅猛，但其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初始阶段;4、我国有不少私营经济具有“戴帽”发展的隐蔽性特征;5、我国对私有产权存在和发展的理论解释还不充分。 第五章评价和分析了我国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叁种动因理论。“生产力决定论”认为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是决定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论根据。本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不能把生产力决定论庸俗化为生产力多层次对应论;“混合所有制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没有建立在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上，而是表现为公有与私有并存、计划与市场兼用的混合经济特征。本文在肯定这种特征的同时指出，中西方混合经济的生成机理和基本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并分析了中西方混合经济中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不同功能定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本文肯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微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市场主体竞争，并且分析了私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和成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相互竞争对立关系，又有相互依存协作关系。 第六章分析了我国私营经济发展趋势。首先，分析了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私营经济的未来走向问题，指出私营经济从补充角色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私营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定位仍然只是补充地位。至于私营经济的未来走向，将来极可能晋升为主体地位，但目前无法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其次，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后私营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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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D]. 木志荣. 厦门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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